孫佳山：“飯圈”為何難治？背後是新的人口結構、新的明星制度以及新的利益結構
【文/孫佳山】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隨着以“飯圈”為表徵的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指數式增長，從相關選秀節目的“非法集資”醜聞、到“娘炮”和過度“泛娛樂化”現象，以及近來的“倒奶”事件等，“飯圈”至少從2018年開始，就接連不斷地出現全民性的輿情事件。
當下，“飯圈”所指涉和涵蓋的問題及其複雜影響，並不只是限定在文娛領域，其正在向文化、經濟和政治等多重領域持續不斷地擴散。特別是考慮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清晰趨勢，這已不是一個關於潛在可能性的抽象討論，也不是通過簡單的外在“圍堵”“取締”“封禁”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的問題。
眼下在對於以“飯圈”為表徵的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這一輪討論中，始終未觸及到基於人口結構視野的充分討論，即並沒有從人口結構的角度深入到作為新的明星制度的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肌理和結構中去探討其生成機制和演化路徑。
一旦瞭解到我國社會的基本人口結構以及未來發展趨勢，就會充分意識到相關問題已經迫在眉睫，解決相關問題的“窗口期”也十分有限。而且，如若錯失解決相關問題的“窗口期”，由“飯圈”所激起的時代漣漪還將產生更為複雜的長週期歷史影響。
以“飯圈”為表徵的粉絲文化、粉絲經濟，也並不是我國一國孤立的文化現象，在北美、西歐，在日本、韓國等諸多地區和國家，同樣有着不同範圍甚至更為激烈的呈現和更為複雜的淵源。在未來世界，隨着作為自然規律的代際的不斷更迭，“飯圈”的效應和影響還將進一步放大，不僅僅會更為深層地潛在影響我國主流社會的樣貌和氣息，對於區域和國際間的文化、經濟乃至政治領域的互動和交流都將產生更為深遠的輻射和影響。
打榜倒奶事件，令人痛心。
第四次“嬰兒潮”的整體“缺席”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共出現了三次結構清晰的“嬰兒潮”(即特定區域某一時期內人口出生率大幅提升)：
第一次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儘管此階段出生人口的絕對增長數量並不高，但卻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社會心理；
第二次則是從20世紀60年代初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初，迎來了5000年來中國社會出生人口最多的時代，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主力“嬰兒潮”；
而今天已經登上社會舞台並開始發揮主力作用的“80後”、“90初”一代作為第三次“嬰兒潮”，是完全在新中國的框架下產生的，是人口結構意義上的主力“嬰兒潮”的回聲，也可以説是次生“嬰兒潮”。
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和平、穩定和發展的社會環境，以及20世紀80年代和改革開放歷史進程同步開展的計劃生育政策等多重因素的結構性累積，使得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本應出現的第四次“嬰兒潮”並沒有隨着代際的自然更迭如期而至。2018年，我國的新生兒出生數量更是明確地進入到下行通道。在可預見的未來，現有的人口結構都很難在中長期內發生顯著的結構性翻轉。
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從人口結構的視野，重新審視以“飯圈”為表徵的粉絲文化、粉絲經濟，就會發現我們在對其生成機制和演化路徑的相關討論中，遠遠沒有充分有效地深入到中國經驗的當代現場。因為，當前以“95後”“00後”“05後”為主體的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有着前所未見的代際特徵。
通俗地講，他們是獨生子女的獨生子女。他們的父母一代，正是在計劃生育的歷史背景下，作為20世紀60年代主力“嬰兒潮”的次生“嬰兒潮”而存在的。當初代獨生子女開始進入婚育年齡，也就是完成了從獨生子女到獨生子女這一代際傳遞之後，“原子”式的家庭結構開始在我國社會大規模蔓延。
這才是以“飯圈”為表徵的粉絲文化、粉絲經濟能夠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完成指數式增長的基本框架。在家庭關係內部，“95後”“00後”“05後”不再面對傳統的“七大姑八大姨”式的中國式家族，他們在脱離嬰兒期之後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階段初期，都不再有過往代際所習慣的中國式家族的表兄弟、表姐妹的經常性往來和陪伴式成長。不僅如此，在家庭關係外部，“95後”“00後”“05後”這一代同樣面臨着過往代際從未面對過的社會環境，即第四次“嬰兒潮”的整體“缺席”，使這代人在鄰里、學校環境內，同樣缺乏日常性的同齡人陪伴式成長。
因此，從“95後”開始，作為整體性代際特徵的羣體性“孤獨”氣質，開始愈發強烈。陪伴式成長匱乏症候，或者更準確地説是親密關係匱乏症候，隨着“00後”“05後”等代際的自然更迭被進一步強化。更為殘酷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趨勢尚未見完全逆轉的可能。
問題在這裏就顯而易見。無論外部環境發生怎樣的變化，陪伴式成長作為人的成長和進化的一大基本屬性，是人在脱離嬰兒期之後在童年、少年和青年階段初期的基本需求。當這個基本需求不能通過家庭、鄰里、學校和社會滿足之後，並不會也不可能自然消失，而是一定會向外部尋求新的出口和路徑。這個時候，在“飯圈文化”這一輪討論中被反覆觸及的移動互聯網要素，才會被作為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得以極致釋放。
從早期的各類BBS、百度貼吧、豆瓣到微博、微信公眾號、知乎、B站等，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能夠在網絡虛擬社區不斷聚集、“抱團取暖”，正是基於陪伴式成長的基本需求。一大批基於移動互聯網所誕生的平台性移動應用，之所以都能在這個階段湧現並迅速完成爆炸式增長，並不只是因為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作為信息基礎設施的4G網絡完成了全國範圍的普及，更是由於作為整體性的第四次“嬰兒潮”並沒有如期而至的必然結果。代際潛在的羣體性“孤獨”的生理/心理需求，在短短几年內噴發出了這樣的文化勢能，的確在大大超過主流社會傳統認知框架的同時，令當代社會一再錯愕。
《小歡喜》劇照
新的人口結構下所形成的文化勢能，也直接催生了明星制度的世紀迭代。當代粉絲文化、粉絲經濟作為新的明星制度，開始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鋪天蓋地的方式席捲到社會各個領域。當代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最大特點在於改變了傳統明星制度當中明星與受眾之間的垂直式結構。
在傳統的垂直式結構當中，一方面，明星隸屬於社會精英的範疇，對於明星的演技、外貌和道德等諸多方面都有着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受眾只能通過電影院、電視和音像製品等路徑接觸到明星的文化產品，和明星本人並沒有日常性的接觸機會。而在當代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框架下，明星與受眾之間曾經的垂直式結構演變成平行式結構。基於陪伴式成長等親密關係匱乏的直接情感訴求，流量明星與粉絲之間的基本關係呈現為通過微博等網絡虛擬社區實現日常性的高頻次互動，並且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可以直接參與到作為文化產品的流量明星形象的商業運營中。
所以，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大量流量明星都具有一定的“中性化”特徵。在青少年階段，青春期的“突如其來”，無論男女對於性特徵極為成熟、明顯的同性都會保持一定距離，甚至排斥和抗拒，在身心未充分發育成熟之前，他們都並未有足夠的心智狀態去處理青春期“風暴”的強勁衝擊。
早在李宇春、陳楚生等的“超女”“快男”時代，這一特徵就已初露端倪，在隨後十幾年時間裏的選秀類綜藝都一再重複這一現象，已經充分説明這並不是偶然，而是有着作為新的明星制度的結構性成因。因此，與傳統的明星制度相比，已經完成了至少一輪內部迭代的流量明星，在演技等業務能力上就算有再明顯的不足和瑕疵，也依然可以擁有大量堅定的“飯圈”擁躉，這是由於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在要求流量明星滿足其陪伴式成長的親密關係情感訴求的同時，直接參與到了作為文化產品的流量明星形象的商業運營中，他們完全可以接受其演技等業務能力上的缺點。
最為關鍵的是，電影、電視劇、流行歌曲等已經不再是流量明星傳遞給粉絲的唯一文化產品，或者説已經不再是其主要的文化產品。與傳統明星範疇中的“角色”相對應的，是流量明星在網絡虛擬社區與粉絲實現日常性的高頻次互動的“人設”。“人設”不僅是一個理論概念，更是當代流量明星最主要的文化產品，與其經濟利益有着最為直接的綁定。
表面上看，流量明星獲得了遠遠超過傳統明星的各類收益；但就深層而言，這也直接造成了**還處於成長階段的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鑑於身心發育尚未完成，還不能妥善地處理“人設”的商業運營所必須面對的複雜的社會關係。這就造成了“飯圈”價值觀扭曲的種種亂象，也縱容了一些流量明星一再觸碰社會的基本道德底線，並不惜以身試法。**在一些極端狀況下，相關流量明星無論持有怎樣的主觀意志都已於事無補，而是被極端情緒支配的“飯圈”狂歡深度裹挾和綁架。
當代粉絲文化、粉絲經濟作為新的明星制度，在新的人口結構下，這種特徵突出的內在結構形態，尤為值得我們深思。
吳亦凡被刑拘之後，其所謂“真愛粉”、“腦殘粉”們極端言論頻出，在違法邊緣瘋狂試探。截圖轉自《瞭望東方週刊》。
亟待規範治理的基本利益結構
當代粉絲文化、粉絲經濟作為新的明星制度，與傳統的明星制度在外在結構形態上的最大差別在於，新增了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台和網絡虛擬社區，以及海量的主流社會並不充分了解的各類粉絲組織和團體這兩大基本環節和鏈條。
在當下“飯圈”亂象中，備受關注也備受爭議的一大痛點，就是流量明星以及各類演出、網絡表演經紀機構，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台和網絡虛擬社區，各類粉絲組織和團體等全產業鏈條上的各個利益相關方，合謀了針對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的一輪又一輪持續定向的“收割”。在傳統的明星制度下，對明星的相關演藝活動有着相對明確的要求和約束。例如，近年來飽受詬病的明星“天價片酬”問題，儘管是被各利益相關方裹挾、綁架的產物，但只要一經發現並得到充分重視，就會受到既有法律法規的嚴厲追懲。
然而，傳統的分業管理模式，對於“飯圈”尚不具備能夠起到有效監管、監督和規範作用的法律法規架構。各類演出、網絡表演經紀機構和網絡播放、表演平台長期以來都沒有得到有效的監管和監督。正是出於這樣的結構性成因，其中一些不良經紀機構、平台就由此興風作浪，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在流量明星的培養和管理等最關鍵的問題上明目張膽地不作為、不履責，在源頭和起點上就出現根本的原則性、方向性問題。
而且，這些不良機構、平台作為市場經營主體，一方面逃避其應盡的管理、審核責任，另一方面卻從中大肆牟利，顯然這至少需要在法律法規和職能監管監督層面都予以明確約束和懲處。
對於流量明星以及各類演出、網絡表演經紀機構，我們相信在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有效治理下，網絡文化市場秩序和生態都將得到進一步規範。但是，對於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台，以及各類青少年粉絲羣體聚集的網絡虛擬社區，相關深層利益結構的諸多關鍵環節仍亟待深入梳理。作為“飯圈”一大“罪狀”的海量粉絲參與的“刷量”“控評”，正是這一盤根錯節的利益糾纏的最外在呈現。
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台和網絡虛擬社區，它們的一大“免死金牌”就在於其在引發“飯圈”亂象的相關爭議之後，可以援引法律上的“避風港”原則，宣稱自身作為網絡服務提供商，只提供網絡服務，不承擔任何經營、監管等市場主體責任，將各類相關風險完全推給參與“應援”的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然後繼續有恃無恐地從中大肆牟利。
如若局面實在無法收拾，引發相關輿情，則通過刪除相關內容、封禁一些關聯賬號作為姿態而敷衍了事。儘管相關粉絲羣體的價值觀存在着顯而易見的問題，但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台和網絡虛擬社區實際上恰恰將其作為轉移公眾注意力的“擋箭牌”。在遵循傳統分業管理原則的政府機構在監管、監督和執法上難以有的放矢的情況下，在移動互聯網在我國興起的全過程中，平台通過“收割”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的親密關係匱乏症候，不斷完成自身經濟效益和金融估值的資本“奇蹟”。
**今天的“飯圈”亂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長期以來資本在這一領域大搖大擺地無序擴張所造成的必然惡果。**與之相伴產生的另一大痛點，就是在新的明星制度的內在結構形態上，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日常性地參與流量明星“人設”形象的商業運營，並不是單槍匹馬的個人行為，而是通過作為中介的各類粉絲組織和團體完成的。
這些粉絲組織和團體的形態、結構頗為多樣，實際構成也十分複雜。相當一部分粉絲組織和團體是以商業化的方式完成日常性運轉，這也是當代粉絲文化、粉絲經濟能釋放出令主流社會錯愕不已的文化勢能的另一大結構性成因。也就是説，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不僅與流量明星構成了情感共同體，與各類演出、網絡表演經紀機構也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日常性的利益交換和反饋是當代粉絲文化和粉絲經濟的一個重要側面。
刨除價值、道德選擇，海量的粉絲組織和團體作為新的職業分工，首先是新的市場經營主體，這些海量的新的市場經營主體，卻因其亞文化特徵而長期不被主流社會充分了解，更沒有獲得工商、税務、司法等部門的相關許可，更遑論有效的監督和監管。這正是近年來“飯圈”非法集資和粉絲參與“刷量”“控評”等亂象不斷滋生的基本利益結構上的重要源頭。
在上述“飯圈”亂象背後，還有一個更為尖鋭的社會問題。無論是今天看來已經相對傳統的百度搜索、百度貼吧，還是始終長青的豆瓣、新浪微博、微信公眾號等這些新興的網絡虛擬社區，基本都可以通過商業買賣直接購買以微博“熱搜”為代表的頂端流量——這就意味着相關輿情的策源、節奏和走向，都可以被商業買賣行為直接左右。
各類粉絲組織和團體或由於價值觀混亂，或由於利益關係，主動或被動地捲入到輿情旋渦。這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平台已成為我國輿論鬥爭的主戰場的當代語境下，無疑為我國的互聯網治理、文化治理乃至國家治理都敲響了警鐘。
**以“飯圈”為表徵的深層利益結構，不僅造成了資本肆意妄為地無序擴張，近年來一些勢力在我國的一些重大輿情中能夠煽風點火、興風作浪，也正是利用了這一系列結構性成因。**可見，對“飯圈”亂象的治理不僅關乎下一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也直接關乎我國的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
結語：長週期的主流化問題及其歷史影響
“飯圈”的長週期主流化問題，絕不是杞人憂天和空中樓閣，如果我們從人口結構現狀出發，會更為清晰地看到其背後迫在眉睫的嚴峻性和緊迫性。從21世紀第三個十年開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嬰兒潮”一代將抵達平均壽命的盡頭。從21世紀第四個十年開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二次“嬰兒潮”一代，也就是中華民族5000年以來人口出生率最高階段的主力“嬰兒潮”一代，也將到達平均壽命的盡頭。
屆時，作為當下社會結構主要力量的“70後”“80後”都將先後到退休年齡，“90後”“00”後則成為社會中堅。第四次“嬰兒潮”整體性“缺席”的歷史後果將會被無限放大。試問，現有的何種知識認知框架能夠對此作出系統性、結構性回答？
當前，以治理“飯圈”亂象為代表的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尤其應從個人到企業等所有相關利益環節着力入手，在全社會的方方面面下大力氣，加大力度規範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符合我國國情的信用制度，對涉及新的明星制度的相關信用行為、信用關係進行長效、可持續的信用制度安排。對於流量明星以及各類演出、網絡表演經紀機構，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台和網絡虛擬社區，各類粉絲組織和團體等全產業鏈條上的各個利益相關方，特別是網絡平台和網絡虛擬社區、粉絲組織和團體這兩大當代明星制度中新增的、獨有的基本環節和鏈條，進行主動、有效、積極的信用監督監管。
一旦出現違法違規和有違社會公序良俗等惡劣行為，在通過工商、税務、司法等有關部門對其進行依法處置的同時，利用信用槓桿直接限制其相應的投融資等金融資質，這樣，則可以相對長效、可持續地將其背後的資本力量納入到有序增值的良性發展軌道，並通過有戰鬥力、有説服力和有影響力的文藝評論，有力地引導輿論、市場和大眾。
而面對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我們必須以更為包容的文化態度、更為縱深的歷史視野，為其提供從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全部階段的身心發育、個體成長所需的良好社會環境和社會階層上升渠道，正確引導廣大青少年粉絲羣體迸發出更大的文化創造力和更多的價值正能量。
國家税務總局：依法嚴肅查處鄭爽偷逃税案件，共計處罰2.99億元。
我們也必須全面提升我國文化治理能力、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水平，有效地解決資本無序擴張所帶來的種種惡果，對於各類網絡播放、表演平台和網絡虛擬社區及其背後盤根錯節的利益格局，找到周全的應對之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深化的發展過程中捋順整個產業鏈條的利益關係，引導資本合理增值，推動我國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此外，我們必須充分重視和高度警惕“飯圈”亂象背後的意識形態挑戰，一些勢力已經一再通過粉絲文化、粉絲經濟這種看似“人畜無害”的流行文化，完成一輪輪的意識形態滲透，並已經在一系列的輿情事件中產生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以“飯圈”為表徵的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種種亂象，絕不僅僅是文娛領域的偶發、孤立和局部現象，在人口出生率低迷、經濟增長放緩、全球保守主義思潮此起彼伏、世界貿易競爭和局部衝突不斷加劇等大時代背景下，還將有着更為長遠的社會、歷史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