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揭開“謊言帝國”內部的“備戰流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上一篇説了，“謊言帝國”在國際事務上系統地、成批地造謠生事，其內部機制是一個由媒體聯盟“迴音壁”、通訊社和公關公司“傳送帶”以及西方公眾“蹦蹦牀”組成的三位一體系統。無數的事例證明，通過這個系統，任何一個謊言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製造出來。
特別是每當西方集團準備對其戰略對手進行打擊時，“謊言帝國”的三位一體系統就會自動生成一個“備戰流程”，像一門真正的火炮一樣瞄準目標併成批地發射出由謊言組成的“炮彈”。這些“謊言炮彈”的主要功能是給對手國家身上塗抹上各種罪名，讓後續的各種制裁包括軍事打擊看起來合理、合法，並獲得“正義性”和“光榮感”。
有這樣一個歷史故事：
“俄國威脅”論在19世紀初開始大流行，其背景一是俄國在18世紀猛烈擴張了領土，二是俄國在打敗拿破崙的戰爭中展露出了強大的軍事力量。一時間，在受到了強烈震動的歐洲，相關主題的小冊子、旅行筆記和政治論著大量出現，其中最迷惑人的一份文件是所謂的《彼得大帝遺囑》（Testament of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資料圖/維基百科）
根據這份被法國人1812年公開出版的《遺囑》，彼得大帝的目標是同時在波羅的海和黑海兩個方向擴張，將土耳其人從歐洲大陸趕走，“征服東地中海”並控制通往東方的商路，在歐洲製造內亂，直至成為歐洲大陸的主人。
事後證明，這份文件是一些波蘭人、匈牙利人和烏克蘭人在18世紀時偽造的，但是一個關於俄國的固定成見還是如所預期地形成了：俄羅斯本性野蠻強悍，喜歡侵略擴張，同時又很狡猾，善於欺騙，與其他“無形的勢力”聯手共同對付西方國家，滲透文明社會。
《彼得大帝遺囑》自面世之後多次重印，作為俄羅斯擴張主義外交政策的決定性證據被廣為引用。每次有俄羅斯參與的歐洲戰爭爆發前——1854、1878、1914、1941年等，這份《遺囑》都會被提到，直到冷戰時期，《遺囑》還被用來説明蘇聯的侵略野心。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國的媒體以及英國下議院也援引它來解釋莫斯科的擴張行為。（Orlando Figes，2010）
一份早已被證明是偽造的文件，卻一直髮揮着特殊的作用，其效力持續長達200年不減。這説明它在某種政治活動中，特別是在與戰爭有關的輿論準備活動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今年3月，《遺囑》又一次被提起，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反駁英國外交部長利茲·特拉斯關於俄羅斯可能攻擊波羅的海國家和摩爾多瓦的聲明時説：這是英國文化、政治和外交的典範，遵循了與編造彼得大帝假遺囑時“相同的路線”。
俄羅斯與英美互為老對手，對於各自的戰略戰術都瞭如指掌。“相同的路線”指的是什麼，雙方心知肚明。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資料圖/俄羅斯衞星通訊社）
關於“敵人”的古老規則
在謊言與戰爭的關係上似乎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則：戰爭需要有敵人，敵人需要被製造，製造需要好材料；由於戰爭必須要取勝，敵人必須被打倒，所以材料的標準是必須要好用，容易讓人相信，而真偽並不重要。
1901年南非布爾戰爭期間的一位軍官説道：“我相信，無論謊言在和平時期多麼可惡和低級，在戰爭時期都不那麼可恥。在和平時期如何罪孽深重，在戰爭時期也容易被寬恕。”（Frans-Johan Pretorius，2012）意思是，戰爭的勝利是壓倒一切的目標，這個目標的正當性足夠賦予任何手段以合法性。
這個規則的流行並非是現代人的發明，其古老程度超出人們的想象，因為該規則的產生歸根結底源於人類的天性。
心理學家們發現，發明創造敵人是人類的一個永恆的心理活動。首先，人通過反思區別了自我和他者，做出這個區別的同時，在道德觀念的作用下會不自覺地將自我定義為好的，而將他者定義為不好的。而隨着自我與他者互動的增加，人又會不斷地將那些在自我當中發現的很多不好都“投射”到他者身上去，以便在精神上保護自己，結果是：看自己越看越好，看他者越看越壞。
個人是如此，羣體也是如此，相互存在於不同種族、民族、國家、社會之間的他者認識都是這同一個心理基礎。最著名例子之一，是19世紀的“東方”概念，就像愛德華·薩義德所發現的，歷史上的“東方”是由歐洲殖民主義者發明創造出來的，作為西方一切事物的反面形象，集中了西方人不願或不敢歸入他們萬分珍視的自我形象的所有特徵。（Edward Said，1978）
作為羣體的“他們”的形象被創造出來之後，“投射”活動會進一步加劇，越來越多“我們”不願或不敢歸入自我形象的反面形象被“投射”到“他們”身上，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在恐懼心理的作用下，某一部分特定的“他們”就被成功製造成了對“我們”產生了威脅的“敵人”。簡言之，敵人的形象其實就是自己的反面形象。（Marja Vuorinen，2012）
這是現代心理學中的新知識，以此來重新檢驗一下19世紀早期的“俄國威脅”論，即可以明白，關於俄國這個國家本性野蠻強悍、喜歡侵略擴張、狡猾且善於欺騙、意圖征服全世界這一總體形象，實際上就是英法等國自身形象中完全一樣甚至更為惡劣的部分在俄國這個“他們”身上的投射，就是英法等國在恐懼情緒作用下在自己心中發生的一個發明創造“敵人”的心理過程。
當然，不僅俄國的敵人形象是這樣被創造出來的，既然英國、法國和後來的美國在歷史上與他們所定義的“他們”幾乎全都打過仗，那麼也必定都同時伴隨了創造敵人形象的心理過程。而這些不同的敵人形象也無一例外就是他們自己不同反面形象的反映。
應用規則的“備戰流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感知到了帝國勢力和歐洲的力量均衡所面臨的危險，早早就決定了要對德國宣戰。
這原本是一場基於帝國利益、商業貿易和糧食供應等現實因素計算的先發制人戰爭，但德國對比利時的進攻，卻讓英國抓住了一個絕佳的藉口，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説，“一場關於市場的戰爭突然變成了一場關於道德的戰爭”。
製造敵人的宣傳機器開動起來了，媒體文章寫道：“為了（比利時）這個小小的民族，為了它的自由而不顧一切地戰鬥，英國將從陸地和海洋出發……她將維護她神聖話語的榮譽，沒有比這更高尚的事業，任何人都可以為之犧牲。”
政客們説道：這是一場“善與惡之精神爭奪人的靈魂”的搏鬥，“我相信沒有哪個國家在進入一場大的戰爭時……帶着更清晰的良知和更堅定的信念，……不是為了侵略，甚至不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私利，而是……為了維護對世界文明至關重要的原則。”
倫敦街頭的海報則傳遞着這樣的信息：英國代表着文明的、民主的雅典，而德國則代表着專制的、軍事化的斯巴達。（David Welch，2012）
英媒1914年報道：“英國對德國宣戰”
這些話語是不是令人們聯想到了什麼？是的，這就是拉夫羅夫所指出的英國人一直以來的“相同的路線”。
人們只需要簡單地回溯一下此前的英國殖民主義罪惡歷史，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它犯下的累累罪行，看到那些與它所吹噓的什麼自由、民主，什麼神聖的榮譽、文明的原則等恰成對立的專制、好戰、貪婪、野蠻等反面形象。而為了製造敵人並發動戰爭，它卻輕而易舉地把所有這些反面形象統統“投射”到了敵人身上。
當邪惡的形象被牢牢固定在了敵人身上之後，有口難辯的敵人就瞬間成了“非人”（non-people），而消滅掉這個“非人”就會顯得合理、合法，並且是正義的和光榮的。一場先發制人的侵略戰爭就此搖身一變成了維護和平的“正義”戰爭，各種極端手段也都自動獲得了合法性。一場“獵巫”行動隨之展開，十足的罪犯成了“英雄”。而由於英語媒體對國際輿論的壟斷，被製造出來的敵人形象以及被顛倒過來的戰爭話語，會在世界各國自由流通，風行一時。
二戰之後，英國這一條“相同的路線”被美國完整地繼承了下來，每一次侵略戰爭之前，製造敵人形象和顛倒是非曲直的流程都會一模一樣地重複一遍。製造敵人形象的規則還是同一個古老的規則，只不過美國版的“謊言帝國”更加強大了，運用這一古老規則的手段更加花樣翻新了。一管洗衣粉、一段假情報，甚至只需政客們閉着眼一通胡説八道，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啓動這個“備戰流程”。
公眾對“備戰流程”的配合
在美國和英國近現代歷史上，“備戰流程”已經被重複啓動過很多次了，也已經不加掩飾地公開進行了。之所以俄羅斯普京總統在宣佈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的第一天，就在演講中歷數了西方集團策劃這場戰爭的過程中各種的欺騙和撒謊並將整個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稱之為“謊言帝國”，原因也正在於此。
但是，為什麼如此陳舊老套的把戲、如此不加掩飾的造謠流程，卻仍然如其所願地屢屢得手呢？當人們聽到西方政客們將西方長期“拱火”製造出來的俄烏衝突説成是俄羅斯的邪惡表現，將西方直接和間接地參戰説成是捍衞自由和文明，再一次玩弄起製造“道德戰爭”假象的把戲時，為什麼還是會有很大比例的公眾，特別是西方公眾的積極響應呢？
部分的原因已經在上一篇中講過了，“謊言帝國”的“傳送帶”和“迴音壁”這一特製組合，長期以來在最高調地宣揚自身的專業、中立、客觀、公正的同時，卻用最大的強度和密度向民眾輸送着最荒誕不經的“欺騙性新聞”，很多人都喪失了最起碼的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存在於西方社會中的因素會在“謊言帝國”的“備戰流程”中發揮出特別的作用。
第一個因素叫做“大眾帝國主義狂熱”，這是在西方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當中常見的現象。
由於本國在歷史上實行的帝國主義政策給民眾帶來了很大的物質利益和精神滿足，軍事革命同時大大帶動了技術革命和社會文化革命，民眾對於本國的對外征服戰爭並不反感，也不厭倦，反而還會對戰爭可能帶來的新鮮變化產生期待並感到興奮。
不僅如此，在帝國主義全盛時期，經過軍事勝利一次次浪潮的洗禮，國民的價值觀也被一次次重建，帝國的“士兵英雄”被視為所謂“文明使命”的承載者，也成了19世紀西方社會男性普遍認同的道德標準，那些“常勝將軍”則產生了榜樣力量，成了民眾崇拜的偶像和民族形象的化身。在這種社會文化中，支持對外戰爭、積極配合政府的戰爭動員，理所當然地成了社會文化的主流。
第二個因素叫做“關於同意的工程”（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這是一種在西方社會中被冠以“公共關係科學”之名的操作技術，旨在通過系統性的宣傳，讓民眾整體上轉變對於某些事物的看法，從拒絕轉為接受，從不同意轉為同意。
上一篇説過，在西方社會，每天提供給媒體聯盟“迴音壁”的“新聞材料”很大一部分都來自各種公共關係公司。而這些公共關係公司所輸出的信息產品，又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按照“關於同意的工程”或者“公共輿論結晶術”（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中的操作技術精心製作出來的，都通過“巧妙地操縱符號和趨勢”內置了影響民眾心理過程、轉變其觀念的各種要素。
當然，正如被美國人尊為“公共關係之父”的愛德華·伯納斯在他事業起步的初期就發現的，這項技術很快就被某些政治勢力拿來作為戰爭動員的有效工具了。既然幾句美妙的廣告語就能讓佔美國成年人口一半的婦女羣體喜歡上抽香煙，或者幾場娛樂明星活動就能改變美國選民對冷酷且內向的柯立芝總統的不良印象，那麼，引導公共輿論去支持一場戰爭當然也不是什麼難事。
事實上，伯納斯在1933年就得知了德國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也在按照他在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一書中教授的技巧，巧妙地利用符號把猶太人變成替罪羊，把希特勒塑造成正義的化身，並操縱媒體為戰爭做準備。
以上這些，在當今“謊言帝國”的“備戰流程”中都可以算是“標配”的要素了。這一“備戰流程”今天應用在了與A國的戰爭中，明天還會應用在與B國的戰爭中，這是“謊言帝國”的存在本身所決定的。提前揭露這一流程的進行方式和基本要素，會讓人們在“謊言炮彈”襲來之前預做認知上的準備。（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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