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韋諾：香港還有哪些“灰犀牛”？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5月8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完滿結束。在中央大力統籌和協調下，愛國陣營不分左中右，各黨派暫時將利益和矛盾放下，空前團結一致支持唯一候選人李家超，最終李家超獲得1,416票、得票率超過99%，順利成為第六屆行政長官人選，等候國務院正式任命。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完滿結束，李家超勝選，圖片來源：深圳衞視
由於這次選舉只有李家超一個候選人，所以香港市民的關注度不算高，但普遍對新一屆政府都有不少期望，特別是希望能夠解決土地住房等深層次問題。對此，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出了不少措施，當選後也重申住房問題是其優先工作。
與此同時，香港社會也逐漸回覆穩定。政治方面，制定實施《港區國安法》及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後，反中亂港勢力大為減弱。
社會經濟方面，第五波疫情相對緩和，確診數字從高位回落。隨着香港確診數字下降，政府加快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商場和街道恢復人流，商户生意有所改善，市民終於鬆一口氣，社會逐步回覆正常。九所中央援建的社區隔離設施，其中六所將於本月內停運作備用，內地援港醫護也已分批離開。
李家超當選行政長官，無疑對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然而，這只是為應對危機和解決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不代表香港面對的問題會迎刃而解，香港更不會直接就“長治久安”。
事實上，李家超上任後，除了那些老生常談的深層次問題，更要面對一連串令人頭痛的風險挑戰，並非必然如坊間所説的那麼一帆風順。以“複雜多變”來形容李家超接下來的五年任期也不為過。各種威脅香港社會穩定的危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旦應對不力，很可能會將李家超處理深層次問題的努力白費，就像董建華提出的“八萬五”建屋計劃面對金融風暴時一樣。
坊間有意見認為，中央在修例風波後出手制定實施《港區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顯示往後出現危機，中央自會出手解決，特區政府無須擔憂，萬大事有中央。
這種看法並不準確，而且不負責任。兩會期間，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時指出，中央會繼續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方針政策。雖然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權，出手協助香港處理政治危機，但不代表往後會由中央官員對香港直接管治，也不會事無大小也出手介入，只會“給予一些指導性的意見”，治理香港的主體責任仍然落在特區政府身上。
事實上，“一國兩制”的真正優勢，並非如某些特區政府官員所言，是當香港需要時（特別是把事情搞砸後），總能得到來自國家的支持，而是在一國之中，實行與內地不同社會制度的香港，可以在港人高度自治下自行把危機處理好，實現長期繁榮穩定，無須中央收拾爛攤子，不替國家添煩添亂。因此，下屆政府必須主動為應對危機做好準備，不能等到局面失控時，才尋求中央出手相助。
下屆政府要面對的主要風險挑戰
毛澤東曾言：“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可能有人認為筆者杞人憂天、無事自擾，對新局潑冷水，但香港接下來要面對的風險挑戰並非筆者憑空想象出來，有些是有跡可尋的“灰犀牛”，當然也有些是無法預測的“黑天鵝”。要防範危機，下屆政府必須對風險挑戰有足夠重視，作好防範工作，即使不能阻止危機發生，也能儘量把危機的影響減到最低，避免造成社會不穩，甚至出現動盪。
一、新冠疫情
李家超上任後首要面對的重大挑戰，就是新冠疫情。無法管控好疫情，一切願景都無從談起。
現時香港每日確診數字從高位的數萬宗下降至徘徊在二、三百宗，但數字並不準確，因為大多數市民不會主動去做檢測，即使快測發現受感染也不一定上報。不過，由於很多市民早前已感染並康復，有了抗體，近期的確比高峯時少了新感染，所以現時的確診數字大概可以反映整體向下的趨勢。
問題是，即使二、三百宗是準確數字，對比每日過萬宗當然是低位，但對比香港前四波的每日確診最高數字，就高出兩三倍，代表社區仍然有大量確診者遊走，仍然有廣泛的社區傳播，距離“清零”甚遠，自然也不符合內地的“清零”標準，“通關”恐怕遙遙無期。
有本地醫學專家提出，香港每日確診數字將會橫行、維持在三位數一段時間，往後即使會逐步下降至百多宗、數十宗，也不會達致“零感染”。從外國經驗來看，過了高峯後，確診數字雖然會下降，但不會消失，只會在低位徘徊，直至出現新一波疫情。事實上，根據內地兩年多來的抗疫經驗，要達致“清零”，除了進行大規模的、快速的“檢測、隔離和治療”工作，別無他法。
事實上，李家超政府的“清零”工作非常緊迫。隨着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食肆已陸續爆發感染羣組，例如元朗一所火鍋店、上環一所酒樓、觀塘一私房菜餐廳，也有桌球室出現感染羣組。堅尼地城一帶的污水病毒量更比最近的平均數值高逾100至1,000倍，港大醫學院甚至罕有地發出警告，呼籲師生避免到該區用膳。可見，社區仍然存在不少病毒傳播。
涉事私房菜餐廳被關閉，圖片來源：港媒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社區至少有數百條傳播鏈。而專家亦發現病毒即時繁殖率已突破數值1，即一人會傳染多於一人。
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更預料未來一至兩星期確診個案有機會回升到四位數，並警告在冬季前市民的第3針免疫水平下降，又或者有新變種病毒出現，屆時香港或會出現第六波疫情。
加上日前國外來港入境限制放寬，輸入個案正在增加，第六波疫情也很可能會更快發生。假如在短期內未能“清零”，香港很可能要面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疫情，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自然無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難上加難。
目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續，並沒有特效藥和更高防禦力的疫苗，且內地與其他國家的政策存在根本性差別，可以預料，李家超接下來的五年任期內，除非上述條件出現重大變化，香港都會持續面對疫情的風險挑戰。香港作為中西方的橋樑，與內地和海外的正常往來牽涉到香港的根本命脈，如何處理好兩者，將會是李家超政府的重大挑戰。
二、本地民情
中央出手制定實施《港區國安法》及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後，社會大致回覆穩定，兩年多前的動亂場面已不復見。
然而，香港的基本民情沒有變化，社會上的負面情緒仍然廣泛存在，社會撕裂仍然相當嚴重。筆者身邊同情“黑暴”的朋友，他們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政治立場也沒有變，只是礙於《港區國安法》的強大震懾力而敢怒、敢言，但不敢有公開行動，也沒有人敢站出來煽動他們進行大規模的反政府行動。
但是，各種“軟對抗”手段卻很常見，抗疫期間尤其明顯。譬如，有人在網上煽惑市民不要參與全民檢測，聲言檢測目的是為了將港人的基因送到內地，也有人煽惑市民不要接種疫苗，聲言疫苗是政府追蹤和監控市民的工具。而政府推出的手機流動應用程序“安心出行”讓市民自行記錄行蹤，不少市民以“侵犯個人私隱”為由拒絕使用，甚至製作假的“安心出行”應用程序瞞天過海。
另外，李家超參選行政長官，也惹來反對勢力的攻擊，例如有人在Facebook成立名為“每日關注李家超中文水平”的專頁，就其競選專頁的帖文和發言作出批改及評分，批評李家超的中文水平不濟，從而貶損其能力。可見，反對勢力已經在摸索既不違法，又能損害政府威信的做法。這些“軟對抗”雖然並非暴力行為，也不一定違法，但造成的影響和破壞並不少。
與此同時，本地激進組織仍未絕跡，仍然在地下活動。筆者執筆之時，警方宣佈成功瓦解一個本地激進組織，涉案人士在通訊平台羣組內發佈逾2,000條訊息，當中涉及仇恨政府、反社會言論，並且討論策劃暴力行動，包括刺死警員、防疫人員等，甚至研究如何製造炸彈。行動中，警方檢獲2把自制弩、15支箭、2支仿製槍械、1把匕首、少量大麻及疑有大麻成分的精油。
瓦解激進組織，圖片來源：文匯網
歷史給我們的經驗是，社會廣泛存在不滿情緒始終是隱患，尤如火藥桶，在外部勢力和本地激進組織的配合下，稍有不慎便會釀成社會政治危機，甚至導致大規模的動亂爆發，確實不容忽視。
三、國際與地緣局勢變化
中美關係“蜜月期”結束已是既定事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原定美國時間週四（5月5日）發表講話闡述美國政府對華戰略，但由於確診新冠病毒而推遲。據外媒報導，講話內容將會確認美國眼中最大的地緣政治對手是中國，而不是俄羅斯。
一個多月前，美國參議院就以68票贊成、28票反對，通過經該院修改的《美國競爭法》，以深化對華戰略競爭，並在多個領域對中國施壓，當中提出多項與香港有關的修正條款。
《美國競爭法》提出要支持香港的反政府媒體，又建議授權國務卿領導建立一個工作組，制訂一個加強香港互聯網彈性和使用的計劃。《美國競爭法》修正案亦提到要提防中國內地利用香港來繞過美國的法律，並建議多個聯邦部門評估中國內地透過香港，規避美國增收的關税或制裁的情況。
由此可見，美國將會繼續利用香港打擊中國，香港雖然已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使美國無法如以往般肆無忌憚，但仍無阻美國打“香港牌”，香港將無可避免繼續成為中美角力的磨心。
除了香港，《美國競爭法》對台灣也提出各項修正條款，包括提出強化美台夥伴關係，承認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一環。
一旦台海出現軍事衝突，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會發生，作為鄰近地區的香港自然無法獨善其身。早在1999年，國民黨投資管理委員會主委劉泰英就揚言一旦內地當局對台實施導彈演習，台灣將對香港發射導彈。2007年，台灣軍方秘密試射自行研製的“雄風二E”型巡航導彈，其射程遠達1,000公里，足以覆蓋香港。當然，國防事務屬中央事權，內地的導彈防禦系統已經覆蓋香港。若有導彈來犯，會馬上進行攔截，但軍事行動對香港社會造成的影響，特別是民眾的心理恐慌，確實不容忽視。
更嚴重的是，一旦台海出現軍事衝突，美國很可能會對中國實施全面制裁。外電報道，中國人民銀行及財政部官員早前曾與國內外銀行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若發生地區性軍事衝突或危機，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類似對俄羅斯的制裁。到其時，香港自然也會成為美國的制裁對象。
對港人來説，美國製裁已不陌生。現時美國對香港的制裁，主要涉及個人層面。《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多名特區政府官員已經被美國實施制裁，早前李家超便因名列美國製裁名單，遭Google旗下YouTube關閉競選頻道，Facebook同樣表明禁用任何涉及支付功能的服務。
然而，俄羅斯對烏克蘭開展特別軍事行動後，西方國家對俄實施大規模製裁，就金融、經貿、外交等多個範疇提出制裁措施，涉及個人、企業到國家。相比之下，現時美國對香港的制裁只是小兒科。
假如台海出現軍事衝突，美國會對中國和香港實施何等程度的制裁？會否如俄羅斯般，面臨被凍結和沒收個人及企業的資產、被逐出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系統，甚至被禁止兑換歐元和美元？
當然，目前看來，金融制裁連俄羅斯都沒能擊垮，中國的經濟實力也比俄羅斯強大得多，更難以撼動，而香港屆時也肯定會得到內地的幫助。但是，香港畢竟是國際金融中心、屬於外向型經濟，那些制裁在短期內還是很可能產生比較嚴重的後果，如果疊加社會上原有的不滿情緒和境外的煽動，會形成更多的亂象。
可以預料，李家超這五年任期內，都要持續面對國際及台海局勢惡化而帶來的威脅，特別是2024年美國大選和台灣的地區選舉，川普捲土重來和民進黨繼續執政的機會愈來愈高，到其時局勢會惡化到什麼地步，無人能夠想象得到。
四、金融危機
此外，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風險日益增加。去年年底，全球頂級富豪馬斯克曾揚言經濟危機“可能在2022年春季或夏季到來，但不會遲於2023年”。雖然馬斯克沒有解釋為何有此判斷，但從現時形勢發展，馬斯克的判斷不無道理。
美國正經歷40年來最高的通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5月11日公佈的4月通脹數據，消費物價指數（CPI）按年升8.3％，接近40年來最高的通脹水平，遠高於美聯儲設定的2%平均目標。
為了降低通脹，美國將無可避免要加息、收緊貨幣政策。美聯儲5月議息會議決定加息半釐，是自2000年來單次加息最大幅度，並宣佈於6月1日開始縮表，正式開始加息週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重申，如果經濟表現一如預期，在6月和7月的議息會議將會每次加半釐。
雖然加息可以相對緩和美國國內通脹，但產生的副作用極大，最明顯的是會使原先在別國投資的資金迴流美國，導致高外債國家外債加重及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面臨貶值壓力，繼而引發這些國家出現債務危機和經濟衰退，並很可能觸發區域性，以至全球性經濟和金融危機。
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世界多次發生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多與美國加息有密切關係。可以預料，隨着美國展開加息步伐，全球金融市場將會進入一段長時間的震盪期，加上新冠疫情、俄烏局勢等不明朗因素的影響，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並非不能預見。
當然，以上這些風險挑戰都是大概能夠預測的“灰犀牛”，但下屆政府肯定要面對其他無法預測的“黑天鵝”，正如毛澤東提出的“十七條困難”，最後一條就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對策建議
對於疫情，香港並非如一些悲觀派所言，註定無法“清零”。事實上，香港並非沒有“清零”的條件，問題在於領導是否相信可以“清零”。
現時香港醫學界不少專家都支持共存，坊間提出的醫務衞生局局長人選也有支持共存的。因此，李家超組班時，必須揀選一些熟悉國家“動態清零”的做法、相信這套做法是可行的，並且有決心執行的人士出任主責抗疫的主要官員，包括但不限於醫務衞生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的局長等，去統籌和落實抗疫工作。
特別是接下來應確定是否需要，以及何時推行全民或大規模強檢，併為此制訂具體的執行方案。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強檢很可能要進行不止一輪，而是多輪，才能把絕大多數感染者識別出來，並且要大量隔離設施，把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隔離。
總之還是務求儘快管控疫情，達致“清零”，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然後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下，逐步恢復與海外的正常往來，併為應對往後的第六、七、八波做好準備。這樣才能夠在未來疫情初起時快速、精準地切斷傳播鏈，不任由病毒造成持續性的社區傳播和規模性的疫情反彈。
對於民情，在《港區國安法》的震懾力下，相信香港短期內再出現動亂的機會甚微，但期望民情短期內會有大幅改變，並不實際。應對香港民情的對策，道理上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總方針相似，都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對於那些頑固的激進分子，期望他們短期內改變立場極為艱難，唯有利用法律和執行力量將他們管控好，孤立他們。雖然中央制定《港區國安法》，但特區政府為《基本法》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仍然存在。
更何況《港區國安法》並不能涵蓋所有涉及國家安全的範疇，意味着下屆政府除了要馬上為《基本法》23條立法，往後更要隨着形勢變化，修訂或補充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和機制，特別是信息流通方面，現時激進分子仍然可以通過“連登討論區”和Telegram發佈煽動訊息，這是李家超政府必須正視的漏洞。
2018年俄羅斯政府曾下令封鎖Telegram，最終失敗，2年後解除禁令。如此看來，管控好這些網絡平台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
2021年7月，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的李家超接受採訪時表示，正籌備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圖片來源：鳳凰衞視視頻截圖
對於普通香港市民，他們中的不少人，也許或多或少對特區政府有不滿，也因為歷史因素和西方及本地反對勢力的宣傳而對內地政府缺乏好感，但以寬鬆的愛國者標準來看，他們都是愛國者，不能把這麼一大批香港市民通通劃分為非愛國者，當成敵人處理。
因此，下屆政府要積極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持，特別是針對深層次問題，以實際政績來爭取民心，把市民的不滿情緒疏導好，把社會矛盾管控好。正如李光耀所言：“要提高你們的政治意識，再多的政治教育、討論和煽動，也比不上你們有這些切身利益來得有效。”往後重組的政策研究組，也要積極發揮輿情監察的作用，瞭解民情變化，避免激化矛盾。
同時，下屆政府要積極發展進步力量，抓緊教育、媒體等意識形態領域，培養出新生的愛國力量，並要積極培養愛國者成為賢能的管治人才，壯大愛國力量，長遠使整體民情逐步調整。
國際政治及經濟形勢方面，香港處於相對被動的情況，畢竟往後西方國家對香港實施制裁，制裁會到什麼程度，主動權不在我方而在西方國家手中，特別是視乎美國是否決心與中國全面對抗。
假如西方國家全面制裁中國，投下“金融核彈”，對香港的經濟和金融難免是災難性打擊，但認為特區政府只可到時見步行步，或者斷定西方國家會投鼠忌器，為了自身在華利益而放軟手腳，都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更何況，即使美國不主動出擊，出現幾率越來越高的全球經濟及金融危機也會對香港造成沉重打擊。
為了把破壞減到最低，下屆政府必須“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毛澤東語），預先做好準備，制定不同的應對方案。早前有報道指，金管局面對不同場景，例如被逐出SWIFT系統、資產被凍結等，制定了不同的應變預案，並一直與人民銀行保持緊密溝通，這是好事，但可能還不足夠。
除了做好預案，香港是否有一些可以主動做、能夠減低衝擊的工作呢？筆者並非金融方面的專家，只是門外漢，無謂班門弄斧，但現時已有不少學者和專家提出一些建議，例如檢討和調整聯繫匯率、參與中國的CIPS結算系統、積極發展區塊鏈技術、擴大人民幣離岸市場的規模和比重等，值得當局關注和考慮。
此外，現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設有“緊急應變系統”，另備有不同事故的特定應變計劃，由保安局負責，主要針對的是嚴重影響市民生活的事故，例如自然災害。2018年，六個紀律部隊則組成了“跨部門反恐專責組”。但香港接下來面對的危機涉及不同領域，特別是金融方面，現行的救災、反恐機制就不足以應對。
因此，下屆政府可參考中央的“國務院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小組”，設立專責統籌協調應對金融危機工作的“金融危機應變小組”，由財政司司長擔任組長，就應對金融危機和制裁作統一高層部署，統籌協調香港的監管機構、港交所等重要金融機構及相關政府部門的行動，並設置專責對接內地金融監管部門的工作小組，以加強合作和溝通，並與海外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保持密切聯絡，為應對金融危機和制裁作好準備。
結語
今年是香港迴歸祖國25週年，也是正式進入“50年不變”中期的一年，而接下來的五年，更是“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香港作為中國與西方的橋樑，隨着國際和地緣局勢變化，再加上本地固有的問題，可以預料香港接下來的五年可能依然荊棘滿途，無可避免要面對無數的風險挑戰。李家超政府能否帶領香港應對危機、走出困局，是對“港人治港”的真正考驗，他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鄧小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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