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韋內齊亞爾：誰在領導美國走向反華戰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黛博拉·韋內齊亞爾】
世界正在感受美國日益濃烈的戰爭惡意。在烏克蘭衝突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美國與北約不斷升級與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同時也不忘繼續加緊對中國的圍堵和挑釁。
4月14日，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代表團竄訪台灣；
5月4日，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查爾斯·理查德在國會極力渲染俄羅斯和中國對美國的“核威脅”，並稱中國“很可能利用核脅迫來為自己謀取利益”；
5月5日，韓國宣佈加入北約組織旗下的一個網絡防禦組織；同時韓國和日本都被邀請參加在馬德里的北約峯會，北約的“亞洲分部”呼之欲出。
面對美國拜登政府表現出的激進好戰外交姿態，人們不禁要問：在美國的統治精英中，是哪些人在鼓吹戰爭？美國國內是否還存在能遏制這種好戰情緒的機制？
本文得出三個結論：一是在拜登政府中，兩個原本彼此競爭的外交政策精英團體——自由主義鷹派和新保守派——完成了戰略上的合流，在精英階層中形成了自1948年以來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共識，使美國的好戰情緒達到新的高度；二是美國大資產階級出於長期利益的考慮，已經形成了以中國為戰略對手的共識，形成了對於外交政策的堅實支持；三是因為美國憲法的設計、極右翼勢力的擴張以及選舉過程的赤裸裸“金錢化”，傳説中的民主制衡體制完全沒有能力制約“好戰政策”的擴散趨勢。
韋內齊亞爾認為，美國政府已經不是一個受人民制約和平衡的政府。圖源：ABC News
好戰派外交政策精英的合流
美國自由主義鷹派的早期代表包括哈里·杜魯門、約翰·肯尼迪和林登·約翰遜等民主黨總統，其思想根源——自由干涉主義——則可以追溯到伍德羅·威爾遜“美國登上世界舞台為民主戰鬥”的主張。對越南的入侵就是這一思想指導下的行動。
越南戰爭失敗後，民主黨的外交政策暫時地減少了對外干涉的呼聲。民主黨參議員亨利·傑克遜（Henry “Scoop” Jackson，當時也被稱為“波音公司的參議員”）與其他支持國際干預的反共分子一起，促成了新保守主義者團體。新保守主義派在1970年代末支持共和黨人羅納德·里根，因為他致力於對抗蘇聯的“擴張主義”。
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單邊主義崛起，新保守派進入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其思想領袖保羅·沃爾福威茨曾是亨利·傑克遜的助手，當時擔任負責政策的助理國防部長。1992年，在蘇聯解體後僅幾個月，沃爾福威茨提出了一份《國防政策指南》，明確主張美國要擴大軍事力量、確立永久性的“獨角獸”地位，將美國的軍事力量擴展到前蘇聯的勢力範圍及其所有周邊地區，以防止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重新崛起。
通過武力投射在全世界保持美國領導的單極態勢，這一“大戰略”影響了布什父子、克林頓、奧巴馬的外交政策。第一次海灣戰爭之所以能夠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蘇聯的虛弱。隨後，美國和北約以軍事力量強行肢解了南斯拉夫。“9·11”後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被新保守主義分子（如副總統迪克·切尼和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控制。
儘管都主張對外軍事幹涉，自由鷹派和新保守派在歷史上有兩項主要差異。第一，自由鷹派認為美國應當影響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實施軍事幹預，新保守派則主張無視多邊機構。第二，自由鷹派尋求與美國主導的西方盟國一同實施軍事幹預，新保守派則不憚於發起單邊軍事行動、違反一切國際法律。正如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所説，新保守派樂於接受“美國帝國”的稱號，並作為世界唯一帝國的統治者單方面決定對任何國家的軍事幹涉。
一種常見的誤解認為，美國的兩黨有着截然不同的外交策略。表面上看，2000年到2016年，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確是新保守派主要陣地，偏向共和黨的政策，而布魯金斯學會和後來新成立的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等智庫則有更多自由鷹派成員偏向民主黨。但各個智庫中都有來自兩黨的代表，他們之間的分歧不是黨派門户，而是所謂“兩黨外交政策共識”中的具體政策分歧。實際上，在白宮和議會決策的背後，由非營利基金會、大學、智庫、政策研討團體等機構共同組成的政策規劃網絡，將源於企業和資本家的“議題”打磨成政策提案和報告。
另外一個人們常見的誤解是，所謂自由主義“進步”（progressive）一面會平衡社會發展、支持國際援助與限制軍費開支。然而，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義，其基礎是國家屈從於市場力量，並對醫療、食品援助和教育等社會支出實行緊縮，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在遵循這一原則。新自由主義鼓勵無限制的軍事開支，拜登政府最新預算中包括8130億美元的軍事開支，比上年預算增加了4%。在COVID-19疫情期間，美國政府提供了的5萬億刺激資金中1.7萬億直接進入大企業的口袋。特別嚴重的是，新自由主義嚴重損害了全球南方人民的生活質量。它將發展中國家拖入債務陷阱，迫使他們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無休止地償付債務。
在外交政策領域，二戰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智庫是外交關係委員會（CFR）。該智庫接受來自各種來源的捐贈，目前的董事會成員中既有老布什的主要中東問題顧問理查德·哈斯，也有奧巴馬的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德國《明鏡》雜誌曾將CFR描述為“美國和西方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私人機構”和“資本主義的中央政治局”。 《華盛頓郵報》高級編輯和調察員理查德·哈伍德稱該委員會及其成員為“最接近於美國統治機構的東西”。
不論在選舉中支持哪一黨的候選人，這個長期協作的網絡一直保持着外交政策的穩定。這種在國際事務上“美國至上”、拒絕其他國家插手的世界觀，可以追溯到1823年以來的門羅主義，只是現代的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將從前侷限在美洲大陸的門羅主義推廣到了全世界。跨政黨協同和轉換政黨都是這個外交政策精英羣體的常態，他們與執政的資本主義階級以及控制美國外交政策的“Deep State”（情報機構和軍方）緊密相連。
政策的形成過程 圖源：《誰統治美國？》，作者威廉‧多姆霍夫
大約遲至2008年之前，共和黨中聚集的新保守派主要戰略目標仍然是徹底肢解俄羅斯、並將其無核化。然而在2008年左右，美國政治精英勢力開始認識到：中國經濟崛起已經勢不可擋，且中國未來的領導人不會成為下一個戈爾巴喬夫或者葉利欽。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新保守派把中國完全納入了對抗和遏制的視野。
與此同時，一些傾向民主黨的自由鷹派成立了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自由鷹派的代表、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也主導制訂並實施了“重返亞太”戰略，這個戰略自然得到還在共和黨陣營中的新保守派人士首肯，被馬克斯·布特（Max Boot）讚揚為“強有力的聲音”。然而，將北約擴大到烏克蘭並與俄羅斯對抗的戰略，仍然是新保守派和自由派鷹派的優先事項。在戰略優先級方面，他們反對主張與俄羅斯緩和關係、以便強化與中國對抗的“現實主義者”的立場。
特朗普在2016年的選舉勝利在CFR共識中造成了短期的動盪。特朗普代表了一場支持法西斯主義的運動。在大資本精英內部只有一小部分人大力支持他，包括航運巨頭Uline的所有者迪克·烏伊萊因、建材零售商家得寶的創始人伯尼·馬庫斯、極右翼媒體布萊特巴特新聞網的投資人羅伯特·墨瑟、銀行家蒂莫西·梅隆等人。
特朗普在全球事務上的收縮態勢——尤其是從敍利亞和阿富汗撤軍、以及與朝鮮的外交接觸——符合中下資產階級的短期利益訴求，也得到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者”（包括亨利·基辛格）的支持，但讓新保守派心生不滿。一批新保守派精英在反特朗普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約300名曾在布什政府任職的官員在2020年大選中轉入民主黨陣營，新保守派大佬馬克斯·布特也成為了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思想領袖。2003年，布特曾寫道：“鑑於‘帝國主義’揹負的歷史包袱，美國政府沒有必要擁抱這個詞。但它絕對應該接受這種做法。”
排除了特朗普的干擾之後，CFR迴歸常態的同時，新保守派和自由鷹派則在拜登政權中實現了戰略導向的徹底合流。在“9·11”之後，由於認識到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這兩派精英已有合流之勢，但近年來他們在一些關鍵外交政策問題上形成了聯合，這是數十年來未曾出現過的跨越。
兩派精英達成共識的國際事務理論可以簡述為：美國應該積極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清除不受歡迎的政權，全力促進“自由民主”，通過一切可能的手段確保其全球霸權，並打擊那些挑戰西方價值和軍事霸權的國家——首當其衝者自然是俄羅斯和中國。去年5月，國務卿布林肯呼籲捍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個詞意味着遵循美國主導的國際機構和安全組織，而不是基於聯合國的更廣泛的機構），這表明自由鷹派現在已經正式放棄了追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多邊組織的幌子——除非這些組織遵循美國的規定。
2019年，著名的新保守主義者羅伯特·卡根（曾經公開主張美國應當率先使用“戰術核武器”）與自由鷹派代表安東尼·布林肯一起寫了一篇文章，敦促美國放棄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他們呼籲“遏制”（即包圍並削弱）俄羅斯和中國，呼籲對“美國的對手”採取“預防性外交和威懾”政策。
順便一提，羅伯特·卡根的妻子維多利亞·紐蘭（Victoria Nuland）曾在奧巴馬政府中擔任助理國務卿，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眾所周知，她在組織和支持2014年烏克蘭的危機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目前她在拜登政府擔任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這是美國國務院的第三高位，僅次於國務卿布林肯和常務副國務卿舍曼——她還是自由鷹派領袖瑪德琳·奧爾布賴特（最近剛剛去世）的親信與精神傳人。從這個小圈子俱樂部，不難發現二大外交精英陣營的高度融合，也可以發現引發烏克蘭危機的實際推手。
從烏克蘭危機演化的具體過程，可以看出這個好戰精英團體採取策略的軌跡是：強化美國對北約的領導地位，以北約（而非聯合國）作為對外干涉的首要機制；拒絕承認“對手”對於敏感區域的主權和安全訴求，以此挑釁對方開戰；甚至謀劃使用戰術核武器，在對手領土或周邊進行“有限核戰爭”；在全過程中施加單邊脅迫性措施，實施“混合戰爭”——結合經濟制裁、金融、信息、宣傳、文化、顏色革命、網絡戰、法律戰等全方位的手段，以期削弱和顛覆對手政權。如果在烏克蘭取得理想的成果，同樣的策略無疑會被複制到西太平洋。
戰略上的一致並不意味着政策精英們在其他次要問題（如氣候變化）上沒有分歧。但即使在氣候問題上，我們最近也看到：美國要求歐洲停止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而拜登總統氣候特使克里對這一舉措可能造成的負面環境影響不置一詞——部分原因是美國希望用自己的天然氣來取代俄羅斯在歐洲的天然氣銷售。美國國內的衝突和矛盾仍未得到解決，並正在向危險的方向發展。
近年來，一些國際上的進步人士發起運動，表達他們對美國咄咄逼人的外交戰略的擔憂。“新冷戰”的概念在一些方面低估了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惡意。歷史上與蘇聯的冷戰是有底線有規則的：美國採用多種政治和經濟手段施壓，謀求顛覆蘇聯政權，但並不謀求改變核武器勢力邊界，雙方承認實際控制的利益範圍與安全需求。
而如今《華爾街日報》竟公然呼籲“美國應當展現贏得一場核戰爭的能力”，CFR的精英們聲稱烏克蘭和台灣地區都是西方軍事勢力範圍內的戰略要地而必須得到保衞。就連冷戰的領袖基辛格也對當下美國的外交政策表示擔憂和反對，他認為將中俄分而治之、挑撥俄羅斯對抗中國才是正確的策略，警告與這兩個擁核大國直接開戰會導致危險的後果。凱南和麥克納馬拉想必也會贊同基辛格的態度，如果他們還在世的話。不過，老一代冷戰領袖已然凋敝，沒人再傾聽他們的聲音。
美國資產階級支持反華戰爭導演
一方面，由於全球供應鏈的形成，美國與歐洲的製造業嚴重依賴從中國進口，為了降低美國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拜登政府不得不處理關於貿易戰關税的減免呼聲；另一方面，中國自己並沒有主動發起“經濟脱鈎”，而是面對“貿易戰”“科技戰”壓力，做好“內部大循環”的推進。新冠疫情以來，表面上看，中美商品貿易額出現階段性上升。
但要看見中美關係的底層邏輯在發生變化：美國資產階級已經形成日益緊密的反華聯盟，支持外交精英們的好戰策略。這種情形產生，既有長期利益的因素，也有意識形態的因素。美國確實嚴重依賴中國的生產，這使得脱鈎非常困難。但中美2020年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約6152億美元，還不到美國標普500指數企業年度總收入（14萬億美元）的5%。除了芯片製造商嚴重依賴中國市場以外。波音、卡特彼勒、通用汽車、星巴克、耐克、福特或蘋果沒有一家的收入超過25%來自中國。如果細看幾個重要產業的現狀會發現：中美經貿關係這塊曾經的壓艙石，正失去其穩定性。
首先是時代弄潮兒科技/互聯網行業。在美國排名前十的富人中，只有埃隆·馬斯克不是來自科技/互聯網行業，而他的“第一桶金”也是來自於互聯網。與二十年前的富人名單對比，傳統製造業、銀行業和石油業的巨頭已經消失。大部分科技精英有着強烈的反華衝動。谷歌、亞馬遜、臉書在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市場。蘋果和微軟也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iPhone在中國的市場佔比一度被華為超越，只是因為華為被芯片“斷供”才再度反超。
美國科技企業巨頭們渴望中國政治體制的改變——哪怕是用一場戰爭——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曾任谷歌執行主席的埃裏克·施密特牽頭成立了國防創新委員會（DIU）和美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NSCAI），不斷強調“中國威脅論”，他的態度很能代表美國科技界的普遍意見。在過去二年圍繞新冠疫情、中國香港事務和新疆事務的輿論戰中，推特和臉書都扮演了壓制客觀報道事實的聲音，積極參與妖魔化中國。
美國製造業仍然依賴中國的產能。美國製造業的持續投資和技術革新基本上在幾年前就被放棄了，儘管從奧巴馬到特朗普都在呼籲將“近岸製造”帶回北美，但幾乎沒有取得任何成果。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可能是近年來唯一引人注目的美企在中國的製造業投資，然而埃隆·馬斯克同時還通過SpaceX接受大量政府採購項目，其“星鏈”衞星去年兩次非正常變軌接近中國空間站，被中方指責“非常不負責任”，中國《解放軍報》認為其“野蠻擴張”有將衞星軍事化應用之嫌。最近馬斯克又收購了社交網絡平台推特，很難期待他會改變推特長期以來針對中俄等國的言論控制。
美國金融服務業一直期待中國資本市場進一步向他們開放市場，但他們最大的希望是中國發生政權變更、徹底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索羅斯的反華態度眾所周知。摩根大通的CEO傑米·戴蒙去年11月聲稱“摩根大通會比中國共產黨更長壽”（儘管事後他道歉稱自己只是在開玩笑），並暗示中國大陸如果試圖收復台灣地區將遭受沉重的軍事打擊。
中國政府加強對資本無序擴張的管制和一系列中概股從美國退市，顯示出中國資本市場並未完全朝着華爾街希望的方向發展。儘管查理·芒格在5月的伯克希爾股東大會上稱“中國值得投資”，但不要忽視他這句話的前提：中國政府是所謂“侵犯人權”的“集權主義政權”，只是因為“在中國能用更低的價格買到更好的企業”，所以才“值得冒額外的風險”。
美國零****售消費業被中國製造和中國品牌擠壓早已不是新聞。去年3月，耐克等品牌以子虛烏有的“強迫勞動”為理由抵制新疆棉花，5月又在中國發布涉嫌種族歧視的廣告，結果是市場佔比進一步下滑，被中國國產品牌安踏迎頭趕上。中美文化娛樂業在新冠疫情後已經明顯脱鈎，2021年中國電影票房中，國產電影占了85%，曾深受中國觀眾喜愛的漫威超級英雄電影連續因意識形態問題無法進入中國市場，2021年中國票房為0，最近的《奇異博士2》再次出現反華鏡頭，預計仍然無法在中國上映。美國企業在商業利益與意識形態上的權衡判斷，從這些案例上可見一斑。
當然，在討論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不能忽視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影響力——這個行業是帝國主義戰略經濟、政治和軍事部門的頂峯。美國對軍事優勢的追求導致了在武器、硅芯片、先進通信（包括衞星網絡戰）和生物技術領域的瘋狂支出。五角大樓聲稱其未來10年至少需要7.3萬億美元撥款，這筆錢大部分會流入軍工複合體。世界前六大軍事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雷神技術、BAE系統、諾斯羅普·格魯曼和通用動力）每年的總銷售額超過1600億美元，新近加入競爭的則是亞馬遜、微軟、谷歌、甲骨文、IBM、Palantir（創始人彼得·蒂爾是個反華的極端好戰分子）等科技企業，他們獲得的一些大合同金額高達上百億美元。
公職人員、尤其是軍隊和國防部高官通過“旋轉門”從軍工企業拿到高額報酬，這在美國的體制中竟然不被視為腐敗。比爾·克林頓在其總統任期後從私營企業獲得1.2億美元報酬，希拉里·克林頓在擔任國務卿時從私營企業獲得了1.56億美元的“慈善捐贈”。現任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作為四星上將退役後，曾在聯合技術、雷神技術等軍工企業擔任董事，他的700萬美元淨資產大部分都是在這些職位上賺來的。綽號“瘋狗”的詹姆斯·馬蒂斯於2013年退役後，在其後的5年間，通過從一大批軍事承包商那裏獲得高額報酬積累了700萬美元淨資產，其中包括價值60萬至125萬美元的通用動力公司的股票和期權。隨後馬蒂斯又轉回政界，在特朗普政府中擔任國防部長。
在2009年至2011年期間，超過70%（108人中的76人）的頂級將軍在退役後為國防承包商工作。雷神、通用、波音等軍工企業及其投資方松島資本還是新美國安全中心和西部執行戰略諮詢公司（WestExec）的重要資助者——國務卿布林肯、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中情局副局長科恩、國防部助理部長拉特納等人都曾在WestExec任職。由國防承包商（現在科技公司和私募基金也加入了這個行列）組成的軍工複合體，與腐敗的政客和將軍們一起，用中國作為藉口，領導着美國軍事能力的大規模擴張。
曾在WestExec諮詢公司任職的美國拜登政府官員 圖源：環球網資訊
在美國，很少有重要的資本家個人願意公開反對“中國是我們的敵人”的大合唱。在《紐約時報》或《華爾街日報》的專欄文章中，你不會看到許多公開的反對意見或呼籲剋制。幾年前被稱為“對中國態度軟弱”的邁克爾·布隆伯格，如今已不再發出任何呼籲剋制戰爭狂熱的言論，反而在今年2月被提名為國防創新委員會的主席。看好中國經濟前景的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一直被認為是意識形態的邊緣人和邪教分子。麥肯錫公司倡導與中國增加生意往來，《紐約時報》則詆譭他們“幫助提高獨裁政府的地位”，現在麥肯錫在美國商業界的影響力已經大大削弱。
更關鍵的是，美國資產階級上層精英早已不止是從前的“產業精英”。例如邁克爾·布隆伯格的身價估計為830億美元，他不僅擁有信息服務公司彭博社88%的股份，而且多年來通過股票市場廣泛投資。從埃裏克·施密特，到查爾斯·科赫，到喬治·索羅斯，到馬斯克，今日的億萬富翁們將自己的投資分散在各個產業，並通過非營利基金會資助智庫和政策研討團體，這使得他們比從前專注單一產業的百萬富翁更能跳出短期經濟利益的侷限、站在長期戰略視角看待外交政策。形成共同意識的資產階級會期望顛覆中國政權後完全放開的中國市場潛力給他們帶來長期超額收益，從而使這些億萬富翁更有動力承受遏制中國帶來的部分行業的短期損失。
在被稱為“在幕後領導美國政府”的CFR的“奠基”（Founder）級企業會員中，包含了能源（雪佛龍、埃克森美孚、赫斯、Tellurian）、金融（美林、花旗、高盛、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黑石）、IT（埃森哲、蘋果、AT&T、思科）、互聯網（谷歌、Meta）等行業的代表。今年1月，CFR在一篇研究報告中鼓吹“加強美日協調，應對台灣衝突”。類似這樣佈局戰爭、遏制中國的政策意見，代表着該協會成員企業的控制者、股東和大客户們構成的資產階級精英的長期戰略主張。
CFR影響下的媒體網絡 圖源：https://cfrmedia.wordpress.com/
在中產階級上層精英中，有一小部分以CATO研究所為代表的極右翼自由主義孤立主義者，主要是知識分子。他們大聲反對美國聯邦儲備體系和美國的軍事擴張，他們撰文反對美國在烏克蘭的作用。但這個羣體在國際政策領域目前是被邊緣化的，沒有太多影響力。
馬克思曾指出，資產階級向來是一個“戰友團”。 這個團伙維持着一個現代國家，其中僱傭了一大批永久性的武裝人員、情報人員和間諜。2015年，美國有430萬擁有安全許可的僱員。這個團體與軍事-工業-數字壟斷複合體聯合，發揮着巨大的力量，而不必經過任何選舉。這就是美國的“Deep State”。特朗普和他的親信們上台不久就迅速失能，無法實施自己的外交政策，能看出Deep State力量非同小可。
極右翼的崛起和美國體制中虛假的制衡
由資產階級統治精英往下，美國中產階級對中國的敵意有很深的種族主義根源。我們已經看到，特朗普執政的四年是民粹主義與白人至上右翼運動——他們自稱“另類右翼”（Alt Right）——全面融合的四年，他的宣傳旗手斯蒂芬·班農曾是白人至上主義網站布賴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的董事長，同時毫不奇怪，他也成為美國最積極的反華者之一。
他們動員的主要人羣是美國的下中產階級：這個羣體大多是白人，家庭年收入約7.5萬美元，大多來自小城市或農村，從事小生意或專業工作，約佔全國人口1/4。雖然斯蒂芬·班農和特朗普本人喜歡吹捧他們在“白人工人階級”中的支持，但實際上他們的支持基礎是美國的下中產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
共和黨在選舉上得益於這個新法西斯主義投票集團的建立。他們熱愛大資本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為大資本家；他們認為精英主義政治和文化領袖阻礙了他們發財，因此憎惡這個羣體；他們鄙視在自己之下的工人階級。1951年，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談到美國中產階級時寫道：
他們是一羣后衞。短期內，他們會惶恐不安地追求聲望；但從長遠看來，他們會追逐權力，因為説到底，聲望是由權力決定的。與此同時，在美國社會的政治市場上，新中產階級正在高聲叫賣自己；任何看上去足夠體面、足夠強大的人都可能佔有他們。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認真出個價。
直到不久以前，下中產階級對“美國帝國”興趣不大、和中國也沒有太多交集，但他們能感受到近年來經濟上的變化。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實際從未恢復活力，寬鬆的貨幣政策讓大資本家賺足了利潤，下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則遭受了損害。特朗普將這個對現狀不滿又缺乏代言人的羣體動員起來成為他的重要票倉，動員的手段就是“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種族資本主義以及通過“新冷戰”來全面打壓中國這個對手。
目前在美國國內，民眾普遍對中國抱有敵意，主流媒體和互聯網平台則不斷強化“中國是自由世界的邪惡敵人，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的印象，國內言論自由已經蕩然無存——任何對中俄表示同情、甚至只是客觀分析的聲音，都會受到輿論和大眾的強烈抨擊。一些進步人士表示，自朝鮮戰爭後從未在美國見過如此惡劣的輿論環境，甚至有人將當今美國的社會氛圍比作1930年代初的德國。
正在美國社會發生的這一幕其實也告訴我們，外人經常誤解美國國家機器中的所謂“制衡機制”是為了實現三權分立。與歐洲社會革命運動不斷催生的憲法改革的歷史不同，這一部最初由一批產業主（包括奴隸主）奠基的美國憲法，一開始就旨在保護私人財產擁有者的權利，防止“暴民多數派”統治。直到今天，憲法仍有足夠的操作空間，消解掉大多數傳統的資產階級社會法律權利。
諸如選舉人團這樣的措施，旨在阻止人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總統。小布什和特朗普贏得總統職位時，實際獲得的票數都少於他們各自的對手。這一措施最初是為了保護南方蓄奴州和其他較小的農業州的利益，一直延續至今，因為修改憲法的過程從一開始就設計得極其困難和繁瑣。儘管最終取消了禁止黑人、婦女和沒有財產的人享有投票權的規定，但剝奪選民權利的情況仍然存在。2021年，有19個州頒佈了34項壓制選民的法律，可能限制這些州內多達5500萬選民的投票權。同時，最高法院有能力推翻選舉權立法、取消平權行動、並允許宗教組織削弱公民權利。
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被稱為“公民聯合”的裁決，取消了對私人和企業對選舉捐款額度的限制，選舉在法律意義上成為一場“財力的較量”。在2020年的選舉中，總統和國會參議院選舉的總支出為140億美元。現在又要加上“心理-技術競爭”因素，基於社交媒體、行為經濟學和大數據的技術手段無孔不入，對選舉結果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同時這些技術又極其昂貴，這些措施保障了只有富人才有可能參政。2016年，參議員的財富中位數超過300萬美元。這已經不是一個受人民制約和平衡的政府。
戰爭的陰霾還會散去嗎？
2014年，已經成為中國領導人的習近平説：“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而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則在一個內部通信中聲稱：“太平洋是美國的領海”。
2020年，英國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Cebr）預測到2028年中國GDP將超越美國，這個時間點成了美國資產階級精英眼中的“魔障”。美國近年來的外交政策和輿論走向，無不在為一場以遏制中國為目標的熱戰做準備。在烏克蘭發生的代理人戰爭，正是這場“熱戰”的預演和前奏。為戰爭做準備的思想動員在美國社會已經全面展開，新法西斯主義的車輪已經開始轉動，一個新的麥卡錫主義時代已經出現，所謂民主政治只是資產階級精英統治的遮羞布，不會成為戰爭機器的剎車機制。
美國有1.4億工人階級和窮人。據估計，美國有1700萬兒童正遭受飢餓，比COVID-19大流行之前多了六百萬。雖然這個階層的一部分人確實在意識形態上支持美國的戰爭販子政策，但這種支持實際上與他們的實際利益直接相牴觸。歷史上，黑人、女權運動等美國傳統進步羣體有着強烈的鬥爭精神，馬丁·路德·金博士和馬爾科姆·X等領袖表現出了驚人的鬥爭勇氣，他們在美國國內掀起了反對美國在東南亞侵略戰爭的抵抗浪潮。可悲的是，今天這些進步團體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領導人已經成為美帝國主義政策和反華的支持者。
在美國人民當中也有一些重要的道德的聲音在大聲疾呼。但必須指出的是，少數反對“新冷戰”的進步團體立即被詆譭為“為新疆種族滅絕辯護”。美國的制度保證了社會的這一部分呼聲是無力的。
在美國及其盟友之外，其他國家並不歡迎北約強勢擴張帶來的戰爭。在3月2日聯合國大會第11屆緊急特別會議上，代表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政府對題為“對烏克蘭的侵略”的決議草案投下了反對或棄權票。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所在的國家並不認同美國主導的針對俄羅斯的制裁。美國升級和延長戰爭的企圖、以及強迫與俄羅斯和中國脱鈎，將導致大規模的經濟失調，這會給美國的統治帶來大規模的負面反應。對於美國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強化美元霸權的過激行為，甚至像印度和沙特阿拉伯這樣的國家也深感擔憂。
本週，墨西哥總統奧布拉多宣佈他將不參加美國在洛杉磯召開的美洲峯會，因為古巴、委內瑞拉等國家被拒之門外。拉丁美洲對美國統治的抵抗正在增長。但應該看到：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實際沒有能力約束美國發動戰爭。除了自己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華盛頓拒絕接受任何東西的約束。
美國拜登政府正在向烏克蘭提供大量軍事援助，並製造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以最大程度地削弱俄羅斯，意圖顛覆俄羅斯政權。它還偏離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精神，以各種方式破壞台灣海峽的穩定。雖然美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且目前的經濟實力龐大，但這個國家已長期處於衰退和危機狀態。1950年，美國佔世界GDP（購買力平價）的27.3%；而到2020年，這個比例已經下降到15.9%。甚至在COVID-19疫情之前，美國的年均GDP增長率就已經下降到不足2%。
儘管最近有超過5萬億美元的巨大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美國的淨固定投資只增長了1.4%，這導致了本輪的通貨膨脹。這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與戰爭無關。但是，美國有意地藉助戰爭傷害歐洲經濟，從而緩解自身面臨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和軍事開支暴增等問題。儘管國內對與中國脱鈎存在巨大的政治共識，但美國對中國的訂單仍在增加，實質性脱鈎仍然是一個白日夢。增加更多的制裁只會加速全球去美元化和反對美元霸權的進程。美國不會自己在經濟上倒下，但其推動戰爭、制裁和脱鈎的後果將繼續損害其自身經濟，並危及世界糧食供應鏈。由此產生的全球社會不穩定將反過來導致美國經濟更加疲軟，並引發對其全球統治的意外挑戰。
中國穩定的社會治理、強大的國防實力、以及愛好和平又不畏強權的外交策略，才能如楊潔篪所説——“從實力的地位出發”最終讓美國放棄與中國開戰並戰而勝之的幻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安克雷奇會議發言。
中國繼續作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主權國家，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等全球治理新方案，這符合全球南方的利益。應當立即致力於重振金磚國家和不結盟運動等可行的全球南方多邊項目。在這一點上，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有一個鮮明的共同利益。來自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的廣大人民將是在各種官方和民間平台呼籲和平、抵制戰爭的重要力量。美國不會是第一個因傲慢和狂妄而過度膨脹、最終力不從心的帝國。
（黛博拉·韋內齊亞爾是一名美國籍記者和編輯，曾在全球供應鏈領域工作35年。她目前居住在意大利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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