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143期：烏克蘭生物實驗室六大疑點，美國究竟害怕什麼？-張維為、王小理
“美國這些生物實驗室疑雲重重，如果還遲遲不願意把事情説清楚，那麼美國國家的信譽也將更快地崩塌。”
“美軍在烏克蘭開展的生物試驗活動，遠遠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公共衞生活動，需要更加公開，需要更加透明。”
“我們應該如何從政府和社會層面構建防護網，防止生物安全事故的發生？”
在東方衞視5月16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43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員王小理老師，針對俄烏衝突中，俄羅斯發現美方資助烏克蘭進行軍事生物實驗室事件進行解讀分析。
張維為：
大家一定記得2003年美國時任國務卿鮑威爾，手舉着一個裝着可能是白色洗衣粉的試管，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譴責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來美國就以此為藉口發動了伊拉克戰爭。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般指核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從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俄羅斯方面公佈了一批又一批美國在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裏發現的原始文件。
資料圖
3月16日，普京總統本人在一個演講中指出“烏克蘭存在着一個由幾十個實驗室組成的網絡，在美國五角大樓的指導和資助下開展軍事生物計劃”。生物武器涉及反人類罪，引起國際社會譁然，很多美國民眾也感到義憤。
美國白宮的新聞秘書普薩基率先否認這種指責，他説俄羅斯在造謠，俄羅斯自己想在烏克蘭使用生物武器。聯合國安理會在2022年3月先後召開兩次會議討論烏克蘭生物安全問題。
美俄代表爆發了激烈的交鋒。俄羅斯代表表示，俄羅斯已經找到了烏克蘭在美國國防部支持下，進行危險生物活動的很多證據，美國必須給世界一個交代！而美國代表則堅持美國在烏克蘭沒有生物武器，俄羅斯散佈的是虛假信息。但總體上美國這次給人感覺心比較虛，也許俄羅斯真是抓住了不少實錘。隨着俄羅斯公佈的材料越來越多，國際社會對美國實驗室的這種疑慮也越來越多。
疑慮之一，美國和烏克蘭的一系列操作十分可疑。俄羅斯是2月24日開戰的同一天，烏克蘭衞生部緊急命令銷燬烏境內所有的生物實驗室中的生物病原體。我看了美國副國務卿紐蘭3月8日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候的視頻，她在國會被美國參議員盧比奧問及此事，回答有點吞吞吐吐，給人感覺心比較虛。她是這樣説的：“烏克蘭有生物研究設施，我們現在非常擔心俄軍會控制這些設施。我們正在同烏方研究，如何阻止那些研究材料落入俄軍手中。”
疑慮之二：美國迄今為止未能提供任何有力的反駁。俄羅斯已經把原始材料一批批地在網上公佈：有項目，有編號，有資金額度，有公章，有簽名，所涉及的機構和人員都是有名有姓的。我想如果美國認為這是虛假信息，它完全可以指出這些材料中哪怕一個偽造的細節，但迄今為止美國還沒有這樣做，所以人們當然要提出更多的質疑。
疑慮之三：美國的多數盟國雖然沒有公開批評美國，但公開站出來為美國進行積極辯護的好像也不多。也許這些國家中不少心中對美國建在本國的這類實驗室也是疑慮重重，但敢怒不敢言。
疑慮之四：美國這類實驗室已經發生過大量的高危病原體泄漏事故。比方説，2004年到2015年間，美國猶他州的一個軍方實驗室向國內很多其它州和國外，寄出過86組炭疽桿菌樣本，本來以為是滅活的樣本，後來卻發現這些桿菌仍然有活性，而它們已經寄出去了，我看了一下材料，是五十個州和八、九個國家。
美軍德特里克堡基地更是美國生物軍事化活動的大本營，儲存了幾乎所有已知的高致病性的病原體，2019年7月因違規操作而突然關閉，引起輿論譁然。但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透露細節。我國民眾就新冠疫情溯源問題要求世衞組織去美國的德堡實驗室調查，我想這是非常嚴正的、正義的呼聲。
疑慮之五：美國有使用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惡劣記錄。我們都知道，上世紀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美國都使用過這類武器。不久前，美國駐越南使館官網翻車很能説明問題。
美國的駐越南使館的官網發帖否認俄羅斯對它所謂生化武器的指控，説不是美國而是俄羅斯可能會使用生化武器，結果很多的越南網民紛紛把幾十年前美國使用“橙劑”的照片和文字發了上去。
越戰期間，為了圍剿出沒於叢林裏的越共抵抗力量，美軍用飛機投放了7000多萬升的毒性非常強的落葉劑，又稱“橙劑”，導致許多地方叢林被毀，莊稼顆粒無收，水源遭到污染，大批百姓死亡，許多倖存者患上了種種疾病，甚至出現了50多萬身體畸型、有智力障礙的兒童。直到今天，“橙劑”污染物的影響還沒有消除，而美國迄今還沒有對受害者做出任何賠償。
疑慮之六：美國現在還是全球唯一一個仍然擁有化學武器的國家，而且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阻攔聯合國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多邊核查機制的國家。美國動不動就要核查其它國家是否發展生化武器，但從來不接受別人對它的核查。
俄羅斯這次公佈的材料非常詳盡、非常豐富，我這裏簡單列舉一些：
-UP-2項目，炭疽桿菌菌株，在烏克蘭軍人中進行了藥物試驗。
-UP-4項目，高致病性H5N1流感和紐爾卡斯病毒，研究候鳥傳播危險傳染病。
-UP-9項目，非洲豬瘟病原體項目。今天許多人都懷疑它與俄羅斯和烏克蘭地區活躍了好幾年的豬瘟疫情可能有關聯。
俄羅斯方面公佈的材料還有很多，有興趣者可以自己上網去查。中國專家也指出，看來美國在採集斯拉夫人種的生物信息，其造成的危害甚至可能會大於核武器，因為核武器會引來核報復，導致“互相毀滅”，但基因武器可以無形地、緩慢地禍害一個種族、一個民族。
美國控制的許多實驗室都建在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大國的周邊。這些實驗室本身也可能變成攻擊其它國家的基地。美國現在在全世界控制着336個生物實驗室，它們的生物軍事活動如同定時炸彈般已經把自己國家、美國的國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置於高度的危險之中。
總之，俄方拿出的證據和提出的指控都非常具體。美國迄今為止還不敢具體回應。美國究竟害怕什麼？我想全中國人民和整個國際社會都要追問這個問題，直至美國給出可信的答覆。
現在，這些材料引出的問題也開始在美國國內發酵，因為它也危及美國人民的生命安全。美國前民主黨眾議員圖爾希·加巴德説：我非常擔心，我想每個美國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在為此擔心，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不容忽視。她説，“美國在烏克蘭資助了這麼多的生物實驗室，如果這些實驗室坦坦蕩蕩，為什麼如此費盡心機地遮遮掩掩，不僅僅是烏克蘭的實驗室，美國在全球資助的所有這些實驗室必須馬上被關閉”。
截至3月17日，加巴德這番話的視頻在美國的各大媒體平台獲得超過600多萬次的播放量。但是，她的這番講話也遭到許多美國政客的批判。3月14日，共和黨參議員羅姆尼就表示：“加巴德在支持俄羅斯的虛假宣傳，她這種叛國式的謊言可能傷害人命。”
英國《每日郵報》最近也發文提出這麼一個觀點，五角大樓的生物實驗室項目實際上打響了一場輿論戰，美國的言論自由遭遇考驗。3月11日，五角大樓曾針對烏克蘭生物實驗室，在官網上登出了這麼一個説明，它説：“美國國防部的聯合減少威脅項目，叫CTR，與烏克蘭共同開展生物學工作的目的是，銷燬前蘇聯遺留下的不安全的生物材料。”但是美國福克斯新聞網對此提出質疑，它的新聞主播卡爾森是這樣説的，從2005年以來，五角大樓一直在與烏克蘭合作，銷燬蘇聯留下的生物武器，這個解釋挺正當。但是2005年是17年前，消滅蘇聯的生物武器需要這麼長的時間嗎？17年似乎太長了，如果你有17年的時間，而且從美國國會獲得這麼充足的資金，你可能已經把整個夏威夷海灘上的沙子都過濾一遍了。
美國國內保守派的媒體質疑這一切的原因之一是美國國內黨派之爭，因為他們反對拜登，而根據俄方最近披露的材料，拜登總統的兒子亨特·拜登，他的投資基金參與了實驗室的一些項目，這些似乎實錘了美國保守派對拜登家族腐敗等一些指控。
總之，美國的這些實驗室疑雲重重。我們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非大校不久前也表示，美方是生化危機的真正製造者，中方鄭重要求美方對其生物軍事活動作出全面具體的澄清，並接受多邊核查。
我也認為如果美國還遲遲不願意把事情説清楚，那麼美國將越來越被動，甚至不排除美國在世界許多地方的這一類實驗室將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美國整個國家的信譽也將更快地崩塌。
王小理：
生物武器是一大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通稱，生物武器是國際社會非常關注的敏感話題，也是國內非常關注的話題。實際上從我的個人經驗來看，七年前，我們國內對生物安全，不要説生物武器的討論，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眾的一個話題。
我記得參加一個英文的生物安全期刊創刊的時候，一位業內的資深專家説，這個話題是不是不合適進行一個公開討論？沒想到今天我可以在大眾媒體——電視上進行這個話題的討論，由此可見這個話題已經進展到非常值得大家廣泛關注的程度。
美國在烏克蘭，包括在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或者説按照美方國防部，國防威脅降低局的另外一個材料提出的一個數據，在全球49個國家和地區有超過336個實驗室，對美國在海外的實驗室和它們整個生物防禦體系，我認為需要從兩方面來看：
第一個方面説美國雖然在面臨俄羅斯的強烈指控之下，它依然臉不紅心不跳，就是説美國海外的生物實驗室的歷史還是蠻悠久的，從它的發展歷程來看，美國的海外實驗室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了，這個歷史甚至在“生物武器”這個概念提出之前就有了，最早可以看到是1898年，美國為了配合它的海外殖民軍事活動，就在海外實施了建立生物實驗室的建設活動。
圖源：生命時報
在一戰和二戰的時候，美軍就意識到，在海外開展一些軍事活動，就需要配置相應的軍事衞生體系，特別是在二戰之後，美國在海外建立了許多的軍事醫學實驗室。這些實驗室有些是官方的、正式的、掛牌的，你走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的，這些實驗室它的存在有其軍事的價值和意義，無論怎麼來講，美國總是有它的理由，當然這個理由是國際社會普遍反對的，它是軍事價值。
第二層價值，剛才張維為教授提到，美國以削減前蘇聯的生物武器實驗室，特別是他們的人員，美國説這些實驗室、這些人員如果不採取措施的話，很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所以它採取了一些對前蘇聯的設施進行轉化、轉移的計劃，但是就如剛才張教授提到的，它用了這麼長時間，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但是美國海外的實驗室最主要的問題恰恰是它的另外一個方面，這個方面才是國際社會更為關注的。1969年美國當時的總統尼克松發佈了美國的生物防禦政策和項目這樣一個聲明，美國聲明説它銷燬所有的生物武器，同時也不開發、不開展進攻性生物武器的研發，同時僅保留它們防禦性的生物研究。
美國最後是和蘇聯當時在“冷戰”期間達成了這樣一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這樣一個雙方比較能接受的方案，但是這個方案裏面存在着一個問題，其中就是缺乏生物武器核查條款，這就為未來的一些相關問題的醖釀、問題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進入21世紀之後，整個形勢變了，“冷戰”期間大國相互制衡的環境變了，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缺少像蘇聯這樣一個制衡的力量，同時的話，大家也知道現在業界有個説法，説21世紀是生物的世紀，生物科技在進入21世紀之後，特別是2000年“人類基因組計劃”實施之後，生物技術的潛力又被社會各界，包括軍方，特別是美國的軍方，重新地評價了，所以整個環境、形勢或者世道與“冷戰”期間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第二個方面，美國開展生物武器或者説防禦性生物武器研發的策略也發生了變化，它把它的這些軍事活動、軍事生物技術活動轉移到海外。我們研究認為它有幾方面的考慮，第一個，整個的監管環境發生了變化，相對美國本土來説，海外的環境對他們開展這種模糊性的防禦性的生物技術研究提供的監管氛圍是相對寬鬆許多。第二個，美國在海外對這些生物實驗室的運營成本、運營的氛圍是更加寬鬆自如了。
剛才張維為教授提到，俄羅斯拿出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而且發動了整個國家機器對美國在烏克蘭，包括在其它地方開展的軍事生物試驗活動進行一個深入的調查，但是目前俄羅斯還沒有走正式的渠道來指控美國開展生物武器研發，它沒有走《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裏面提到的一些條款，或者説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啓動正式的調查程序。
美國各界，包括美國的國防部、美國的國務院，甚至美國總統也在各個場合斷然否認了，肯定是國際社會還是不太認同的，因為它在從我們業界來看，美軍在烏克蘭開展的生物試驗活動，它遠遠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公共衞生活動，它開展的一些生物試驗的高精尖的程度超出烏克蘭軍事發展的需要和烏克蘭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
這是對於美國在烏克蘭實驗室開展活動的一個總體判斷，確實如國際社會主張的那樣，需要更加公開，需要更加透明，需要展示它作為一個大國負責任的態度，而不是遮遮掩掩。
圓桌討論
**主持人：**美國這麼多生物實驗室分佈在這麼多國家和地區，有沒有分佈上的一個規律？
王小理：美國的海外的生物實驗室數量確實非常驚人,要是從它的功能來看是有幾塊：第一塊是維護它的海外軍事活動，提供衞生保障。第二種的話，就是它所謂的“科學技術合作中心”，比方説在烏克蘭和中亞的一些區域，大家可能關心的是這些具有特定目的的一些實驗室，這些實驗室有官方掛牌的，在東南亞，美國傳統的盟國，比方説東南亞一些區域，這些實驗室在“冷戰”期間就建立了，包括東南亞柬埔寨金邊，包括在非洲，在南美這些區域，在德國、中亞和韓國，這些實驗室從分佈規律上來看，和美國的一些重大的軍事活動還是密切相關的。
主持人：有特殊目的的這些生物實驗室是不是美國地緣政治戰略當中的一個部分？
**張維為：**對，“冷戰”之後，美國是“一超獨大”，這時候出現一個什麼問題，就是我們政治學經常講的，絕對權力、絕對腐敗，沒有一個國家來制衡美國的時候，或者沒有一批力量來制衡美國的時候，美國就為所欲為了，它就越來越多地超出原來的一些做法，而且開啓它的所謂“創新”了。
毫無疑問，隨着蘇聯解體、俄羅斯周邊前蘇聯共和國成為美國的重點佈局的地方，同樣美國也聚焦中國，最近曝出來的韓國釜山美國生化實驗室的風波，有炭疽病毒，還有一些其它項目，韓國老百姓抗議，毫無疑問，針對俄羅斯和中國美國的佈局比較多。
主持人：那目前這種狀況真的沒有一種力量可以約束美國在這方面的行為嗎？
**王小理：**總體上來講，我認為這樣的力量還是存在的，首先《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是20世紀70年代，當時在“冷戰”大環境下，能夠達成這樣一個公約相當不容易。
當時有主要幾個力量，一個是科技和平的力量，另外是大國制衡的因素，這是兩個因素，如果我們經過21世紀之後來看的話，這兩個因素雖然有所減弱，但是因素還在。
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正在崛起，這也是對美國軍事霸權主義的一種制衡。另外一種制衡力量就是BWC《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作為一個制度建構，只要美國沒有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這就是對美國的一種制度上的約束。同時，美國社會的各種分化也是存在的，美國國內對美國軍方發展生物武器也是有強有力的制衡。
如果他們的訴求，特別是發展生物武器這種訴求，一旦被美國的其它社會羣體注意到的話，也會對他們進行一定的制衡。一旦曝光之後，美國這種所謂的發展生物武器的事業就會受到很大的遏制。
張維為：我想這也是我們講的要從單極的國際秩序走向多極的國際秩序，多極化的國際秩序是現在對美國一個重要的制衡，我想一是大國，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二是人民的力量。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它有什麼好的地方呢？在很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美國需要大國之間的合作，比方説美國非常關心“反恐”，在這個問題上它需要國際合作，達成協議，既然是國際談判，你不合作，很多事情也無法做到，所以這意味着不同大國可以提一些條件，甚至施加壓力，這就是多邊國際外交、多邊外交談判的一部分。
另外就是人民的力量，現在很多美國人也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實際上美國許多生物實驗室在美國國內造成很多的問題，我們從各種渠道都看到各種資料，許多是非常嚴重的泄漏事故，只是美國主流媒體很少報道，隨着國際民間力量、國際社交媒體，包括中國人民的聲音等，隨着各國人民都不斷地提出問題，我想美國最終會受到一定製約。
亞美尼亞民眾在美國駐亞美尼亞大使館附近舉行抗議活動。圖源：生命時報
**主持人：**之前我們節目曾經討論過美國的軍工複合體，我們仔細地分析了美國曆次在世界各地的軍事行動背後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在推動它。現在美國遍佈世界各地，包括自己國內很多的生物實驗室，這背後是不是也有極大的推手在發揮作用？
**張維為：**我想一個就是美國國內的黨派之爭，在烏克蘭，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參與了這些項目，包括他的基金會參與的項目，使反對拜登的特朗普陣營抓到了有力的證據，現在美國國內黨爭已經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了，跟過去不完全一樣了，雙方都希望把對方投入監獄。
這客觀上起到一個作用，美國在海外的生物軍事活動、實驗室活動進一步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客觀上有利於美國民眾更多地瞭解過去許多被隱藏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看，這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王小理：**我想補充幾句。我是做生物科技與安全領域的政策研究的，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美國生物領域的軍工複合體可能正在快速形成。
判斷有幾個理由，美國發展生物武器，是二戰之後發展生物武器的一個比較里程碑的事件，當時陸軍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委員會的一個負責人就是後來的默克公司的老總，他們當時提出來，美國需要發展生物武器的。從這個軍工複合體的性質上來看，很早時候美國的軍方和醫藥企業已經有比較深厚的合作機制存在了。
這樣一個歷史的因素是不可迴避的，從1978年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美國生物醫藥，特別是高新技術的生物醫藥企業比較深入美國的生物國防事業。
美國的資本市場資本力量也非常強大，甚至有可能把資本力量也引進來。我們看到一個材料，在烏克蘭他們有把傳染病是否發生這樣一種概率和資本市場對接起來，是否發生傳染病，資本市場可以看漲看跌，它就通過這樣一個海外的平台把資本的力量、軍事軍方、科技因素都引進這樣一個平台。
從積極的一方面來説，全球公共衞生有了金融加持，如果從負面的因素來看的話，如果沒有一個更加公開透明的機制，實際上可能會引入更大的風險。國際社會還是需要對這方面進行關注的。
張維為：我們中國人的文化是與人為善，一般很少把別人想得很壞，實際上你看生物武器，我們中國人過去不那麼瞭解，也不那麼熟悉，特別是我們普通的老百姓過去遠遠沒有關注到這個問題，但西方社會這些問題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
上世紀70年代，有一部電影叫《卡桑德拉大橋》，講的是在日內瓦的一個生物實驗室遭到恐怖主義襲擊，在那個時代，這種生物武器的題材在國外、在西方已經是家喻户曉的了。所以對中國人民來説，現在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育的過程，我們要了解這個世界很不太平，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物安全等時時刻刻都受到威脅。
觀眾提問
觀眾：我是來自上海政法學院國際政治與國際法治專業的一名碩士研究生，我想提問的問題是，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生物實驗室相繼被曝光後，有沒有相關的國際法律能夠對其進行約束，會不會影響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關係？
王小理：國際社會現在是有一些公約的，前面提到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包括聯合國安理會有一個1540號決議，這個決議還是對國際生物軍控還是有比較強的制衡。
至於你提到是否會影響美國和它盟友的關係，我認為影響的力度不會太大，有幾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剛才提到了，美國在30個國家和地區有336個生物實驗室，這些實驗室能夠在這些地方落地，本身就表明，美國和它這些生物實驗室所在國很大程度上是有一定的比較高層次的政治合作或戰略合作。
這次烏克蘭反映出來的問題，大家也看到報道，烏克蘭這邊的一些生物材料甚至送到德國，説明美國在全球構建的這種生物實驗室網絡，它們之間美國從頂層設計上是有分工的，但是不同區域、不同的實驗室有不同的側重，這些生物實驗室所在國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認知，或者説一定的容忍度。
**觀眾：**兩位老師好，我叫王亞琪，是一名公共衞生專業的研究生。我們都知道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想問在當今這種局勢下，我們應該如何從政府和社會層面構建防護網，防止這種相關的生物安全事故的發生？
**王小理：**生物安全防禦網，我的理解可能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涉及到很多方面，如果從生物安全體系來看的話，可以在幾個方面發力。第一個是檢測，這次新冠疫情也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的檢測流程方面還是有公共衞生領域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另外在病毒消殺，在整個的疫苗接種和疫苗配送環節，公共衞生領域是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的。
但是我想強調的是，公共衞生可以發揮的作用會更大。我可以建議幾個方向，比方説我們未來在疫情的預測方面是不是可以有更高端的平台，可以更好地讓我們把握整個疫情發展的趨勢和疫情發展特徵。
另外一個方面，新冠、以前的SARS非典，這些重大的公共衞生事件裏面藴含了很多情況，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進行復盤，從而用於指導我們未來的一些重大實踐的。國際公共衞生和法律這一塊作為一個交叉學科，我注意到這個領域的人才還是比較欠缺，包括我們總書記提出來的“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從這個概念到我們下一步繼續往前推進，需要我們人才，需要我們資源重新再配置，這塊公共衞生可以發揮的空間非常大，我們是做自然科學的，生命科學和公共衞生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張維為：我覺得這個同學學公共衞生專業，從這次疫情我們看得出來，這個專業的需求巨大，前途無量。怎麼保證我們的境內的生物安全，包括入境的檢疫、知識的普及都可以做很多工作，特別是讓普通老百姓都能夠意識到國家的生物安全是多麼重要，我覺得可以做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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