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瑋|很多警察感嘆：“説調解是和稀泥，真冤！”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説到基層調解，不少網友會立馬聯想到“和稀泥”，譴責“泥瓦匠”們“是非不分”、“推諉拖沓”甚至背離了“依法治國”精神。
固然，基層工作中無原則的“和稀泥”、不作為應該得到批判和糾正。但有時候，兼顧情與理也是基層調解工作的硬通貨。筆者採寫的故事，即與此相關。
01
“誰不想處警就按章辦事、重拳出擊呢？但現實中遇到的情況哪有那麼多黑白立判？”阿錦告訴我。
警校畢業後，阿錦成為了派出所一名基層民警，如今已成長為獨當一面的骨幹。和直面犯罪分子的驚險萬分相比，他更多面對的是羣眾間雞毛蒜皮的瑣碎庸常。
初出茅廬時，一個核桃糾紛令阿錦印象深刻。
某次在公交站附近，兩名素不相識的路人因買賣核桃爭執不下、險些動手，圍觀羣眾勸阻並報了110。老民警董哥帶着阿錦趕赴現場處理。買家指責賣家不講誠信、結賬時臨時加價，賣家則認為大家買核桃都是一把一把抓，對方卻一個個挑揀自然該加價。賣家説：“我説那這個生意我不做了，喊他把核桃還我，我換個地方賣。他又死活不幹，拉着我筐子不放，不准我走，就要買。”
民警的出現使雙方冷靜了下來，董哥先安撫雙方情緒，瞭解情況後，首先指出了買家的不妥之處，告訴他若引發嚴重後果，“尋釁滋事”足以禍害全家一輩子。隨後，他又自掏腰包把差價補給了賣家，兩人滿意地各自離去。
阿錦對這種“裝孫子”的行為感到疑惑：“為什麼要自己掏錢解決糾紛？明明是這個買家胡攪蠻纏。”
老董説：“他們爭得不是錢，是一口氣。我掏的也不是錢，而是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法，給雙方一個台階下。圍觀羣眾們覺得此事已了，公交站馬上也能恢復正常秩序。”
有時候，沒有“泥瓦匠”給的台階下，小事也會成了大事。近年來，路人從口角演變為傷害鬥毆甚至致人死亡的案件並不少。
近日，成都某區一案件宣判：兩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4年有期徒刑。舒某、葉某因變道瑣事產生口角，為泄一時之憤，在高架橋上惡意驅車追逐、別車斗氣，最終釀成6車連撞、人員傷亡的嚴重事故。
更讓人痛心的是，葉某的幼子也成了“事實孤兒”。孩子本在全家驅車前往遊樂園的途中，卻因父親意氣用事，親眼目睹了母親喪生的慘狀，而父親也隨之鋃鐺入獄。
資料圖
在採寫中，當我問起其他省市縣鎮的基層民警時，他們告訴我，諸如此類的事情，他們都遇到過。
對於很多民警和基層工作者來説，調解絕不意味着翫忽職守，而是解決羣眾細微矛盾最普遍、最有效、最低成本的手段。在雙方當事人互不相讓時，調解工作能讓雙方先冷靜下來，考慮之後所消耗的成本是否值得。
“打架是佔比超過 1/3 的警情類型，體量大，要處理好也不容易。法律法規雖對此有着嚴格的程序和界定，可在現實處理尤其是家庭內部糾紛時，真不頂用。”某位所長告訴我，“有時候剛性執法，其負面影響遠比調解大。”
一次，轄區內的一對表兄弟，因瑣事打架，鬧到了派出所，民警小劉依法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將二人拘留。
矛盾並沒有因此結束，反而升級。在兩兄弟拘留期間，兩人之間的紛爭激化為兩個家庭的羣毆——甚至連兩家70多歲的老人都下了場。
“兩家人都説拘留會在孩子檔案上記下不光彩的一筆，以後前途大受影響，互相怪罪對方。新仇加舊恨，越想越氣，就演變為鬥毆事件。”
後來記筆錄時，兩家人都十分後悔，就連小劉也有些自責——長輩們在調解室中將怨氣合盤托出時，才知多年前的舊恨竟是誤會使然！老人互相擁抱痛哭流涕、泯了恩仇——但親人之間的聚眾鬥毆案底，卻泯不了。
羣眾糾紛中，當事人的固執衝動和民警調解的作用，是很多人難以想象的，而成功調解和圓滿解決之後，各地派出所收到的諸多錦旗和感謝信，很多人也看不到。
“大多數調解，當事人和調解人，追求的都是事情怎麼去解決。”老楊感嘆,“有些網民一聽調解就反感，一定要分出個‘是非對錯’或者追求‘真相’，甚至比當事人更在意來龍去脈、細枝末節。可一些‘真相’的細枝末節出來後，對很多當事人及家庭又是二次傷害。”
在羣眾心中，警察是秉公執法的化身，理應為自己主持公平正義。誠然，面對犯罪分子時，他們是出鞘的利刃。但更多時候，基層面對的不是“黑白分明”的“大是大非”，而是眾生百態的大情小事、紛繁複雜的“羅生門”，是依靠公序良俗、道德判定的柔性空間。
大多數羣眾矛盾在調解後解決了，事情已畢，他們自然不會再發聲。因此，倖存者偏差使得一些調解未能解決或惡化的事件霸佔了公眾的視線，從而影響人們對於基層調解的作用形成理性客觀的評判。
02
“打架鬥毆如果簡單把雙方都拘留，辦案時間就個把小時，但進行調解，往往需要耗費好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和精力。調解糾紛，成本其實更高、負擔更重。”
一樁親戚之間的糾紛，前後耗費了馬所長半年的閒暇時間及春節。
“2020年2月，吳兵準備新建一條入户路到家門口，但需要經過伯父吳學的田地。親戚們協商後，吳兵動工修建完成了入户毛坯路工程，還履行了一個《土地調換協議》。”馬所長説，“但修路的過程中，土地權屬使用等糾紛很複雜，他們之間發生了一些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的矛盾。”
巧的是某次口角後，吳學家的耕牛不知何故死了，吳學懷疑是吳兵家人所害。民警第一時間把牛的胃內容物送至物證鑑定中心搞鑑定，鑑定出來其中不含農藥。但吳學還認定是吳兵所為，一氣之下，將吳兵修建的入户路挖毀。
此後兩家人互不相讓，矛盾不斷升級，甚至到了寧可不外出工作和勞作，也要互相使絆子的程度。
村子裏大家都沾親帶故，兩家均不願意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生怕“把親戚送進去後，在村裏沒法做人”。村民、村委會及警察曾多次調解，但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吳學妻子到區政府去上訪，舉報警察辦案不公。吳兵則以公安機關不作為為由，先後多次向“省長信箱”、“市長熱線”投訴，在網絡論壇、社交平台提出訴求。吳學更揚言要以暴力手段解決。
《信訪工作條例》部分內容
類似吳家糾紛的案例多不勝數，矛盾雙方均認為自己更佔理，不斷髮聲要求“公平正義”。去年此時，成都“49中事件”發生。讀者朋友們或許還記得當時網絡上眾多“當事人”、“知情者”的小作文互相矛盾、眾説紛紜的情況。
對此，一位政工民警無奈地對我説：
“這是一個全民發聲的時代，輿情隨時在發生。當自己涉事時，一些人要求民警對對方依法執行、重拳出擊，又要求民警執法同情自己這個弱者、給予人性關懷；要求民警執法不要被他人輿論裹挾，又要求民警看到民意、符合自己的呼聲……中國人口太多了，事情一旦扭曲發酵，哪怕只是一小戳聲音也是驚人的壓力，最後通通給到了基層，説真的他們太難了！”
2020年12月，馬所長調任當地處理糾紛時，正處在這種當事人互不相讓、據理力爭的輿論壓力下。他多次實地查看土地情況，到雙方家中聽取當事人意見，分別進行懇切勸説。就連春節期間，馬所長也頻頻出現再當事人家中，給他們講法律、擺道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耐心做思想工作。
吳兵、吳學以及十里八鄉的鄉親們，都被馬所長的誠意打動，當事人表示願意調解。最終，雙方當事人達成一致，簽訂調解協議書，兩家人握手言和。村主任連連稱讚：“終於都滿意了，給我們村上化解了一大難題。”
一場糾紛化解的背後，警察面對的情況，比我們看到的要複雜得多。很多時候，警察付出瞭如馬所長一般的精力、苦力，卻沒能獲得多少戰績——因為“和稀泥”，本身需要豐富的知識儲備、社會閲歷甚至個人魅力。因此，很多警察感嘆：“説警察調解是為了‘躲麻煩’、‘不作為’，真冤。”
03
而讓民警們感到更“冤”且“憂”的是：羣眾之間很多糾紛調解，本就不屬於警務工作。
常被“12345”政務部門或聯席會議其他單位甩來一堆“無效警情”的老堯説：
“多年來，各級政府建立了矛盾糾紛調解機制，檢察機關的司法所和政府各職能部門是糾紛調解的主體單位。我們公安部門是參與者和協作者，但搞着搞着公安變成主導單位了，哪個部門的職責都讓公安來。”
另一位青年民警補充：
“比如，噪音擾民，這本該找城管。小區扯皮該找社區和居委會。最離譜的是欠錢糾紛，要賬的希望警察給他制服老賴，結果老賴報警更快——因為經濟糾紛不屬警務範疇，應該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老賴反稱：‘非法催賬的堵我門，警察快來維護小區秩序把他趕走’。”
在警力嚴重不足的當下，政務部門若不積極履行職能，將無效警情和海量糾紛調解都壓在公安部門身上，公安部門的大把大攬，不僅事倍功半，既難處理不同領域不同行業的羣眾訴求，也將逐漸扼殺基層組織、政務部門與羣眾之間的凝聚力、生命力。
但在本次採寫中，筆者發現，比起很多地區基層民警談及處理“民間糾紛”的疲憊，有2個地區的受訪警察顯得“別具一格”——織裏和成都。
織里民警阿樂説：
“很多基層派出所70—80%的精力被牽扯在雞毛蒜皮的羣眾內部矛盾上，我們以前也是。但這幾年警務改革，現在有了一個調解中心，會把非警務類的警情分到調解中心去，極大的減輕了我們的壓力。”
阿樂口中的調解中心，全稱是“織里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是警務改革試點中，織裏基層社會治理“亮眼成績單”背後的進階秘籍。
“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地”，作為40萬左右人口的特大鎮，織裏調解中心1+9+N的“信訪超市”，將分散的各部門功能協調在同一個地方，接單後分類處理、對症下藥。又藉助社會組織、專業領域對口的調解力量，組織了“老兵驛站”、“平安大姐”等特色隊伍進行幫扶及關懷，使羣眾矛盾在短時間內就地化解。試點近三年，中心共化解調處各類矛盾糾紛數千件，成功率極高。
同樣進行警務改革和糾紛調解試點的還有成都。天府新區“一站式”糾紛調解服務中心在2021年接待討薪民工2082人次，調解事件涉及民工工資7600多萬元，在“國家民生示範工程”中獲獎。我就此事詢問成都司法專家，他回答：“現在訴源治理，一站式糾紛處理搞得如火如荼。每個區都有不少司法所/人民訴訟法院/適老法院/調解中心。”
M市另一位此前幾乎只同材料打交道的高級別機關幹部，則對這種變化頗有感觸：“（走基層）才明白了好多民眾和基層民警、社工的生活百態。為了化解羣眾矛盾，現在我做了很多以前沒想象過、也做不來的工作。”
當我把此類感慨告訴民警們時，他們感觸頗深，有位民警更是笑出了聲：“真該把大法系專家們也派到最基層，調解幾樁羣眾矛盾試試，免得想些法規草案不接地氣！”
專業調解力量的介入和民眾力量的喚醒，有效防止了矛盾激化，有利於維護基層諧與穩定，但調解工作並不意味着“各打五十大板”和姑息違法犯罪。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法規對罪惡重拳出擊的同時，通過調解工作普法律、講道理，把公序良俗立起來，讓社會保持對法律與道德的遵守，工作開展才能高效有力。
04
矛盾糾紛要實現就地化解，單靠部門力量是無法滿足的。“楓橋經驗”之所以歷經數十載風雨洗禮和實踐檢驗，正是因為這一經驗始終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依靠羣眾、發動羣眾。
本文中，啃下硬骨頭的馬所長曾感嘆：“最後能夠調解成功，離不開大家。”在馬所長多次貼近鄉鎮村組的過程中，不僅捋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還摸清了村委會、村組羣眾們的具體情況。將工作觸角紮根到羣眾之中，才終於“化解了大難題”。
毛澤東主席批示手跡翻拍。項菁 攝（圖自中新網浙江新聞）
而眾多難題中，若矛盾當事人是老人等特殊羣體時，要想解決問題、黨政幹部更離不開羣眾。
某年夏季，某派出所頻頻接到來自同一個新建小區的報警電話——清晨，小區中央的綠化小公園裏，出現一羣老人集體“撞樹”，吐納大吼或載歌載舞，而小公園依託圍成一圈的密集高樓，形成了天然的聚音和回聲效應。小區居民不堪其擾，紛紛向物業、社區、城管及派出所反映。
面對頭髮花白、執意撞樹的老人們，民警也只能以勸導為主，警車一走，老人們又開始了“養身活動”。如此反覆，不是個辦法，於是業主開動腦筋、羣策羣力，尋找並集結了周邊數個小區酷愛練太極的老人們，組建了太極養生團併為他們推薦自己小區中的小公園。
之後數天，在兩撥老人爭奪“地盤”的時候，執法大隊出面給“撞樹團”普法規、講道理，業主們或去現場支持“太極團”或在樓上怒斥“撞樹團”擾民。沒過多久，“撞樹團”便倉皇而逃，而小公園也逐漸成為周圍居民們“上午太極-下午喝茶/麻將”的“團建”基地。
資料圖
這個幾年前智鬥“撞樹團”的小事，以及近三年疫情中數不清的案例，使人不由得想起：60年代，毛澤東主席批示各地效仿、試點、推廣“楓橋經驗”，並指出“羣眾起來之後，做得並不比你們差，並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羣眾。”
羣眾糾紛調解和社會穩定，僅僅依靠公安部門必將獨木難支，政府部門各司其職也非高效之舉。基層需要“手藝高超”的“金牌調解人”而非無原則“和稀泥”的“泥水匠”。
羣眾是黨的力量源泉，羣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依靠羣眾發動羣眾，才能在國內外鉅變之期打開新局面、拓出新天地。糾紛調解如此，防控疫情如此，整個社會治理亦如此。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