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你的印太，我的亞太：中美地緣政治鬥爭的無解漩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2022年仍是全球秩序大變亂的一年。新冠疫情未止，烏克蘭戰爭正酣，美國拜登總統於5月下旬密集訪問東亞國家，23日在日本東京正式宣佈啓動“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簡稱IPEF），首批納入13個國家。美國同時宣佈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在台灣問題上高調宣佈“武力介入”。
美國的“印太戰略”從構想到實施，終於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儘管這一框架仍然缺乏實質性內容，且內部談判涉及的權利義務爭端可能激烈化，但美國畢竟提供了一個關於印太大區域的新地緣戰略願景，給其印太盟友留下想象和商談的無限空間。日本、韓國均有躍躍欲試、蠢蠢欲動之勢，似乎在美國霸主領導下“分食”印太領導權的美好時代到來了。拜登亞洲之行，帶來的不是和平與發展，而是更深刻和更具風險性的地緣政治衝突漩渦與前景。
這無疑是美國以“體系性冷戰”方式遏制中國和隔離中國的戰略敵意和戰略進攻行為。用中國古代的謀略學概念，這是美國的“合縱”之術。
與之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外長王毅在同日舉行的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第78屆年會開幕式上以視頻形式發表致辭，提出“亞太”概念不應被稀釋，亞太合作不應被幹擾，要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再創亞太合作新輝煌。
這似乎是2021年12月中美“民主大辯論”的續篇：你的印太，我的亞太；你的自由霸權新聯盟，我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你的21世紀新冷戰，我的各國和平發展。
這些爭端的激烈化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着中美關係“新冷戰化”的根本演變趨勢。中美貿易戰2018年爆發以來，修補中美關係裂痕、建立中美戰略護欄的聲音和努力一直存在，但不佔主流。從特朗普到拜登，我們沒有看到中美關係緩和的持續性善意與相向行動。
中美互信變得更加脆弱，任何級別的外交會晤或諒解都經不住美方的“出爾反爾”和強烈反華共識的即刻破壞。美國反華並非建立在牢固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上，而是出於對美國霸權威脅與衰落的內在焦慮和恐慌，但意識形態可以作為“理想性”的價值動員符號，對美國國內分歧性政治力量加以整合，並對已然鬆散化的盟友體系實施“重新紀律化”。
以中俄為主要對手的美國新地緣政治戰略謀劃已久，中間出現過是否“聯俄製華”的政策搖擺，但由於內部政治與利益分歧，以及美國對自身全球性霸權的迷戀和濫用的帝國習慣，美國統治精英最終決定同時出擊，兩線作戰。
烏克蘭戰爭是北約極限東擴的地緣政治悲劇，但俄羅斯試圖重建地緣政治安全秩序與平衡體系的“特別軍事行動”未能有效阻止北約東擴，甚至加速了波羅的海國家（芬蘭、瑞典等）加入北約的進程，造成自身更加艱危的地緣政治處境。這是美國霸權的“西線”，以北約體制和大西洋自由主義為基礎，主要地緣政治目標是俄羅斯。
美國霸權是全球性的，還存在“東線”，以中國為主要地緣政治目標。美國近年來致力於打造“印太戰略”架構，以形成一種“亞洲版北約”同盟體系，對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形成遏制和圍堵的強勢秩序，從根本上阻止中國崛起及建構區域性政治領導權。
與“西線”的地緣政治體系相比，“東線”的地緣政治狀況更加複雜，也並非美國可以在短時間內建構完成。正因如此，美國試圖建構印太體系的過程就必然是衝突頻多，險象環生的，甚至存在“爛尾樓”的失敗風險：
其一，基本地緣概念上的過度包容和過度分歧性，即“印太”並非一個成熟的地緣政治概念，而是美國政客與戰略家紙面謀劃的概念，其具體包容性、分歧性和衝突張力未經充分有效的評估和細緻分析，在具體執行上勢必大打折扣；
其二，歷史與文化背景的規範差異性，即印太地區不同於美國北約體系，不具有同質化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和歷史傳統上的“西方”文明及種族優越感，僅僅是表面的民主文化共同性和地緣利益協調性，故印太盟友，除了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五眼聯盟”的白人種族盟友之外，真正的亞洲盟友缺乏文化背景和歷史傳統上的深刻同質性，其結盟行為的機會主義特徵凸顯；
其三，印太地區的殖民史過程、民族主義與泛亞主義傳統對印太體系構成某種持續性的思想抵抗和政治抵抗，即印太國家多數遭受過西方殖民侵略和壓迫，有着長期的反殖民運動歷史及其遺產，也有着民族主義和泛亞主義的思想基因，這些政治思想因素和政治行動邏輯是強大和連續性的，不會因為美國霸權體系的某種許諾或誘導就被輕易遺忘和失去抵抗意識；
其四，美國歷史上對印太國家的帝國式滲透與支配並不成功，無論是朝鮮戰爭的失敗，還是扶植南越政權的失敗，或者是阿富汗戰爭20年的大潰敗，都表明美國並未證明其對亞洲國家之歷史、文明和地緣秩序有着一套成熟的協調支配的政治技藝。美國很強大，很容易顛覆他國政權，很容易製造地區動亂，但卻似乎並不擅長帶來繁榮穩定的合作秩序，印太架構的操弄也仍然需要面對曾經的挫敗陰影和病因要素；
2021年8月15日清晨，美軍CH-47“支奴幹”雙旋翼直升機飛抵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上空，撤離美方工作人員。
其五，中國的和平發展的核心價值與地緣政治形象的改良建構，即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前所未有的對手，不是第二個蘇聯或俄羅斯，也不是曾經的德國或日本，而是以和平發展為核心價值進行國家建構、改革開放和對外交往的文明理性大國。
在聯合國多邊主義框架和中國獨立自主外交原則基礎上，中國的地緣政治形象存在一個逐步改良和逐步獲得認同的過程，並在地緣經濟、文化、政治、社會聯繫上積累了強大的歷史紐帶和共同現實利益，這些也構成對抗美國印太新冷戰體系的關鍵基礎和強大能量。當然，美國也一定意識到了上述差異性和戰略實施的嚴重困難，但抵不過其帝國建構的道德熱情和帝國衰落的生存恐懼，意欲奮力一搏。
美國試圖將中國建構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之敵，將中國妖魔化和邊緣化。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心理習慣和行為邏輯，即通過“敵人建構”和敵我區分，實現自身的身份認同和利益整合。
美國要賦予“印太”一個整體性的、有本質和靈魂的身份，催生塑造一種“印太價值觀”，將印太範圍內所有的民族、國家和族羣加以重新的規範性編組和支配，使該區域內的各種力量都具有美國定義的具體身份和義務，並嚴格服從和服務於美國界定的霸權利益。
這是一種典型的帝國建構，美國印太戰略的實質性目標是在東方建立一個美國主導的“印太帝國”，就像美國在西方建立了一個美國主導的“北約帝國”一樣。這也是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自信滿滿概括出來的以全球體系形式出現的美式“新型霸權”，一種終結所有其他霸權的霸權。
山巔上的美國不能容忍人世間出現第二個同級別霸權，因為多元霸權體系在規範本質上否定了美國霸權的唯一性和新穎性，羞辱和降低了美國霸權的原創性和永久支配性，並帶來美國霸權利益體系的多米諾骨牌式的坍塌恐懼感。美國在歷史身份上自詡為“新羅馬帝國”，而北約和印太酷似西羅馬和東羅馬，但美國能夠避免東西羅馬分崩離析的歷史悲劇嗎？也許拜登、布林肯等應該認真讀一讀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而不只是停留於《聯邦黨人文集》的建國神話與規範自滿之中。
但北約和印太還是存在本質差異的。北約範疇的多數國家都可以稱為美國的“自己人”，都是白人種族主義與基督教信仰文化可以大致覆蓋的民族與人羣，但印太範疇內美國和多數國家卻很難互稱“自己人”，有着種族主義的生理、心理隔離和基本文化信仰上的規範差異。
如果説北約建立在較為牢固的泛歐洲價值觀和泛歐洲共同體意識基礎上，以大西洋主義和一戰、二戰的集體性歷史犧牲為依據，其內部同質性高於差異性，那麼印太似乎完全建立在過度多元主義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差異性利益訴求基礎上，外交辭令和利益謀算邏輯下的“媒體形象一致性”掩蓋了實質性的文化基礎和發展利益之衝突甚至對立。
如果美國籌劃的印太架構確實要對標北約模式的話，美國就需要真正持續性地投入戰略資源和巨大的帝國建構成本，但這符合美國當下的戰略利益嗎？美國能夠長期承受北約體系和印太體系兩個“準帝國”的巨大能耗嗎？美國對印太內部複雜無比的地緣政治衝突有足夠的調解能力和補償能力嗎？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特朗普主義批判的就是美國霸權的大包大攬和不計成本，而實際利益僅僅歸於某些既得利益集體（各種全球化精英團體特別是軍工複合體）。
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以及從全球各處撤軍及退出國際組織，儘管做法荒誕急切，但內裏的“帝國收縮自保”的政治理性是無法否定的。如今，美國為了同時對抗中俄，似乎再次自大和發瘋起來，妄圖重建一個緊密型的全球帝國霸權體系，但美國決策者精算過這一“逆行”思維和戰略的實際成本、風險和可持續性嗎？美國的實際資源體系及盟友參差不齊的忠誠度能夠真正支撐這一體系走多遠呢？這些都是要打上大大的問號的。
這裏出現了美國“印太帝國”建構的兩難陷阱：如果美國全力建構“印太帝國”，它自身會被掏空和無力存續，國內經濟社會矛盾與階層衝突會空前爆發，政治社會危機將無法掩蓋和控制，有逐漸崩盤和制度失敗的結構性風險；如果美國只是虛設帝國目標且無節制推卸責任和負擔，其各色盟友必然兩面作為，推諉應付，甚至與體系外的中國發展更加緊密的經貿和安全互動關係。
衡量“印太帝國”前途的，不是豪邁的外交辭令，也不是帝國戰略家的紙面作業和長篇規劃，更不是某些盟友小弟的犬吠衝動，而是美國到底有沒有能力持續地給各色盟友提供實際利益並公平解決內部矛盾衝突。事實上，美國必然是言不由衷，力不從心，知行不能合一，其帝國公共品供給能力和創意性將遭受嚴重挑戰和考驗。
這裏測試的是美國作為帝國的統治美德和能力，而恰恰在這方面，美國表現出了斤斤計較、德不配位和巧取豪奪的美德衰敗症及能力減損。在此意義上，拜登仍生活在民主黨的全球帝國主義舊夢之中，而特朗普則顯示出了幾分商人的理性和非職業政客的清醒。
“四方安全對話”現場 圖自法新社
這裏我們還要提出一個常常被廣泛忽視的問題，即美帝國的系統性權力腐敗問題。這裏可以舉出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是阿富汗戰爭20年，美國的龐大經濟援助和民主重建，換來的是各級本地“民主官員”的腐敗以及各級防務承包商和非政府組織的腐敗。美國的顏色革命與發展援助，演變成帝國完整的治理作業鏈上的系統性腐敗，而落實到終點處的阿富汗人民的具體利益份額則微乎其微。這也能解釋為什麼美國民主在阿富汗無法紮根，不受認同，美軍一撤就土崩瓦解了。
另一個例子是美國國會剛剛通過的烏克蘭援助法案，高達400億美元，但大部分開支項目似乎與烏克蘭無關，而落入了美國涉外政府部門、軍工複合體與其他戰爭合約機構之手，最終造成的必然是各個作業環節上的“盆滿缽滿”和烏克蘭長達數十年的“債務陷阱”。
美國國內存在民主法治的規範監督體系，但其帝國化的涉外立法與財政行為歷來難以得到有效監管。只要國會不同勢力得到利益安撫和平衡，基本不會有人提出質詢和監督的要求。帝國統治異化為“精英腐敗”的遠程利益鏈條，這是帝國政治的悲劇，美國並不例外。通過極力渲染中國威脅及籌組“印太”架構，上述腐敗治理過程似乎要重複進行。腐敗可以獲利，卻沒有真正的生產力，且最終必然偏離帝國決策出發時的價值宣示和表面初心。
當然，帝國戰車已經驅動，“印太經濟框架”並不是TPP的簡單替代物，而是拜登主義的新全球霸權戰略的新穎項目。美國的擴張主義統治精英分為兩類：一類是新自由主義鷹派，主張全球主義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傾向通過國際組織體系和盟友體系實現美國霸權目標和利益，民主黨概屬此類；另一類是新保守主義鷹派，他們主張單邊主義和基於實力的國際秩序，更傾向於繞開聯合國及國際組織體系實施滿足美國利益的任何行為，對盟友體系則採取勒索和脅迫相結合的策略，將之作為工具加以利用，共和黨歸屬此類。
拜登主義不是奧巴馬主義的簡單迴歸，而是“特朗普+”，是新自由主義鷹派和新保守主義鷹派的大合流。這種大合流並不容易發生，需要想象或設定一個超級強大的外部敵人，俄羅斯達不到這種程度，中國成為唯一的主要對手。
事實上，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美國朝野迅速形成政策共識：其一，美國不直接介入烏克蘭軍事行動，但提供全力支持，打成消耗戰，極度削弱俄羅斯；其二，美國不應為了俄羅斯過度消耗力量和注意力，其主要威脅仍是亞太地區的中國。在烏克蘭戰爭刺激下，美國更加害怕中國乘機解決台灣問題及加大在亞太的戰略進取，故急切地在“一箇中國”問題上挑戰刺激中國，並加速推進“印太經濟架構”，加緊構築圍堵中國的“東方”帝國防線。
以印太為名義的“東方北約”，經由美國總統的公開宣揚而啓程，就像“泰坦尼克號”一樣華麗出航。但這種啓航，更像是美帝國夕陽時光裏為滿足虛榮心和安撫焦慮感的一種霸權體系內的“御駕親征”，也似晚期羅馬在腐敗叢生和炫耀成風條件下的錯亂決策和風險放大。
5月19日，美國馬里蘭州，美國總統拜登登上“空軍一號”，準備開啓上任以來的首次亞洲之行。圖自澎湃影像
所謂“印太經濟架構”及其包含的地緣政治前景，必然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必然是主要針對中國的，必然是以帝國法理和帝國霸權為基礎的，必然是割裂印太/亞太產業鏈並製造多點爆發之地緣政治甚至軍事衝突的。亞洲各國與各民族會任憑這樣的帝國怪物橫行破壞嗎？亞洲如何獨立思考和團結起來呢？
與“印太”的帝國雛形和衝突風險相比，中國對亞洲文化、地緣、經濟、政治、社會與命運的思考和責任更加具有和平發展屬性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優勢。但亞洲之地緣政治“重新漩渦化”恐難避免：中國理有餘而力不足；美國力有餘而包藏禍心。亞洲聯合自強與大區域自治的文化、政治和制度條件並不充分，遭受美國霸權宰制和帝國化支配的命運尚未逆轉，美國在亞洲製造和放大沖突、風險與地緣對抗的意圖和能力仍需嚴肅對待和高度警惕。
對中國而言，這似乎是一個悖論式的時代挑戰和地緣處境：
一方面，美國的印太架構及對中國的冷戰聚焦，證明了中國國家建構與改革開放的充分成功，證明了中國作為第一流甚至唯一對手的道德與實力資格，美國的敵對行為對中國的國家成就進行了最為可信和最為權威的驗收證明；
另一方面，美國以體系性冷戰方法構築“東方北約”，對中國進行接近C型的地緣政治對抗體系建構和戰略包圍，並試圖截斷中國與亞洲區域甚至西方的產業鏈，深度推進與中國的體系性隔離和脱鈎，這又是美國對華戰略敵意和衝突風險空前高漲的危險信號。美國是從戰略上進行了超強的國內動員和盟友體系的動員，將中國崛起視為改變世界權力秩序並修正美國霸權體系與規則體系的最主要威脅。
美國的精英層也被政治教育成這樣的心智取向：為了美國霸權長期利益而忍受中國市場暫時損失，在中美鬥爭中站在美國帝國利益一邊。這就導致了中美2018年貿易戰爆發以來，無論是美國的“接觸派”和在華投資的企業家集團，還是中國的一切形式的妥協派或求和派，均在各自國家的政治正確氛圍下基本失去話語權和政策影響力。
觀察者網5月19日曾刊發美國籍記者和編輯黛博拉·韋內齊亞爾的長篇分析文章《誰在領導美國走向反華戰爭？》，其基本結論是，美國的自由主義鷹派和保守派已就中國威脅和對華政策達成穩固的政治共識，共同認識到是否能夠遏制和顛覆中國是美國霸權存續的生死條件，中美體系鬥爭無法迴避。這篇文章值得深讀反思，是近些年關於中美關係的最好的分析文章之一。鄭永年教授近期接受《環球時報》訪問，認為美國對華決策是在恐慌和錯亂中作出的，美國的不理性帶動了其盟友的集體不理性。這兩位觀察家的視角恰好構成內外互補的關係，使我們確信“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已是現實處境，無可逃避。
事實上，世界上存在大量的第三世界國家和較為中立、偏向和平發展的發達國家，他們對美國霸權及其長期危害性是有深刻認識甚至親身體驗的，他們也有着制衡美國霸權、追求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正當需求。這正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厚的國際社會基礎和全球人心基礎。
在與美國霸權的鬥爭中，中國所要爭取的不僅僅是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還是一切被壓迫與被裹挾的國家、民族與人民的生存、平等、發展與團結的根本利益。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並不孤立，也不可能被孤立。始終着眼於“人類”友善及共存，始終關注和致力於“共同命運”，始終節制自身權力慾和利益獨佔的自私性，始終堅持國際法與國際社會的平等原則與和平共處倫理準則，中國國家行為與全球行動的道德正當性、確定性和可欲性就可以最終經受考驗，開闢人類和平發展的新道路和新秩序。
總之，對手越要封鎖和遏制我們，我們越要有外線支撐和資源。我們必然需要一方面堅定改革開放和參與全球經濟體系的意志和能力，以和平發展團結最大多數外部力量，對印太包圍圈形成穿插反制；另一方面則需要展開戰略戰術層面的各種形式的鬥爭，建立健全我國反干預、反制裁的法律體系和執行機制，增強涉外法治鬥爭的法理基礎和制度基礎。
中國還是中國，亞太還是亞太，和平主義和發展主義，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優勢，必然最終戰勝冷戰主義、遏制主義和單邊性質的帝國同盟體系，為人類永久和平與共同發展給出來自亞洲東方的智慧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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