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洛拉:人教社數學教材插圖,為什麼會成這樣?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傅洛拉】
這兩天,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教材的配圖,被網友紛紛吐槽醜陋、眼神奇怪,甚至可以説像是唐氏綜合症患兒,以及存在使用兔女郎裝扮、美國國旗元素等問題,相關內容連續衝上熱搜。

最初有人認為,這只是藝術風格問題,比如很可能受到世界級畫家費爾南多·博特羅的影響。
我特地去學習了下,確實,博特羅的一些畫作裏,人物看上去也有些呆傻,但不是各個人物的眼睛都分得這麼開。



前兩張瞳距都很大,但“蒙娜麗莎”的眼神不那麼“呆傻”,最後一張的瞳距並不大
眼睛和眉毛的距離也相對正常,而不是人教社那樣,像錢鍾書《圍城》裏第一章説的形象:“孩子……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遠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報上諷刺畫裏的中國人的臉。”
而且,即使是世界名畫,也不好隨隨便便都放到小學教科書裏吧,比如弗朗西斯·培根畫的、看着就讓人心裏發毛的教皇英諾森十世。

在作品中多次諷刺美國,引起外媒關注的著名畫師烏合麒麟則給出了另一個角度,認為是錢沒給夠,請不到好畫師。

這種説法反而進一步激怒了網友,質疑他是在洗地,就算錢給得少也不能畫成這樣。
還有人認為,烏合麒麟的看法,即使從錢的角度講也不成立。因為一個“國家級”案例,可以提升企業的價值,打開商路,哪怕不給錢都會有人搶着要畫。
從我接觸教材編寫工作的經歷看,這兩種説法都只反映了商業領域的部分現狀,關鍵在於教材插圖這事根本不符合商業慣例。
先不説插圖,哪怕教材本身,是教育部、出版社或編寫組向所有老師公開招標嗎?大家都來投稿,然後選哪個好?
當然不是,是看牽頭實際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能找到哪些老師願意寫,甚至老師的資歷都不是決定性的。反正名字掛在前面的老師,肯定是很有資歷、教學經驗豐富的,部分實際動筆的人則未必,很年輕的老師也可以參與。
那麼放到插圖問題上,也是同樣的,幾乎不存在招標,數學老師也不大可能有什麼發言權,一般就是看出版社基於現有的關係,能找到什麼畫師。
沿着烏合麒麟談“錢”的角度説,教材發行量看上去那麼大,對出版社來説是不小的生意,但現實世界裏,可能讓參與者都選擇按印數拿錢嗎?
往小裏説,個人錢拿得少,也不能亂畫,就像我們老師也不能亂寫文字部分。但真要論“錢”,教材編寫裏本來就沒有多少“正常”的商業邏輯可言,不只是關乎畫師。
往大里説,這樣一個思想輿論陣地,本來就不能單純談“錢”,不能單純看商業邏輯。
另外,錢給得少,其實也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教材一個版本可能要用很多年,更新少,等於參與者幾年裏都不大有變化,如果對教師們也變成一門可以吃很多年的“大生意”,我擔心為了爭奪編寫的資格,不知道會新增多少“有辱斯文”的事情。
沿着靠“國家級”項目賺聲望的角度説,教材插畫的藝術水準終究有限。網友列舉了許多往年的優秀教材插畫,除了直接使用名畫的,大部分在同類國畫、油畫、水粉、水彩、卡通中,也只是普通水準。靠教材插畫,估計是很難在業內打開局面的。
對於一些出版社來説,找到有一定資歷的人願意包下這事就行了。是不是讓工作室的年輕人畫,是不是有轉包,都並不是那麼重要,如果設計工作室的名頭足夠大,主要負責人的履歷足夠好,出版社就可以“交代”。總不見得功成名就的畫家會砸自己的牌子?更沒人能想到幾年後會“出事”。
也許有人要説,教材插畫也是美育的一部分,怎麼能如此不重視?確實,人教社也在回應裏説,要“充分發揮教材封面和插圖的育人作用”。
道理沒錯,但在實際的教學中並不是這樣的。大部分教科書插畫的“作用”,是學生們的塗鴉底稿。

語文老師偶爾結合插圖講解意境,多數也只是寫景文章。英語老師只是靠人物組織對話。數學老師也只是借用一些教學場景或應用題場景。
有些學校倒是要學生認清數學教材上的人物,不是為了美學,只是因為其他習題上沿用了教材人物,學生如果認不清,可能會在答題時搞錯誰的蘋果多,誰的生梨少。
英語老師、數學老師對插畫的利用,本質上都可以用加了不同配飾的火柴人代替!在這樣的教學需求下,輕視插畫雖不應該,但並不意外。
還有兩個問題,我覺得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教材插畫。
第一個是教材從編寫到審核涉及到許多人,誰也不敢打包票,説裏面沒有“壞人”。但我相信,絕大部分肯定是沒有惡意的。
最簡單的事實是,人教社的其他教材插畫還是很正常的,如果編寫、審核的鏈條上很多人有問題,或者關鍵位置的人有問題,那麼出事的教材肯定會更多。
吳勇工作室推出這樣的作品,肯定是無法讓人接受的。但到出版社那邊,很可能犯錯的第一步,只是數學教材編寫組的某個成員正好有關係能聯繫到這家工作室,又盲目相信其名號與“藝術感覺”……
有網友扒出來吳勇指導的學生碩士論文,吹捧自己工作室的教材插圖,這樣強烈的“藝術自信”,唬住外行、震住內行,還真不是沒可能。
第二個是,審核的視角也是隨着整個社會觀念變化的。一些原則性的“反動”內容,肯定始終是要重點審查並排除的。但在這套教材審定的2012年到2013年,近些年屢屢掀起風波的“眯眯眼”等“辱華事件”還沒有集中發生,中美關係也沒有如現在這般惡化。審核人員恐怕並不會對人物形象和星條元素非常敏感。
一個例證就是這套教材本身,其實前幾年就有人在指出插圖的問題,但直到今年才全網發酵,也許就是社會的認知到了某個閾值。
另一個例證是地圖的使用。地圖標準還不涉及什麼社會思潮、國際關係的影響,可以説標準基本沒有變化,但過去,大量企業甚至國家級媒體都用錯過地圖。也是到了最近幾年,幾次風波之後,人們對地圖才漸漸敏感起來。
即使如此,就在今年,我還見到有學校在搞活動時,佈景板上用了錯誤地圖,只是學校沒什麼名氣,事情沒有鬧大而已。
這裏就能看出,羣眾監督的重要性。合理的監督,正確指出問題的輿論事件,可以推動社會觀念的轉變,提高相關人員的敏感性。
當然,更理想的狀態是,每個教育工作者都認識到自己的重要性,認識到一點一滴都是教育,要走在社會觀念的前面,認真把關,悉心教導。教育界和出版界應該歡迎羣眾監督,但也希望從源頭上做得更好,讓監督產生的輿論風波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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