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科爾圖諾夫：三種俄烏衝突的預設場景

【文/安德烈·科爾圖諾夫】

目前，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軍事對抗，顯然不是標準的族羣衝突：因為烏克蘭族和俄羅斯族在前線都參與戰鬥。與莫斯科普遍看法相反的是，激進的民族主義並不是烏克蘭頑強抵抗的唯一甚至是主要動力。這種對抗不能像中東的許多衝突一樣被視為宗教衝突：俄羅斯和烏克蘭長期以來都是世俗國家，不應高估兩國正在進行的宗教復興被賦予的意義。這也不是典型的邊界爭端，儘管未解決的領土問題仍然是莫斯科和基輔之間任何和平解決方案的主要障礙。

歸根結底，當前衝突的核心是這兩個過去共同構成“蘇聯世界”內核的國家，當前兩國國內社會和政治生態已經截然不同。我們不妨這樣理解：現存關於國際體系和世界的兩種看法，有着完全對立的原則性矛盾。關於今生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公正的，什麼是不公正的，什麼應該被視為是合法的，什麼應該被視為是非法的，我們有兩種相反的看法。這同樣在有關國家權力的性質、合法性來源和有效性標準的基本問題上也存在決定性的分歧。

未必有人會爭辯關於烏克蘭已經成為西式自由民主的典範，但不可能看不到這個國家一直在堅持不懈地朝着這個方向前進——儘管速度很慢，存在前後不一致，不可避免地失敗和挫折。反過來，俄羅斯也絕不是一個亞洲或歐洲威權國家的典範。至少在過去的二十年裏，它越來越持續地遠離自由民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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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社會試圖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則來建構，而俄羅斯的社會和政治組織則基於“自上而下”的原則。自1991年烏克蘭獨立以來，烏克蘭已經有六位總統，每一位總統都是在激烈且不可預測的情景中贏得了大選，有的甚至還非常戲劇。而俄羅斯在這三十年裏只有三位國家元首，每一位新領導人都是經過前任精心挑選、持續準備和長期的支持。

歷史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爭論蘇聯文明的兩個最大片段之間出現如此迅速地分歧的原因，以及它們各自進一步演變的可能軌跡。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們必須説明，兩種社會組織模式的根本不相容，不僅在歐洲的中心地帶變成了一場可怕的自相殘殺的軍事對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場歷史性對抗中各方的行為邏輯。

管理幹部的招募、國家宣傳的組織、民眾的政治動員、軍事行動的規劃、與朋友的互動以及同對手的溝通——在諸如此類乃至其他領域，兩種相互競爭的後蘇聯模式正在經歷着一個可稱為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碰撞試驗（緊急測試或者碰撞試驗）。試驗的結果可能會產生超越對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長期影響。

烏克蘭可能會説，這裏給出的碰撞試驗的條件顯然是不公平的：俄羅斯比烏克蘭面積更大、更富有、軍事上更強大。但另一方面，烏克蘭享有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以及來自西方的幾乎無限的軍事、經濟、人道主義和情報支持。而俄羅斯雖然擁有一切客觀優勢，但只能依靠自己，除此之外，還面臨着越來越大的制裁壓力。

西方在許多方面都是正在進行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因此他們今天社會的組織模式也正在經歷着自己的碰撞測試，儘管不是以基輔和莫斯科所接受這種嚴酷形式。可能許多俄羅斯專家喜歡爭辯説，西方的大規模軍事和其他援助是烏克蘭尚未崩潰和投降的唯一原因。但這種邏輯很少能解釋烏克蘭社會的動機來源問題。以阿富汗為例，美國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所有長期大規模軍事和其他支持，並沒有阻止塔利班不可阻擋的攻勢和喀布爾總統阿什拉夫·加尼政權的迅速垮台。當然，將烏克蘭和阿富汗進行比較並不完全合適，但在我們看來，政治現實是比較明顯：2021年的阿富汗人沒有動力為自己的國家和價值觀而努力奮鬥，而2022 年非常多的烏克蘭人顯然有這樣的動力。

正在進行的兩種模式的耐力測試賭注非常高。這不僅關乎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未來，也關乎國際體系的發展前景和世界新秩序的基本要素。更重要的是，這也是一個關於“現代性”的概念到底是什麼的問題。事關在未來的幾十年裏，政治家們將在什麼基礎上開始建立他們喜歡的國家社會政治發展模式。顯然，今天的鬥爭不僅是為了烏克蘭的伊久姆或塞維羅涅茨克，也是為了那些將要建設新世界未來政治家們的思想和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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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將如何結束，至少可以提出三種情景，每種結果都會產生巨大的地緣政治後果。

如果莫斯科在這場史詩般的軍事行動中被徹底擊敗，我們很可能會看到世紀之交“單極時刻”的世界政治復甦——無疑北京是反對這種情況的發生。如果烏克蘭可以成為普京“未竟事業”，那麼俄羅斯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無疑與西方許多政治家一樣是“未竟事業”。烏克蘭取得令人信服的勝利，最終將有可能解決西方三十多年來一直未能成功解決的問題——“馴服”和“馴化”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反過來又會讓西方大幅加大對中國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仍然是建立全球自由主義霸權和期待已久的“歷史終結”到來的唯一嚴重障礙。

如果衝突以莫斯科與基輔之間以及俄羅斯與西方之間不完美但雙方都能接受的政治妥協而結束，那麼俄羅斯與烏克蘭發展模式之間衝突的最終結果將再次被推遲。兩種社會組織模式之間的根本競爭無疑會繼續下去，但會以一種不那麼激烈的方式進行。形象地説，我們將看到莫斯科和基輔之間在賽道上的爭執，而不是迎面相撞。

西方與俄羅斯之間不那麼理想的妥協之後（而且很可能是暫時的），可能會有西方與中國之間更重要和更根本的妥協。如果西方領導人與普京之間仍有可能達成某種協議，那麼隨後與中國達成的協議將是其合乎邏輯的延續。當然，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協議需要雙方都付出大量時間、精力和政治靈活性。但協議的結果將改變世界，包括以聯合國體系的重大轉變來改革世界秩序，使古老的國際公法規範現代化，重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和其他多邊機構。

假設在可預見的未來，烏克蘭的衝突根本不會以任何協議結束，而會以一種熟悉的模式——“升級 - 各方的消耗 - 不穩定的休戰 - 力量積累 - 新的升級”——繼續下去，那麼它很可能會成為現代國際體系最終崩潰的催化劑。無效的全球和地區國際機構最終將失去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軍備競賽將急劇加速，核武器擴散的連鎖反應將開始，地區衝突將成倍增加，國際恐怖主義將猖獗。這種變化將導致未來幾年普遍的不穩定甚至混亂，只有在這種不穩定和混亂很久之後，新的世界秩序才會開始萌生。

評估這三種情況中任何一種的概率是極其困難的——太多的變量會影響軍事對抗的演變。但至少可以談談結束衝突的首選方案。從未來世界秩序的前景來看，這種選擇似乎是為達成一個雖不完美但穩定的政治和外交妥協，衝突各方都可以聲稱他們的“勝利”。

其他選擇要麼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阻止世界政治中亟需的結構性變化，要麼會導致非常突然和毫無準備的變化；在這兩種情況下，整個人類面臨的政治風險將成倍增加。如果當前危機的結果是一個漸進的、相對有序和儘可能非暴力地過渡到一個更穩定的世界秩序，這將意味着當前悲慘對抗的受害者並沒有白白失去。

【5月21日，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官網發表該會總幹事安德烈·科爾圖諾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的文章《俄烏衝突結束的三種場景》；譯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楊雯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