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賈·莫漢：印度參加東京峯會，為何讓中國如此不滿？

【文/拉賈·莫漢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印度可能還遠未將其與美國的夥伴關係轉變為任何形式的正式或非正式軍事聯盟，但兩國日益密切的戰略接觸已成為中國對印政策討論的主題。因此，在東京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峯會或叫四國機制（一個由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組成的鬆散組織）必然會引起北京的特別關注。

從表面上看，中國持續抨擊印美聯繫，將四方機制描述為“亞洲版的北約”，並猛烈攻擊新德里及四方機制其它成員國支持的印度-太平洋地緣政治架構，似乎是不必要的過度反應。中國的高級外交官員譴責四方機制成員國“在亞太地區拉幫結夥，搞一些三邊、四邊的‘小圈子’，刻意挑起對抗”。考慮到北京長期以來一直與美國的鐵桿盟友共處且已習慣了美國對其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堅定安全承諾，包括美軍部隊駐紮在韓國、日本和其他地方等，中國這次對四方機制如此憤怒就顯得有些奇怪。

四國機制東京峯會

或許，有兩個因素可以解釋中國為何對四方機制，尤其是正在發展中的美印關係，充滿敵意。

最明顯的因素是印度的龐大體量以及印度具備影響中國周邊戰略態勢的潛在實力。儘管中國已幾乎不再將印度視為可與之較量的對手，但北京敏鋭地意識到，如果印度與其他大國結盟就可能給中國帶來大麻煩。因此，阻止一個潛在超級大國——印度與美國結盟是北京的首要戰略目標。

最近，中國對美印結盟的憂慮已轉化成了一種偏執，這讓我們想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喋喋不休地抱怨新德里與莫斯科結成的戰略合作關係。北京當時擔心俄羅斯的帝國主義會與印度自己的南亞霸權野心勾結到一起。當時和現在一樣，中國也不希望看到印度與其他大國搞好關係，而自己卻孤立無援。

其次，面對新德里堅持“亞洲團結一致，避免與西方結盟”這一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結，北京極盡迎合之能事。這種情緒來自於印度過去的反殖民主義傳統、準社會主義制度和冷戰時期的印蘇結盟歷史。儘管這種情緒在印度政壇已開始消退，但印度當權派中仍有許多人擔心印度與美國走得太近會激怒中國。北京預計自己發出的警告有可能會進一步攪動印度政壇。

當然，自20世紀70年代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執政以來，中美夥伴關係的歷史要比印美夥伴關係長得多。另一方面，與華盛頓保持合理距離是新德里的一項長期政策。儘管近年來印度對美國的態度變得更温和，但新德里仍堅稱其“戰略自主”政策保持不變。印度至今仍拒絕與四方機制其它夥伴國一道譴責俄羅斯無端入侵烏克蘭就證明了這一點。

北京對印美關係的執念也與下面這個事實形成了鮮明對比。幾十年來，中國很少反對巴基斯坦與美國建立密切、正式的軍事夥伴關係。儘管巴基斯坦與美國簽訂了雙邊軍事合作協議，並曾在20世紀50年代加入過分別由英美髮起的“中央條約組織”和“東南亞條約組織”，但中國似乎並沒有對巴基斯坦有過非議。

儘管偶有齟齬，但美國與巴基斯坦的軍事夥伴關係維持了幾十年，而且這種關係幾乎從未被北京批評過。當美國在2004年宣佈巴基斯坦成為其北約組織外主要盟友時，中國幾乎未置一詞。相反，北京還繼續慶祝其與伊斯蘭堡的“全天候”夥伴關係。這又與中國在2007年發表的激烈言辭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印度邀請澳大利亞、日本和新加坡參加其每年舉行的馬拉巴爾海軍演習，北京稱這一事件是亞洲北約成形的前兆。此前，中國類似的宣傳曾在印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華盛頓試圖策劃建立亞洲北約的説法曾引起印度民族主義者和左翼分子的共鳴。他們認同中國的觀點，即亞洲的安全必須由亞洲的大國來負責。2007年9月，北京發起反對美國領導建立亞洲北約的運動，該運動促使印度共產黨組織了大規模抗議活動，並在某種程度上最終瓦解了支持曼莫漢·辛格政府的左翼聯盟。

自2007年以來，中國一直用“亞洲北約”這個諢號來描述印度與別國建立的夥伴關係，尤其是印美軍事關係。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重振了四方機制，此後拜登政府組織了一系列峯會並出台了很多政策，為四方機制提供了新的發展動力，這些都讓中國的言辭變得更加激烈。而東京峯會則是喬·拜登就任總統以來舉行的第三次四方機制峯會。

僅僅一年前，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還將四方機制斥為“大海中的泡沫”——時隱時現。而現在，中國則忍不住譴責四方機制是謀求破壞亞洲安全的危險“小團伙”。

然而，印度與四方機制其它夥伴國保持距離的做法給中國的時政分析人士帶來了一個問題。他們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一面譴責印美軍事接觸構成了致命威脅，一面又嘲笑美國對印度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北京高興了，就歡迎新德里的不結盟外交政策，讚揚新德里拒絕成為華盛頓的小跟班。北京不高興了，就攻擊印度越來越聽美國的話。

在一些中國時政分析人士看來，印度的戰略與中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奉行的戰略如出一轍：“遠交”——與美國結盟，“近攻”——對抗蘇聯。如今，輪到印度向美國靠攏，以抵禦來自中國的“近攻”。在與印度戰略界的私下交流中，一些中國學者表達了他們的擔憂，即始自2020年的中印拉達克地區衝突升級後，新德里在利用這種軍事緊張態勢來加強印美軍事合作。

但很少有中國學者願意客觀公正地思考問題：正是中國在邊境咄咄逼人的行為把印度推向了美國一邊。王毅在今年3月份訪印時反覆闡述了中國的官方立場，即建設一個制約美國的多極世界秩序是一項更重大的挑戰，這項挑戰應與兩國邊境的緊張局勢毫不相關。然而印度並不接受中方的這一觀點。

王毅還保證，中國對亞洲的願景不是單極的，印度無須擔心這一點。他還承認印度是一個主要的地區大國。對新德里的對話者，王毅拋出誘餌，提出中印合作應對俄烏戰爭及此次戰爭給全球秩序帶來的威脅。

印度並不上鈎，它堅持認為兩國必須首先解決邊境緊張局勢，之後才有可能在更重大的問題上展開某種合作。同樣，北京的新“全球安全倡議”——一項旨在對抗美國全球影響力的全面聲明——也未勾起新德里的任何興趣。

在大約一個世紀前的1927年，在布魯塞爾召開過一次反帝國主義大會，印度和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正式見面。他們一起發誓要推翻西方殖民主義，建立新的亞洲秩序。從那以後，兩國一直都在努力應對經久不衰的強大西方，但他們的政策卻幾乎從未合拍過。當中國似乎在向西方靠攏時，印度對中國大發雷霆。但輪到印度向西方示好時，中國又揮舞着棍棒反對印度。

但在歷史上也有過兩個短暫的例外時期。20世紀50年代，時任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曾有過與中國合作建設亞洲“和平地區”的浪漫想法，但由於西藏問題和邊境分歧，兩國關係迅速惡化，最終導致1962年中印戰爭爆發。1991年蘇聯帝國解體後，印度和中國都擔心所謂的單極世界來臨，因而兩國利益曾有過短暫的重合。但印度領導層很快就認定，一個由強大中國主宰的單級亞洲比一個由美國領導的單極世界糟得多。

1927年後不到十年，印度和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迎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雙方未能達成一致聯合行動。1942年初，中國領導人蔣介石訪問印度，勸説聖雄甘地調整印度民族主義運動，與中英協調一致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但甘地卻對此不以為然。他更感興趣的是讓英國人立即離開印度——儘管他沒有像其他印度民族主義領導人那樣，為此與納粹和日本結盟。

蔣介石拜訪甘地 來源：資料圖

1962年後，中印關係受制於激烈的邊界爭端。新德里求助莫斯科來制衡北京。20世紀70年代，隨着美中靠近，印度加深了本國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而現在，眼見中俄開始靠攏，印度又漸漸靠向了美國。

印度向美國傾斜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嗎？印度此前曾拒絕批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現在印度能否與四方機制內的夥伴國一起制裁莫斯科，從而實現政策轉向？這些問題困擾着中美兩國的時政分析人士。

拜登政府可能會認識到，俄羅斯關係着印度的過去（兩國關係悠久深厚，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而不是未來。中印競爭是結構性的，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中國可以打破邊境僵局，但她似乎不願放棄手中這個唯一能用來制約印度的戰略籌碼。

對印度來説，它的如意算盤是穩步加強其在本地區的地位。印度採取的戰術是漸進式的，但其戰略重點是加深印美合作。在東京舉行的這次四方機制峯會讓我們更好地洞悉了亞洲未來的地緣政治走向。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外交政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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