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布林肯不是在眨眼,而是在掩飾掏槍的動作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布林肯的目的部分地達到了。他26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講,在中國引起了一些迷惑,出現了一些不以為然的解讀,認為美國的強硬不過爾爾,或者就是有心無力的表現。
次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作了回應,指出這篇演講實質上還是在散佈虛假信息,渲染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抹黑中國內外政策,目的還是遏制打壓中國發展,維護美霸權強權。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這個強硬表態是對的,應該是看清了此篇演講雖然表面上沒有非常過激言論,而且非常明顯地加了一些軟化態度的修飾,但實際上已經暗伏殺機了。
之所以挑釁的調門沒有預計得那麼高,應該解釋為是時機上的考慮。一旦時機成熟,以這篇演講的核心內容為基礎,去掉軟化態度和立場的部分,仍是可以直接釋放出宣戰信號的。

這一解讀基於如下理由:
首先要理解這篇演講的核心內容是對中國這個“頭號競爭對手”的定位。在演講中布林肯講了三個意思:
第一,美國“必須捍衞並改革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起來的,但是70年後的今天,“國際秩序的基礎正在受到嚴重和持久的挑戰。”
第二,國際秩序面臨的“最嚴重的挑戰”來自中國,因為“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越來越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的國家”。
第三,中國獲得這些實力正是由於自尼克松訪華後近50年來“國際秩序”所提供的“穩定和機會”,中國甚至是世界各國中從這個秩序獲益最多的國家,而中國卻要破壞它。
但是,之所以一些人在第一時間感到迷惑,是因為其中的每一個意思都同時加上了一些軟化態度的修飾,但這些修飾不僅與核心內容的表達很不一致,甚至還有自相矛盾之處。
在第一個意思中,布林肯一方面強調“國際秩序”對於美國的極端重要性,一方面卻又説“我們不僅要維持使這些進步得以實現的國際秩序,而且要使其現代化,確保它代表所有地區大小國家的利益、價值觀和希望;此外,它能夠應對我們現在和未來面臨的挑戰,其中許多挑戰是70年前世界所無法想象的。”而這句修飾實際上公開承認了國際秩序是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參與維護和改革的,雖然沒提中國,但中國理所當然包括在其中。這也正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回應時所指出的,“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我們維護的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在第二個意思中,他一方面強調中國是唯一既有意圖也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對國際秩序構成了最嚴重的挑戰;另一方面又聲稱“我們不尋求衝突或新的冷戰。相反,我們決定兩者都要避免。我們不尋求阻止中國發揮大國作用,也不阻止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發展經濟或增進人民利益。”而這一説法也基本上符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回應時所指出的,“國與國之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係,大國更要帶頭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際交往新路。”
在第三個意思中,他一方面強調中國近50年來的轉變得益於國際秩序,且“地球上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從中受益更多”,一方面又首先承認“中國的轉變歸功於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這裏的修飾痕跡更加明顯,美國一直以來激烈抨擊中國佔盡全球化的便宜卻不做貢獻、“搭便車”、“修正主義”,甚至直截了當地説沒有美國幫助中國加入WTO就沒有中國今天的成就,但在這篇羅列中國“罪行”的演講中,卻又同意了中國一直重複的表述——中國今天的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幹出來的。

布林肯發表美國對華政策演講
整篇演講餘下的部分也是如此,時而冒出一句“硬話”,時而又補上一句“軟話”或者與中國立場並不矛盾的話。例如,在重複了關於“人權”問題的陳詞濫調並再次在台灣、香港、新疆、西藏等問題上散播謊言和虛假信息之後,又話鋒一轉,説“我們將繼續提出這些問題,並呼籲改變——不是反對中國,而是維護和平、安全和人類尊嚴。”而這個表述與中國所説的“和平、發展、民主、自由、公平、正義是全人類共同價值,民主、人權都是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只能從本國實際和人民需求出發,探求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也有部分的一致。
正是這些非常明顯的自相矛盾,令人們產生了迷惑,也產生了懷疑。
布林肯當然不是為了表示美國與中國在主要問題上看法一致而發表此篇演講的。由於美國的對華政策表述需要讓美國國內各個集團、包括美國海外盟友都收到清晰明確的信號,以完成立場的協調和力量的整合,因此不可能不包含真正重要的信息。
而這個真正重要的信息不難發現,其實就是隱藏在他故意要修飾的那幾個地方。
重讀一下他給中國定位的那段話,上述三個意思的核心概念就是所謂的“國際秩序”。但是注意!圍繞這個“國際秩序”,布林肯在三個意思中全都使用了最高級的表達——美國將這個“國際秩序”視為最重要的事物,所以必須要捍衞並改革;中國過去50年從這個秩序中獲得了最大的好處,但現在要破壞它;中國是世界各國中最有能力挑戰這一秩序的國家,所以構成了最嚴峻的長期挑戰。
美國之所以必須要與中國展開競爭和對抗,歸根結底是因為這三個“最”。

布林肯稱中國是“國際秩序最嚴峻的長期挑戰”。
因為只要理解了美國在20世紀的歷史就會明白,對於美國口中的“國際秩序”來説,這三個最高級表述已經是美國針對任何一個對手歷史上空前嚴厲的“定罪”了,比起二戰期間的德意日、冷戰時期的蘇聯以及21世紀的“反恐戰爭”,甚至還要高出一個等級。
回顧歷史,美國在整個20世紀裏所完成的最大的一個工程,就是建立了一個根據它的藍圖建立起來的、按照它的意願運轉的、並由它主導且進行改革的“國際秩序”。
關於這個秩序與美國的關係,人們有很多説法,或從美國全球霸權的構成方面講,或從美國這個國家的“平台”性質上講。但如果認識到這個世界原本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秩序,目前運行的這一種並非一個客觀的“現實版”秩序,而是一個由美國全力捍衞的、全力排除掉了所有其它可能版本的“美國版”秩序,那麼就可以明白,美國這個國家與它口中的“國際秩序”實際上是合二為一、無法分離的。或者説,美國就是“國際秩序”,沒有了“國際秩序”也就沒有了美國。
追根溯源,美國完成建立一個美國版“國際秩序”的工程,是一個起源於漢密爾頓主義、並經由威爾遜主義一直髮展至今的理想。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對於兩次都是後期參戰並且收穫最終成果的美國來説,都是它構建“國際秩序”工程的必經階段。
二戰爆發之前,美國在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進行了比較研究之後,得出了前者比後者對於美國的威脅更大的結論;但在二戰後期,美國又決定“向魔鬼伸出手來”聯合蘇聯打擊德國;等到二戰結束時,又開始推動構建東西方陣營並實施“馬歇爾計劃”重新聯合前法西斯國家對抗共產主義。這表面上的反覆,背後卻是構建美國版“國際秩序”宏大目標的一以貫之。
以“重建歐洲”為名實施的“馬歇爾計劃”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正如很多學者指出的,這一計劃的真實目的就是重建美國佔統治地位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以防止這個秩序之外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壯大。而在當時,這個有可能顛覆並替代美國佔統治地位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不是別的,就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的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經濟。這才是他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歸根結底不是關於意識形態的,而是關於市場份額和主導“國際秩序”帶來的超額利益的。戰後的歐洲乃至整個第三世界其工業經濟要素都需要得到“補充”,如果都不再補充美國的,而是補充蘇聯的,對於整個西方集團都將是顛覆性的。

5月23日下午,美國總統拜登在日本東京正式宣佈啓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圖自路透社
所以,意識形態對於美國來説從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種非美國的主義一旦形成潮流並被眾多國家接受,美國版的“國際秩序”將受到挑戰。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約翰遜政府期間,擔任過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W·W·羅斯托曾對工業化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作了如下闡述:“不發達國家的地理位置、天然資源和人口是如此重要:要是它們果真依附於共產主義集團的話,那麼美國在這個世界上就會變成一個二等國家……總之,不發達國家的這種演變,不但嚴重影響到西歐和日本的命運,而且還嚴重影響我們的軍事安全和生活方式。”這段話中的基本邏輯很清楚,是什麼主義並不是最主要的,關鍵是這種主義所構成的競爭態勢。
如此來看情況就清楚了,無論是何種意識形態,也無論是哪個國家,只要是對美國版“國際秩序”構成了挑戰,就等於是對美國本身構成了挑戰。這種挑戰不一定是指完全顛覆這個秩序,哪怕只是部分替代或者只是允許第三世界國家多一種選擇,也是不能被允許的。
按照這個“挑戰”定義,中國的所作所為當然就是美國100多年歷史上面對的“最嚴重的挑戰”了。這種挑戰的定義權在美國,與中國的自我説明和解釋無關。
布林肯演講中的這些意思,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情報部門、戰略智庫、主流媒體、軍事-工業集團以及政客們都會明確無誤地接收到的,因為這些意思在西方近現代歷史中的上下文他們都非常清楚,不需要多做解釋,而演講中的其他廢話他們就不用理會了。
這才是布林肯演講的真實面目,他的正面是一張眨眼甚至點頭微笑的臉,背後卻是一把拉開了槍栓的槍。這把槍,站在他背後的人全部都看到了,也都明白其含義了。
中國外交部的反應是清醒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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