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範勇鵬：中西方的又一次理性對話
“西方也有不少有識之士真的希望瞭解中國，瞭解中國模式及其可能產生的全球影響。”
“我們這個文明特別強調和而不同，強調共性，最後大家一起通過包容、融合來形成一個整體。”
“每個人看待問題存在很多侷限性，我們應如何避免（輿論）兩極對立的情況？”
在東方衞視5月23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44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和復旦大學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圍繞數月前張維為和“芒克論壇”主持人格里菲斯的一場新對話中出現的身份政治、民粹主義等重要議題，進行了討論分析。
張維為：
隨着中國全方位的崛起，很多西方人感到不適，這使得中西方對話交流變得更加重要，同時也更加困難。
因意識形態偏見使然，許多西方人很難接受一個不信上帝的非西方民族能夠如此之快地走向世界政治經濟舞台的中央。但西方也有不少有識之士真的希望瞭解中國，瞭解中國模式及其可能產生的全球影響。
去年我們在《這就是中國》裏做過一期《中西方的一次理性對話》，我講述了自己與“芒克論壇”主持人格里菲斯於2020年進行的一次坦誠理性的對話，播出後效果不錯。去年（2021年）11月19日，我和格里菲斯先生又進行了一次這樣的對話，內容還挺豐富的，我想借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一下。
那天對話一開始，格里菲斯就告訴我，“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線下會場，我給每位來賓都贈送了一本您的著作《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本著作在中國和海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能否就請您從這本書開啓我們今天的對話，請您先給我們解釋一下‘文明型國家’這個概念，然後再談談這種國家的崛起對現代國家制度的意義。”
我是這樣回答的，我説，我稱中國為“文明型國家”，這首先是一個事實陳述。世界上主要的古代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華文明，實際上只有中華文明延續至今，所以我把“文明型國家”定義為一個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重疊在一起的國家，它的最大特徵是既古老又現代。
我舉了個例子加以説明——我們現在使用的漢語是一種古老的語言，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前；但漢語又是非常現代的，比方説手機輸入漢字比輸入英文更快。
我説抓住“文明型國家”這個“既古老又現代”的特徵，就可以比較好地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和中國的發展模式等等。
我説，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喜歡橫加指責，什麼“一黨制”等等，但如果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來看，中國在公元前221年就實現了國家統一，之後大部分時間，中國都是由統一的執政集團治理的，否則的話中國就會四分五裂——在説我們今天還在使用兩千多年前統一了的文字的時候，我還順便調侃了一下歐盟，説我們挺同情歐盟的，他們迄今為止還沒有統一的語言，所以歐盟不可能有中國那種凝聚力。
我提到，統一執政集團背後是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這個制度是古老傳統的延續和演變——它源於我們古代的科舉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但它今天也具有現代性，我們今天這個選賢任能制度大致可以概括為“中國傳統的選拔加上源於西方傳統的選舉”。我説，你看看中國最高領導層成員的履歷，這些領導人在擔任現職之前，幾乎都治理過一億以上的人口，這樣的執政團隊應該是世界上執政能力最強的團隊（之一）。
格里菲斯先生接着問我，怎麼看美國的民主制度，包括2021年1月6日在美國國會山發生的暴動。
我説我記得那天有一條推文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火了，大意是這樣的：“如果美國看到美國國會山今天發生的事情，美國一定會入侵美國，把美國從美國的暴政下解放出來。”還有一個巴西外交官的推文也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火了，他説：“這是美洲大陸上發生的第一次沒有美國大使館參與的政變”。我想這些推文體現了美國以外的國家和人民，包括今天多數中國民眾，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看法。
我説美國總統拜登（當時）正在籌備“世界民主峯會”，我認為這個峯會與其選擇與中國、俄羅斯對抗，還不如認真反思美國民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許多問題。我説，我讀了哈佛大學列維茨基教授的新著《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他指出現在美國總統競選的失敗者拒絕接受失敗，這種權力的和平移交遇到了挑戰，使美國民主越來越像第三世界民主。
之後格里菲斯先生接着問我，中國有沒有身份政治的問題？身份政治現在在西方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我説，我理解身份政治在西方尤其在美國的起源，它或多或少源於西方強調個人權利和個人差異的這種文化傳統，最後演變成了今天的身份政治。我從“文明型國家”的視角給他做了一個解釋，我説西方文化強調差異，中國文化既強調差異也重視共性。
我引用了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一個觀點，他是這樣説的：“你講一種語言的時候，這種語言也在講你。”也就是説，語言可以解釋一個民族的許多東西。如果你拿漢語和英語等其它歐洲語言進行比較，這兩者的一個主要區別在於漢語的核心字數是很少的，掌握三千個漢字，基本上就可以閲讀報刊了，而你需要掌握兩萬個單詞才能閲讀《紐約時報》，我想這就是一種文化的區別。
比方説，英文中你們用不同的詞彙來表示“江”（River）、“湖”（Lake）、“海”（Sea）、“洋”（Ocean），那麼中文也有這樣的詞彙，但中文總是要加一個偏旁來表明這些概念都與水有關。所以，漢語的特點是在聚焦差異的同時也尋找共性，這種文化繼承使我們能夠比較好地避免西方這樣一種過分強調差異的身份政治。同樣，我們文化中也重視權利和責任義務的平衡。所以我想對於這種文化傳承，我們確實感到很自豪。
格里菲斯接着又問我民粹主義問題。他説西方社會現在面臨民粹主義這個巨大的挑戰，中國是否也面臨這樣的挑戰？
我説，是的，我們也面臨同樣的挑戰，但相比之下，我個人認為中國的制度安排總體上可以比西方更好地應對這種挑戰。因為隨着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隨着金錢的介入、人工智能的興起等等，民粹主義在西方政治體制下造成的問題越來越大，西方的制度安排是選票驅動的，政客唯有迎合選民才能獲得選票。
我就提到了自己十一年前和福山教授的辯論，我説美國民主制度恐怕將毀於“低智商的民粹主義”，福山不信，他説美國有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有媒體自由、新聞自由。他還引用林肯總統的名言：“你可以欺騙一部分人、一部分時間，但不可能欺騙所有的人、所有的時間。”我認為他有點天真了。
我説，中國製度有別於西方制度，我們通過民主集中制進行決策，基本做法就是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一輪又一輪，最後達成共識。換言之，隨着互聯網的發展，民粹主義在中國確實存在，但我們總體上有一種比西方制度安排更加成熟的決策機制，這將有利於超越民粹主義。
接着格里菲斯就把話題轉到了中美關係。他説“芒克論壇”上次的嘉賓是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他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説，一個崛起大國和一個守成大國可能發生軍事衝突，問我對此怎麼看。
艾利森教授訪問中國的時候，我跟他進行過兩次討論，我説他講的16個案例中有14個案例導致了新興國家（與）守成國家之間發生戰爭，但這些國家都相信或都根治於“零和博弈”的西方文化，就像當年美國小布什總統所講的，“要麼你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但這不是中國的傳統，中國是“文明型國家”，我們對使用武力非常謹慎。兩千多年前《孫子兵法》的第一條原則就是“慎戰”。
我記得美國前總統卡特曾經對特朗普説過：“為什麼中國要超越美國了？因為中國一直致力於發展。”但看看美國在過去242年中，只有16年沒有打仗，我説過去40年裏，中國沒有向外開一槍，然而在美國的媒體上，中國被描繪成“咄咄逼人”、描繪成“好戰”，美國反而變成了“充滿愛心、熱愛和平的國家”，這簡直太荒謬了。
我説，鑑於美國和中國今天都有巨大的實力，我們為什麼要回到冷戰呢？冷戰的哲學是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就是互相確保對方的毀滅，而我主張相互確保繁榮，英文叫Mutually Assured Prosperity（MAP），這比MAD要好很多。
但我也要指出，中國經歷了一個世紀的由西方列強帶來的恥辱，所以中國高度重視加強國防力量。我坦率地對他説，如果美國想武力干涉台灣的話，中國將擊敗美國。我們不想與美國打仗，但如果美國要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越過我們的“紅線”，那一定會有衝突。
他又問我，西方喜歡從自己的歷史視角來看待國際關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年德國挑戰英國，最後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那麼中國人是如何用自己的歷史來詮釋中國今天的國際行為呢？
我説中國人講“以史為鑑”，中西方歷史的一個主要區別，就是宗教傳統不同。歐洲歷史上有上千年的宗教戰爭，有人甚至説到今天都還沒有結束；而中國的傳統更加包容，我們是儒釋道共存，沒有西方傳教士的狂熱，從不想改變別人的信仰。
我記得英國哲學家羅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中國訪問，當時中國真的太弱了，西方列強在軍事上、物質上、硬件軟件上，方方面面都如此之強大，這使很多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但羅素先生對他的中國朋友説：“中國文化珍視和平，而西方文化是戰爭、戰爭、戰爭，所以你們務必要尊重你們自己非常優秀的文化”。然後他講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他説：“總有一天當中國擁有足夠的自衞能力的時候，中國這種珍視和平的文化將成為人類社會的巨大財富。”我説我認為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我也希望更多的國家能夠看到這一點。
1920年，羅素偕第二任妻子多拉·布萊克來華講學。圖為羅素與中國學者的合影。
我建議他比較一下美國和中國，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上花費了2.26萬億美元，在過去十年裏，它花這麼多錢打阿富汗戰爭，而我們把相當於大概兩千多億美元的資金用於消除中國最後的那批貧困人羣，也就是將近1億人脱貧了，中國現在已經沒有極端貧困了。這2.26萬億美元，幾乎是中國過去十年扶貧支出的十倍，如果這2.26萬億美元採用中國模式來扶貧的話，至少理論上我們可以消除全世界包括美國的極端貧困。
那麼為什麼美國把這麼多錢用於戰爭和軍事擴張呢？這是美國政治體制的一個大問題，美國軍工複合體左右了美國政治，損害了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當時俄烏衝突還沒有爆發，如果我們今天再進行這個對話的話，我一定要告訴他，美國軍工複合體是俄烏衝突的最大推手。
他接着問我，在中國的政治模式中，是否允許一個忠誠的反對派發揮作用？
我説我理解你這個問題，這很大程度上是源於西方的政治傳統，你們有執政黨和在野黨，但西方政黨屬於“部分利益黨”，他們是為選票而戰的，結果使你的社會變得越來越分裂；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的，在中國共產黨有黨內民主，重要的決定和決策都要經過充分的討論。
中國從“文化大革命”轉到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這種政策轉變的幅度之大，比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政策調整幅度要大很多，但我們可以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實現這種轉變，我們通過民主集中制進行許多討論和辯論，但最後要形成共識。中國人不主張“為反對而反對”，而是在為人民謀福祉的共同目標下，通過民主協商，形成共識，然後大家一起做事。
至此，我們的對話就結束了。格里菲斯對我説，我們今天的對話效果非常好，然後我們互相致謝，期待疫情後的線下對話。我説我也準備邀請他來《這就是中國》。那天的對話還有很多內容，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網上看到這個對話的中英文的完整版。
圓桌討論
主持人：格里菲斯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文明型國家”，中國這樣的國家的崛起，對現代國家制度的意義在哪。我在想這個現代國家制度一般沿用的是西方的定義，格里菲斯會這樣問，是不是也認為其實中國的模式、制度就是提供了另一種國家制度的可能？
張維為：對，我想他是西方為數不多的有識之士之一 ，他已經察覺到西方制度的很多問題，而中國採用不同的方式做得也很成功，甚至更成功，所以他有巨大的好奇心來了解中國的制度安排。西方認為它們那個制度就是現代制度，現代制度就是政體制度，就是多黨制、三權分立、一人一票、法治等等。實際上，中國今天做的事情在很多方面是在重新界定什麼叫“現代性”、什麼叫“現代制度”。
比方我多次講過的，西方所謂的多黨制是部分利益黨爭取選票，最後票決制，結果導致社會越來越分化、分裂；中國採用的是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這樣一種政治制度，所以我們可以長線規劃，照顧到人民的整體利益等等。
三權分立也是，特別是美國的三權分立，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一個政治笑話，是制度落後的代表。你看它的司法權、行政權、立法權這三者經常“打架”，而且關鍵是還有一權，不是我們講的所謂“新聞獨立”第四權，而是“Power of capital”，資本的權力，這個權力比原本的三個權力都大，籠罩在這三個權力上面。所以制度不改革的話，它一定是要走衰的。
範勇鵬：格里菲斯還算是比較理性的，他還是能看到西方自己的問題，也願意客觀地看待中國。實際上在國家構成、國家制度的問題上，西方過去的主流觀念認為，自己才是代表普遍性的國家形態。
我覺得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可以分成三個境界：第一個境界就是認為你是“異類”；第二個境界就是願意客觀地看待你，格里菲斯處在這樣一個境界，不過這個境界還是有侷限的，還是把中國當成一個“特殊問題”來看待；再往上一個境界，到了第三層次，能夠看到中國這國家的產生過程其實是具有很多普遍性的。
我們拿歐洲作為一個例子，歐洲現在的這些國家如英法德，它們在過去比如中世紀都是一些小王國，這些小王國貴族權力特別大，國王的權力非常有限，國家是以一種非常鬆散的封建制度組合起來的。後來是通過十字軍的掠奪、擴張，開啓了軍事和商業的競爭，這種競爭對國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具體講有幾方面：第一是集權，首先就是國王要集權、中央要集權，要打擊貴族，強化王權；第二是同化，也就是內部的同化，所以它要推動民族主義；第三點就是建立官僚化、科層化、專業化的國家管理體系。
講到這兒，大家馬上都會想到，這跟我們戰國時期的國家發展邏輯是非常相似的。我們史學界有一些著名的歷史學家，像雷海宗先生，他早在一戰後就指出，當時的世界非常像中國的戰國時代，那麼歐洲國家它的構成形式在很多方面（與中國）也是具有相似性的。
應該説按照這個邏輯發展，歐洲國家是會走向一種比較接近中國這種國家方式的道路。但是為什麼歐洲沒有走到這一步？我覺得有幾方面原因。
第一是現代戰爭的烈度，包括科技競爭的烈度，是古代冷兵器時代沒法比的，所以導致的結果就是誰都很難真正統一歐洲。
第二，存在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英國，英國它遊離於大陸，在海上起到一個制衡的作用，讓歐洲各國之間的安全困境成為一個死結。
第三方面是商人和資產階級的興起。這些人興起之後就要用金錢來控制國家，所以歐洲很多國家以英國為首，陸續地走向議會制。
當然，説到議會制，還有一個跟戰爭直接相關的因素，就是因為當時歐洲那些小國要打仗，它們有一個戰爭的財源問題，需要徵税，需要融資，而融資就涉及一個問題，國王他是一個自然人，是會死的，所以融資的成本和風險是成正比的。英國最早發展出了代議制、議會這種制度，議會它是一個法人，是不死的，所以它在融資問題上就有低成本的優勢。這導致後來在戰爭的競爭過程中，很多國家都走向了“代議制”這樣一種形式。
第四個跟我們不同的因素，就是在歐洲的兩端出現了一個龐大的美國和一個龐大的俄國、後來的蘇聯，所以導致歐洲的大國之夢相形見絀。
所以從這段歷史來看，其實歐洲它在近代的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是和我們國家的發展過程有一定的共性的，但是它的一些特殊性導致它沒能夠走出這樣一個階段，結果今天停留在這種單一民族、議會制這樣一個小國狀態。
主持人：在這場“芒克論壇”的對話中，我還注意到格里菲斯問了幾個非常務實的問題，包括“身份政治”、“民粹”問題。是不是因為西方社會現在對這幾個概念有切膚之痛，所以他其實也想問中國有沒有比較好的處理方法？
**張維為：**我看了最新的美國社會的一些民調，總體上百分之七十多的人認為，美國今天最大的問題是社會分裂。這個實際上就是這種“身份政治”造成的。我過去經常講，西方搞殖民地的時候，它對外是搞“分而治之”，英文叫“Divide and rule”，實際上它在國內也是這種傳統，分而治之——從它統治階級的角度來講，你可以不把矛盾對準我了，你們互相之間去鬧，越來越分裂，越來越不團結，最終整個社會承受巨大的代價。
所以我創造了一個概念，你們是分而治之，我們是“合而富之”，“Unite and prosper”，團結在一起，國家就有力量，國家就繁榮。我覺得這是兩種不同的哲學，中國人是強調“合”，強調差異中有共性的地方，這樣就可以避免身份政治，然後使整個國家更加團結。
範勇鵬：確實，這個“身份政治”是今天美國和西方國家裏邊最嚴重的一個社會問題了。5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就曝出了這樣一個重大新聞，就是最高法院要推翻女性的墮胎權。其實這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但是在美國它就變成了最核心的政治問題之一了，甚至有可能會帶來全國性的分裂。
英國《衞報》相關報道
為什麼它會出現這種“身份政治”？其實張老師一開始就講到了這樣一個重要的點，即中國的誕生是產生於一個“百國之和”，所以我們這個文明它特別強調和而不同，強調這個共性，最後大家一起通過包容、融合來形成一個整體。其實這樣一種方式，它恰恰是具有普遍性的。
你看看全世界所有國家，國之為國，首先是要講這個“合”的。比如你看看美國，叫“美利堅合眾國”，首先是要“合”，英國的名字叫“聯合王國”，講的也是“合”。所以它們歷史上的這些先賢都知道，什麼東西對一個國家是好的。但是到二戰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後，它們的統治集團就會利用這種“分而治之”的方式，對內部社會進行分化，有意地在推動這種身份政治，最後就會給西方國家的社會帶來非常深刻的傷害。
主持人：看上去像是個人選擇至上，但某種程度上它實質造成的是社會的對立和分裂。類似的一個議題還有“民粹”，我們以往也在節目裏面討論過民粹對美國、對西方一些國家的傷害和影響。民粹伴隨着互聯網的興起，其實在中國的互聯網世界我們也能看到有這些影子。我們到底怎麼去應對它？
張維為：我自己一直説，如果只有民主沒有集中的話，結果往往就是民粹。現在在西方國家，這個變成一個幾乎是沒法控制的問題。因為選舉政治使然，因為社交媒體興起、金錢的捲入、人工智能的捲入，導致民粹主義氾濫，所以一個政府很難從人民的整體的長遠的利益出發來做決策。
但好在我們政府的決策，特別是在大的問題上的決策，我們是通過民主集中制，可以聽到各方面的意見，最後決定的時候要考慮人民的整體的長遠的利益。我覺得因為決策機制不一樣，所以雖然大家都有民粹主義，但是我們可以避免民粹主義影響我們的決策。
範勇鵬：從社會角度來講，“民粹”這種現象為什麼會出現？其實嚴格來講，民粹不是一個主義，某種程度上它是一個立場，就是一種代表下層平民的立場，它對立的就是精英，“民粹主義”它代表的就是精英和平民相對立的這樣一種關係。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關係呢？我認為它的根源其實就是政治和經濟的嚴重不平等，更甚的根源實際上就是在資本主義身上。
比如我們看看俄國民粹主義的興起是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也就是剛剛擺脱農奴制的人民，又落入了資本主義的精英統治，所以它自然會產生這種反應。美國的民粹主義也是十九世紀末產生的，正好也是當時美國資本主義最野蠻生長的階段。
同理我們來看今天為什麼美國、歐洲這些國家民粹在上升，説白了就是今天資本主義的弊端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非常極端、非常危險的程度了，所以民粹主義作為一個“病症”才暴露出來。當然，民粹還有另一面，就是有一些政客、野心家，他會有意地去利用和煽動民粹，利用這樣一種社會力量來達到他的目的。
所以我們從社會主義來看民粹，就能認識到它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
今天我們中國實際上也是有民粹這個現象的。首先，當然我們有一些特殊性，比如我們的民粹可能更多的是互聯網上的一種傳播和文化現象，但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也説明我們的社會本身確實也存在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那麼從未來來看，中國怎麼能夠在長遠的角度來避免陷入這種民粹政治的陷阱？我覺得根本的一條就是堅持我們的中國道路，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性質。
主持人：在格里菲斯的對話當中，我覺得他還有幾個問題是相互有關聯的，比如説他問到了中美關係，他也提到了西方國家好像總是在自己的歷史視角里去看待問題。所以也想聽聽兩位的觀點，西方它有沒有一種可能會跳出自己的歷史視角？還是説這種超越很難？
張維為：我個人覺得是比較難的，西方確實有很多有識之士能夠超出自己的歷史侷限，但是這樣的畢竟是少數，多數人沒有這樣的智慧和遠見，而且特別是受宗教、一神教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我是覺得很難讓他們跳出這個框框來實事求是地、理性地看中國，這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個挑戰。
但有一點，我一直認為，在西方文化中他們是真的承認實力的，隨着中國的崛起，他們會看到你強大的硬實力、強大的軟實力，這可以使他們更加清醒。
範勇鵬：西方社會肯定是有一些非常聰明的人，但是它的社會結構也有很大的障礙，就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它的背後有軍工、金融這樣一些統治集團，出於自身的利益，它們沒有這種自我反省的動力。美國的社會是由一小羣特別精英的、特別聰明的人來統治着龐大的單純的老百姓，老百姓在他們引導之下，也很難跳出自己的歷史觀，可能最後真的還要靠現實的“打臉”，讓他們確實認識到自己不反省不行了，他們才會跳出自己的視角。
觀眾提問
**觀眾：**剛才老師們提到了，我們每個人看待問題總是從自己的視角出發，存在很多的侷限性，我們也可以發現，無論是在中西方的對話交流中，還是我們日常的對話交流中，我們也會站在自己的立場去抒發觀點，這樣就導致存在很多的片面性、侷限性。我們應該如何去避免（輿論）兩極對立的情況？
張維為：我個人認為，現在中國這個輿論場比你講的（情況）恐怕要複雜得多，我願意用當年毛主席講的，就是一類屬於敵我矛盾，一類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毫無疑問，有一個敵視中國的勢力，有西方的，有中國台灣地區的1450網軍，還有我們國內的一些親西方的頑固派等等，他們極端地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心中一定要有數。
另外就是人民內部矛盾，這可能就是你講的普通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問題。對於人民內部矛盾，我覺得我們確實是要擺事實、講道理。現在主要是互聯網的世界，互聯網的世界有時候也不是簡單地一封了之，而是要通過理性的溝通，逐步逐步使我們互聯網的受眾參與者都更多地成熟起來。
範勇鵬：對，張老師提到的這點很重要，就是今天我們網絡上有很多怪現象，比如很多“槓精”，還有一些“互黑”的言論。我們在生活裏邊反而見不到，為什麼一到網絡上就這麼多呢？它背後肯定是有外部的原因的。回到張老師講的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範圍之內，我們也要看到確實也是存在這種客觀現象的。那麼在互聯網上交流的時候，怎麼避免這種現象呢？我覺得第一點是提高自己的邏輯能力，第二就是加強自己的情緒控制。
首先從邏輯上來講，最簡單的有幾條：
第一條，你不要搞“雙標”（雙重標準），比如在互聯網上大家辯論的時候，要遵循“前後一致”的邏輯，（你）就會發現很多爭論自動就消失了。我們很多特別激烈的辯論，往往是在自己説的時候用一個邏輯，在評價別人的時候用另一個邏輯，這就帶來了很多問題。
第二點，要特別避免產生一種滑坡論證，就是對方説了一個觀點，我就把你的觀點給普遍化、極端化，然後我把它立成一個假靶子，我再來反擊。這種現象在我們互聯網裏邊是非常常見的。比如中央講要規範資本，馬上就有人跳出來説，你這是要打壓企業、打壓民間資本，難道你這個改革開放要倒退？我們一講底線思維，有人就説你這是閉關鎖國。這是一種非常惡劣的邏輯形式，我們要認識到、要克服這種現象。
最後一點，在情緒管理上，我們也要意識到一點，就是我們爭論是為了什麼，我們是為了講清楚道理，還是為了情緒表達。其實在網上，有時候很多網友回帖或者辯論，就是一種情緒表達，不要太在意；但是如果是在爭論一些嚴肅的問題，我們就要採取一個邏輯的、理性的方式來講清道理。
在互聯網上大家是匿名的，所以很多人做事情的標準可能就放鬆了，其實它對我們公民的成熟性、對我們個人修養的要求應該是更高的。孔子講“君子慎其獨也”，就是説當別人看不到你的時候，你這時候怎麼做事情，才是體現一個人的道德水準的。所以我特別建議大家要記着“慎獨”這樣一個詞。
觀眾：我記得老師們曾提到過，很多西方國家是選擇了“民族”這個概念作為想象中的共同體來組織現代國家意識，我們則不一樣，現代中國的根基是五千年來的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那麼現在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與地區，我想請問“民族型國家”與“文明型國家”的大致分佈是怎麼樣的？以及是否存在第三種構建現代國家的形式？
張維為：我自己是把國家這樣分類的，供你參考。世界上的國家大概可以分成這麼三大類——
一類是“民族國家”，講到底就是基本上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像日本就是個很典型的民族國家，而西方國家多數都認為自己是民族國家，就是民族完成內部的整合，它認為它建成了一個民族共同體；
另外一類叫“非民族國家”，比方説很多非洲國家，它嚴格來講還是“部落國家”，最典型的就是我屬於某一個部落，我對部落的忠誠度高於我對這個國家的忠誠度；
另外就是像中國這樣，我叫“文明型國家”，它既是一個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構成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文明傳承沒有中斷的、和現代國家結合的文明型國家。
範勇鵬：我再補充一點，張老師講到的其中一類叫“民族國家”。實際上這裏邊還有不同的類型，歐洲就是一種原生的民族國家，還有一些是次生的民族國家，比如説在反殖民過程中產生的很多國家，它的性質表面上看起來和歐洲這種民族國家是相似的，像日本、朝鮮、韓國、越南、泰國這樣的國家，形式上它是採取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式，但其實歷史上它跟我們中華文明有很深的關聯，所以某種程度上它屬於東亞這樣一個大的文明範圍內，可以把它叫做“具有文明性的”這樣一些民族國家。
另外還有一類就是叫“宗教國家”。宗教國家有一些是現實存在的，也有一些是隱性的，可能是它具有這樣一個潛質，但是還沒有能夠充分地表現出來或者發展出來。比如像中東地區，它現在是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存在，但是確實有一種思潮，有一些人希望能夠恢復歷史上的那種“哈里發”的國家形式，以宗教為單位，而不是以具體的民族為單位。
另外還有張老師講到的“部落國家”，其實在很多國家，它表面上是一個現代國家，但實際上它的內部結構還是部落化的。
最後還有一類，是我提出的一個概念叫“公司國家”。從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一直到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再到中東、非洲、拉美，有很多國家在歷史上它不是以一個國家單位來存在的，比如它某種形式是英國的、法國的、荷蘭的貿易公司，它以一種公司的治理結構來進行統治。後來這些殖民者失敗了、走掉了，剩下的公司的架構就地變成了國家的架構。所以從廣義上來講，它們都屬於“民族國家”這樣一個大類，但是它是由公司制度轉化成的國家制度，跟歐洲的這種原生的民族國家還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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