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庫研究報告：美國對華開啓“大圍剿”，中國如何防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報告封面
內容提要
俄烏衝突並未延緩美國對華全面競爭之勢。近期，美提出對華“綜合威懾”，對中國全面戰略圍堵的步伐在加快。截至5月16日，美國針對中國的壓制行動大概有24項，體現在經貿、金融、意識形態、軍事科技、地緣政治等領域。美國對華戰略競爭逐步呈現全方位、多層次的特點，在經貿、金融等領域連續對華施壓的基礎上更多地融入了意識形態層面的因素，名為“綜合威懾”，實則開啓“大圍剿”之勢。
當前的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格局可概述為五點：加緊構建對華圍堵的“印太經貿小圈子”，多空並舉、金融施壓中國企業，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華攻擊污衊，以“切香腸”方式挑動台灣問題，在軍事科技領域不斷壓制中國發展。
未來一段時期，中美關係走向將受到兩大因素的影響。一是中美經濟實力的消長變化。隨着中美之間的經濟差距逐步縮小，中國對美博弈的實力將日益提升；二是中美政治理念的分歧，具體體現在美國“霸權主義”同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之爭。
整體而言，拜登政府依舊認為競爭仍是中美關係的主軸，對華基本思路、基本戰略和強硬姿態在短時間內不會發生根本改變。中美全面“攤牌”的概率在上升。
對當前的局勢進行分析可知，未來中美博弈呈現高、中、低烈度的三種可能性，分別體現在一是高烈度博弈：中美走向全面軍事對抗；二是中裂度博弈：將逐步走向中美全面脱鈎；三是低烈度博弈：中美緊張關係成為常態。
中國須高度重視2022年兩國經濟總量差距“不減反增”可能性所形成的國民信心與市場預期問題，在落實貫徹既定中央政策的同時，應更加重視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緊制定在經貿、金融領域的反圍堵與反制裁的預案，加強數字治理合作；二是以我為主，要加緊制定金融強國戰略與方案；三是加快能源自主進程，制定能源替代“三步走”戰略；四是主動設置議程，逐漸引領中美輿論戰的節奏；五是對外多講述“台獨”危害，嚴防美國“以台製華”；六是強化軍事科技，應儘快建立獨立自主可控的關鍵技術體系等。
為應對拜登對中國的全面競爭攻勢，中國應放棄幻想，全力防範高烈度軍事對抗的最後攤牌可能性，也要在適應中美關係緊張新常態的同時主動塑造中美關係。在中美兩國應在競爭的基礎上，中國通過體現大國擔當，尋求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在關鍵問題上形成合作共識，推動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數據治理的有效開展，共同創造人類美好未來。
引言
俄烏衝突並未減緩了美國遏制中國的節奏，相反，隨着俄羅斯被西方軍事、政治、經濟全面牽制住，美國轉向對中國全面戰略圍堵的步伐在加快，甚至一些美國智庫呼喚，須參考“以烏制俄”的模式，在台海挑起一場戰爭實現“以台製華”的目標。加之疫情影響，2022年初夏，在俄烏衝突百日之際，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中美關係課題組在長期追蹤的基礎上，梳理俄烏衝突以來呈現加速趨勢的美國對華競爭新步驟，預設近期中美博弈可能出現的三種場景，並在經貿、金融、軍事、科技上提出務實建議。
一、俄烏衝突並未延緩美國對華“大圍剿”之勢
2022年2月以來，美國加緊佈局對中國全面戰略競爭的各項部署。2月4日，美國眾議院通過《2022美國競爭法案》，除了對特定產業的支持和補貼外，部分涉華表述充滿冷戰思維。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呈現全方位、多層次的特點，在經貿、金融等領域連續對華施壓的基礎上更多地融入了意識形態層面的因素。
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拜登政府上台以來最全面的對華政策演講，明確聲明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美國對中國的競爭策略將一以貫之。美國以中國試圖擾亂國際秩序等為藉口，站在道德制高點的角度，聲稱要尋求通過“綜合威懾”的方法來維護和平，還提出“投資、聯合、競爭”的新三策略，拉攏盟友和合作伙伴，多管齊下全面壓制中國，對華開啓“圍剿”之勢。可以預見，未來十年，美國對中國的壓制和圍堵將更劇烈。
（一）加緊構建對華圍堵的“印太經貿小圈子”
美國始終將經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予以推進。拜登政府清楚地意識到如果不在高科技和產業鏈上逐步“去中國化”，美國將不得不承擔對華戰略對抗的高昂成本，因此在拜登上任伊始就清晰地表明，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將限制和縮小美國、歐洲和東亞盟國對中國的商業依賴，試圖在對華戰略對抗中降低經濟代價、抑制中國工業和高科技崛起。
拜登政府用“競爭、對抗、合作”三分法來定義美中關係，以競爭和對抗為主，合作為輔。在5月25日演講中，布林肯進一步提出“投資、聯合、競爭”的三策略，在投資美國國內長期競爭力的同時，注重拉攏組織其盟友和夥伴國家建立“抗中聯盟”，意圖“組團”對中國經濟貿易進行限制。俄烏衝突之後，美國在經貿領域“組團”圍堵中國的動作趨勢更為明顯。
一是加緊佈局“印太經濟框架”（IPEF）。俄烏衝突以來，美國加緊佈局旨在排擠中國的“印太經濟框架”。2月，美國拜登政府發佈執政以來的首份“印太戰略報告”，成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安全和經濟方針，內容處處針對中國，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渲染中國對美國及印太地區國家的各種“威脅”。
5月12日至13日，美國-東盟特別峯會召開，美國再提印太經濟框架，宣佈向東盟提供1.5億美元援助，企圖拉攏東盟，阻撓其與中國合作。5月20日，拜登開啓訪問日韓之旅，23日，拜登在日本東京正式宣佈啓動“印太經濟框架”，美國、韓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文萊13個國家成為初始成員。
美國力推印太經濟框架的目的是“使美國和其盟友能夠制定規則，確保美國工人、小企業和牧場主能夠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競爭。IPEF的四大關鍵支柱分別是數字與傳統貿易、提升供應鏈韌性、清潔能源和反貪污。而最重要的是在供應鏈方面，美國計劃建立一個預警系統、繪製關鍵礦產供應鏈圖、改善關鍵部門的可追溯性，併為供應多元化進行協調和努力，而這條完備的供應鏈線是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實際上暴露了美國只想通過IPEF來另起爐灶，控制亞太區域的關鍵資源和關鍵部門，關鍵技術和關鍵供應鏈，破壞亞太地區已有的以中國為核心的生產網絡和產業鏈，推行經濟脱鈎和“去中國化”，將中國擠出地區供應鏈。
24日，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舉行“四方安全對話”（Quad）峯會，將發起一項關於保護海上邊界的倡議，將太平洋島嶼、東南亞和印度洋這三個關鍵地區聯合成統一的印太地區，並對海上活動進行監測，以支持“印太地區”的“自由和開放”，顯示出美國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地緣政治版圖、監控和遏制中國海上活動的目的。
更進一步，美國企圖以印太戰略為基礎，深入推進聯盟戰略，提升美、日、澳、印“四邊機制”（政治聯盟）的層級，強化傳統的美日、美韓、美澳等雙邊同盟關係，建立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軍事聯盟），強化“五眼聯盟”（情報聯盟）的協作，深化美國-東盟夥伴關係，積極拉攏盟友和夥伴聯合對華，謀求建立排他性小圈子，構築反華“包圍圈”，企圖遏制中國發展空間，消耗中國發展資源。
二是組建“半導體聯盟”，試圖拉攏日本、韓國等盟友建立一個沒有中國參與的芯片開發製造體系。2022年3月底，美國向韓國三星、SK海力士，日本的東芝、瑞薩，台灣地區的聯發科、台積電、日月光以及美國的英特爾、高通、美光等企業發出組建所謂“chip4”半導體聯盟的倡議。
該聯盟旨在通過聯合日本、韓國的半導體龍頭企業配合台積電、日月光等台企，控制包括材料供應、芯片設計、芯片製造、封裝測試在內的整個半導體的產業鏈，打造不包括中國的高科技網絡和供應鏈，對我國的半導體行業發展進行進一步的圍追堵截，從而在尖端科技領域與中國“精準脱鈎”，延滯中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以獨佔技術優勢，強化經濟霸權。
三是對特定企業實施針對性制裁。不斷狙擊中國高科技企業。繼7個超算實體、江蘇天元之後，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將中國電信美洲公司以及中國移動國際公司等多家公司納入“實體清單”。準備對中國監控攝像頭公司海康威視採取進一步限制性措施，這將是美國首次對一家大型中國科技集團實施此類制裁；對汽車企業開展調查。全面調查中國的大型車企是否在使用美國的關鍵技術，包括是否使用美國的軟件技術、是否使用美國的核心設備以及是否使用美國的原材料，壓制中國汽車行業尤其是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發展。
四是威逼中國切斷中俄經貿往來。美國有意將中俄正常貿易往來視為對俄羅斯的支持，並以此為藉口對中國下手，威脅中國不能幫助俄羅斯逃避制裁，否則將會讓中國付出代價。自俄烏衝突以來，美國便拉攏盟友國一同制裁俄羅斯，同時，威脅中國停止同俄羅斯的多領域合作。
2022年3月，美國兩次威脅中國製裁俄羅斯，美國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表示：中俄友好外交關係已令外界為之膽怯，如若中國再不遵守制裁俄羅斯的相關行動，美國將通過相應的辦法報復中國。在普薩基表態後兩天的時間，美國商務部長也對中國發出威脅：如果中國本土企業不遵守美對俄實施的管制、制裁措施，美國將暫停對中國供應設備與軟件。如若中國再不對此做出行動，中國企業必將迎來致命性打擊。
（二）多空並舉、金融施壓中國企業
2022年以來，中美在金融層面的博弈已進入到實際操作層面。
一是通過資本市場打壓中國企業。中概股是近年來中美金融博弈的焦點問題，俄烏衝突之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頻繁將中概股列入“預摘牌”名單。2022年3月10日，根據《外國公司問責法》，SEC將5家中概股公司列入有退市風險的清單，中概股集體暴跌，並傳導至港股和A股。3月23日、30日又公佈了兩批，包括百度、愛奇藝等企業。4月，繼續公佈兩批，包括理想汽車、知乎、貝殼等29家公司。5月5日，該清單增加了88家，包括拼多多、京東、網易、小鵬汽車、中國移動、B站等。這是2022年SEC發佈的第六批中概股“預摘牌”名單。目前在美股的中概股約250餘家，前後共計6批128家公司被列入該名單，“預摘牌”公司數已經超過一半。
二是對中國進行金融制裁的公開威脅。3月17日，盧比奧等議員提出所謂的“遏制中俄合謀法”，稱中國若存在着繞開SWIFT在金融領域繼續與俄羅斯合作的情況，美國將制裁中國，凍結或終止任何與中國金融機構相關的美國賬户和財產等。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也聲明美方正密切關注中方向俄羅斯提供經濟或者物資支持的程度，並已向中方表示，幫助俄羅斯規避制裁將會面臨次級制裁的後果。顯然，打劫完俄羅斯的海外資產後，美國又準備對中國海外資產出手。
三是限制美國公司對中國公司投資。早在2019年，特朗普政府就在考慮取消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公司，並且研究如何限制美國的金融公司對中國公司的投資。拜登上台後，加強了對美國資本流入中國的限制，擴大了禁止美國投資中國公司的名單。
據美國“政治”網站2022年3月7日報道，以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為首的安全官員一直在鼓動拜登發佈一項行政命令，以禁止美國銀行和基金對中國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的投資。儘管這項行政令因遭到財政部和商務部官員反對而擱淺，但在中美博弈愈演愈烈的形勢下，不能保證將來不會出台。
（三）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華攻擊污衊
拜登政府將意識形態作為攻擊中國的武器，沿襲並放大了民主黨慣用的價值觀外交，不斷調整意識形態滲透手段，運用議程設置、熱點話題進行炒作，假借“自由人權、民主法制、公平貿易”之名，使得美國對中國的一系列攻擊“合理化”。根本目的是拜登政府希望在意識形態領域，使得美國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的思維在輿論上贏得廣泛的支持。俄烏在衝突之後，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散佈的對華言論及行動更加具有攻擊性。
一是使出“匿名透露”慣用伎倆，接二連三通過美媒發佈虛假信息，如“俄羅斯與中國事先通氣”“中國計劃對俄軍援”“美國事前向中國通報俄軍動向”；
二是散佈“中國責任論”，污稱中國“默許俄烏衝突升級”“縱容戰爭”；威脅中國“將為俄羅斯入侵行為承擔後果”，將中國塑造成“同謀”“幫兇”，並將中俄捆綁成新的“邪惡軸心”；
三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拉攏歐洲對付中國，將自己塑造為衝突調停者，誣稱中國“不負責任、不道德、跟侵略者站在一起”，以此挑撥中國同歐盟的關係；故意忽略中國以談促和主張；指責中國未譴責、制裁俄羅斯，以逼迫中國選邊站；美歐共同指責中俄破壞國際規則和秩序；
四是散佈“中國贏家説”，誣稱中國“坐山觀虎鬥”“希望從地緣政治變化中獲益”“將在俄烏衝突中成為贏家”等；
五是將俄烏衝突同台灣問題強行關聯，炒作“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謬論，刻意模糊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問題的國際共識；派前高官竄訪台灣，表達支持；美日印澳“四邊機制”高調錶示“不允許烏克蘭的事發生在印太”，形成和收緊圍堵中國的“印太包圍網”；
六是將當前全球糧價上漲歸咎於中國，認為是中國堅持糧食自給自足戰略，囤積大量“不必要”的糧食，導致糧價上漲，並聯合盟國日本共同指責；
七是蓄意以“保護人權”為名，干涉中國內政。抹黑打壓指責中國侵犯人權，對在中國境內外和美境內參與“鎮壓”少數民族、宗教團體、異見人士等侵犯人權行為的中國官員實施簽證限制。可見，美國意識形態攻擊是全面、動態的，隨事件的發展不斷演化，在每一階段都有相應內容，是全方位、持續性的攻擊。
（四）以“切香腸”方式挑動台灣問題
美國認為，台灣對其地緣戰略價值重大，如果中國統一，美國在二戰結束以後在韓國、日本、中國台灣、菲律賓一線構築的“第一島鏈”就從正中央被攔腰斬斷，中國也就佔有了出入太平洋的踏腳石，這將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構成威脅。因此，美國頻繁挑撥大陸與台灣的關係，阻撓中國統一的步伐。美國推動俄烏事件升温以來，也持續對台灣拱火，將俄烏事件與兩岸關係進行不當類比，並對台灣釋放錯誤信號，以求實現遏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的。
軍事方面，美國一方面通過向台灣地區兜售武器裝備大撈一筆，另一方面，則希望通過“武裝台灣”，提高台軍對解放軍的“回應能力”。一是對台軍售武器更具威力。拜登上任後的三次對台軍售中，俄烏衝突前後兩個月內發生了兩次。2月7日美國國務院批准金額約為1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包含向台軍提供包括“愛國者”導彈系統所需的設備和服務。4月5日，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帕帕羅表示，“美國履行防衞台灣、支持台灣強化自衞能力的承諾不能鬆懈”。5月2日，美國提議向台灣出售包含“海馬斯”系統在內的“其他更精準武器”，甚至明確告知蔡英文當局，以後對台軍售將只賣可以用於對海作戰與對空作戰的武器，針對大陸意味明顯。
二是軍事巡航更加頻繁。3月17日，美國約翰遜號導彈驅逐艦過航台灣海峽並公開炒作，妄圖向島上的“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4月16日，在美海軍林肯號航母打擊羣駛離東海海域之後美軍派遣大批戰鬥機在2架KC-135加油機配合下，全副武裝在台灣附近海域上空轉悠了7個小時。4月26日，阿利·伯克級導彈驅逐艦“桑普森”號穿越台灣海峽。5月10日，“羅亞爾港”號導彈巡洋艦再次過航台灣海峽並公開炒作。
政治方面，對台立場表述愈加模糊。拜登在3月11日正式簽署美國國會通過的《2022會計年度聯邦政府撥款法》，依據該法案，未來台灣在美國官方地圖上的顏色將與中國不同。3月30日，美國196名跨黨派眾議員聯名發起了倡議，致函拜登政府邀請台灣參與“印太經濟框架”。5月5日，美國國務院網站更新修改了“美台關係事實清單”，刪除了先前版本關於“承認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等表述。
5月12日，美國聯合個別國家舉辦第二屆全球抗疫視頻峯會，其中台灣在被邀請之列。5月23日拜登訪日期間對外表示“願防衞台灣”，同時又繼續表示保持對台“戰略模糊”。從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堅持一箇中國原則，到《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挑戰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再到俄烏衝突之後美國對台灣的系列舉動，可見美國進一步拱火兩岸局勢意圖明顯，不斷在台灣問題上以“切香腸”戰術挑釁中國。
（五）在軍事科技領域不斷壓制中國發展
美國將中國等國家視為在軍事領域的重要競爭對手，同時將科技奉為維持軍隊強大戰鬥力的源動力，通過提高在國防軍事領域的技術投入力度，以維持自身的軍事實力。在2018年美國發布的《國防戰略》中，明確表明中國、俄羅斯是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提出要進行國防部體制改革、強化合作關係並吸引更多盟友和建設更具殺傷性的部隊這三大目標。
同時，承諾對自主武器系統、人工智能、機器學習這三項前沿科技進行大規模資金投入。此外，在之後發佈的《國防部網絡戰略》《國防部數字現代化戰略》《國防部人工智能戰略》《國防部雲戰略》等系列文件中均體現了美國在軍事領域塑造技術競爭力的決心。俄烏衝突之後，美國繼續加大對中國軍事科技的制約力度。
一是不斷加強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遏制。一方面，美國通過激勵政策吸引半導體行業迴流；另一方面，採取限制投資、加強出口管制、禁止採購中國部分企業的設備與產品、提高關税等多種手段打壓中國半導體行業發展，對中國半導體產業鏈進行全面包抄圍殲。芯片作為電子化的硬件基礎，被喻為信息化裝備的“神經中樞”，其短缺將會影響到精密武器的研製和運用，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信息化裝備的作戰效能。根據海關總署數據統計，2022年2至3月，中國自美國進口芯片金額同比由約180億元下降至125億元，增速由166%下降至-30%。
二是存在隨時對華關閉人工智能基礎平颱風險。我國當前除百度等少數企業在堅持研發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基礎平台外，大部分民用智能設施所用的基礎系統主要是在美國的開源系統基礎上進行的二次研發和創新，如果中美爆發全面衝突，美國對華關閉人工智能基礎平台服務體系，我國日益智能化的數字經濟生態將會面臨嚴重挑戰。
三是抓緊部署對華的空天一體化信息網絡封鎖。當前美國正在加快建設美國國防空間體系架構(NDSA)，該架構建成後將對中國所在空天區域構成嚴密、精準和全天候的監視網絡，其中當前SpaceX的星鏈就是NDSA跟蹤層的一部分。截至2022年2月3日，SpaceX已經發射了2091顆星鏈衞星，計劃發射總數為4.2萬顆（地球近地軌道最多可容納6萬顆衞星），整個星鏈系統建成後，結合NDSA系統，對我國的空天信息網絡將會構成重大威脅。
四是試圖限制中國軍事科技領域人才培養。2022年4月，微軟亞洲研究院（MSRA）停招“國防七子”（即被確定為國防工業院校的七個學校，分別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及北京郵電大學學生。在此條款下，如果MSRA有老師想要招被禁名單上的高校學生，需要給出特殊理由，且學生即便被錄用，也不能用學校單位來共同發表論文。
綜上所述，美國已經將思想意識層面的對華“綜合威懾”付諸實際行動，從政策制定到多領域對華開展“大圍剿”，圍堵遏制之心，已經“路人皆知”。
根據統計，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國出台的對華壓制政策，如表1所示；對華壓制行動大概有24項，如表2所示。
二、未來中美博弈的三種可能性
未來一段時期，中美關係走向將受到兩大因素的影響。一是中美經濟實力的對比變化。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日益提升，同時經濟韌性持續增強，在面對新冠疫情的劇烈衝擊下，展現出了很好地抵禦風險的能力。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驅動的數字經濟正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點，並在全球範圍內掀起新一輪技術革命。
可以説，中美之間的經濟差距正在逐漸縮小，中國對美博弈的實力在逐步提升，這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國視為侵犯其利益。美國秉承着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的固有思維，對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持有敵對、打壓態度，以期維護其“經濟霸主”的地位。
二是中美政治理念的分歧。美國基於經濟軍事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打着“人權”的幌子，對民眾塑造霸權思維、地緣政治偏好、種族偏見等認知，長期形成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世界帝國秩序觀使得美國民眾對華敵視情緒有增不減。中國基於“和而不同”的理念，秉持在聯合國框架下通過對話來解決各種爭端，在全球化時代致力於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下一家”秩序觀。中美之間的競爭不僅是兩國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的競爭，還有圍繞觀念和價值展開的關於全球政治秩序建構的競爭。
（一）高烈度的博弈，中美走向全面軍事對抗。
高烈度的博弈之下，中美將走向全面的軍事對抗，包括以下五種對抗：
一是全面網絡戰爭。近些年，美國國家安全局持續不斷對全球發起大規模網絡行動，尤其是針對中國實施系統性地網絡攻擊。隨着中國信息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經濟、金融、通信、交通等各領域均需要大量的網絡產品和服務的支持，網絡戰爭將是中美戰爭的主要戰場。例如對中國的全面斷網、對金融網絡系統的攻擊，注入病毒持續潛伏收集對方信息，破壞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或竊取重要數據，濫用信息技術進行大規模監控等。同時，美國的網絡戰爭武器愈加先進。
近日中國360公司完整披露了美國國安局針對中國境內目標的代表性網絡武器——量子攻擊平台的技術特點，量子攻擊是美國國家安全局針對國家級互聯網專門設計的一種先進網絡流量劫持攻擊技術，已經實現了工程化、自動化。特別是如果將來數字人民幣大面積普及後，將會成為美國重要的攻擊目標，讓一個國家貨幣系統崩潰，在國家軍事對抗中的重大意義是明顯的。
二是全面常規戰爭。例如軍事挑釁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加緊軍事武裝台灣，進而發動南海、台海戰爭等。近期，美國連續在南海、台海進行軍事活動。在南海領域，中美兩國均希望擴大在南海的軍事存在。中國是南海最大的沿海國，南海攸關中國的核心及重大利益，包括領土主權、海洋權益和海上通道。美國高度重視在南海的海上主導地位、航行自由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直在此保持着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隨着雙方軍事、經濟等各方面實力的平衡，美國認為中國將在以南海為核心的印太地區挑戰美國的海上主導地位，建立中國主導的印太秩序，同時一再渲染除非與美國發聲戰爭，中國已經具有了“在任何情況下控制南海的能力”，中美在南海的競爭日益加劇，海上相遇事件數量逐漸增多。
2022年3月28日，美國同菲律賓在菲律賓呂宋島進行2015年以來的最大規模軍事演習，此次演習也加劇了台海局勢的緊張。在台海領域，近期台海局勢面臨新一輪緊張局面，美國在政治、法律、外交、軍事、經濟等方面高調支持台灣當局，意圖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體系，利用台灣全面激活同中國大陸的緊張局面，進而分散消耗中國精力，阻礙中國發展崛起的意圖十分明朗。
美國和菲律賓9000名官兵3月28日開始展開多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軍事演習。圖源：DW
三是空天戰爭。俄烏爭端已經充分展示了制空權、制天權的重要性，因此在全面軍事對抗下，制天權和制空權將很有可能是首要爭奪的重點。同時，物理位置介於傳統航空與航天之間的臨近空間逐步成為空天戰爭的新戰場。臨近空間上接航天，下連航空，能夠極大地拓展空天戰場的範圍與縱深，從而形成無縫的空天一體作戰能力，因此戰略地位非常重要。臨近空間飛行器可以在早期預警、偵察監視、通信保障、電子對抗、導航定位等方面實現空天地信息的有效中繼和銜接，而且由於臨近空間飛行器易於實現長時間高超音速飛行，這就使其越來越成為遠程快速打擊武器的新寵。
四是核戰爭。中美均是擁核大國，如果中美將來出現的全面軍事對抗無法調和，最終會面臨核戰爭風險，但可能性相對較低。美國的核政策進攻性、威懾性特點明顯。近幾年，美國先後退出《反導條約》、《中導條約》等軍控法律文書，拒絕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持續推進部署全球反導系統，謀求在歐洲和亞太地區部署陸基中導，並向澳大利亞出售核潛艇。
同時2022年5月美國大肆渲染中國的核威懾風險，以強化美國的核力量。中國則始終堅定奉行自衞防禦的核戰略，一直將核力量規模維持在國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始終恪守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明確承諾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
值得關注的是，2022年1月3日，中、法、俄、英、美五個核武器國家領導人發表了關於防止核戰爭與避免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這份聯合聲明重申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是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這一原則揭示了核武器的本質是威懾，而不是用來打仗，五核國對這一基本事實的承認將對維護全球戰略穩定，減少核戰爭的危險有很大的幫助。結合美國對中國的全面競爭戰略來看，美國在核問題上對中國的惡意攻擊不會平息，更多會將核戰爭作為威懾他國的噱頭，爆發核戰爭的風險相對較低。
五是認知戰。美國不斷針對中國政府領導力和中國意識形態體系進行網絡的認知攻擊，破壞中國政府的權威，分化中國社會的團結。綜合美軍方開源的信息看，美國清醒的認識到，不考慮瓦解中國政府組織的領導力和意識形態體系，即使解放軍遭受了重創也能在強大領導體系下迅速恢復起來。因此針對中國政府領導力和中國意識形態體系的網絡攻擊比對解放軍的網絡攻擊更有戰略價值。
美國信息安全專家利比克認為，中國高度統一的政治體系本身就是高價值的戰略攻擊目標，而且中國的長期穩定需要依賴民族主義和持續的經濟增長。因此只要中國經濟增長率出現波動，就可以看作是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網絡攻擊，破壞中國政府領導力的戰略機會。他認為，經濟波動會導致失業，通過網絡對中國的年輕人進行滲透，本身能產生巨大的網絡攻擊作用，其實施成本相對較低，但戰略意義甚至高於直接與解放軍進行網絡對抗。
（二）中烈度的博弈，將逐步走向中美全面脱鈎
首先是科技脱鈎。對美國科技競爭戰略進行分析可知，美國在對內增強自身科技實力的同時，對外謀求科技獨佔性、保持對關鍵技術的控制並抑制他國技術創新能力，即“自強”與“排他”兩種思維模式共同根植於美國的科技競爭戰略思維之中。近幾年中國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機遇，實現了科技實力的大幅提高，中美之間技術優勢的差距在逐步縮小，美國在科技領域“領頭羊”的地位受到了嚴重挑戰。
基於這種背景，美國科技競爭戰略中“排他”的特質愈發明顯，對於中國科技崛起的防範意識逐步升温，這體現在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激進的“全面科技脱鈎戰略”與拜登政府在揚棄全面脱鈎戰略下推出的“小院高牆”的科技競爭戰略。 這兩個科技競爭戰略明確表明，在以上美國領先的關鍵技術領域對中國全面脱鈎的決心是既定的、持久的，不會隨着總統更替而調整。因此，未來以上領域的自主創新將會是我國應對美國中烈度博弈的關鍵。
在小院高牆”策略的指導下，美國對中國科技脱鈎的路徑如下：美國通過加強技術創新力度，將積累的技術優勢轉化為技術性權利，對中國實施科技斷供、制約中國科技產業鏈的發展；在此基礎上，將技術性權利轉化為制度性權利，制定相關領域的技術標準、競爭規則，確立在該領域的絕對話語權，進而掌握科技治理主導權；另外，通過向中國傳播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價值觀，擴大輿論影響力，動用“長臂管轄”手段，聯合盟友形成國際串聯，以遭受安全威脅為由打壓中國技術發展，導致技術政治化現象愈發明顯。但是，不排除美國在科技領域採取“先脱後鈎”的競爭戰略，即先斷然與中國脱離關係，再重新考慮鈎聯的佈局。
其次是經濟脱鈎。美國近年來一直在致力於轉移產業鏈，實施產業鏈轉移計劃，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外部轉移，從中國撤回產業鏈轉移到其他地區，比如墨西哥、拉丁美洲地區、非洲地區等，減少對中國在各領域產品供給的依賴；二是內部迴流，支持美國的中小產業“回國”或者“遷移”。最典型的是在製造業領域，美國採取“高脱低鈎”的戰略，即促使高端製造業迴流美國，僅保留低端產業在中國。但是，值得關注的是，美國近期出於擴大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的考慮，希望與傳統基建相關的製造業重回美國。
2022年4月7日，越南海防港的一處電動汽車組裝車間。圖源：法新
2022年4月18日，美國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公佈了一份政策指南 ，要求聯邦政府機構確保在5月中旬前，同美國基礎設施法案有關的12億美元新基建項目需要使用美國本土生產的原材料。在這份17頁的指南中，白宮要求所有用於基建的原材料，無論是用於橋樑、高速公路、水管或寬帶互聯網的項目都要使用美國本土生產的材料，包括鋼鐵。此外，指南還要求聯邦政府確保在工程中所使用的任何成品的大部分零部件也是在美國國內製造。
相關數據表明，美國的產業結構中超過80%是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工業製造只佔10%左右，美國的工業製造品需要大量依靠進口，而中國與美國在製造業領域的外貿依存度較高，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等製造業相關產品是中國對美出口的主要構成。拜登希望以基建項目為契機，加強美國製造業的本土化發展，打造“美國製造”品牌，從而逐步擺脱製造業對外部經濟體的高度依賴。長期來看，這可能會對中國的製造業產品的出口產生一定影響，同時使得中國製造業面臨轉型升級的壓力。因此，如果中美競爭進一步加劇，美國經濟形勢惡化，美國在製造業等領域與中國的產業鏈脱鈎覆蓋範圍將更加全面。
再次是人文脱鈎。中美人文交流經歷了正常化、系統化、困難化的階段，自從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中美人文交流初期保持平穩，然而，隨着《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發佈，中美人文交流急轉直下，美國在炮製“孔子學院威脅論”的基礎上，在其他方面採取激進措施，比如，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留學生、學者的審查日益嚴苛，並開始公開表示要限制美國高校敏感專業的對華招生人數；對中方學生、學者、科研人員等赴美採取拒籤、拖延簽證申請、吊銷簽證、盤查騷擾等，企圖推動中美人文交流全面脱鈎。拜登政府對中美人文交流可能會帶來一些轉機，但是考慮到中美之間的政治分歧、意識形態差異、競爭戰略的敵對，美國對目前存在的中美人文交流限制措施不會完全取消，中美人文交流在短期內很難改善。
（三）低烈度的博弈，兩國緊張關係成為常態
美國國內矛盾加劇，美國政客們為自身利益，轉移國內矛盾，不斷構建“中國威脅”，通過煽動反華情緒誤導民意，凝聚團結。從美國兩黨的態度來看，一些涉華法案的投票結果顯示，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已經在美國兩黨之中形成了基本共識。
從美國民眾的態度來看，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3月的報告顯示，美國兩黨對中國負面情緒的一致性進一步上升，有67%的美國受訪者對中國持有消極看法，高於2018年的46%；有89%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或敵人。同期，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在過去一年中，將中國視為最大敵人的美國受訪者佔比翻了一番，從22%增至45%。美國人對中國態度的轉變將深刻影響美國政府對華的態度。
另外，疫情以來針對華人的犯罪案件也在加劇，美國社會反華情緒在不斷積蓄。此外，美國已明確將中國視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在2021年3月拜登政府出台的首份重要的國家安全戰略指導文件——《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中，中國是被提及最多的國家，共出現15次，美國將與印太、歐洲與西半球的盟邦夥伴攜手共同對抗中國。可以預料，中美博弈中的緊張關係將成為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常態。
整體而言，拜登政府依舊認為競爭仍是中美關係的主軸，對華基本思路、對華基本戰略和對華強硬姿態在短時間內不會得到改變。儘管當前美國政界與學界關於對華政策方面的看法非常糾結、矛盾，但結合目前美國對華全面競爭戰略的佈局可知，拜登政府基於“最嚴峻的競爭對手”這一對華認知會將會繼續在某些問題領域加大對中國的挑釁力度，中美全面“攤牌”的概率在上升，如何管控“攤牌”的烈度是關鍵。
從中國視角出發，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以競爭為主、以合作為輔的“新常態”，各界應儘快適應中美關係緊張對抗的常態化。儘管中美大國關係錯綜複雜，然而無論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出發，還是從中國自身發展角度出發，中國都應儘可能避免以戰爭（無論冷戰還是熱戰）的形式與美國“攤牌”。同時，中國也應放棄“逃避競爭”的幻想，在適應中美關係緊張新常態的同時積極尋求同美國合作的領域和機會，主動塑造中美關係，共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進程。
從全球視角來看，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在這一時期，各國聯繫日益緊密、各國命運休慼與共，和平與安全成為全人類面臨的首要議題。一方面，中美關係是國際關係的穩定器，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對於維護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義，沒有中美兩國的相向而行，就沒有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其次，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發達國家，中美兩國經濟總量超過世界三分之一，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引擎，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50%，將有效帶動世界各國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在世界範圍內構建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貿合作體系。最後，當今世界面臨新冠疫情持續反覆、恐怖主義暗藏危機、氣候變化形勢嚴峻、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等一系列全球性問題和挑戰，人類生存發展環境不確定因素不斷積累，中美兩國在幾乎所有全球性問題上都肩負着重要責任。
三、應對美國對華全面戰略競爭的建議
2022年是中美實力消長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由於上海等地新冠疫情、俄烏衝突的影響，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40多年來中美經濟差距不斷縮短的趨勢很可能會一度中斷，這勢必會慫恿美國對華全面戰略競爭的衝動與步伐。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課題組認為，要高度重視2022年兩國經濟總量差距“不減反增”可能性所形成的國民信心與市場預期問題，在落實與貫徹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及2022年曆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既定政策與精神基礎上，還須更加重視以下幾個方面。
（一）加緊制定在經貿、金融領域的反圍堵與反制裁的預案，加強數字治理合作
一是以亞太區域合作應對美國印太經濟框架。面對美國對亞太區域合作的改造和破壞意圖，中國應聯合東盟等經濟夥伴堅持傳統亞太區域合作。需加快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落地以及我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相關談判，積極推動加入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議（DEPA）的進程，尋求《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重啓和簽署，確保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統籌考慮風險與收益，對供應鏈各環節進行多元化、大範圍佈局，同時加快在供應鏈中佈局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新技術，通過搭建雲架構，推動構建數字化、智能化的供應鏈體系，進而提升供應鏈運行效率，及時防範可能出現的風險，保障供應鏈的穩定運營。
三是加快完善與提升可以繞開SWIFT系統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功能，積極地將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與中俄主導的“上合組織”併入到這個系統中，同時積極探索數字人民幣在改善跨境支付、便利國際貿易結算等方面的作用，想辦法將“數字人民幣”融入這個系統，並帶動其他國家一同研發數字貨幣。
四是防範美國將我國也剔除出WTO。必須加快經濟內循環佈局，同時將貿易發展重心向亞洲和非洲轉移，尤其要加深與東盟、印度、越南這樣擁有巨大潛力和規模的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合作。
從全球經濟形勢來看，目前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極，數字服務貿易佔比迅速上升。中美應釐清兩國關係邊界，堅守兩國競爭對抗的下限，不斷突破兩國合作的“天花板”，尋求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兩國數字治理合作的可能性。
具體來看，新冠疫情催生了線上經濟的發展，基於數字技術的遠程醫療、在線教育、共享平台、智慧出行等新經濟模式蓬勃發展。在此背景下，以跨境電商、供應鏈數字化為代表的經貿新模式促使全球經貿的數字化程度日益加深，從而帶動數據跨機構、跨行業、跨地域的交易新範式快速形成，但是，數據資源的快速增長也引發了數字本地化存儲、數字安全、隱私保護、反壟斷等一系列問題。中美作為全球駕馭數字能力最強的兩大經濟體，理應攜手共同應對全球數據治理挑戰，減少數字鴻溝。
一方面，在全球數字治理這一重大挑戰面前，多邊機制仍將發揮重要作用。中美應積極推動全球數據治理的多邊機制，參與G20、OECD等國際組織在數字貨幣、電子商務規則等領域的數據規則制定，共同推動出台更多具體應用場景的可操作、可執行規範；另一方面，中美應積極推動在印太地區開展數字經貿合作、推動數字治理的相關規則制定。
印太地區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數字經濟發展具有很大潛力，例如印度推進農業領域的數字化、菲律賓在數據傳輸方面相對開放、泰國電子支付規模迅速增長、越南電子商務覆蓋率擴大等等。結合數字經濟協定簽署的集中地、數字税等數字規則的覆蓋地來看，印太地區是全球數字博弈的重點區域。中國可就數字“一帶一路”倡議與美國數字經濟戰略進行戰略調適，協調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利益衝突，弱化“對抗”意圖，避免在印太地區形成戰略對抗，爭取形成由競爭向競合轉變的良性互動。
（二）以我為主，要加緊制定金融強國戰略與方案
正如中美貿易爭端中的關税一樣，中概股幾乎成為美國在金融層面打壓中國的一項武器。短期來看，需繼續加強與美國監管機構的溝通，就中美審計監管合作達成協議。同時要繼續發揮中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作為境內企業上市地的重要作用。長期來看，需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內生穩定機制，繼續推進股票註冊制改革，培育出中國多層次的完善的資本市場、期貨市場等，吸引更多企業在中國境內融資上市和進行期貨交易，推動中國金融對國家崛起的作用，制定相關金融強國戰略與方案。
另外，中國資本自由流動的程度需繼續審慎控制，因為全面戰略競爭狀態下，可能更加需要獨立貨幣政策以及穩定的匯率來調節穩定經濟，中國國內外多重壓力下必然需要寬鬆政策。中國在蒙代爾理論中的這種取捨使得中國敢於“以我為主”不跟隨美國加息，同時不會面臨過大的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壓力。
同時，加大金融信創的推廣實施力度。持續提高金融行業新技術應用和自主可控能力，對業務經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關鍵平台、關鍵組件以及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形成自主研發能力，降低外部依賴，實現金融行業從IT底層的基礎軟硬件（CPU、存儲、金融機具、服務器、網絡設備等）到上層的應用軟件（操作系統、數據庫、中間件、雲平台、應用軟件、辦公軟件等）全體系的安全、可控，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獨立自主、安全可靠的技術基礎設施。
（三）加快能源自主進程，制定能源替代“三步走”戰略
解決美國對中國的能源圍堵需要中國在短期實現能源替代與長期的能源獨立，需要制定“三步走”戰略。短期內，制定以“節煤穩油增氣”為戰略來應對“多煤少油缺氣”的資源稟賦，在全球與西方爭奪開採權，並與“一帶一路”國家積極開展能源合作以逐步取代美國對中國的能源輸出地位。中期來看，中國需要推出一系列的相應配套政策，涉及法律、確權以及税收等領域。重要的是制定合理的經濟增速目標以防能源短缺，因為通過歷史規律來看，每年的經濟增長將會帶來用能量的提升。長期目標則需要注重能源的可持續發展，即通過擴大可再生能源規模實現能源生產完全自主可控。
（四）主動設置議程，逐漸引領中美輿論戰的節奏
對中美意識形態博弈的全面化和白熱化，不應存有幻想，要做好充分準備。一是全面剖析美國曆來的意識形態制裁方式、手段，解構其內部邏輯，特別是其“謊言敍事”。在全社會加大宣傳、教育和警示力度，提高全體人民對美國意識形態進攻和作戰方式的辨識能力，能自覺解剖美國話語背後的真實、根本目的，始終保持頭腦清醒、清楚，保持戰略定力，不輕易動搖。
二是更加重視國際話語權之爭，加強國際傳播能力。中美之爭不僅是意識形態之爭，更是國際話語權之爭、道德優勢之爭、全球治理規則之爭。基於輿論宣傳工作即時性、時效性強的特殊性，應適當放鬆、簡化審批程序，盤活媒體、智庫等各類機構，提升效率，進一步激發、釋放潛能。
三是在防守中也要醖釀着進攻，主動攻擊。在學院派研究的基礎上，要進一步聯繫實際，以應用為主，主動設置議程，加強網絡、情報能力建設，逐漸引領中美輿論戰的節奏。
（五）對外多講述“台獨”危害，嚴防美國“以台製華”
一是儘快出台《祖國統一促進法》，對沖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旗幟鮮明地以法理推動統一，明確定義妨礙、阻攔祖國統一的行為都是違法，不作為也是違法，釜底抽薪打擊台獨勢力。
二是提升軍費佔GDP比例，數十年來，中國軍費佔GDP比例保持在1.7%左右，一直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更遠低於美國水平。面對世界地緣局勢動盪，軍費佔GDP比例有必要提升到2%左右，向世界平均水平靠近。台灣“以武拒統”、“挾洋謀獨”，提升軍費可以更好地達到“以武促和”的震懾目的。
三是針對美國惡意引導輿論，試圖將潛在的兩岸衝突定義為侵略，中國需加大對外宣傳力度，兩岸問題是中國一國的問題，不能與俄烏兩國的問題類比。四是針對美國不斷軍售等挑釁行為，中國可依據《反外國制裁法》對涉台美軍工企業加強反制，雖然相關企業與中國的直接聯繫較少，但間接參股或有其他經營聯繫的非軍事領域的公司，想要進入中國市場將受到很大影響。
（六）強化軍事科技，應儘快建立獨立自主可控的關鍵技術體系
鑑於俄烏衝突中出現的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對俄羅斯聯合進行技術封鎖的情況，我國在軍事科技方面，要做好全產業鏈獨立自主安全的準備。主要需要考慮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短期內應高度關注“技術脱鈎”風險較高領域的創新鏈和產業鏈安全，做好相應預案。短期內無法實現自主可控的高科技產品，需要做好必要的產品儲備，避免“技術脱鈎”後對國內產業鏈和供應鏈帶來過大沖擊。
二是從中期看應積極參與全球科技合作與治理，擴大技術合作“朋友圈”。要減少美國對中國與全球其他國家展開科技合作的干擾，堅定走中國自己的科技發展國際合作道路。
三是從長期看中美兩國技術競爭不可避免，應做好兩國科技持久戰的必要準備。特別是在人才培養、科研創新體系方面要做好應對全面封鎖情況下，保證我國相關人才培養不斷代，科研創新保持活力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系統建設。
結語
綜上所述，俄烏衝突加劇了美國對華戰略焦慮，美國開始加速佈局對華全面戰略競爭，並提出了所謂“競爭”的關鍵內容——對華“綜合威懾”：即通過引入盟友和合作伙伴，在常規、核、空間和信息領域開展工作，利用美國在經濟、技術和外交方面不斷增強的優勢，多管齊下，拉攏能夠拉攏的所有勢力，全面對付中國。
同時，美國認為與中國的全面戰略競爭不僅是國家權力之爭，更是一場制度競爭、話語權競爭、全球治理競爭。美國在實施對華“綜合威懾”、全面對華“圍剿”的同時，還要給中國貼上“國際秩序挑戰者”“地區安全破壞者”等標籤，佔據道德制高點。這是美國對華戰略認知與行動的重大轉變。
為應對美國的全面戰略競爭和綜合威懾，中國必須在經貿、金融、能源、輿論、軍事科技等多個方向做好準備。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中美關係課題組認為，中國應放棄同美國避免戰略競爭的幻想，以底線思維努力防範最壞軍事戰爭攤牌可能性的發生，並在適應中美關係緊張新常態的同時主動塑造中美關係。在中美兩國緊張競爭的新常態下，尋求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局意識，在關鍵問題上形成合作共識，推動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數據治理的有效開展，共同創造人類美好未來。
《大圍剿：俄烏衝突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進展評估與中國應對》研究報告全文鏈接：
http://rdcy.ruc.edu.cn/docs/2022-05/3a2b1c197f484830b4cd41b53127cb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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