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為了追求核優勢，美國這樣“壞規矩”

【文/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譯/陳露】

美國****對核優勢的追求

從20世紀60年代莫斯科與華盛頓實現了大致的核均勢開始，到90年代蘇聯解體，美蘇冷戰期間的主導核戰略都是基於“相互確保摧毀”概念。當核均勢轉化為“相互確保摧毀”時，通常被視為對雙方的徹底破壞，即數以億計的人死亡。

然而，正如核冬天的研究表明，一場全面的核戰爭的後果會遠遠超出這個範圍，它將擴大到使得整個地球上幾乎所有人類生命（以及大多數其他物種）遭到毀滅。但美國仍然無視核冬天的警告，它憑藉遠比蘇聯多的資源，試圖超越“相互確保摧毀”的均勢，朝着美國“核優勢”的方向發展，以恢復美國在冷戰早期的核優勢水平。

核優勢，相對於核均勢，意味着“消除報復性打擊的可能性”，因此也被稱為“先發打擊潛力”。從這個角度來説，華盛頓的官方防禦態勢一直考慮美國對核國家或無核國家進行先發打擊，這一點很重要。

除了提出末日機器的概念外，卡恩作為美國主要的戰略計劃者之一，還創造了打擊社會價值策略和反制策略這兩個關鍵術語。打擊社會價值策略是指以攻擊敵人的城市、平民和經濟為目標，旨在徹底消滅敵人，這會導致相互確保摧毀。相反，反制策略指的是以敵人的核武器設施作為攻擊目標，以防止對方反擊。

當反制戰略最初由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肯尼迪政府時期提出時，它被視為一種“沒有城市”會受影響的戰略，即攻擊對手的核武器而不是平民人口，此後它有時還被錯誤地以這些術語進行辯護。

然而，麥克納馬拉很快意識到了反制戰略的缺陷，即它引發了一場目的在於實現（或否定）核優勢的核軍備競賽。此外，認為“先發制人”的反制打擊不涉及對城市的攻擊，這種概念從一開始就不正確，因為反制的目標也包括城市中的核指揮中心。

因此，他很快就放棄了這一戰略，轉而採取基於“相互確保摧毀”的核戰略，他認為這是實現核威懾的唯一真正途徑。

美國核戰略設計者麥克納馬拉（來源：Getty）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核戰略的特點是接受與蘇聯的大致核對等地位，從而接受“相互確保摧毀”。在卡特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這一政策宣告破產。1979年，華盛頓強迫北約允許在歐洲部署攜帶核武器的巡航導彈和潘興II型導彈，這兩種反制武器都是針對蘇聯的核武庫的，這一決定點燃了歐洲的反核運動。在隨後的里根政府中，華盛頓全面採取了反制戰略。里根政府推出了“星球大戰”計劃，旨在建設一種能夠保衞美國本土的全面反彈道導彈系統，最終由於不切實際而被放棄，但在後來的政府中促成了其他反導系統的建設。

此外，美國在里根政府推動了MX（後來的和平使者）導彈，這是一種能夠在蘇聯導彈發射前將其摧毀的反制武器。所有這些武器都能壓制蘇軍在先發進攻中的“突擊”行動，還能通過反導系統攔截僅存的幾枚蘇聯導彈。反制武器需要更高的精確度，因為它們在“反價值”攻擊中不再是城市的破壞者，而是要精確瞄準堅固的導彈發射井、移動陸基導彈、核潛艇和指揮控制中心。正是在這裏，美國在反制武器方面擁有技術優勢。

1979年開始的這一重大核武器增長，加上計劃在歐洲部署攜帶核彈頭的導彈運載系統，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歐洲和北美的大規模核戰爭抗議，湯普森對滅絕主義的批判，以及對核冬天的科學研究。然而，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用軍控協會（Arms Control Association）的專家諾蘭（Janne Nolan）的話説，“反制仍然是美國核戰略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其目的是實現核優勢地位。

隨着1991年蘇聯解體和冷戰的結束，華盛頓立即開始——從1992年2月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發佈的《國防政策指南》開始——將新的單極地位轉變為美國在全世界長期霸權的過程。這將通過地緣政治將西方主導的地區擴大到前蘇聯的一部分或其勢力範圍內的地區，以阻止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重新崛起。與此同時，在核裁軍的氛圍中，隨着葉利欽領導下的俄羅斯核力量的惡化，美國力求使其核武器“現代化”，以技術上更先進的戰略武器取代現有武器，其目的不是加強威懾，而是實現核優勢地位。

在冷戰後的世界中，美國繼續通過發展反制武器來追求核優勢地位，這被稱為核戰略上的“極多主義”。在當時關於核政策的辯論中，“極多主義”受到了那些主張簡單依靠“相互確保摧毀”的“極簡主義”戰略的人的反對。最終，“極多主義”獲勝了，新世界秩序在北約的擴大、烏克蘭被視為最終的地緣政治和戰略支點，以及美國追求“極多主義”的絕對核優勢和先發制人核打擊的能力中實現了。

冷戰結束後推動美國單極戰略的沃爾福威茨（來源：美國國防部）

2006年，凱爾·利伯（Keir A. Lieber）和達里爾·普萊斯（Daryl G. Press）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旗艦雜誌《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章《美國核優勢地位的崛起》。在他們的文章中，利伯和普萊斯認為美國“即將獲得核優勢地位”，或者説先發制人的核打擊能力，這是美國至少自冷戰結束以來的目標。正如他們所説，“大量證據表明，華盛頓實際上是在刻意追求核優勢地位。”

與核現代化相關的新型核武器，使得這種先發打擊潛力對於華盛頓看似觸手可及，而核現代化在冷戰後確實也是加速了。核武器巡航導彈、能夠在海岸附近發射導彈的核潛艇以及攜帶核武器巡航導彈和核重力炸彈的轟炸機等武器，可以更有效地穿透俄羅斯或中國的防禦系統。更精確的洲際彈道導彈可以完全清除硬化導彈發射井。更強的監視可以允許跟蹤和摧毀移動陸基導彈和核潛艇。

與此同時，美國核潛艇上引入的更精確的導彈攜帶更大當量的彈頭，用於硬化發射井。美國擁有更先進的遙感技術，大大增強了其探測移動陸基導彈和核潛艇的能力。以其他核大國的衞星為目標的打擊能力，可能會削弱或消除其核導彈運載能力。在最近加入北約的國家以及靠近或處於俄羅斯邊境的國家部署戰略武器——美國建立的宙斯盾彈道導彈防禦設施在波蘭和羅馬尼亞也有潛在的進攻性武器，能夠發射配備核武器的戰斧巡航導彈。這將有助於提高核武器打擊莫斯科和其他俄羅斯目標的速度，讓克里姆林宮沒有時間做出反應。核導彈防禦設施主要用於應對對美國先發打擊的報復，它可以擊落在對方倖存下來的有限數量的導彈。（這種“導彈防禦系統”在面對對方的先發攻擊時是無效的，因為它們會被大量的導彈和誘餌所淹沒。）近幾十年來，美國已經開發了大量用於針對敵方導彈或指揮控制設施進行反擊的高精度、非核航空航天武器，由於基於衞星的精確瞄準，其反擊效果可與核武器相媲美。

根據利伯和普萊斯在2006年所寫，“中國在未來十年內獲得可生存的核威懾力量的可能性很小”，而俄羅斯威懾力量的生存能力則受到質疑。“我們的分析意義深遠：俄羅斯領導人不能再指望一種可生存的核威懾力量。”正如他們所寫的那樣，美國“在現代軍事技術的各個方面尋求領先地位，無論是在常規武庫還是在核力量方面”，這就是所謂的“升級優勢”。

美國瓦解國際軍控體系

美國和俄羅斯在2010年簽署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雖然限制了核武器，但並未阻止摧毀對方武器的核反制武器現代化的競賽。事實上，數量上的限制使美國佔上風的核反制戰略更加可行，因為它是核報復性武庫生存能力的三個主要基礎之一。當華盛頓以核優勢地位為目標，美國開始單方面退出冷戰中建立的一些主要核條約。2002年，在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單方面退出了《反導條約》。2019年，在特朗普政府領導下，華盛頓退出了《中導條約》，藉口是俄羅斯違反了該條約。2020年，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退出了《開放天空條約》，隨後俄羅斯在次年退出。毫無疑問，退出這些條約有利於華盛頓在尋求核優勢時增加其核反擊的選項。

1987年美蘇簽訂《中導條約》（來源：法新社）

鑑於美國追求整體核優勢，俄羅斯在過去20年一直試圖對其核武器系統進行現代化改造，但與美國相比，俄羅斯在核反制能力方面處於明顯劣勢。因此，它的基本核戰略取決於對美國先發打擊的恐懼，這種打擊可能有效地消除其核威懾和報復能力。因此，它努力重建一種可信的威懾力量。正如哥倫比亞薩爾茨曼戰爭與和平研究所的辛西婭·羅伯茨（Cynthia Roberts）在2020年“關於俄羅斯核威懾戰略的啓示”中所寫的那樣，俄羅斯人認為美國進一步改進戰略力量，包括常規力量和核力量，是在持續“監視俄羅斯的核威懾”，並使莫斯科沒有可行的第二次打擊的選項，以達到完全消除俄羅斯的核威懾。雖然美國採取了最大限度的核“防禦”姿態，威脅要“先使用核武器和分階段地升級”，在每一升級中都保持優勢，但與之相比，俄羅斯是“一旦威懾失敗就全面開戰”，主要依賴“相互確保摧毀”。

然而，近年來，俄羅斯和中國在戰略武器技術和系統方面取得了飛躍。為了粉碎華盛頓提升先發打擊能力的企圖，莫斯科和北京都轉向了非對稱戰略武器系統，旨在抵消美國在導彈防禦和高精度制導方面的優勢。洲際彈道導彈是脆弱的，儘管它們達到了高超音速，當它們重新進入大氣層時，它們的彈道像子彈一樣可預測。因此，它們的目標是可預測的，而且理論上它們可以被反彈道導彈攔截。儲存洲際彈道導彈的硬化導彈發射井也是明顯的目標，而且今天鑑於美國的高精度、衞星制導的核和非核導彈，它們更容易受到攻擊。

面對這些對自己基本威懾力量的反擊威脅，俄羅斯和中國已經在開發高超音速導彈方面走在了美國的前面，這些導彈可以進行空氣動力學上的機動，以躲避導彈防禦系統，防止對手知道最終的預定目標。俄羅斯已經開發了一種名為“匕首”的高超音速導彈，據稱其本身可以達到10馬赫或更高，另一種高超音速武器“先鋒”，在火箭的推動下，可以達到27馬赫的驚人速度。中國有一種乘波體高超音速巡航導彈，可以達到6馬赫。借用中國的民間傳説，它被稱為“殺手鐧”，這種武器對裝備更精良的對手很有效。同時，俄羅斯和中國一直在開發反衞星“反空間”武器，旨在消除美國在高精度核武器和非核武器方面的優勢。

俄羅斯近年部署的白楊洲際導彈（來源：法新社）

儘管華盛頓一直在尋求所謂的核優勢，但鑑於其他主要核大國的技術實力，它仍然無法掌握優勢地位。此外，由反制戰略引發的核軍備競賽從根本上説是不合理的，它有產生熱核戰爭的風險，其後果甚至比“相互確保摧毀”方案所設想的還要嚴重，雙方都會有數億人死亡。核冬天意味着，在一次全球性的核武器攻擊中，整個地球將被盤旋在平流層中的煙霧和煙塵所吞沒，幾乎所有的人類都將被殺死。

美國對核武器的態度是建立在其試圖在零和博弈中取得勝利的觀念之上的。而鑑於核冬天這一現實，美國對核武器的態度基是尤為危險的，因為它否認了城市中的火災風暴，從而否認了煙霧升入高層大氣並遮住大部分太陽光線會帶來的影響。

因此，美國對核優勢的尋求從“相互確保摧毀”走向了瘋狂的程度。正如埃爾斯伯格所寫的，美國的戰略計劃人員只有在否認主義和接近核優勢的意識中才能設想到這種可能性：“那種通過斬首式攻擊成功避免相互毀滅的企圖，總是和其他任何希望一樣沒有根據的。現實的結論是，美國和蘇聯（俄羅斯）之間的核攻擊，不僅對雙方，而且對世界來説，幾乎肯定會是一場滅頂之災”，會引發核冬天和“全球大屠殺”。

（本文發表於2022年5月的美國《每月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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