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過度投資會演變成經濟病，不用害怕給老百姓發現金

5月2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會議指出，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來，一些經濟指標明顯走低，“困難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嚴重衝擊時還大”。在當下的關鍵時間節點，我們應該如何提振信心，迎難而上？

昨日（5月31日），百度財經和北大國發院舉辦“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當前如何穩增長、提信心？”主題論壇。在當天的活動中，北大國發院院長、南南學院執行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以及上海財經大學校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聯合創始人劉元春等經濟學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姚洋表示，4月份的經濟下行壓力是前所未有的。與2020年的情況不同，我們現在正面臨房地產嚴重下滑、財政壓力巨大和就業壓力空前等問題。從目前的保市場、保主體、保增長的角度來看，對經濟的刺激主要還是集中在基建上。

姚洋認為，基建對經濟可以產生託底作用，但它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如今越來越小。現在保市場主體，最關鍵的還是保需求、保消費信心。在疫情影響減弱的情況下，出台消費刺激政策是恰逢其時的，比如發放一次性現金。

劉元春表示，中國經濟的癥結是內需不足，其核心問題是消費不足而不是投資不足。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中國的家庭收入依賴於就業，通過保企業來保就業是有效的。必須要對受疫情衝擊的企業進行大規模救助，不僅僅是減税退税、降費，更重要的給予它們直接的疫情補貼，實現保崗、擴崗。

消費就是把錢花掉，等於浪費？經濟學家：觀念得改變一下

在當天的論壇活動中，兩位專家同意，保就業是當下經濟最重要的任務，必須對中小企業、對服務業、對受疫情衝擊極其嚴重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進行大規模救助。但由此而來的問題是，保就業應該通過基建還是消費來拉動？

北大國發院院長、南南學院執行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表示，這一輪保市場主體、保經濟增長，主要還是過去的辦法，對經濟的刺激依然集中在基建上。事實上從5月PMI（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數據也能看出來，的確基建方面起來了，這大概能夠對經濟產生一個託底作用。

但是，現在基建對整個經濟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小。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基建帶來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它在一定的行業裏才有需求；第二，它對就業的刺激不是很大，基建很多都是工程機械作業，不需要太多人，對就業沒有太大作用。老百姓的收入沒法提升，也就沒法拉動消費。

“我國一般來説都是重生產、輕消費，”，姚洋指出，有這樣一個傳統的主導思想：哪怕是拉動需求，也要通過基建，不能通過消費。因為錢花在建房子上，房子留下來了；但是拉動消費，就是老百姓把錢花掉了、大家把錢給浪費掉了，“這哪行？”

姚洋表示，我們要改變這種想法。事實上，中國很多基建都是消費性的。高鐵不賺錢、地鐵不賺錢，但都提升了老百姓的消費，這就是一種福利，而且每年我們還要往裏面貼很多錢去維護它們。説到最後，老百姓的即時消費，和乘坐高鐵這樣的（基建相關）消費，性質是一樣的。

姚洋表示，現在的主要矛盾是消費不足，這是關鍵。整個生產面是過剩的，開工不足，基建短期內可能有效果，但是長期來説，基建的後遺症太大了：一方面，搞基建會轉換成生產力；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搞基建，又會背上沉重的商業性債務。

在姚洋看來，對於大規模基建而言，中央給的3.65萬億地方債根本是不夠的。如今地方政策融資平台上，40%融來的錢都是借新還舊。“現在可能對經濟有用，但是到明年就會發現地方債務膨脹，問題又回來了。搞消費至少不會有後遺症，它是一次性的。”

姚洋認為，保市場主體，最關鍵的是要有需求，沒有需求市場主體就活不下來。如果有需求，製造出來的市場主體能夠保住，有些消退的市場主體會回來，新的市場主體能夠產生，這就會產生一個正向循環。“所以，在疫情慢慢地、明顯減弱的情況下，出台一個消費刺激政策是恰逢其時的。”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聯合創始人劉元春也表示，消費是各種增長的最後落腳點，一個國家增長的質量，最重要的就取決於消費質量，以及服務於消費質量。這些年來，中國經濟面臨了一個結症性的問題，就是內需不足。

“內需不足核心問題在於消費不足，而不是投資不足。”**劉元春指出，投資這種內需擴張的本質特性是在當期是需求，但是形成固定資產之後，就會演變成供給。**從一種宏觀動態平衡的角度來講，如果過度依賴投資來進行擴大內需，那麼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出口，就一定會演變為消費不足的經濟病。

“為什麼這些年來我們重投資，不重消費？原因不僅僅是由於投資是一個立竿見影的參數，更重要的是投資有抓手。我們在過去工業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很擅長於抓投資，它有一整套的體系和利益鏈條來抓投資。但是消費卻沒有抓手。”

“發錢”的一大難題：公平問題如何解決？

兩位學者也談到了刺激消費政策可能帶來的問題。劉元春指出，其一是，消費支出如果一旦通過分配體系進行擴大，它會是一個棘輪效應（消費習慣形成之後有不可逆性，易於上調且難於下調），很多地方政府實際上會害怕“今年發了錢，明年怎麼辦？”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其二是，我們還會看到，擴大消費可能會面臨引起一些不公平問題。在不同區域、不同產業給予一定量的消費補貼，在不同區域產生的不公平問題，可能比消費不足帶來的問題還要麻煩。

“我們通過什麼樣的途徑發？是用消費券發，還是用現金髮？用消費券發，就會發現它可能產生一個消費替代，（民眾使用消費券購物）把錢存起來了；發現金，有些人也會發現這樣一個問題，比如在美國最近可能就發現了：美國私人帳户在過去兩年增加了2萬美金，在疫情期間消費沒有下降，但最近發現消費下降得很厲害，所以跨期協調也有很多問題。當然，還有政績工程的問題……通過這些問題我們就會發現，重投資、不重消費，和我們的制度有很深的關聯。”

為應對上述問題，姚洋指出，發現金這個事不能中央政府去幹，因為各地收入不平衡：有些地方收入高、有些地方收入低。如果中央政府去幹，每個人發1000塊錢，那麼對於比較落後的地方而言，1000塊錢很多；但對於發達的地方，1000塊錢又很少。“這説得也有道理，但是我們可以發地方債，中央批准地方債，讓地方自己去決定發多少。”

此外，姚洋認為，不用擔心老百姓覺得今年給了現金，明年還要接着給。“老百姓不會這麼想的。”那麼一次性發放現金，會不會增加儲蓄呢？他認為，對於中國老百姓，特別是低收入的老百姓而言不太可能。收入本就很低，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恐怕都是月光族，給1000塊錢很快就會花掉了。“這根本沒有必要去擔心。”

姚洋表示，發現金反而有另外一個好處：中國央行推廣數字人民幣，但是據估計，恐怕目前下載央行APP的人還很少。如果趁現在發放現金的機會，讓大家通過這1000塊錢，把APP下載下來，數字人民幣就開始使用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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