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羅德里克：如果地緣政治終結了全球化，那這個反烏托邦未來就太可怕了

【文/丹尼·羅德里克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人們現在普遍認為，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超級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已導致全球市場不如國家目標（尤其是公共衞生和國家安全目標）重要。

但是，所有這些“去全球化”言論都不應該讓我們忽視另一種可能性，即當前這場危機有可能帶來一個更好的全球化。

事實上，自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超級全球化一直處於衰退之中。2007年後，隨着中國出口額在本國GDP中的佔比驟降16個百分點，全球貿易額在全球GDP中的佔比也開始下降了。

全球價值鏈停止了擴張。國際資本流動從未恢復到2007年前的高點。公開敵視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政治家在發達經濟體變得更有影響力。

在自身諸多矛盾的作用下，超級全球化崩潰了。

首先，專業化和生產分散化存在矛盾。比較優勢原則認為，各國應該專注於生產它們當下擅長製造的商品。但大量發展經濟學觀點建議，各國政府應該推動本國經濟體生產富國正在生產的商品。其結果是成功經濟體施行的干預主義政策與世界貿易體系中的“自由”原則產生了衝突。

特朗普威脅加徵關税

其次，超級全球化惡化了各經濟體內的財富分配問題。貿易在帶來好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財富從輸家流向贏家。隨着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現在已不是所有國民都獲益，而是財富越來越多地從輸家流向贏家。

第三，超級全球化削弱了公職人員對選民的責任心。要求改寫全球化規則的呼聲遭到了公職人員的反駁，他們稱全球化趨勢是不可改變和不可抗拒的。正如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所言，“經濟全球化相當於自然力量，就像風或水一樣”。對於那些質疑現行制度的人，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回應道：“你還不如去爭論秋天是否應該緊隨夏天。”

第四，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競爭的零和博弈原則與國際經濟合作的雙贏邏輯背道而馳。隨着中國崛起為美國的地緣政治對手以及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行動，戰略競爭再次凌駕於經濟合作之上。

超級全球化在崩潰，世界經濟的發展前景隨之變得愈發難以預料。這讓人回想起了20世紀30年代的最壞情況，就是各國（或各國家集團）退回到閉關鎖國自給自足的狀態。

一種不那麼糟糕但仍然恐怖的可能性是，地緣政治優先意味着貿易戰和經濟制裁將始終伴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行為。

第一種情況似乎不太可能出現（世界各經濟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彼此，脱鈎的經濟成本將是巨大的），但我們不能排除第二種情況出現。

然而，我們可以設想一種較好的情況，即在民族國家的特權和開放型經濟的要求間實現更好的平衡。這樣的再平衡可以使各國在國內實現共同富裕，在國外獲得一個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

要做到這一點，第一步是決策者要修補超級全球化和其他市場優先政策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損害。這就需要重拾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原則。當時，全球經濟服務於國內經濟和社會目標——充分就業、實現繁榮和公平——而不是反過來。在超級全球化時代，決策者顛倒了這一邏輯，發展全球經濟成為目的，而國內社會卻要服務於全球經濟。

有些人可能擔心強調國內經濟和社會目標會破壞經濟開放。事實上，共同富裕使社會更加穩定，也使民眾更有可能支持本國對世界開放。

貿易有利於國家整體，但前提是財富分配問題得到解決。對治理良好井然有序的國家而言，開放經濟符合本國的利益。這也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留下的實際經驗教訓，當時各國貿易和長期投資都大幅增加了。

第二個重要前提是各國不要將對國家安全的合理追求轉化為對他國的侵略。對大國，特別是美國來説，這意味着要承認多極化，放棄對全球霸權的追求。美國傾向於將美國主導全球事務視為自然狀態。在此視角下，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進步無疑就是一大威脅，雙邊關係淪為零和博弈。

撇開美國是否真的能阻止中國崛起不談，這種心態本身就既危險又無益。首先，它加劇了安全困境：美國旨在削弱華為等中國公司的政策可能會讓中國感到威脅，而中國的反應又會坐實美國對中國擴張主義的擔憂。

零和前景也使中美兩方更難以在氣候變化和全球公共衞生等領域合作互利，讓雙方產生有必要在其他領域一較高低的想法。

簡言之，我們的未來世界不一定是一個地緣政治壓倒一切、各國（或地區集團）儘量減少經濟交流的世界。如果這種反烏托邦場景真的成為現實，那肇因肯定不是我們無法控制的體制性力量，而是因為我們在應對超級全球化時做出了錯誤的選擇。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香港《南華早報》）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