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反思：美國文化孕育出的槍擊案敍事正在殺死美國人

（觀察者網 編譯）當地時間6月2日，美國作家、前海軍陸戰隊隊員，艾略特·阿克曼（Elliot Ackerman）為《大西洋》雜誌撰寫題為《大規模槍擊案的敍事正在殺死我們》的文章。文章批判了美國文化所孕育出的槍擊案敍事，認為該敍事導致了槍擊案的擴散，因此美國需要從文化上作出應對，講述一個新的故事。

文章標題截圖

以槍手為主角的敍事倒錯

戰爭的故事是人類文明最古老的故事，從《吉爾伽美什史詩》到《伊利亞特》和《埃涅阿斯紀》，戰爭和故事對我們的吸引力往往交織在一起。我們講故事是為了給生活中的混亂賦予秩序，給難以置信的事情強加敍事。還有什麼比屠殺更難以置信呢，是特洛伊戰爭、猶太大屠殺，還是得州的一名少年槍手謀殺19名兒童？

美國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已經落入一種可預測的，甚至是儀式化的流程。我們先是看到頭條新聞，有了一個初步死亡人數；然後隨着細節浮現，我們得知事發地點在哪、受害者是誰；再經過一兩天，我們熟悉的爭論就來了，即根源在於槍支管控還是心理問題；最後，所有信息都將匯聚到事件主角：槍手。

戰爭的故事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他們將自己置於故事的中心，以好人和英雄自居。然而，這種模式在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敍事中被顛覆了，槍擊案的主角成了槍手，一個壞人被置於敍事中心。在尤瓦爾迪槍擊案中，我們知道槍手的名字，我們知道槍手的祖母，我們知道槍手在襲擊前發佈的信息，我們知道槍手的熟人對他的看法，我們知道槍手攜帶的武器是什麼型號——但我們卻不知道邊境巡邏隊是幹嘛的。

槍手登上頭版頭條，邊境巡邏隊員卻默默無聞，這種倒錯正是我們助紂為虐的敍事促成的惡果。

當某人決定成為一名大規模槍擊案的槍手時，他會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怨恨和疏離似乎是共同的主題，一查爾斯頓教堂槍擊案的兇手被形容為“生活中充滿黑暗”，而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的兇手則被描述為“沒有真正融入社會”。這些兇手渴望成為故事的主角，卻未能得到滿足，是這些故事貫穿始終的主線。

本文作者艾略特·阿克曼（資料圖），曾在美軍海軍陸戰隊服役8年，多次前往中東參與任務，現為知名小説家、記者 圖源：基督科學箴言報

與美軍別無二致的敍事導致擴散

我們對槍支管控和心理健康問題已經討論得夠多了，但對於我們的文化如何構建敍事的關注則少得多。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將講故事定義為一種模仿，他認為我們之所以喜歡講故事，是因為“我們都喜歡理解事物。”如今，講故事和模仿之間的聯繫正在將大規模槍擊案擴散到整個美國。

就像下一個大規模槍擊案的槍手，現在肯定正在觀看得州槍擊案的報道。

2015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和東北伊利諾伊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在一起大規模槍擊案發生後的13天內，發生第二起大規模槍擊案的概率將顯著上升。研究人員確定，每一起校園槍擊事件平均會多帶來0.22起槍擊事件。

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男性，總有一種成為英雄的強烈衝動。敍利亞內戰期間，五角大樓曾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專門研究和打擊所謂的“伊斯蘭國”的線上招募策略。美國的戰爭策劃者們無法理解，為什麼如此多的人會放棄相對舒適的生活，從歐洲前往中東參戰，湧向“伊斯蘭國”。

可答案對對美國的戰爭策劃者來説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伊斯蘭國”不過在兜售一個故事，一個能讓年輕人成為主角故事，在這個故事中，年輕人能成為英雄或者反英雄，去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這和美軍的敍事別無二致。“911”之後，整整一代像我一樣的年輕人被美軍忽悠到中東去進行一場堂吉訶德式的十字軍遠征，去建立所謂的民主國家。

得州小學槍擊案兇手 圖自外媒

美國要文化上對策

如今，圍繞最新的大規模槍擊案，槍手成了主角，一個類似的故事再次成型。對於一個崇尚惡名的社會來説，有人犯下暴行又是什麼奇怪的事情？

2016年7月，法國尼斯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幾家法國新聞機構拒絕轉載IS宣傳圖片，也拒絕公佈兇手的名字。但美國媒體並沒有向法國學習。

西新墨西哥大學心理學教授詹妮弗·約翰斯頓研究發現，“與心理健康狀況甚至是獲得槍支相比，對因媒體廣泛報道而聞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兇手的認同，才是更有力的暴力推動因素。”要減少槍擊案，不僅需要關注心理健康和槍支管控，還應提高對大規模槍擊事件敍事的認知。

殺人衝動不是美國獨有的，但這種衝動的表達卻是由文化決定的，因此更需要文化上的對策。我們現在關於槍擊案的敍事無疑是病態的，一些年輕人正在從這些倒錯的暴力敍事中尋找生活的意義，因此我們要講述一個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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