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從佛山不讓女性登傳統龍舟的爭議看傳統與現代的中間地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謝茂松】
近日在廣東佛山發生的女性不能登龍舟的事件，引起網上爭論。
當地龍舟協會法人代表對記者的解釋是當地的龍舟有很多種類，其中一種是傳統龍（舟），有婦女不能登船的傳統習俗，當地也會加大宣傳，避免外地女遊客未經龍舟主人允許，誤上傳統龍（舟）去拍照留念。網友有批評登龍舟女性破壞傳統者，也有批評這不是傳統而是封建陋習者。
以上兩方面的爭議意見背後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是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關係，尤其是傳統與現代二者之間模糊而廣闊的中間地帶；同時，也是在探究尊重並弘揚傳統文化的分寸感在哪裏，弘揚傳統文化等於復古嗎？弘揚的是形式還是精神，而形式與精神是否就是簡單的二分關係？這些問題引發我們對傳統之為傳統、對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作更為複雜而中正的思考。
首先，我們要對位於珠三角的佛山市有所瞭解，佛山市不僅GDP破萬億，同時也保留、恢復、重建了很多宗族傳統。它將經濟的現代化與社會的傳統保留充分結合在一起。
其實珠三角的其他城市，更擴大而言之，東南沿海的其他經濟發達省份像浙江、福建，都與珠三角一樣有着深厚的宗族傳統，並自覺保留、恢復乃至重建了不少宗族傳統。
經濟的現代化與社會的傳統保留二者之間並不矛盾，毋寧説，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的內在動力之一正是宗族共同體的凝聚力、組織力，而東南沿海的海外華僑、港澳台胞回國返鄉的投資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起了很大作用，這些僑胞回國返鄉投資的動力也是來自宗族傳統的回報祖先、鄉土的思維。
其實經濟的現代化與社會的傳統保留二者同時存在，並非中國所獨有。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解釋美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美國的經濟高度現代化，而政治卻非常古老，保留着十六世紀英國的都鐸制。高度現代化的美國更是有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口相信上帝的真實存在。
宗族傳統是中國文明傳統的家國意識的社會根基所在。宗族的凝聚即傳統所謂“敬宗收族”，離不開祭祖以及祭祀土地、山川等一整套基於當地的宗教禮儀及其意義系統，而賽龍舟就在這一整套禮儀系統之中。
地方、民間的禮俗在外人、尤其現代人看來往往有非理性的成分，因而不能理解甚至加以批評（英國政治哲學家歐克肖特在其《政治中的理性主義》一書中，批判西方現代的過度理性主義，現代人尤其現代理性主義者批評傳統的習慣、風俗為非理性主義，從而認為是壞的，歐克肖特對這種看法加以嚴厲批評），而在當地身處這套系統內部的人來説是天經地義、自然而然，甚至不需要特別深究其意義，更多是照着做，或者同時反向劃出一些禁忌。
像中國人傳統上過年貼紅色對聯，結婚等喜事也都用紅色，而葬禮上輓聯則用白色。為何喜事尚紅色，喪事尚白色，而不是反着來用？紅、白背後就是禮的區分、別異，而且是在紅、白二色的相對關係中區分出意義，這不同於西方現代原子式的思維。
紅、白區分的最底層結構就是《易傳》所説“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一最為抽象的原則的區分。喜事、喪事之禮俗用最直觀的紅、白來突出區分，而紅、白二色最直觀的還有禁忌，就是説喜事在中國傳統上是不能用白色的。
百姓對於禁忌是習慣地執行，並不知其所以然，即《禮記》所説“百姓日用而不知”。既是禁忌，就絕不能混同。傳統的龍舟以龍代表陽氣，龍從雨，賽龍舟則是百姓祈禱風調雨順的美好願望。與龍之代表陽、鳳之代表陰相應，舞龍舟者在中國傳統是代表陽的男性。就像喜事、喪事上紅白二色絕不能亂一樣，傳統上祈禱風調雨順具有宗教禮俗的舞龍舟不讓女性上龍舟的禁忌，在傳統上是理所當然的。
禁忌作為宗教禮俗極為重要的構成，對於禁忌的衝擊往往成為對當地共同體的冒犯。而民間小傳統的禁忌，其實是從大傳統的敬畏轉化而來的，《論語》記載孔子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中國禮樂文明傳統習俗中，人們“禮敬神明”，同時也是自尊自重。
現代化的觀念與生活方式對傳統禮俗尤其是禁忌形成極大衝擊。現代作家沈從文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長篇小説《長河》就是對此的悵惘。最近歌手羅大佑舉辦網上音樂會，他的《鹿港小鎮》歌詞中“廟裏膜拜的人們依然虔誠”，同樣是表達傳統禮俗受到現代化衝擊的鄉愁。
我們今天的鄉村振興開始重視鄉愁，而鄉愁是要有依託的，那就是世世代代在於此的土地、祖先以及表達對土地、祖先的禮敬之意的一整套禮俗，毛之不存，皮將焉附。
賽龍舟這些民間禮俗背後更深層的是禮樂文明，而禮樂文明正是中國文明之為中國文明所在。禮包括具體的禮儀與抽象的禮義兩部分，禮儀又包括禮物與行禮的行為動作兩部分，禮義則是仁、義與敬、讓等文化價值觀，二者缺一不可。
禮一方面不能沒有內在精神，孔子批評説：“人而不仁，如禮何”。另一方面，禮儀的形式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外相交養，包括禮物與禮文在內所構成的外在儀式能生髮起內在的敬、讓等精神。
《論語》記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在孔子看來，告朔之禮當時雖然名存實亡，但當告朔之禮的形式保留，未來就還有可能重建此禮。孔子的弟子子貢將禮的禮儀與禮義、形式與精神、文與質的一體不可分離關係形象地譬喻為“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禮絕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變化的，中國文明強調“禮，時為大”，這也就是《易傳》所説“與時偕行”。當年王陽明嚴厲批評其弟子王艮穿着復古服飾招搖過市，而王船山則尤其強調對於傳統的繼承不在於照搬過去具體的制度，而是把握傳統背後的精意基礎上的創新。
周公制禮做樂，乃是集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的大成。春秋時禮壞樂崩，而禮就是春秋時的傳統。如何對待禮這一傳統，儒、道、法三家做出了三種不同選擇。
道家是要回到更早期的禮，回到小國寡民狀態，顯然有復古傾向；法家則走向與道家相反的另一端，通過強調新法來對禮加以批判、割裂；而儒家相較之道、法家，則取中正之道，以“禮，時為大”，一方面強調“仁”作為禮之精神，從而對於當時失能的禮重新加以激活，另一方面就是對於具體的禮的形式加以損益，以繼承禮的精神為方向而保留什麼、去掉什麼，又增加、創新什麼，是門藝術，而且是門極高超的政治藝術。
《論語》記載：“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新中國國徽設計上所用紋飾，最開始的方案是採用清代比較繁複的紋飾，設計者林徽因最後採用了渾然、質樸、大氣風格的漢代的紋飾，這與新中國的新氣象、大氣象更為契合。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資料圖/共產黨員網）
儒、道、法三家對於當時的禮這一傳統分別做出復古、批判與損益的三種選擇，而儒、道、法三家缺一不可，形成了中國文明內部必有的張力。
儒、道、法對於傳統的三種態度，對於我們今天如何看待傳統也提供了啓示。
對於傳統的第一種態度是保留相對純粹的傳統，像廣東、江西、福建等地的祭祖。
祭祖是自家的事，不是外人來參觀的，所以不是可以擅入的，這就存在內外有別的問題。同理，作為當地人祈求風調雨順、具有宗教禮俗性的傳統的賽龍舟，還是尊重當地人的禮俗禁忌為宜。
對於傳統的第二種態度，是脱離了傳統而演化為現代的形式與功能，像傳統賽龍舟是與祭祖同類型而具有宗教性功能的，它並非現代理解的體育。但今天有演化為了現代的體育運動，網上有討論到佛山女子龍舟隊屢屢在國際大賽上獲獎。因為這已完全演化為現代體育，所以原來的女子不讓登龍舟的禮俗禁忌自然就不存在了。
同理，有人説“女航天員都上太空了，女人還不能上龍舟？”其實這是邏輯混淆，混淆了禮俗禁忌與體育運動、旅遊觀光的不同要求。所以不是籠統、簡單地説能不能上龍舟，而是因應情境、場景不同而區別對待。
尊重當地傳統禮俗禁忌，女性不合適上龍舟；但若換成是現代的體育運動、旅遊觀光的場景，則不僅女子不讓登龍舟的傳統禮俗禁忌自然不存在，女性還可以積極參加龍舟國際體育大賽這樣的現代體育運動。而女性可以參加龍舟國際體育大賽這樣的現代體育運動，與女航天員上太空的邏輯是一樣，都屬於現代的邏輯，前者是現代體育邏輯，後者是現代科技邏輯。
同樣，像各地民間戲劇，原本是具有宗教功能的，經常在結婚、祝壽、社祭時表演，既是給活着的人看的，也是給祖先與土地神等看的，所以有娛神性質。習俗認為逝去的祖先被召感回來，會與子孫一起看戲，這其中有中國人非常深厚的情感。
魯迅的《社戲》對於社戲、對於中國人的精神滿足有生動的描述，魯迅甚至對於黑白無常等民間鬼神所寄寓的中國人的超越性的情感都有深深的體認與同情。社祭以及社戲對於一方土地爺以及山川等神的禮敬，其實比現代外在的、客觀的對生態的保護更為深沉而有效，所以絕非迷信這麼簡單。
再舉表面看來傳統和現代差不多的古琴為例，其實古琴在傳統和現代的內在精神也是差別不小的，《白虎通義》説“琴者，禁也”，是禁內心的邪念、邪氣，強調的是樂德與內在的修身，而不是外在的表演。現代大學學院派古琴將傳統的絲絃改為了鋼弦，演奏時更是加了很多西洋音樂式的裝飾音，更是變成了外在表演，而由君子個人修身變為了外在表演藝術。
第三種則是介乎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間狀態，這往往是最為複雜而容易引起爭議的。就像這次佛山發生的不許女性登龍舟的爭議事件一樣。
中國禮樂文明傳統強調入鄉隨俗，強調入鄉要先問禮，而這本身是中國禮樂文明明禮的一部分。本地人與外地人對於禮俗的理解、認同可能是有巨大落差的。外地人中不少是遠離傳統的純現代觀念者，而現代性之成為現代性更多的乃是抽離、剝離掉所有具體關係後的抽象。外來的現代人可以堅持自己的純粹現代的理念與生活方式，但卻不宜以此來要求當地人。
現代的旅遊觀光客往往抱着一切都是消費、一切都由我來做主的觀念。旅遊固然對於當地經濟有拉動，但卻不能以破壞當地文化生態為代價。大家開始注意到旅遊不能破壞自然生態，但對文化生態這一面向則還缺乏自覺。
現代化因其抽離到所有具體關係的抽象性、原子性，而有別於傳統的風土人情具有內在共生關係。所以抱着純粹現代觀念者更要有自我剋制的文化自覺，所謂禮是對於對方的敬、讓，敬人也是敬己。現代旅遊者不在當地的文化系統之內，尤需要虛心、細心體察。
男女分廁所，傳統龍舟亦同然，傳統龍舟的禁忌還有別嫌疑、對於女性的保護的這一層面，更不為人所知。就像傳統包括現在一些農村習慣，家裏招待客人吃飯時，女性往往不上桌，其中也有別嫌疑、別內外以及保護女性的考慮。而今天女性可以上桌，也是因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差別在消失。中國文明傳統對於夫妻二人關係的理解是齊等而相互扶持，《白虎通義》解釋“夫者，扶也”、“妻者，齊也”。
現代旅遊觀光者來到當地，還是要有做客之道，不宜有消費主義心態而輕慢當地傳統。其實當地傳統面對現代、都市人的觀念的挑戰，往往是無語者、弱勢者。其過激表達，並不意味強勢，反而是被動的情緒性的防禦心態。“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知者，是守住其禁忌。當年的沈從文深深感受到其家鄉湘西的傳統面對都市、現代衝擊之後的無力感。今天不應該重演。
禮強調主、客兩方面，對於當地人而言，亦有待客之道，中國禮樂文明傳統對於客人是無比尊重、禮遇的，往往盡其所能來表達對於遠道來的客人的尊重。所以當地對於其禁忌要給客人耐心説明。
以佛山的龍舟為例，是傳統龍舟遇到現代觀光的矛盾張力。如果不是傳統龍舟，如果是從傳統龍舟演化出的純粹用於旅遊、娛樂者，原來的禁忌自然就失效。目前的問題，是傳統龍舟遇到現代觀光的二者混雜狀態，所以就需要雙方對於對方的禮讓與反求諸己，這是主客各盡其道、各得其宜。
以上三種對於傳統的態度的存在，各有其宜，並將長時間並存，就如儒道法三家對於禮這一傳統的三種態度一樣。三種對於傳統及其與現代的關係的態度並存，這就是文化生態之自覺保護。
再以農業種子為例，可能對於文化生態會有更深的理解。袁隆平當年培育雜交水稻，最難的是一開始要找到稀有的原生稻。目前國家非常重視農業種子的安全，所以目前最稀少的原生稻與眾多的雜交水稻，各種都要有。中國文明的豐富性是與其作為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原生性密不可分的。現代發展到工業文明、數字文明，不等於就不要農業文明。現在大家重新認識到農業與農村，浙江杭州等城市的居民正發生逆城市化的傾向。
資料圖
對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間狀態，尤其要耐心，尤其要有忠恕之道，要有各自的自我設限。而這根本上是要理解我們文明的深層結構，引發我們更深刻地從文明史的視野認識自己，禮樂文明作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禮俗與生活習慣，能由不知到知，則上升到了文化自覺的高度。
把握三種態度的分寸感在於把握我們文明即禮樂文明的底層結構，進而把握禮樂文明的精神、精意，而非復古。所謂傳統乃是如流水一樣活着的傳統，傳統一定是“與時偕行”動態發展的，在今天一定是與現代融合而發展的。
最後以目前盛行的漢服為例，漢服興起是青年人自發的。至於漢服本身，有漢、晉、唐、宋、明甚至清之別。禮樂文明重衣服，所謂“衣冠人物”。《禮記》、《白虎通義》對於深衣取象、取法天地、日月等象徵意義有系統的論述。衣服表徵着天人相應，表徵着人之德行與文化。
今天的漢服不在於取何種漢服，而在於其區別於西方現代化、工業化、軍事化下的西服的深層文化表達。人們喜歡漢服的寬衣博帶，更深層的是中國人的心性、性情通過衣服的表達。年輕人甚至兒童喜歡漢服，出於自然的興趣，而漢服尚在發展中，它與西方現代的西服以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做出一定程度損益的中山裝等，都將長期並行不悖而形成張力，並在不同場合有不同之用。
認識傳統的同時，我們也要深刻認識現代，要去除純粹現代的傲慢，而深刻認識到現代化抽離所有具體關係後的極端原子式的抽象化帶來的方便與平面化而缺乏歷史的縱深的限制的兩面性，現代性的底層邏輯是原子式的抽象化，而現代的共同體的建構也是原子式的結合，而不是帶有歷史、文化等具體性的有機結合。
深刻認識現代性具有的原子式的抽象性、靜態性，進而要深刻認識中國文明傳統強調動態發展變化的“時位中”的高明智慧，從而在把握傳統與現代二者的辯證關係的基礎上達到二者的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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