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在中國問題上，跨國金融資本與西方產業資本找到了“共同語言”
【文/鄭若麟】
世界正處在危險的十字路口
2022年2月11日，烏克蘭基輔街頭
大約一年前，2021年1月27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世界經濟論壇的一次著名的視頻演講中警告，當今世界狀況與上個世紀30年代相比，存在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一場潛伏的嚴重危機很有可能使世界陷入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衝突甚至戰爭之中。
大約一百年前，美國著名平民汽車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撰寫出版了一本四卷本的書：《國際猶太人：世界最緊迫的問題》，尖鋭反映了西方陷入“反猶”思潮的狀態之中。
福特的書出版後不到十年，世界隨即爆發一場全球性經濟危機，史稱“大蕭條”。“大蕭條”於1929年10月24日從美國股市下跌開始，幾天內便形成華爾街股災，進而席捲全球，對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形成毀滅性打擊。所有的經濟指標均下挫，幾近全盤崩潰。
很明顯，“大蕭條”導致當時國際關係格局日益緊張，各國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亢奮，進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幾乎在同一時期，希特勒在德國發動了慕尼黑政變，納粹勢力強勢出現。不久後希特勒撰寫的《我的奮鬥》問世。反猶浪潮席捲全球。
順便提一句，令人驚訝的是，《我的奮鬥》一書迄今已經銷售8000萬冊，其中7000萬冊是戰後銷售的；而更令人震撼的是，近年來這本書的網絡版在西方各國——從美國到歐洲——一直屬於相對暢銷的政治書。
2022年2月13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俄羅斯海軍的“頓河畔羅斯托夫”號潛艇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
今天，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是學界共識。當我們沉靜下來反思、追溯的話，可以發現普京總統所警告的變局中的歷史發生某種意義上的重演絕非杞人憂天……
2022年2月7日，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會談，並出席聯合新聞發佈會
美歐發達國家會不會如百年前那樣發生經濟衰退，甚至走向“大蕭條”，是各國經濟學家們都在關注的熱門話題。當然，原因有所不同，今天西方經濟衰退從2008年就已開始，新冠疫情使之更趨嚴重。從各個領域看，新冠疫情都在成為全球經濟衰退的催化劑。
從政治角度觀察，美歐發達國家內部則在發生社會和政治矛盾尖鋭化、極端化、暴力化的傾向（本文截稿時加拿大甚至正在發生“全國暴動”），極右翼勢力急劇膨脹，儘管目前尚未出現希特勒式的人物（也許已經出現，但我們不得而知或不便下斷言？）。
從全球視野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試圖將世界一分為二，區分“敵我”對立陣營的動作不斷：君不見，美國國內有一股勢力竭力拉攏世界部分所謂的“民主國家”來組成一個陣營聯盟，並製造出“中、俄敵人”的幻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軍備競賽如火如荼，特別是美國軍費預算再創歷史新高，達7680億美元，超過其後第二至十六名之總和；這充分證明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離任時警告美國和世界人民需要警惕的“軍工複合體”不僅存在，而且依然有着很大的影響力；而“軍工複合體”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戰爭的危險！
2022年2月12日，烏克蘭基輔，俄烏局勢緊張，烏克蘭民眾參加軍事訓練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深究時就可以發現，甚至有人正在直接試圖挑起俄烏之戰，並且蓄意以中國國家統一的正義事業為藉口來尋求挑起台海戰爭的可能性……這一切，都標誌着今天的世界確實如普京總統所言正處於一個類似於百年前那樣的危險的十字路口。
美歐危機加深
而美歐因為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進而導致其內部產生嚴重的全面社會矛盾、分歧和衝突則是最嚴重的危機源。這一點，我們往往容易因為西方的“民選體制”能夠轉移矛盾焦點而忽略。但今天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西方內部爆發，而非因意識形態分歧而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間引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蘇聯革命早已成功。當時的中國也並非共產黨執政。佔領中國大半領土後的日本選擇了南下，之後又攻擊美國。法西斯德國的希特勒打敗、佔領波蘭後，也首先選擇南下入侵法國，與英法爆發全面戰爭。
今天回首，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當時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內部各大資本之間的矛盾，因而戰爭是在他們之間爆發的……當今世界上同樣存在着三大主要矛盾，中國、俄羅斯與美歐等“民選體制”國家基於意識形態之矛盾、基督—猶太教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基於宗教信仰及文明衝突之矛盾，以及西方內部民族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之間基於全球化利益產生分野之矛盾。
而歷史告訴我們，最危險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矛盾。表面上看似乎意識形態矛盾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但實質上卻很有可能第三大矛盾即西方內部民族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利益分野才是最危險的矛盾。
特別是目前在全球佔據着（幕後）統治地位的跨國金融資本正處於這三大矛盾的中心地位之際。二戰後西方“民選體制”國家之所以表現得似乎總是很“穩定”，“打贏”了冷戰，收取了蘇聯解體的紅利，甚至正在主導着世界格局走向“民主化（其實應該説是“民選化”更為確切）”“終極體制”，是有着特殊的歷史原因的。
“民選體制”能夠順利運行需要兩大前提條件：一是“民選體制”國家由於殖民主義掠奪、率先工業化而形成科技、工業優勢、進而主導世界貿易和貨幣霸權、形成其國民社會經濟領先態勢，選舉任何人上台都能保證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持續上升發展；二是其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生活水準必須大大高於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然而“經濟持續發展”和“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這兩大條件今天都出現了問題。以法國為例。二戰後的“黃金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期（平均5%以上）結束後，法國進入經濟緩速增長時期（大約2.5%），而近十多年則進一步下降至2%以下。疫情更是使法國經濟出現負增長（2020年為負增長8.2%）。法國國債已經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15.7%、26501萬億歐元。
事實上，從密特朗開始，法國已呈“任誰當選都無法使法國經濟恢復高速增長”之現實。經濟發展的減緩必然導致整體生活水平的下降，進而社會矛盾也開始激化。西方大多數“民選體制”國家幾乎均處於同樣狀態之中。
2022年2月8日，德國聯邦總理朔爾茨邀請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波蘭總統杜達一起在柏林舉行會晤，重點探討烏克蘭及其周邊地區的安全局勢
新冠疫情則進一步使法國民眾看到“民選體制”與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體制”（在法國媒體上被描述成“威權體制”）正在實踐中產生差異。
新冠疫情在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導致的截然不同的兩個結果，似乎是歷史上首次出現西方“民選體制”國家遠遠被“非民選體制”國家所超越的大事件（當然，在西方媒體上依然是西方體制戰勝了東方體制，即感染無數和死亡慘重的“無為而治”戰勝了“動態清零”）……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指出今天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正在急劇拉大的《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於2020年8月出版了一本新著：《社會主義萬歲》（書名已足以令人震撼），開始探討未來法國體制的可能走向……他的調查結果令人咋舌：全球前1%的超富裕階層擁有全球資產總量的38.8%，而後50%的貧困階層僅2%。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西式“民選體制”正在開始引發疑問。
換言之，自二戰以來世界首次對西方“民選體制”似乎與生俱來的優越性和合理性產生疑慮。美國甚至發生二百多年“民選體制”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件：敗選的一方不承認失敗，堅持認為勝選的一方“作弊”。這是“民選體制”開始趨於崩潰的前兆。
除了上述兩大先決條件外，“民選體制”能夠“穩定”“順利”地運行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其幕後的統治者——資本、包括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處於同一條陣線上。直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跨國金融資本與西方各國產業資本依然在共同向世界其他地區實施“經濟殖民”、攜手獲利，因而雙方能夠和平共處。
然而，雙方在全球化進程中攜手獲利的時代已經結束。跨國金融資本尋求的是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而牟取利益最大化。二戰後，金融資本通過跨國投資、交叉持股甚至家庭聯姻等多種方式，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跨國金融利益集團。
他們多面投資，並通過對全球其他產業資本的控股而一直並繼續在全球化中受益。然而，西方產業資本近年來卻由於來自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之迅猛崛起而在競爭中開始處於下風。
其直接後果便是企業倒閉、失業上升、經濟增長停滯……因此，西方產業資本開始轉向反對全球化，試圖用“逆全球化”“重新工業化”等方式來阻止中國等國家衝擊西方產業資本的利益。
於是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在對待全球化問題上便產生了尖鋭對立；這一對立立即導致“民選體制”運行本身出現問題；美歐“民選體制”國家都出現了極右翼膨脹的現象——如同百年前一樣……
我們都知道，產業資本是具有國界性的，而金融資本則具有鮮明的跨國特性。過去，具有國界的產業資本之間發生衝突時，便是戰爭，甚至是世界大戰。而今天民族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發生衝突，究竟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則是一個新的課題。但我們至少已經觀察到，兩大資本之間的衝突將會是極其劇烈的。
美國作為一個“民選體制”國家的“樣版”，居然也發生敗選的一方衝進國會山進行抗議的行動。支持特朗普的7500萬選民甚至不接受敗選的結果。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到2024年下一輪美國大選時（它會以一種遠遠超過我們心理速度的轉瞬間來到我們面前），如果特朗普再次（懷疑對手作弊而）敗選，這批龐大的（持槍的）紅脖—藍領羣體會接受選舉結果嗎？不接受的話又會發生什麼事？美國“民選體制”還能若無其事地維持下去嗎？
我們可以非常簡單地預測：如果拜登執政四年後美國經濟未能全面恢復增長、如果2024年特朗普捲土重來、特別是他如果再度敗選的話，美國“民選體制”必然導致劇烈內鬥，甚至爆發內戰。
而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歐洲“民選體制”國家都會亦步亦趨……過去，“民選體制”國家可以兩派輪流執政，因為雙方的幕後老闆都是同一批力量——手挽着手的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然而今天產業資本開始質疑跨國金融資本在美國上台執政的合法性。
事實上，特朗普的當選幾乎就可以説是美國產業資本對跨國金融資本的一次逆全球化“政變”。正是這一原因，特朗普上台後退出了很多全球化國際組織和機構，並執行了一條“美國利益優先”的逆全球化戰略……
特朗普曾在一場非常著名的挑戰“影子政府”的演講中，將他的對手描述成：“由大財團和媒體公司資助的華盛頓當權派”，將他的選舉稱為“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將決定我們是一個自由的國度，還是我們只有民主的假象、實際卻被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團控制” ……這個“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團”無疑就是指跨國金融資本。
今天西方國家內部潛伏的巨大危機，就是緣於反對“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團”的力量正在以極右翼的面目在西方世界迅猛崛起。類似二戰前夕面臨全面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的西方正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世界格局重演百年前態勢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可以預感到，世界格局正在重演百年前的態勢，其趨勢如下：一是西方“民選體制”開始出現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危機，且這種危機不僅將會常態化，而且正在因為西方應對新冠疫情不力而進一步尖鋭化。
危機的特徵將是高失業率、低經濟增長、生活水準下降、通貨膨脹劇增、社會矛盾劇增……而最根本的則是因為新冠疫情而對“民選體制”本身的有效治理能力開始產生深刻的懷疑。儘管這種懷疑在西方媒體上和學術界並不明顯，但在互聯網上卻是非常清晰可見的。
西方“民選體制”國家民眾對世界的認識一向存在着兩大部分：虛擬現實與真實現實。“虛擬現實”就是西方媒體所告訴民眾的世界，而真實現實則是民眾真正生活其中的世界。
問題是，人們在數字時代，竟更容易相信媒體所描述的“虛擬現實”而非其生活其中的“真實現實”。原因非常簡單：我們不可能靠自己來認識這個全球化的世界，只能通過媒體（以及書籍、電影、廣告等其他媒介）來認識。
這就給了媒體這個認識世界最主要的媒介以巨大的、無形的、主導和控制人們思想的權力。要知道，這是“民選體制”必須做到的，因為只有這樣，媒體才能通過“虛擬現實”來控制、左右選民手中的那張選票的走向。
如果説，過去選民還可以通過競選集會來直接認識總統候選人，今天基本上只能通過媒體……但問題在於，選民對他們面對的媒體所描述的“虛擬現實”已經越來越不相信了。這在美國非常明顯；而歐洲國家也在步美國的後塵。這是“民選體制”建立以來幾乎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所以，“民選體制”國家普遍爆發了媒體所不支持甚至竭力反對的社會運動。如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法國的“黃馬甲運動”等等。本文截稿之際在加拿大正在爆發汽車工人抗議運動，法國也出現類似的現象……這些運動與過去不同之處，就在於它們幾乎都把予頭直接對準的是“民選體制”本身，是“民選體制”本身的危機。
如“黃馬甲”運動所提出的政治訴求中就包括“直接民主”，要求通過抽籤方式來建立一個“抽籤議會”，來對涉及法國民眾根本利益的大事進行投票決策，並要求建立選民能夠控制當選議會議員投票傾向的全民公決機制等等。“佔領華爾街”運動同樣提出類似的政治訴求，“佔領本身就是直接民主”“是對體制本身的反思”……這些都是“民選體制”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二是西方政治將再度如百年前一樣出現極端化趨勢。極右翼在主要美歐發達國家均迅猛崛起，並將導致社會矛盾呈現暴力化傾向。西方“民選體制”國家最驕傲的就是其體制的“穩定性”，即可以輪流執政、各種政治潮流均可和平共處……然而政治極端化傾向正在西方主要國家相繼出現。
2022年2月5日，法國萊姆斯，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的候選人瑪麗娜·勒龐舉行競選集會，多位人士在集會上發表講話
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瑪麗娜·勒龐不僅在2017年大選中進入了第二輪，而且將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大選中再度成為現任總統馬克龍最危險的競爭對手。
法國極右翼甚至出現了另外一名候選人艾利克·齊姆爾，他的政治主張比勒龐更為極端，我們甚至可以將他的競選綱領視為針對伊斯蘭—穆斯林民眾的宣戰。最近連與他同在極右翼戰壕的勒龐都聲稱，齊姆爾的支持者包括了納粹分子……
2022年2月12日，法國巴黎，“自由車隊”的抗議者聚集，與警方對峙，警察使用催淚彈等手段驅趕抗議民眾。據報道，受到加拿大卡車司機在渥太華舉行抗議示威活動的影響，法國多地駕車者組成了所謂“自由車隊”，多支車隊向巴黎行進，計劃效仿加拿大卡車司機
除了總統大選的極端化，法國的社會運動也在極端化。“黃馬甲”運動爆發後，法國當局的鎮壓力度是空前的，僅僅2019年3月24日一天，法國警方逮捕的示威民眾中就有8700人被刑拘、2000人被判罪、390人入獄……整個運動持續數年，造成11人死亡、4400多人受傷。這是法國1968年“5月風暴”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反抗運動。
三是西方國家乃至全球很可能再度出現反猶浪潮。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穆斯林族羣與猶太—基督教族羣之間的衝突屬於文明與宗教信仰之間的矛盾；但在西方國家內部反猶思潮也在迅猛回潮。
2015年西歐上萬名猶太人移居以色列，創下了近年新高。原因就是他們擔心歐洲的反猶主義再度掀起。被稱為“新反猶主義”或“第三波反猶浪潮”等各種不同名目的反猶主義目前正在悄悄然席捲歐美。歐洲幾乎大多數國家都有嚴格禁止反猶的法律，因此這股反猶浪潮是以多種不同形式出現的。
在法國，在示威運動中曾出現一個詞：“但那又是誰呢？（Mais qui?）”不理解的人會覺得莫名其妙，但實際上藏在問號背後的潛台詞是：“但那又是誰（在統治世界呢）？”其所指當然非常明確就是“猶太人”。因而這句口號就被法國法庭認定為“反猶”口號。
當我們看到法國目前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左翼知識分子卻最終支持極右翼的阿蘭·索哈爾的結果就能夠理解法國“反猶現象”的現狀。
一方面，索哈爾遭到越來越多的打擊，法國司法部門多次因“反猶”等因素判決其罰款，甚至於2019年判他入獄、以至於他不得不出走瑞士避難；而另一方面，索哈爾的影響卻越來越大。他有一本名著，書名就非常説明問題：《理解帝國：明天全球統治或者民族反抗？》，主要描述金融資本和共濟會、美國、以色列等準備以和平為藉口，建立一個世界政府，消滅民族國家，一統天下。
這裏的“帝國”指的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建立統治全球的世界政府的目標。儘管主流媒體對此書基本上不置一詞、批評界也很少提及，但書一出版即登上暢銷排行榜；直到2020年他的這本書出版九年後，又成為法國亞馬遜網絡書店政治書籍中的頭號暢銷書，銷量甚至超過前總統薩科齊的作品……這非常充分地説明了法國和美歐很多國家一樣，也有一股“反猶”暗潮在洶湧澎湃。
當特朗普論及“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團”時、當索哈爾論及“帝國”時、當學者們論及“跨國金融資本”時，我們可以驚訝地發現，這些話語都與上面提及的“反猶現象”密切相關；很多人甚至直接將猶太裔與跨國金融資本畫等號。
這不僅在很多國家是“政治不正確”的，甚至在一些關鍵國家是違反法律的，是一個討論禁區，甚至是學術研究禁區。如果避開這一禁區，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從目前的形勢來看，西方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在全球化問題上的衝突一時找不到利益融合的途徑和模式。
由此，普京總統提及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中的矛盾便表現出來。而在一百年前，正是這個矛盾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危險的是，跨國金融資本不僅與西方產業資本產生衝突，同時也捲入了當今世界的另外兩大矛盾：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基督—猶太教與伊斯蘭之間的文明之爭。
中國是競爭對手，還是敵人？
在探討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基於意識形態之爭的矛盾之前，首先應該論及西方國家與俄羅斯之間的矛盾。俄羅斯事實上也已經成為一個“民選體制”國家，為什麼西方國家斷然否定且依然將俄羅斯列為“威權體制”國家行列呢？普京連選連任，與默克爾連選連任又有何區別呢？這就涉及跨國金融資本意欲建立全球世界政府的問題了。
法國著名猶太裔學者雅克·阿塔利早在十多年前的一部著作《未來簡史》中就已經為我們勾勒了21世紀人類將通過“超級帝國”、經歷“超級衝突”而最終走向“超級民主化”、建立世界級政府而一統天下（關鍵是誰來統治呢？）的未來歷史。
細讀他筆下的“超級民主”，我們就可以理解，那就是一種“可控民選”。“民選”在他們眼中的關鍵在於“可控”：控制選出來的“總統”是為資本利益、為西方服務的。而俄羅斯的“民選”卻一直選出一位“反西方”“反金融資本”因而就是“反民主”的總統。
於是，俄羅斯再“民選”，在跨國金融資本的眼中，卻依然是“威權”甚至“獨裁”政權。尤其是普京總統對跨國金融資本的實質洞察秋毫、針鋒相對，因而始終被跨國金融資本視為“死敵”。
2021年6月16日，瑞士日內瓦，俄美首腦峯會舉行，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
我們分析一下特朗普與拜登對普京的極其微妙的不同立場和態度即可明白。所以，西方內部想要“聯俄抗中”的是產業資本、而同時“反中反俄”的則是跨國金融資本。但在對付中國問題上，西方跨國金融資本則有聯手產業資本共同對付北京之策略。
美國猶太金融大亨喬治·索羅斯於2019年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的一次演講甚至直接將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競爭稱之為“世界未來前途之爭”，他在2019年9月9日的《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明確表示，“作為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創始人，我對打敗當下中國的興趣，超過了對美國的國家利益的關心”。這是非常引人深思的。
過去，中國全面加入全球化，使跨國金融資本看到在中國贏利的巨大歷史機遇。但更重要的是在世界歷史上幾乎所有實施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最終都會走向“民選體制”；而一個國家只要引進選舉機制——除了少數例外，如俄羅斯——跨國金融資本都能通過一手資助政治家、一手控制媒體，來主導這個國家的選舉走向和結果，進而成為這個國家的幕後主導者和真正統治者。
**跨國金融資本認定，中國既然開始了自由市場經濟改革，就一定會最終走向“民選體制”，中國就將成為跨國金融資本的囊中之物。**而中國邁上這條道路之日，便將是世界“歷史之終結”，跨國金融資本就將成為世界的主人，阿塔利所描述的“世界政府”將呼之欲出……然而跨國金融資本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堅持走自己的獨特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而且取得了顯著的成功。
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暴發後，中國成功應對，感染和死亡人數非常低，充分展現出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因而有可能成為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板。
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則進一步向“世界政府”提出了直接挑戰！到底是由資本來建立統治全球的“世界政府”、還是由中國主導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挑戰具有歷史性的震撼，因此中國便成為跨國金融資本的頭號敵人。
跨國金融資本反對中國的實質是非常明確的，就是意圖推翻中國現政權和體制。中國是“敵人”，而不是“競爭對手”……西方產業資本雖然也反對中國，但更多的是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只有在涉及霸權之爭時，中國才會成為“敵人”。
視中國為“競爭者”是因為工業競爭、視中國為“敵人”則是源於對霸權之爭——這裏的“敵人”，與其他所有有可能成為美國霸權競爭者的性質是一樣的。
所以特朗普在一次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採訪時，公開聲稱“歐盟是一個敵人”，而中國僅僅“在經濟領域是敵人……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就是壞的”。
顯然，從總體上而言，西方產業資本認識到，推翻中國政治體制不僅代價巨大（有可能是戰爭甚至是相互確保摧毀的核戰爭），而且基本上是不現實的。到了拜登時代，這一點大致繼承下來了。
這就是為什麼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不久前公開表示，通過美國對華政策來改變中國體制“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標”。但中國卻依然是美國維護霸權道路上的一個危險對手。於是，在中國問題上，跨國金融資本與西方產業資本找到了“共同語言”。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拜登政府上台後，雖然緩和了與中國的貿易戰，但卻繼續在台海、南海等問題上肆意挑釁中國。
這一“共同語言”的潛台詞則是不同的：產業資本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目標是維持美國的領先地位，但並不尋求推翻中國的體制；而跨國金融資本則不惜對中國發動一場“新冷戰”甚至熱戰，以求徹底推翻和消滅中國政治體制，消滅他們一統天下、建立世界政府最主要的障礙。
阻止戰爭的方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事實上，跨國金融資本也在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上尋求建立對付中國的“共同語言”的機會：冒天下之大不韙憑空捏造出“新疆種族滅絕”的歷史大謊言，就是試圖將中國與伊斯蘭文明拖進對立和對抗之中。
應該指出的是，伊斯蘭世界目前正處於歷史上的低潮時期，整個伊斯蘭文明都尚未真正能夠在軍事上對抗西方發達國家。但伊斯蘭文明有一個殺手鐧：進入西方內部，從西方發達國家內部與西方基督—猶太教文明進行一場“非對稱決鬥”。
西方“民選體制”國家是否會出現新的政治極端化傾向、新的反猶浪潮以及新的社會危機等，都與這兩大文明之間的衝突密切相關。在涉及中國的問題上，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西方憑空捏造出來的、旨在挑撥中國與伊斯蘭文明關係的所謂“新疆種族滅絕”基本未奏效，伊斯蘭世界根本不相信這一謊言……
相反，伊斯蘭世界正在竭力反擊跨國金融資本對他們的實質上的攻擊（即意圖將他們的國家制度通過各類“顏色革命”改變為可以控制的“民選體制”），並通過一帶一路等合作共贏的方案與中國展開有效合作……應該指出的是，這類“共同語言”是極其危險的。
因為西方內部兩大資本的矛盾和衝突正在導致一場深刻的世界性危機；這場危機有一個爆發的時間節點：2024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
2022年1月29日，美國得克薩斯州康羅，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當地舉辦集會
一旦產業資本捲土重來，跨國金融資本會如何反應，將非常危險。而特朗普要是真的再次上台，會對全球極右翼帶來何等衝擊和推動，會造成西方世界多少國家極右翼上台執政、進而造成類似二戰前夕的世界格局，令人注目。再或者特朗普再次競選失敗而其選民又不接受這一失敗，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同樣引人極度關注……
所有國際問題專家們都清楚，世界性危機降臨時只有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那就是矛盾外移、發動戰爭，如同當年希特勒的所作所為……轉移的方向並不是很多。
這時，中國將很有可能被列為目標。這對中國而言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必須未雨綢繆！聯想到今年初安理會五個核大國發表聯合聲明，宣佈不打核戰爭。這當然是好事。但其潛台詞是否準備打常規戰爭呢？這不得不令人多一個心眼……百年前的中國積貧積弱。儘管如此，面對日本的野蠻入侵，中國依然進行了英勇無比、犧牲巨大的殊死抵抗，並最終贏得了勝利。
2022年2月4日，北京，2022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各代表團引導牌組成大雪花
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看到了西方正在走向危機、進而有可能導致世界和平受到威脅的危險跡象。可以確定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點，就在於中國的崛起。
**中國的崛起意味着中國要承擔起阻止戰爭的重責。而今天看來，阻止戰爭只有一個方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主席的這個倡議目前在全球非西方世界得到廣泛響應，儘管這些響應在西方媒體上是看不到、聽不到、讀不到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根本的特徵之一，就是全世界各民族都是平等的。這是和平的前提條件。但這將瓦解跨國金融資本的統治地位。西方有這個雅量來接受嗎？
（本文首發於《新民週刊》，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