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發佈十大發明背後：世界知識產權制度為何需要變革？
近日，華為在深圳召開“開拓創新視野：2022創新和知識產權論壇”，並公佈了在其兩年一度的“十大發明”評選活動中獲獎的重大發明。
由於今年投票結果有2項發明投票數量相同，為鼓勵創新，華為破例將十大發明獎授予了這11個項明專利，包括：
“大幅提升算力的高效能乘法器和加法網絡神經”、“基於多目標博弈的智能駕駛決策方案”、“數智光分配網（DQ ODN）”、“基於疊代的全精度浮點單元”、“高清、大畫幅創新AR-HUD解決方案”、“確定性IP”、“風箏方案”、“Blade AAU基站天線部署方案和室內分佈式Massive MIMO方案”、“動態頻譜共享5G Single Air方案”、“存儲全局均衡擴展高可靠AA集羣方案”以及“鴻蒙網絡聚合加速與內存擴展”。
從2015年起，華為每兩年舉辦一次“十大發明”的評選活動。評選的宗旨是獎勵那些未來有潛力開創新的產品系列、成為產品重要商業特性、為公司和行業帶來巨大商業價值的發明或專利技術。
對普通人來説，這些發明的技術細節可能過於“硬核”難以理解，但由於它們都已經或將要大規模商用，我們都會從5G、物聯網、自動駕駛等等越來越泛在的無線網絡應用中，從整個社會越來越高效的運轉中分享到技術進步帶來的紅利。
華為知識產權部部長樊志勇列舉的一組簡單數據可以佐證：“過去五年，已有超過20億台智能手機獲得了華為4G/5G專利許可；目前每年還有約800萬輛網聯車獲得華為4G/5G專利許可。”
華為知識產權部部長樊志勇
2021年，華為是中國獲得授權專利最多的公司，在歐洲專利局專利申請量排名第一，在美國新增專利授權量排名第五。華為PCT專利申請量連續五年位居全球第一。
儘管如此，華為在這次論壇上並沒有過多談論自身的成績，而是把更多時間交給知識產權領域的全球頂尖專家們，共同奉獻了一場關於“人類知識產權制度應往何處去”的精彩討論。
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中國分會會長、原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在發言中首先引用了一個知識產權界的“宋柳平之問”：為什麼華為同樣的專利技術在國外賣的是鑽石價，而在國內賣的是白菜價呢？
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中國分會會長田力普
這句半開玩笑的詰問，實際上道出一個事實，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跟全球已經不太一樣了。
“雖然知識產權制度來到中國比較突然，缺乏根基和土壤，而且最初是‘拿來主義’，完全採用了西方的模式，但是我們根據中國的國情不斷改造它、修正它，讓制度發生變革，結果是令人驚歎的，”田力普指出，“對於知識產權在中國未來的發展，我是比較樂觀的，因為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超級複雜、變化超快的國家，其社會制度在世界上是最獨特的，反映在知識產權領域，它的變化發展也是世界上最獨特獨樹一幟的。……更加令人振奮和激動的是，這種變化仍然在持續，中國將會從知識產權大國走向知識產權強國，未來會給世界帶來更多的驚訝。”
原歐洲專利局副局長曼努埃爾·德桑特斯（Manuel Desantes）
承接田力普的發言，原歐洲專利局副局長曼努埃爾·德桑特斯（Manuel Desantes）進一步談到了世界知識產權制度變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數千年來，世界一直在循序漸進地線性變化，我們所有的社會、政治、法律和技術制度都適應這種變化節奏，”德桑特斯表示，“然而，在過去30年中，第五次工業革命到來，互聯網、社交網絡、定位技術、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5G、原宇宙、量子技術、納米技術等等一系列新技術徹底改變了整個格局。如今我們面臨着一個呈指數型變化的新時代，現有知識產權制度已經徹底無法適應這樣的新時代。”
德桑特斯指出，知識產權制度誕生於19世紀，主要為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服務，旨在鼓勵人們發揮創造力，獎勵那些新事物的創造者、發明家以及科學和物理成果。我們將其稱之為novatio（拉丁語，指新事物）時代。因此我們現有的知識產權制度獎勵的是創新本身，而不是創新的運用。
在當前的新時代，真正重要的不是創新，而是創新的運用，這意味着需要知道如何將新事物引入市場，造福社會。換言之，重要的不再是我們註冊了多少發明或者多少專利，而是如何確保全社會和全人類都能夠從這些發明和專利的成果中受益。
德桑特斯認為，如今可以開誠佈公地説，繼續將專利申請或者持有數量作為知識產權制度的成功標準是錯誤的，真正重要的不再是專利數量，而是有多少專利可以投向市場，只有這樣才能夠造福人類，所以我們要關注的是專利的質量。
原國際許可證貿易執行人協會主席海因茨·戈德爾（Heinz Goddar）
來自德國的博默特知識產權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原國際許可證貿易執行人協會主席海因茨·戈德爾（Heinz Goddar）談到上世紀40年代德國工業技術和產業的快速發展，這是一個在適當的專利制度下，產學研相互促進的過程。
戈德爾談到，德國有很多化學家和機械工程師在上世紀40年代進行了大量的發明，使相關產業得到大幅發展。首先是讓專利制度去保護這些創新，其次，是為了在保護的基礎上和其他人分享技術。
“信號記錄系統實際上完全變革了整個信號處理體系，也促成了包括激光、發光二極管等發明的誕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祉，”戈德爾舉例，實際上，這些創新來自大學或公共的研究機構，他們自己沒有能力使技術最終的產品化，風無法讓全球共享的。但是通過技術許可機制，歐洲的技術進展得以覆蓋全球。
德國政府，尤其是經濟部門長期捍衞德國中小型企業的利益，其中也包括高度重視專利許可，他們創設了一個總體協議的系統，通過高效的專利許可或轉讓，使中小企業能夠以較低成本利用大學產生的技術創新，也讓大學、研究機構的成果能夠真正地在全社會應用普及。
“今天的知識產權制度能不能夠促進社會發展？我的回應是，不能。”歐盟-中國聯合創新中心（北京-布魯塞爾）聯合發起人、比利時前駐華大使帕特里克·奈斯 （Patrick Nijs）非常坦率，他認為，從全球視角來看，整個知識產權系統實際上旨在確保那些擁有技術的人能夠防止其他人獲得他們所使用的技術，這是知識產權制度的起源。
“我當然理解知識產權體系對於許多公司來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在創新的過程中要花費一部分成本處理知識產權相關的問題，”奈斯表示，“但從很多方面綜合考慮的話，我們顯然應該把這種保護性的制度以一個生態的方式進行發展，……應當引導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讓它不再只是服務於某個利益羣體，而是能夠自由地支撐全球福祉的發展，從而能夠讓每個人都從中受益。”
意大利知識產權管理公司西斯威爾（Sisvel）曾與OPPO、小米等中國企業有過交手，該公司總裁馬蒂亞·弗格里亞科（Mattia Fogliacco）談到了“專利池”對如今快速發展的ICT行業的重要意義。
弗格里亞科認為，為了應對疫情等人類社會今天面對的挑戰，我們必須支持創新，而系統性、可持續的創新依賴專利在市場上能夠高效交易。
例如，今天的ICT行業需要互操作性，不但不同競爭對手的同類產品之間要有互操作性，物聯網的發展還要求不同種類的產品之間要有互操作性，在非常複雜的技術環境下，我們怎麼樣去解決這些問題呢？我們需要將最棒的技術和解決方案確認為標準，將標準作為這些產品能夠互聯互通，互相操作的基座。這通常都是通過“專利池”來實現的，專利池能夠提升專利供應方和需求方的交易效率、透明度和可預測性。
弗格里亞科同時認為，專利池的成功取決於兩個要素，一方面，它需要代表真正的創新，必須要保證被打包的是真正的關鍵的、必要的、使能性的專利；另一方面，這個專利池應當理解市場的需求，打包的專利是市場急需的。這是是發明人和被許可人多方之間的一種動態平衡，多方達成一致後，通過專利池的方式來進行高效交易。
“我們在國內談論專利的時候，往往會提到專利大棒、專利壁壘，認為專利是個壞東西，”華為知識產權部部長樊志勇談到，“但專利所帶來的問題，一般都是由低質量專利帶來的。”這些專利可能不一定產生真實的價值，比如只是一個非常簡單非必要功能，卻在專利池裏被打包收費。
“但我們也沒法想象，在我們這個行業裏面，要是沒有專利共享會是怎麼樣，”樊志勇指出，“比如現在的手機可以在任何國家的任何網絡中使用，消費者有更多的選項，無論他們買什麼樣的手機，都能夠下載視頻、玩遊戲。因為這些共通的技術都已經嵌入到標準中了，這些標準不是一家公司貢獻的，是很多公司共同創造的。”
“我是在2005年加入華為知識產權部的，當時公司強調的是自保，”樊志勇回憶，“我們剛開始進入國際市場，面臨很多許可繳費的主張，甚至能不能進入歐洲市場的問題，那時候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是積累一定數量的專利，去平衡一些對外的風險。2010年之後，因為華為持續投入，我們發現自己在5G這樣的關鍵領域也有領先的機會，當時我們把知識產權部所有資源都投入5G標準專利工作中去。”
“最新的挑戰，是最近幾年過度政治化的問題，”樊志勇指出，這帶來很多技術的不確定性，一些技術本來是應該共享的，現在沒法共享了，別人不共享給我們，我們沒法共享給別人。可能未來還有6G統一標準的問題，如果沒有標準和共享，技術將停滯不前。知識產權制度是一個國際制度，技術發明本應為全世界共享，而不應該地域化、政治化。
歐盟-中國聯合創新中心（北京-布魯塞爾）聯合發起人帕特里克·奈斯 （Patrick Nijs）
“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非常棘手的場景中，”帕特里克·奈斯 （Patrick Nijs）回應了樊志勇的關切，“新冠疫情實際上已經成為全球層面的問題，在很多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已經看到，當前沒有一個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來應對疫情，而需要各國各自為戰，這不是一個好消息，這也恰恰表明了一個事實，我們需要去儘快打造這種全球治理機制。”
我覺得新冠疫情只是人類即將面臨的很多痛苦的起點，奈斯繼續説道，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地球存亡攸關的時刻，新冠疫情只會是第一個挑戰，我們看到國家主義興起，西方和中國之間正在脱鈎，這將具有災害性的影響，也正是我們應當要避免發生的情況。我們歐洲還面臨着一個非常可怕的情景，戰爭，戰爭會使得一切都降至最低。原本命運相連的國家利用經濟資源打造武器相互攻擊，而不是把資金投入像5G這樣有益人類的技術創新。因此，這個挑戰是巨大的。
“我們應該想想應該如何確保聯合創新，”奈斯呼籲，“當我今天聆聽其他嘉賓發言的時候，我感受到大家正在討論的這個制度能夠使能各方聯合創新，實現雙贏，而不是讓一方獨享所有，讓另一方一無所有。”
“今天關於知識產權的討論，可以為知識產權制度發展提供參考，也可以為全球社會發展提供一定的參考。”奈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