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美國教科書看上去很多元，其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泉】
前一段時間，教科書配圖所反映出來的中小學教育出版市場亂象引起了廣泛關注。相關報道和討論已經很多，觀網的《科工力量》欄目對國外一些管理教科書的作法也有比較系統的介紹，其中一句點睛之語指出了問題教材事件的實質，“和孩子有關的事兒，全世界都是敏感的”。基於一些個人經歷和觀察，筆者也聊一聊美國的中小學教育和教科書問題。
美國現在雖然是“世界霸主”，但是其統一的時間並不長。從1865年解決南北分裂問題到現在，不過一百五十七年而已。白宮的制度化、專業化建設起步於二戰期間的1939年，距離現在並不遙遠。
作為在“新大陸”上殖民而成的新興移民國家，如何通過建構共同的價值觀來克服國內不同人羣間歷史、地緣和血緣紐帶的先天不足，就成為了一個一直困擾美國社會的問題。
這一點在1782年確定的美國國徽(The 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上就已經體現了出來。其正面白頭鷹嘴中所含綬帶上寫着拉丁文“合眾為一”，背面金字塔上方“上帝之眼”兩邊的拉丁文則寫着“上帝偏愛我們的事業”——用包含了神秘主義和絕對主義的清教來嘗試一統天下，這種從一開始就極難調和的張力與矛盾在美國之後的政治發展中一直揮之不去。
反映在教育領域，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在公立學校中如何進行宗教教育的問題。1950年代之前，美國的中小學普遍要求每天組織誦經和禱告。如果説美國在建國之初還具備一定程度的宗教同質性，經過19世紀中期、末期和20世紀早期的三次移民潮，宗教構成日益多元化，無宗教信仰的人數也逐漸增加。這個時候再去強制統一要求誦讀《聖經》和禱告，與其憲法中的不設國教原則之間的衝突就日益尖鋭起來。因此在1962年和1963年的兩個判例中，聯邦最高法院相繼禁止公立學校出面去組織禱告和誦經活動，公立學校的僱員在後續的判例中也被禁止在工作場所做禱告。
最高法院的這些判決在宗教保守派看來屬於大逆不道，但實際上最高法院並沒有像保守派宣稱的那樣就把上帝逐出了學校。在美國中小學生每天都要背誦的忠誠誓詞當中，就有“上帝治下的國家”這樣的表述。
美國的忠誠誓詞1885年首次在民間出現，1892年開始進入學校，1942年被美國國會採納，1945年被正式定名。1954年為了對抗蘇聯，特意添加了“上帝治下”的字眼。雖然最高法院在1943年就曾判決學校不得強迫學生宣誓，但也沒有反對從幼兒園開始就將宣誓納入一項日常集體活動。不僅在學校裏，在全社會層面，重大活動和慶典中，除了唱國歌，起立背誦忠誠誓詞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並不會因為現場有外國人或者無神論者而略過。
除了在國家意識建構中保留甚至突出宗教因素，美國還通過教材很早就開始進行制度認同教育和行為建構。美國小學階段的課程設置大致可以分為英語、數學、計算機、科學、社會研究、以及體育和音樂。社會研究裏面又涵蓋公民教育、經濟、地理和歷史，是完成意識建構功能中最重要的部分。以下幾張圖片來自於亞馬遜網站出售的練習冊，一本供5歲學前班的孩子使用，一本供一年級學生使用。
從行為養成的角度來看，書中在前幾課就明確了學生在學校和家中需要分別遵循的行為規範，並且強調了禮讓、分享和共同勞動的重要性。
就制度認同而言，則是從孩子們最容易感受到的國家節日入手來介紹美國的歷史和文化，並逐步引入至關重要的政治人物。不僅教材如此安排，就是課外閲讀書籍，也並不迴避突出政治人物的正面作用。下面這張圖中間的畫冊講的就是當今副總統哈里斯的成長經歷。
而這一張圖片裏講的則是現任總統拜登鼓舞一名患有口吃的男孩的真實事例。
接下來的兩張圖片中除了有到奧巴馬的所有總統的介紹，還包括前第一夫人米歇爾自傳的兒童版。
美國的教材市場能夠呈現出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這些特點，離不開背後資本網絡的支撐。整個教材出版市場中，培生教育（Pearson Education）、學樂教育（Scholastic）、麥格勞-希爾教育集團（McGraw-Hill Education）、聖智學習（Cengage Learning）、 霍頓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這五家最大的出版社就佔據了80%的市場份額，[1]涵蓋了大、中、小學三個階段。教科書銷售收入2020年大約為78.5億美元，[2]而整個教育書籍出版的規模則在160億美元左右。[3]
就教材編寫流程而言，一般是首先由出版社組織作者們先寫出一個核心版本，然後提交給各個州的教育委員會審核，按照各州的要求進行修改之後，再進入各州的學校。基於美國聯邦制的特點，各州教育委員會的成員構成來源非常不同，有的完全由州長任命，有的經選舉產生；有些完全由教育專業人士出任，有些則還包括商界代表甚至牧師。加上目前各州基本以黨派和意識形態形成了不同的陣營，所以中小學教材在不同州之間還是存在一定的差異。
因為社會研究課程內容涉及到美國曆史和現實中的實際矛盾以及時政內容，所以也是最容易引起爭議的領域，這種情況在最近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目前美國槍擊案頻發，圍繞第二修正案持槍權的爭議就又成為了焦點。不同陣營的角力也體現在了教科書裏面，加州版的教材和得州版的教材就很不一樣。前者強調最高法院的判例允許對持槍權做出限制，而後者在這一部分則開了天窗，沒有做任何説明，容易導致產生對持槍權的絕對化理解。[4]
瓦爾德縣羅布小學槍擊案現場 圖自CNN
再如關於如何講解性取向問題的爭論，最近美國有五個州都頒佈了禁令，禁止老師們在三年級之前講解性取向議題，原因是怕干擾了兒童正常的性向自我認知。
還有關於如何講解美國的奴隸制問題，2020年爆發的“黑人命也是命”運動使有關“批判種族理論”是否應該進學校的討論進入公眾視野，掀起了很大的爭議。該理論的核心非常直白，認為美國現存的種族歧視並不簡單是個人層面的一個心理認知問題，而是制度層面經過一系列法律和經濟安排後被固化的系統性歧視。但是美國的保守派對該理論非常牴觸，以傳統基金會為代表的保守派智庫發表的報告中甚至認為該理論將引發更嚴重的身份政治問題，進而威脅到美國的立國原則和基礎。[5]
這其實也反映出了保守右翼和美國文化左派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普遍分歧。文化左派希望在教材中突出強調邊緣少數族裔羣體的歷史困境、生存現狀和做出的貢獻，而保守派主導的州則希望在教材中淡化這些內容，甚至是迴避。比如對住房市場中的種族歧視政策，有些州就避而不談。
不過整體而言，雖然以上這些爭議是美國社會中的真問題，但從通過教科書培育核心國家意識和認同的角度而言，圍繞這些爭議對教材做出的改動都不涉及美國最根本的政治和經濟架構，更多的不過是文化層面的調整。組織編寫教材的私營資本就是反思能力再強，也不至於去觸動和自己切身生存利益相關的政治經濟安排。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教科書的同質性實際上非常高。再輔之以精美的排版、裝幀和質量把控，以及教育心理學的支撐，美國的這套體系至少目前還在有效地行使其功能。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中華文明素來重視文教，相關理論和實踐也源遠流長。不過，“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雖然在今天仍然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但是面對全球化背景下的列國競爭格局，如何在借鑑吸收與正本清源之間保持動態平衡，並形成更具中華文明特色的新育人模式，支撐對人類未來發展道路的探索，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系統工程。希望看到更多文雅質樸又兼具慷慨昂揚氣質的新教材、新作品不斷湧現。
參考文獻：
[1]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why-college-textbooks-expensive-textbook-publishing-2018-12
[2]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85042/us-publishing-revenue-from-textbooks-since-2005/
[3]https://www.marketresearch.com/Technology-Media-c1599/Media-c92/Education-Publishing-c1660/
[4]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1/12/us/texas-vs-california-history-textbooks.html
[5]https://www.heritage.org/civil-rights/report/critical-race-theory-the-new-intolerance-and-its-grip-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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