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中國的供應鏈地位,會被這個變數影響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鐘】
今年5月,一個新的國際經濟變數出現了。
“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PEF)是最近美國拿出來拉攏亞太地區各個國家來對抗中國的主要經濟政策。按照美國政府的宣傳,IPEF 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1)公平貿易(2)供應鏈安全(3)清潔能源、減碳和基礎設施建設(4)税收和反腐。關税和美國進口配額這些內容不在IPEF覆蓋範圍之內。
按照美國政府的説法,IPEF的參與國家可以在這四個方面中任意選擇自己想要加入的部分與美國談判,與美國政府談判得出的最後協議無需通過美國議會審議通過成為法律,而是通過總統令的方式生效。目前已經有十幾個亞太地區的國家表示同意加入IPEF談判。
由於IPEF不包含關税和配額等直接關係到市場準入的條款,許多媒體和經濟學家判斷這個新政策是“雷聲大、雨點小”,對於國際貿易的走向影響不大。比起近年來亞太地區的幾個自由貿易協定,如TPP和RECP,IPEF顯得空洞無物。
但是,如果我們從非關税壁壘的角度來分析IPEF的作用,就會發現IPEF可能會極大地加強美國政府收集國際貿易數據和掌控貿易物流走向的能力,最終讓美國政府掌握超出本身貿易地位的權力。
以供應鏈安全這一方面為例。現在美國海關只能簡單地對最終商品極其主要零部件的製造商和來源地進行管理,對於更下一個環節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來源地控制幾近於零。這樣就給了很多製造企業通過在第三國簡單加工或者轉運的方式,逃避關税和配額限制,來對美國出口。
在IPEF下,理論上美國可以通過談判要求亞太國家設立本地法規幫助建立供應商信息收集系統,並要求出口企業在申報商品通過美國海關的時候提供每一層級上所有供應商信息,這樣美國政府就可以通過本國的制裁名單,禁止某些供應商參與其中的商品通過海關。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將部分企業排除出進口商品供應鏈的能力。
最近有三個案例可以拿來作為分析印太經濟結構中短期實際效果的參考。
第一個例子就是美國由於烏克蘭戰爭禁止進口俄羅斯的石油及汽油、柴油等石油製品。但是印度的煉油廠以低價大量進口俄羅斯石油,然後將俄羅斯石油與其他地方的石油混合在一起煉製的汽油和柴油出口到美國,輕鬆避開了美國進口管制。這説明現行國際貿易中實現完全的孤立和禁運是很難做到的,各種貿易限制措施只會增加商品成本。
第二個例子就是美國即將正式實施的制裁中國新疆的禁運法案。美國利用新疆為藉口對於中國已經實施了幾輪無理制裁,最近即將實施的法案要求美國海關查沒一切包含新疆出產的原料和零件在內的進口商品。這個法案要求美國進口商在遇到質疑時,出示整條供應鏈上供應商的信息以證明商品不包含新疆出產的任何部分。

採棉機在新疆阿克蘇地區沙雅縣的一處棉田進行採收作業(2020年10月23日攝)。新華社記者胡虎虎攝
IPEF中供應鏈方面的政策落到實地之後是怎麼樣的?這個即將生效的法案將是一個寶貴的實際案例。從目前的供應鏈管理水平來説,絕大部分進出口企業做不到如此詳細的信息管理,美國海關恐怕也缺乏相應的信息掌控水平。同時,新疆禁運法案的實施必然會大幅度增加相關商品進口成本,從而讓本就嚴峻的美國通貨膨脹率雪上加霜。所以目前美國進口商的反對聲浪很大,這個禁運法案的具體實施細則和實際運轉效果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第三個案例則是最近美國暫時中止對於太陽能電池板進口調查和加徵關税的政策。美國自2012年以來就多次對中國太陽能電池板出口加徵高額關税。作為應對手段,國內的產品通過在東南亞各國稍微加工一下就以東南亞國家的名義出口美國,避開關税。
目前東南亞國家已經佔美國進口太陽能電池板近8成的份額。美國原本打算對東南亞國家的進口展開調查,並對那些採用中國原料和零件的出口企業加徵關税。但是由於加徵關税將會造成的成本上漲導致美國太陽能安裝行業和電力企業的集體反對,美國政府最終決定2年內不會對東南亞國家進口的太陽能電池板加徵新的關税。
上面三個案例説明了中短期內,我們暫時還不太需要擔心IPEF對於中國的出口和產業鏈造成比較明顯的負面效果。但是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大家都明白,當這個經濟架構成熟了、運轉高效了,或許危機就會突然到來。
如何應對IPEF帶來的挑戰?
首先還是加強開放,尤其是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聯繫。我們與大部分國家和地區貿易、投資往來結合得越緊密,別人就越難以孤立和圍堵我們。這裏我們可以依仗的就是中國龐大的需求市場,提高對外國企業的投資和銷售的吸引力。
其次還是發展高端科技製造,防止被卡脖子,這些觀點以前也多次討論過了。

新華網資料圖
當前最關鍵的任務就是恢復遭受疫情影響的國內經濟,只有健康的國內經濟增長才能持續擴大消費需求,繼續吸引外國企業投資和銷售。本土自主的產業升級更需要有個強大的內需市場來支撐。
5月下旬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了6方面33項措施。這些措施裏面,直接針對消費者的措施包括支持銀行對困難人羣的房貸車貸延期還本付息,加強失業保險和低保等社會救濟措施。直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的措施包括近3萬億的免税退費,更多的企業貸款和金融服務,新增水利、交通等方面的基建投資。之後,國務院召開了10萬人規模的電視電話會議傳達各項決策,更加凸顯了恢復經濟增長的緊迫性。
從會議決策的方向看,在中央政府層面上,除了我們以前文章裏提過的延期還貸和削減汽車購置税以外,直接刺激消費需求的措施並不多。大部分出台的措施還是為了給企業降低成本。由於不少服務類企業如餐飲、旅遊、文化娛樂行業受到疫情影響銷售下降,企業經營出現大幅度虧損,這些退費減税措施對他們的影響相對小一些。對於受到疫情影響相對較小的製造業企業來説,如果仍然還有盈利,那麼這些退費減税的政策將讓他們受益更大。
因此,這一次3萬億退税減費措施受益最多的是那些在惡劣市場環境下依然還能有利潤,在行業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的佼佼者。在這樣的逆境中還可以生存下來的優質企業是未來國內經濟發展的希望所在。向這些企業提供財政補助,一方面可以穩定經濟下限,保障基本的產能和就業。另一方面這些企業中的“尖子生”也承擔着衝擊產業升級的任務,希望這一次積極的財政措施可以保住未來產業升級的種子。
當然,目前對於國內經濟威脅最大的問題依舊是以前文章裏多次討論的疫情。除此之外,美國、歐洲的加息造成的流動性緊縮恐怕會持續到年底:歐洲央行決定在7月份開始加息,美國起碼會加息到11月中期選舉前才有可能暫停。IPEF則會進入漫長的談判階段,即使一切順利,將會在未來兩三年內生效,真正對經濟生活產生影響恐怕要到四五年之後了。
疫情和金融流動性緊缺都是我們熟知的困難,應對這些問題的政策工具雖然各有利弊,但我們有信心可以克服這些短期困難。而IPEF是個目前還不確定的長期經濟挑戰,我們應儘早重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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