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變性正變得越來越低齡化和匆忙，一些青少年後悔改變性別了

（觀察者網訊）每年6月份是包括跨性別者在內的美國性少數羣體的“驕傲月”（pride month），但美媒《紐約郵報》18日發表的一篇報道，卻給美國的跨性別運動潑了一盆冷水。

在這篇“為什麼變性青少年會後悔改變性別”的報道中，《紐約郵報》稱，那些跨性別後改變主意，決定再度轉變回原來性別的青少年人數，正在驚人地增長。然而，可悲的是，這些“去性別轉換者（detransitioners）”中的許多人，將不得不在他們的餘生中與不可逆轉的醫療後果作鬥爭。

《紐約郵報》報道截圖

改變性別之後，他們後悔了

“我被體制辜負了。我真的失去了器官，”來自加州、現年17歲的克洛伊·科爾（Chloe Cole）難過地説道。

在科爾12歲時，她認定自己是跨性別者。13歲時，她向父母出櫃。同年，她服用了青春期阻滯劑，並被醫生開了睾丸激素處方。15歲時，她接受了雙乳切除手術。不到一年後，她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錯誤——那時她才16歲。

“我不能保持安靜，”科爾説。“我需要為此做點什麼，分享自己的警示故事。”

克洛伊·科爾

據《紐約郵報》稱，近年來，西方經歷性別焦慮的兒童數量激增。雖然難以獲得確切的數字，但在2009-2019年期間，英國接受變性治療的兒童中，生物學男性增加了1000%，生物學女性增加了4400%。

與此同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威廉姆斯研究所6月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自2017年以來，美國被認定為跨性別者的年輕人（13-24歲）數量幾乎翻了一番，該報告基於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2017-2020年的健康調查。同時，該報告估計，在美國13-17歲的青少年中，有1.4%（約30萬人）認定自己是跨性別者，在18歲及以上的成年人中，這一比例僅為0.5%（約130萬人）。

除了自我認定是跨性別者的青少年人數激增外，女性跨性別者的人數也在增多。據《紐約郵報》稱，雖然從歷史上看，從男性到女性的跨性別更為常見，但最近這一情況發生了逆轉，女性向男性的轉變佔了絕大多數。

美國布朗大學前行為與社會科學教授麗莎·利特曼（Lisa Littman）博士創造了“快速發作的性別焦慮症”一詞來描述這一部分跨性別人羣，通常指在青春期或青春期後不久突然變得焦慮不安的女孩。利特曼認為，這可能是由於青春期女孩在社交媒體上容易受到同齡人的影響。

現年23歲的海倫娜·克施納（Helena Kerschner）的經歷佐證了利特曼的觀點。克施納來自美國俄亥俄州，是一名變性人。克施納出生時是女性，在14歲時，她第一次感到了性別焦慮。她説，社交網絡平台Tumblr上充斥着跨性別活動人士的內容，促使她轉變了性別。

海倫娜·克施納

“我在學校裏經歷了一段非常孤立的時期，所以我轉向了互聯網，”克施納回憶説。在現實生活中，她在學校和朋友鬧翻了；然而，在網上，她發現了一個歡迎她的社區。“我的焦慮肯定是由這個網絡社區引發的。在上Tumblr之前，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的性別，也沒有覺得當女孩有什麼問題。”

在被引發了焦慮之外，克施納還感受到了跨性別的政治壓力。“這個社區非常注重社會正義。人們對順性別者（性別認同與出生時生物性別相同的人）、異性戀、白人女孩有很多負面看法，而我當時認為這些負面信息都是針對我的。”

除了克施納，科爾在11歲加入Instagram時也有類似的經歷。“我開始接觸到很多關於LGBT的內容和一些激進主義，”科爾説。“我看到網上的跨性別者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他們得到了很多讚美，這真的打動到我了，因為當時我的朋友並不多。”

變性正變得越來越低齡化和匆忙

據《紐約郵報》稱，專家們擔心，許多尋求變性的年輕人沒有經過適當的心理健康評估就去變性了。

專攻性別、性取向和身份認同的臨牀心理學家埃裏卡·安德森（Erica Anderson）博士是一名跨性別女性，在過去30年裏幫助數百名年輕人度過了轉變期。安德森雖然支持變性，但她如今更擔心一些年輕人在沒有適當限制或監督的情況下就接受醫療變性。

安德森認為，像科爾這些“去性別轉換者（detransitioners）”的增加，反映了一些年輕人在性別問題上“前進得太快了”。她也擔心，一些醫生可能會默認為，醫療變性是對年輕人心理健康的補救措施。“當其他對孩子很重要的問題（在變性之前）沒有得到充分解決時，醫療專業人員就是在辜負孩子。”

利特曼去年對去變性人進行的一項在線調查也顯示，40%的人認為他們的性別焦慮是由心理健康問題引起的，62%的人則認為醫務人員對此開展調查，以瞭解心理創傷是否是導致他們做出變性決定的一個因素。

“我的焦慮、抑鬱症問題，以及身體形象問題交織在了一起，”克施納回憶説。“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出生在錯誤的身體裏，如果我變性了，我生活中的所有問題都將得到解決。”

科爾也有類似的經歷。“因為我的身材不符合審美標準，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我覺得我不夠漂亮，不適合當女孩，所以我還是當男孩比較好。在內心深處，我一直想要變得漂亮，但我一直壓抑着這一點。”

克洛伊·科爾

科爾同意安德森的觀點，她也認為需要進行更多的心理評估，以確定心理健康問題是否可能影響變性的慾望。“心理治療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注，”科爾説。“我們本可以讓這些孩子不再憎恨自己的身體，但我們卻立即投入到不可逆轉的醫學治療中。”

據《紐約郵報》指出，事實上，變性正在變得越來越低齡化和匆忙。根據世界跨性別人士健康專業協會（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gender Health）的説法，青春期阻滯劑通常在兒童9歲、身體出現發育第一個跡象時使用。另外，儘管國際醫學組織內分泌學會（Endocrine Society）建議注射睾酮和雌激素的年齡是16歲，但通常想要變性的青少年在13歲或14歲就開始注射了。而像乳房切除這樣的嚴重手術，有時也會在年僅13歲的兒童身上實施。

儘管對未成年人的醫療干預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但許多父母會肯定醫學專業人士的建議，同意對子女進行手術和激素治療，部分父母甚至擔心如果拒絕治療，他們的孩子可能會自殘。

“父母們很難確切地知道如何評估自己的孩子，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專家來告訴他們，”簡·惠勒（Jane Wheeler）説。惠勒曾是美國監管部門的醫療保健律師，“對於青少年或未成年人是否能充分理解醫療化（變性）的真正含義，顯然存在很多擔憂。”

據《紐約郵報》稱，美國的醫療專業人士通常遵循美國心理協會支持的“平權關懷模式（affirmative-care model）”，他們只要對患者表達的性別認同進行確認，而不管他們的年齡大小。因此，有“去性別轉換者”經常報告説，得到處方藥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以科爾為例，她在得到父母同意的情況下，在短短兩年內迅速完成了從阻斷劑到乳房切除的整個轉變過程。她説，她遇到的唯一阻力來自她見到的第一個內分泌科醫生，在她13歲時，當時這名醫生同意給她開青春期阻滯劑，但不同意開睾酮。之後，科爾説，她去看了另一位醫生，這名醫生則沒有任何障礙地給她開了處方藥。

“因為所有的治療師和專家都遵循平權關懷模式，所以在整個變性過程中沒有太多的把關，”科爾回憶説。“專業人士似乎都在推動醫療變性，所以我當時認為這是讓我變快樂的唯一途徑。”

後悔變性的人將在餘生與不可逆轉的醫療後果作鬥爭

《紐約郵報》表示，多種研究表明，多達80%的焦慮兒童最終可能會停止焦慮性別問題，或者在不訴諸於變性的情況下接受自己的生理性別。因此，許多專業人士認為，儘可能長時間地推遲醫療干預才是明智的。

另一方面，所有的變性醫療都有副作用的風險，批評者認為這些副作用太過嚴重，孩子們無法完全理解。在短期內，青春期阻滯劑會阻礙生長並影響骨密度，而長期的影響仍然未知，因為青春期阻滯劑在1993年才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睾酮的副作用則包括高膽固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血栓，甚至不孕。

但目前，美國只有3個州——阿肯色州、亞利桑那州和得克薩斯州——出台了限制對未成年人進行性別認同治療的政策，包括手術、激素和語言治療。而對於那些最終後悔自己變性的人來説，激素療法和變性手術的後果可能是毀滅性的。

像克施納，睾酮導致她的情緒不穩定，最終讓其兩次因自殘住院。住院期間，她意識到自己的變性是個錯誤。“我看了一組我的照片，我看到我的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看起來很不開心，我意識到這一切都被搞砸了，我不應該這樣做。那真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時期。”

科爾也説，睾酮改變了她的骨骼結構，永久性地使她的下頜輪廓變尖，肩膀變寬。她説，她還在為身體和麪部毛髮的增加而煩惱。她的胸部還有一個大傷疤，這是她做乳房切除術後留下的。“我有時甚至不忍看自己。那會讓我噁心。”

最令人擔憂的是科爾的生育能力。儘管科爾希望有一天能有孩子，但她不知道自己卵子的存活能力是否因多年注射睾酮而受到損害。科爾正在和醫生一起尋找答案，但她的醫療前景並不明朗。科爾説：“我現在對自己的整體健康狀況仍然一無所知。”

《紐約郵報》表示，“去性別轉換”這個話題經常受到跨性別活動人士羣體的尖刻批評，他們聲稱，像科爾和克施納這樣的故事將被用來詆譭整個跨性別運動。因為有研究顯示，高達86%的跨性別成年人認為，變性對他們來説是正確的長期決定。

但是，《紐約郵報》指出，隨着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做出具有永久性影響的重大變性醫療決定，“去性別轉換者”的數量幾乎肯定會增加，像科爾就是不斷壯大的“去性別轉換者”羣體中的一員。而且，可悲的是，許多人將在他們的餘生中與其未成年時做出的決定作鬥爭，因為這個決定帶來了不可逆轉的醫療後果。

報道稱，這就是為什麼安德森這樣的專業人士覺得有必要為這些“去性別轉換者”發聲，她和她的同事們都擔心，關於去性別轉換的討論將成為“文化戰爭的炮灰”。而那些將永遠生活在倉促變性後果之中的人也拒絕沉默，“我希望我的聲音被聽到，”科爾説。“我不希望歷史重演。我不能讓這種事發生在其他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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