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美希：日本捨棄民眾而成就的經濟，有多脆弱
【文/小林美希】
2015年3月，日本的低保對象人數達到了216萬人。之後略有減少，但依然保持在210萬人左右。
原本我們所稱的“迷惘的十年”如今變成了“迷惘的二十年”，這是國家沒有積極地解決僱傭問題而導致的。2000年時，社會上流傳着這樣的言論，即“自由職業者想法太過天真”“年輕人只想幹感興趣的工作”，而真正有意義的討論被忽視了。然而時光飛逝，曾經的“年青一代”成了中年人，成了中年自由職業者，但真正有多少人意識到他們的艱難就是國家的艱難呢？事實上，他們的就業危機會導致消費低迷和國家税收的大幅降低。
沒有穩定工作的中年人——四十五歲的恭介
“之前我一直很在意自己是否是正式職員，現在放棄了。”45歲的木下恭介這樣説道。他在即將40歲的時候，選擇了放棄。
恭介一度是英語培訓班的正式職員，擔任講師。但由於長時間工作，在28歲那年，他患上了自主神經功能紊亂，隨後便辭去了培訓班講師一職。一年後，他覺得自己再不迴歸職場，今後恐怕無法工作了，於是重新找了一份不用加班的文職類的派遣工作。
當時正值就業形勢嚴峻之際，人們甚至稱那段時間為“超就業冰河期”。他通過派遣工作逐漸又適應了職場，便想尋一份能成為正式職員的工作，但總是不盡如人意。那年，恭介已經30歲了，重新求職顯然十分困難，於是他繼續做着這份派遣工作。
然而他心中仍然渴望有一份正式工作，盼着哪一天能成為正式職員，畢竟派遣工作不穩定，合同隨時都有可能被終止。
他想依靠自己紮實的外語技能重新求職，但令人沮喪的是，正式職員的職位幾乎沒有，他還是只找到了一份派遣工作。一般來説，正式職位都是需要加班的銷售等崗位。
讓恭介重新擁有動力的是他的戀人，為了結婚，他努力找了一份正式工作，就職於一家中小型的廣告公司，擔任銷售員。這份工作遠比之前在培訓班當講師辛苦。為了遙不可及的銷售業績，他每天乘坐最後一班車回家。然而，年收入只有320萬日元，且沒有加班費。工作的壓力讓他患上了胃潰瘍，隨後又得了抑鬱症，他日漸消瘦，一年後選擇了辭職。對戀人而言，恭介的狀態讓她對未來充滿了焦慮，她最終選擇離開恭介。
日劇資料圖
那一段時間，恭介始終精神恍惚，他想：“畢竟自己才30多歲，一切還能重來。”於是，他重整旗鼓，一邊做着派遣工作，一邊繼續尋找正式職位的工作。他想再遇見一位心儀的人，一起攜手步入婚姻。他覺得只要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就一定能夠得到女方的認可。
四處碰壁的恭介繼續尋找着工作，筆試面試一個不落，然而，由於職業技能有限，他始終沒有找到一份心儀的工作，內心越來越焦慮不安。他長時間從事非正式僱傭工作，這成為他再次求職時的不利因素。這也正是中年自由職業者們之所以舉步維艱的關鍵所在。
恭介所在的派遣公司，已經不會將他外派到有轉正機會、條件優越的公司了。未來的希望越發渺茫，恭介徹底放棄了尋找正式職位，他甚至對於今後可能會失業也做足了心理準備。
厚生勞動省從2017年度起，針對企業以正式職位聘用就業冰河期一代中完全失業者，新設立了補助金制度，這樣的方法究竟有沒有效果呢？而且，在財政界，也有專家表示“非正式職員應當轉為正式職員”。我想通過眾多的採訪來找尋改變現狀的方法。
政治家眼中的中年自由職業者問題
我曾經寫過一本名為《採訪“正式職員”的年青一代——追蹤就業冰河期一代》（巖波書店，2008年）的書。當時，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所發佈的《就業冰河期的困境》報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我的書中也曾經引用過這一報告，下面簡單介紹一下報告中令人驚歎不已的內容。
根據這份報告的推算（2008年的推算），隨着就業冰河期一代中非正式僱傭勞動者和無業者的增加，1968年至1977年出生的一代人超過65歲的時候，潛在的低保補貼對象將會達到77.4萬人，因此而增加的低保補貼預算將會達到17.7兆至19.3兆日元。如今，問題的解決已經迫在眉睫了。
政界也逐漸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從以往來看，較早在國會上提出非正式僱傭問題的是福島瑞穗參議院議員（社民黨）和小池晃參議院議員（日本共產黨）等，基本都是在野黨在關注這一問題。自民黨中，一度對僱傭問題置之不理，如今也將這一議題提上議程了，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前任幹事長石破茂。在2018年自民黨總選舉中，他和安倍晉三一決高下，他對於這一問題的呼籲喚起了人們的危機感。
“企業為了減少人力成本而採用非正式僱傭，而現在必須減少這種僱傭。當時，泡沫經濟破裂後，僱傭逐漸走向非正式僱傭，如今就業冰河期一代已經40多歲了。非正式僱傭不但沒有年功序列的加薪以及職位的晉升，還無法享受退休金和養老保險。這些非正式僱傭的中年勞動者到2040年就將步入老年，他們絕不是少數。”
正如長石先生所説，到2040年，日本將迎來危機，老年人數量達到峯值，社會保障的補貼金額將達到現在的1.6倍，護理費用達到現在的2.4倍，醫療費達到現在的1.7倍，養老保險達到現在的1.3倍。面對即將到來的這些困難，我們絕不能忽視中年自由職業者問題。
安倍政權一直在宣揚僱傭的增加。然而其實質又是怎樣的呢？當下，僱傭的接收方主要以服務行業和醫療福利領域為主。因此，這導致Wageless Recovery（筆者自己創造的詞語，薪金無變化的經濟復甦）無法避免。
當然，這同製造業的衰落也不無關係。目前，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國民生產總值的佔比已經發生逆轉，不僅如此，日本製造業以“全球化競爭”為由，只得減少人力成本，且只能通過價格競爭去獲取市場，逐漸呈現衰退的跡象。如此一來，這似乎已經是失敗的預兆了。其中，東芝虛增利潤就是典型的例子。
新華網資料圖
促進正式職員化的方法
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熊野英生在2017年發佈了以《生產率問題的關鍵》為題的報告。熊野先生是我十分信任的經濟學家，針對非正式僱傭對於個人所得差異的產生以及宏觀經濟的影響，他提出了寶貴的預測意見。他連續發表了備受矚目的經濟報告，並得到了業界的眾多好評。
上述報告根據內閣府的《國民經濟計算》（2014年度）介紹了各個行業的人均生產率狀況。報告指出，製造業每單位時間為5708日元，而服務業只有2785日元。隨着老齡化的推進，醫療看護領域的僱傭逐漸增加，而面向老年人的生意則很難賺到利潤。因此，在這些行業中，僱傭逐漸轉向非正式僱傭。熊野認為：“服務行業生產率問題的關鍵正在於此。”
為了提高生產率，將非正式職員轉為正式職員必不可少。然而，服務行業一味地想減少勞動力成本，在這種強壓之下，企業很難吸收職業技能較高的正式員工。同時，隨着消費者的老齡化，需求下降，高附加值很難起作用。這才是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熊野指出，“工作模式的改革”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沒有觸及問題的關鍵。
丹羽先生也犀利地指出：“正如許多餐飲連鎖店存在的問題一樣，員工一天24小時都在店鋪裏，忙完這家忙那家，店鋪僅僅為了生存下去的這種工作模式，怎麼會提高生產率呢？甚至可以説，非正式職員的增加反而使得經濟停滯不前。”
然而，非正式職員的轉正並非那麼簡單，特別是中年自由職業者，更是難上加難。這裏，我想介紹東京的例子，它在促進轉正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從2015年度開始，東京一直大力推進非正式職員的轉正。從職業諮詢到職業介紹，東京開展了一站式服務，設立了“東京求職中心”。其中，專門設立了針對30歲至54歲的“中年層窗口”，對於就業冰河期一代的支援也十分熱情。
除此之外，針對30歲至44歲的非正式僱傭勞動者，還開展了求職支援項目，比如“求職直通車”“東京求職培訓班”等，且都是免費的。
求職支援項目是一項委託業務。現在由Pasona和PersolTempstaff的工作人員來負責。PersolTempstaff的執行董事正木慎二認為“派遣職員並不等於自由職業者”。在此基礎上，他又説道：“僅靠打工兼職生活的所謂的自由職業者，哪怕是35歲以上的中年人，他們也是可以迎來事業的發展的。然而，這些人往往缺乏自信，總認定自己不行。我認為，改變思維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而這種改變就應該由我們這些人才公司來盡一份力。”
根據東京的調查，“東京求職培訓班”的業績每年都在上升。2015年度，接受培訓的205個人中，86個人找到了工作，其中45個人找到了正式職員的工作。2016年度，接受培訓的182個人中，171個人求職成功，其中83個人成為正式職員。
在這種穩健而紮實的努力下，希望今後會有更多的成果出現。
依靠捨棄人而達成的經濟是脆弱的
企業業績的增長和穩定的僱傭這兩者並不衝突。傳統的日本型僱傭模式，設立了從員工角度出發的福利待遇以及自由輕鬆的職場環境。而當下一味追求利益的企業，是否應該重新審視這種“古老”的價值觀呢？
多摩大學名譽校長、日本綜合研究所名譽會長野田一夫先生，在接受我的採訪時這樣説，曾經“至少對於企業經營而言，最重要的並不是理論化或計量化，而是‘有人情味的人際關係’”。野田一夫先生是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等知名企業家的舊友，他的一席話一針見血。
丹羽先生也抱有同樣的想法，並且提出了更為深入的方案：“企業依靠的是人。我們應該捨棄‘非正式’‘正式’這些叫法，所有人都叫‘職員’難道不好嗎？是全職工作還是非全職工作，差異僅此而已，那麼企業就根據員工的工作時間來幫他們加入社會保險，這樣不也是個好辦法嗎？”
丹羽先生的看法是，更輕鬆地工作、更輕鬆地學習，這同生產率的高低息息相關。更為輕鬆地做事，可以讓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人生。倘若連思考人生的時間都沒有，也就不會有工作的幹勁了。
丹羽先生直言不諱的論斷使我豁然開朗。
“安倍政權主張的理論是忽視國民的，全部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政治和經濟如果不分開來看，日本將會走向衰落。人會由於接受教育而改變。30年前，社會流傳‘Japan as NO.1（譯者注：日本世界第一）’，這是企業教育給我們的。員工進入公司後，其後續的教育也十分重要。30歲、40歲的非正式職員，只要努力是有可能追趕上的，收入方面自然也會提高。50歲之前，大家要鼓起勇氣拼一拼。”
改善僱傭質量絕不是簡單的問題。《勞動標準法》《勞動者派遣法》《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等法律的出台，告訴我們當下社會逐漸顯現出了漏洞。然而我認為，只有逐漸完善社會保障、實現一種靈活的工作模式，才能真正解決中年自由職業者問題。因此，《格差調整法案》等各種法律的完備也需要進一步探討。
我希望今後能看到各地一步一個腳印紮實地發展，地方優秀的中小企業和勞動者能夠實現雙贏。以日本製造為中心的獨創性的製造行業是日本最值得驕傲的、真正的優勢企業。希望今後這些企業能夠通過技術提升來開拓新的市場，並進一步建立優良的僱傭模式。
我常常想，“依靠捨棄人而達成的經濟是脆弱的”。企業把正式職員轉為非正式，法律放寬了規定，使得非正式職員無法翻身，這些政策都徹底失敗了，它們的失敗是時代給我們的教訓。為了不再重蹈覆轍，重新上演中年自由職業者的悲劇，我們要儘快採取相應措施。
本文節選自新書《中年漂流》——
《中年漂流：無法逃離的就業困境》
作者：[日]小林美希
譯者：鄒韻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