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引發世界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是美國，而非烏克蘭戰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隨着增長放緩和通脹高企——這些都是構成經濟“滯脹”的要素，世界經濟形勢正在顯著惡化。這將不可避免地破壞世界經濟和政治穩定，而中國可能也難以獨善其身。
美國則試圖將世界經濟呈惡化趨勢，包括其自身經濟放緩和通脹高企，甩鍋給烏克蘭戰爭。但略做調查，就會發現美國的説法不實——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就已出現經濟放緩、通脹上升的情況。烏克蘭戰爭只是使這一形勢變得更糟而已。正如下文所示，世界經濟出現這些極為消極、不穩定的趨勢是“美國製造”，而非“烏克蘭製造”。
面對不利形勢，
• 首先，分析產生不利形勢的原因至關重要；
• 其次，考慮到中國將採取至少是温和的刺激措施來應對這樣的國際形勢，因此有必要了解美國經濟政策出現重大失誤的原因。
正如下文所示，這兩個問題異果同因——美國採取了極其錯誤的政策來應對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並由此破壞了美國自身和世界經濟的穩定。中國應當從中吸取教訓。
烏克蘭戰爭並非當前世界經濟下行的罪魁禍首
首先，要了解美國內情和國際形勢，先要糾正美國的錯誤説法——把世界經濟形勢惡化主要歸咎於烏克蘭戰爭。事實上，要澄清這一點很容易，因為查閲一下時間線就可以了。烏克蘭戰爭始於2月24日。但是，全球形勢最顯著的新特點，即增長放緩和通脹上升，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前就出現了。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從2020年1月的2.5%升至2022年1月的7.5%——這是烏克蘭戰爭之前的水平。也即是説，超過80%的美國物價上漲現象發生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同期歐元區消費者物價指數則從1.4%升至5.1%，稍遜於美國。
簡而言之，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前兩年，美國的通脹率就已經飆升，歐洲也是如此，只是不及美國而已。即便戰爭使形勢有所惡化，但它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趨勢，因為絕大部分的通脹上升發生在戰前。那麼問題來了，是什麼原因引發這輪通脹潮？正如下文所述，以及上文所提到的，導致這輪通脹潮出現的罪魁禍首是美國，而非烏克蘭戰爭。
美國宣稱“烏克蘭戰爭導致通脹上升”，這一説法經不起事實檢驗。下面分析美國和世界出現通脹潮的真正原因。
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特點之一：預算赤字大幅上升，M3貨幣供應量迎來空前增長
是什麼原因引發這輪通脹狂潮？答案在於新冠疫情引發了經濟衰退，美國為應對衰退而推出了經濟刺激措施。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刺激消費，其具體方法是通過大規模借貸來為預算赤字融資，以及大規模擴大貨幣供應量。
先説預算赤字。如圖1所示，2020年第二季度，美國預算赤字佔GDP比重升至26.0%——這是此指標在美國和平時期的最高水平。對比來看，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的美國政府赤字水平僅是其三分之一，而在20世紀70年代初，為應對油價上漲，美國政府赤字水平上升，但其赤字水平卻連現在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圖1
美國預算赤字大幅上升的同時，美國貨幣供應量也迎來了和平時期的空前增長。如圖2所示，2021年 2月份，美國M3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27.1% ——這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至少自60年前有統計數據以來所未見，而且很可能在更長時間段內也是罕見的。
圖2
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特點之二：政府面向個人的轉移支付大幅增加
圖3反映出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財政刺激計劃的特點。可以看出，在這些刺激計劃中，美國政府大幅增加了“轉移支付”——政府向個人支付的款項，比如因疫情導致公司倒閉而支付給員工的收入損失補償金，以及政府發放的失業補助金和養老金等等。2020年第二季度，這些支出佔GDP比重達到29.1%，幾乎是2019年第四季度新冠疫情爆發前水平（14.7%）的兩倍。這種支出既非直接投資，也非政府最終消費（教育、醫療等），而是福利支付。
從圖3可以看出，與此類轉移支付相比，政府最終消費支出（教育、醫療、軍費支出）佔GDP比重和政府投資均未顯著增長。正如下文所示，絕大部分流向個人的轉移支付主要用於消費。
圖3
如果將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後一個季度）到2022年第一季度這一時期的最新數據計算在內，可以清楚地看到特朗普/拜登刺激計劃對消費的影響。如圖4所示，美國總消費增長24080億美元，而美國淨固定投資僅增長890億美元。也就是説，美國淨固定投資增長僅為美國消費增長的3.7%。
因此，總體而言，雖然美國這些刺激計劃中的大規模轉移支付極大地提振了消費，但美國淨固定投資，即美國資本存量幾乎沒有增長。美國的刺激計劃幾乎完全是為了提振消費。
圖4
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後果：通脹飆升不可避免
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後果是完全可以預見的。如果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同時產能處於大規模閒置狀態，那麼消費刺激計劃創造的新需求可能會通過盤活閒置產能來獲得滿足。這意味着不僅消費需求會增加，而且在沒有新投資的情況下，通過利用以前閒置的產能，供給也會增加。但事實上，2019年第四季度，美國GDP同比增長2.6%，明顯高於其長期年均增速(2.0%)。而且，自2017年第二季度以來，美國GDP增速一直高於其長期年均增速。
因此，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後果是，以提振消費的形式極大地刺激了經濟的需求側，但在沒有投資就無法盤活大量閒置產能的情況下，未提振固定投資就令經濟的供給側幾乎沒有增長。需求大量出現但供應卻嚴重不足的結果是完全可以預料的，那就是不可避免的急劇通貨膨脹。
美國通脹高企
如圖5所示，美國的通脹率從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爆發前的2.3%飆升至2022年4月的8.6%，為4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但通脹高企的同時，2022年初美國經濟增長急劇下降：按照年化季率增長計算，2022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增速為-1.5%，而2021年第四季度的增速為6.9%。
圖5
美國房價比物價上漲幅度更大
打擊美國消費者的不僅僅是快速上漲的物價，還有漲幅更大的資產價格。房價異常高漲印證了這一點。現在的房價上漲幅度甚至超過2005-2008年次貸危機之前。如圖6所示，2022年3月，美國房價同比上漲20.6%，漲幅甚至超過次貸危機前14.4%的峯值。
圖6
美國拖累全球通脹加劇
由於按當前美元匯率計算,美國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貨幣，美國的這輪通脹潮必然會蔓延到全球大部分經濟體。最迅速、最直接的反映是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如圖7所引用的全球主要大宗商品指數——CRB商品指數所示，大宗商品價格從2020年4月21日的低點112.9飆升至2022年6月6日的348.3。也就是説，大宗商品價格在兩年內幾乎上漲了兩倍，給整個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的通脹衝擊。
圖7
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惡化
美國需求側大幅增長而供給側方面沒有顯著增長的第二個後果是，隨着美國大量進口外國商品以緩解供給不足，美國貿易逆差迅速擴大。如圖8所示，美國貿易逆差佔GDP比重從2019年第四季度的2.5%升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4.8%，這已開始接近國際金融危機前出現的創紀錄水平6.0%。
圖8
社會與政治後果：美國實際工資下降令窮人變得更窮，致拜登支持率暴跌
美國物價快速上漲的後果是，美國經通脹調整後的實際工資開始迅速下降——截至2022年3月，美國實際工資下降2.7%。但與打工者實際工資下降相反，由於資產價格上漲，美國最富有的人卻迎來了財富快速增長。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出現了驚人的增長。正如一項有關美國億萬富翁的研究指出：“美國税收公平研究所（ATF）和美國政策研究所（IPS）分析了《福布斯》的數據後發現，在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億萬富豪們的財富總額增加了2.1萬億美元，增幅達到70%——從2020年3月18日新冠疫情爆發時的不足3萬億美元飆升到2021年10月15日的逾5萬億美元。” 這意味着大量本屬於工人階級的資源正被轉移到資產階級手中。
“據美聯儲估計，745位億萬富翁目前擁有的5萬億美元財富，比美國收入墊底的50%家庭所擁有的3萬億美元財富多三分之二。
與這些億萬富翁財富大幅增長相比，新冠疫情給勞動人民帶來毀滅性影響：近8900萬美國人失去工作，逾4490萬人感染新冠，逾72.4萬人死於新冠。”
隨着通脹飆升，實際工資暴跌，社會不平等迅速加劇，拜登政府的支持率暴跌也就不足為奇了。民調顯示，拜登的支持率從就職時的53%降至2022年5月的41%。路透社/益普索24日發佈的最新民調顯示，拜登的支持率降至36%，反對率則升至59%。毫無疑問，經濟問題是導致選民對拜登日益不滿的原因。民調顯示，美國人壓倒性地認為經濟是他們面臨的最重要問題——68%的人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而只有37%的人認為新冠疫情才是最重要的問題。鑑於選民對拜登政府的不滿情緒迅速上升，美國大多數評論員認為，民主黨將在11月的國會中期選舉中失去對國會的控制。
美國民調：選出五個2022年優先關心的事項
美國GDP構成發生變化，令美國越來越依賴外國資源/資金流入
最後，為便於大家對此有最直觀的認識，表1為大家呈現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後一個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美國GDP構成變化。最顯著的特點是：
1，消費佔美國經濟比重有所上升。居民消費佔美國GDP比重增長1.0%，總消費佔美國GDP比重增長0.9%；
2，產品積壓佔美國GDP比重增長0.8%；
3，剔除折舊因素後的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下降0.2%；
4，消費佔美國經濟比重有所上升的同時，美國貿易逆差也在顯著惡化——美國貿易逆差佔GDP比重擴大2.4%；
因此，總的來説，美國為應對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而推出了經濟刺激計劃，其帶來的結構性影響是：
• 如不斷惡化的貿易赤字所示，美國經濟越來越依賴外國資源/資金流入；
• 這些額外的外國融資主要用於增加消費，而不是投資——按美元計價的美國淨固定投資幾乎沒有增長，佔GDP比重反而略微下降。
因此，很明顯，特朗普/拜登的消費刺激計劃具有如下特點：
表1
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總體影響：破壞世界經濟穩定
上述分析證明，美國 “全球經濟形勢迅速惡化起因於烏克蘭戰爭”的説法完全不實——通脹急劇上升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前就開始了，而這場戰爭只是讓這一過程變得更糟而已。美國通脹率急劇上升是可預見的，這應完全歸咎於美國推出的龐大消費刺激計劃。正如《華爾街日報》編輯委員會指出：“這不是普京的錯。物價上漲早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就開始了……通脹是華盛頓自己造成的。”
因此，美國的這些刺激計劃產生了負面經濟後果。他們增加了美國最富有的人的財富，但卻破壞了整個世界經濟的穩定，導致美國民眾收入下降，拉低了拜登政府的政治支持度。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已很難想象美國政府會推出什麼更糟糕的經濟政策。那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破壞性政策出台的？
是什麼因素導致美國經濟政策出現重大失誤？
顯然，美國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嚴重經濟後果，應是由深層次的社會力量推動而成的——下文將對此進行分析。但是，這些政策也反映西方經濟學存在概念混淆和理論錯誤。而這些錯誤為這些破壞性的政策提供了土壤。部分中國媒體迷信西方經濟學，甚至對這些錯誤的理論也照單全收，長此以往，將會有更多的人接受並相信這些錯誤的理論，且這些人將來可能會重走美國老路，對中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鑑於此，下面將首先釐清一些流行/庸俗的西方經濟學的錯誤認識。
西方經濟學對消費在經濟中的作用存在誤讀
一旦釐清現在頗為流行的“西方”（更確切地説是“邊緣主義”）經濟學的一個重大理論錯誤認識，那麼就會明白為何特朗普和拜登經濟刺激計劃會出現重大失誤的深層次原因了。這就像一條線串起諸多西方經濟材料，引發觀念混亂，並被用來掩蓋經濟現實。遺憾的是，中國媒體有時也同樣存在一些錯誤的理論認識。
最大的一個認知錯誤就是誤讀消費在經濟中的作用——正如美國的經濟刺激計劃一樣，絕大多數都着眼於消費。錯誤在於認為消費是GDP增長投入。例如，約翰•帕波拉（John Papola）就針對這種謬論正確地指出：“西方經濟思想中最具破壞性的謬論遭受系統性失敗，在於未能區分消費價值和生產價值。”
最容易引起混淆的説法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國際清算銀行（BIS）為例，其在一篇報告中聲稱：“在主要發達經濟體，消費拉動GDP增長1個百分點。”同樣，國際清算銀行的另一篇報告聲稱：“消費為最近的增長做出了主要貢獻……個人消費支出預計將貢獻GDP增長的三分之二……個人服務支出預計將貢獻GDP增長的36.9%。”歐洲央行則聲稱：“2013-2018年，消費平均每季度拉動GDP增長0.2個百分點。”
消費不是生產投入
一旦瞭解消費的定義，那麼就會知道這種説法是錯誤的。顧名思義，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因此，如果任何東西是生產投入，即是對生產的一種貢獻，那麼從定義上説，它就不是消費。但任何不是生產投入的東西都不能對生產增長做出任何貢獻，因此也不能拉動GDP增長。無論何時何地，消費對生產增長的貢獻始終為零。
比如，要糾正國際清算銀行的錯誤，就應確切地説成“三分之二的經濟/GDP增長用於消費”。但這並不意味着消費貢獻了GDP增長的三分之二——顧名思義，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它對GDP增長完全沒有貢獻，只是意味着GDP增長的很大一部分用於消費。
用經濟學專業術語説，消費不是生產函數投入。這在“西方”（更確切地説是“邊緣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裏都是如此。在馬克思主義術語中,生產投入是活勞動（“可變資本”）和其他生產者的產出（“不變資本”）。在西方經濟學中，對生產函數投入進行了各種分析。最著名的是索洛所創建的“增長核算法”——他將資本、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TFP）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投入要素。其他西方經濟學生產函數包括中間產品，當然有些增長核算法還有更詳細的框架，包括哈佛大學教授戴爾•喬根森創建的KLEMS（資本、勞動力、能源、原材料和服務）核算體系。但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均沒有將消費納入生產函數——這是必然的，因為消費不是生產投入！
更簡單地説，消費是經濟需求側的一部分，但根據定義，它不是經濟供給側的一部分——如果某種東西是經濟供給側投入，那麼根據定義，它不是消費。因此，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始終為零。
誤讀消費的作用會帶來災難性影響
一旦消費對生產增長的貢獻在定義上總是精確為零，進而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也精確為零，那麼就會了解為何拜登/特朗普的刺激計劃會產生如此負面的後果。由於消費是經濟需求側的一部分，而不是供給側的一部分，因此，消費大幅提振會帶來需求增加，但其本身並不會帶來供給增加。
在某些情況下，需求增加有可能間接帶動生產增長，因為經濟的供給側可能會增加產能以滿足增長的需求。但這種影響只是間接的，因為根據定義，消費本身對供給方面的增長沒有任何貢獻。這種間接效應就是為什麼經濟的需求側的消費增長有時會伴隨着GDP增長——這強化了消費可對生產增長做出貢獻的錯誤觀念。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消費增長本身並不直接導致生產增長，因為消費並非生產投入。
一旦弄清消費在經濟中的作用，那麼就會明白美國着眼於消費的刺激計劃會產生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的原因了。
• 首先，正如上文所示，2019年底，即疫情爆發之前，美國經濟增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高於其長期年均增速。誠然，由於疫情引起的經濟衰退確實暫時產生了閒置產能，但隨着經濟復甦，閒置產能很快就恢復了利用。2020年1月疫情爆發前，美國產能利用率為76.1%；隨後隨着疫情傳播而有所下降，但到2021年7月恢復至76.2%；2022年4月，產能利用率升至79.0%——高於疫情前的水平。
• 其次，貨幣供應量大幅增加本身就是在製造通脹。
• 第三，不管是由於疫情的性質、消費刺激還是其他一些因素，美國從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中快速復甦。為便於大家對此有進一步的認識，在此做一下比較：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美國花了12個季度才讓其GDP恢復到衰退前的水平；但在新冠引發的經濟衰退期間，美國僅花了6個季度，即到2021年第二季度，就讓其GDP恢復到衰退前的水平（見圖9）。
因此，截至2021年第四季度，美國GDP高於衰退前水平3.1%，但正如上文所述，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的淨固定投資在整個時期內並未顯著增長。因此，至少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在投資沒有增長的情況下，美國經濟增速仍高於2019年第四季度水平。正如2019年第四季度一樣，美國經濟年增長率已經超過其長期年均增速。美國GDP增速超過了疫情前的水平，但經濟供給側的固定投資沒有增長，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通脹壓力。簡言之，早在烏克蘭戰爭之前，美國通脹就開始迅速上升，根據美國經濟趨勢和實施的着眼於消費的刺激計劃的特點——在不增加供給（投資）的情況下增加需求（消費），這是完全可以預測的。
圖9
誤讀消費的作用會影響長期經濟增速
當然，美國經濟刺激計劃導致全球短期經濟陷入驚人的動盪，但這只是反映誤讀消費在經濟中的作用會造成損失的一個明顯例子，而且這樣的謬論也會影響長期增長率。事實上，釐清這樣的錯誤理論認識有助於驗證結論，從而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到美國着眼於消費的經濟刺激計劃會產生破壞性影響的原因。
根據這一基本的經濟理論可以預測的是：由於根據定義，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消費佔經濟比重越大，經濟增長就越慢。同樣，由於根據定義，投資是生產投入，那麼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投資佔經濟比重越大，經濟增長就越快。正如下文所示，美國經濟數據將充分印證這一可以經得起事實檢驗的結論。
正確認識消費和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
一旦釐清消費理論認識，那麼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這些顯而易見且經得起事實檢驗的預測將表明，現在頗為流行的西方經濟學關於消費的理論觀點是錯誤的。這直接解釋了特朗普/拜登刺激計劃遭受失敗的原因，也對中國起到警示作用。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根據經濟理論得出的這些結論是：
1、消費對GDP增長完全沒有貢獻，其佔GDP比重越高，GDP增長就越慢；
2，由於GDP增長與消費之間存在着密切的關係，消費佔GDP比重越高，消費實際增速就越慢；
3，因此，消費佔GDP比重越高，消費並不一定能快速增長，所以兩者是相互矛盾的。如果目標是消費快速增長，那麼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除非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應是擁有較低的消費佔GDP比重，因為消費佔GDP比重越高，GDP增長將越慢。
下文對美國經濟的分析，將充分印證這些這些理論預測。
解釋清楚這些理論觀點後，現在就可以對美國經濟的短期趨勢和中長期趨勢進行實證分析，以便於大家能夠更清楚地瞭解拜登刺激計劃的後果。
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不高，令美國經濟增長放緩
上文分析了新冠疫情經濟刺激計劃給美國經濟結構所帶來的變化，但是除了這些這些負面的短期影響外，這對美國中長期經濟增長有何影響？或者這將給美國中長期經濟期長帶來何種變化？
為便於回答上述問題，表2將呈現以剔除通脹因素後的美元計價的美國實際GDP增長率與各GDP構成要素佔美國GDP比重的正相關性比較。一旦得出實際結果，就會明白美國實際GDP增長率與各GDP構成要素佔美國GDP比重在1年到10年各個階段的相關性。
表2的第一個特點顯而易見，從短期來看，除反映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且不是長期增長要素的庫存積累外，沒有哪種GDP構成要素與美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密切的相關性。就一兩年而言，除庫存外，GDP構成要素與美國GDP增長之間相關性最強的是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但其與美國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僅分別為0.22和0.25，兩者都不能視為密切相關。因此，這表明，在短期內，任一GDP構成要素都不會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決定性影響——下文分析美國實際GDP增長率與各GDP構成要素佔美國GDP比重的負相關性時，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但是，從更長的時間段來看，情況則大相徑庭。就10年而言，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之間存在極強的正相關性，為0.66。也就是説，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越高，美國GDP增速就越快。淨儲蓄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之間，以及總儲蓄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之間的正相關性也很高，分別為0.56和0.52。有必要指出的是，儲蓄=企業儲蓄+家庭儲蓄+政府儲蓄。總的來説，雖然沒有哪種GDP構成要素與美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密切的短期相關性，但存在很強的長期相關性，尤其是與淨固定投資之間。
就目前而言，沒有必要糾結為什麼淨固定投資與美國GDP增長之間存在這種密切的長期正相關性的原因——儘管一個明顯的解釋是高水平固定投資是美國資本存量增加的積極累積效應，甚至更沒有必要糾結高水平淨固定投資和高水平GDP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以及是否有第三個過程決定了兩者之間的關係。需要注意的是，鑑於這種高度相關性，如果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不高，美國GDP就無法實現高水平的增長。換言之，從長期來看，如果美國經濟要更快地增長，那麼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就必須有所增加。
因此，這為評估特朗普/拜登刺激計劃對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提供了基本的標準。如前所述，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計劃未能提高美國淨固定投資——相反，在這些刺激計劃實施期間，美國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略有下降。鑑於美國GDP增長與淨固定投資之間的相關性最為密切，因此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計劃將無法提高美國長期經濟增速。
表2
不利於美國經濟增長的因素
為便於大家進一步看懂這些趨勢，迄今為止分析的是有利於美國經濟增長的因素。但是，也有必要分析一下那些不利於美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因此，表3呈現的是美國實際GDP增長率與各GDP構成要素佔美國GDP比重的負相關性比較。可以看出，美國實際GDP增長率與各GDP構成要素佔美國GDP比重之間短期內再次沒有相關性。一到兩年內，總消費與GDP增長之間的負相關性最高，為-0.17，這不能被視為密切相關。然而，再次出現了極強的長期相關性。其中最強的是按10年平均線計算的時間段，這其中又以總消費佔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之間的負相關性最高，為-0.63。也就是説，消費佔美國GDP比重越高，美國長期經濟增長就越慢。從事實角度來看，這完全印證了上述理論觀點，即由於消費在定義上不是生產投入，消費在GDP中所佔比重增加將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計劃拉高了總消費佔美國GDP比重。由於美國GDP增長與總消費佔GDP比重之間存在最密切的負相關性，因此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計劃將對美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表3
為什麼美國經濟增長將繼續放緩？
最後，將分析這些結構性變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以及美國這些刺激計劃對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如圖10所示，50多年來，美國經濟增長一直呈放緩趨勢。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年均增速已經從1969年的4.4%降至2002年的3.5%、2022年第一季度的2.0%。誠然，增速在短期內會有上下波動，但這些波動不會改變美國長期經濟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
圖10
美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是什麼？
從上文所分析的理論問題和美國實際GDP增長率與各GDP構成要素佔美國GDP比重的相關性來看，預計美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最大因素將是美國淨投資下降——如上文分析所示，淨投資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之間存在最密切的相關性。反映美國淨固定投資呈明顯下降趨勢的圖11印證了這一點：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從1966年的11.3%降至2006年的8.1%、2021第一季度的4.7%。這説明，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放緩完全相關。
因此，很明顯，美國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計劃由於着眼於消費，沒有從根本上提高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鑑於淨固定投資與美國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最為密切，因此，美國這些刺激計劃不會拉動美國長期GDP增速。
圖11
對美國生活水平和政治穩定的影響
釐清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以及“消費是生產投入，可對GDP增長作出貢獻”的錯誤認識，有助於避免混淆“消費增長率”和“消費佔GDP比重”這兩個不同的問題。這對美國經濟增長和美國政局穩定或不穩定都有直接影響。
美國長期消費增速與美國GDP增速高度正相關。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消費佔美國GDP比重越高，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就越慢。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消費佔GDP比重越高，經濟增長速度就越慢，消費增長速度也是如此。如圖12所示，實證數據再次印證了這一點。這表明消費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居民消費年增長率之間呈負相關性，為-0.58。也就是説，消費佔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這兩項指標背向而行，清楚地説明為什麼區分“消費佔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至關重要。消費佔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這完全符合經濟理論的預測。
但顯而易見，影響人們實際生活的是消費水平和消費增長率，而非消費佔GDP比重。比如，索馬里是世界上消費佔GDP比重最高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GDP僅為438美元。類似地，中非共和國消費佔GDP比重高達99%，但卻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GDP僅為492美元，其人均消費在過去10年中下降了15%。如果有人告訴中非共和國居民他們的消費水平很高，那將會很可笑，因為99%是消費佔GDP比重，而非消費增長率！對他們來説，重要的是由於人均GDP水平和消費增長率極低，導致會影響到他們實際生活的消費水平極低。這一問題，以及避免混淆“消費佔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這兩個問題，不僅直接影響到經濟，也直接影響到政治局勢，因為消費增長率（即生活水平）降低將強化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對關心現實生活的民眾來説，至關重要的是實際消費水平和消費增長率——人們並不關心消費佔GDP比重這一完全抽象的問題。
圖12印證了這一事實，即消費佔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消費佔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越慢。
圖12
相比之下，GDP增長和居民消費增長之間幾乎存在完美的長期相關性（見圖13）。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增長與美國居民消費之間的相關性高達0.97，這無疑表明美國GDP增長與美國消費增長之間具有極高的相關性。
總的來説，消費佔美國GDP比重增加將導致消費增長速度放緩，GDP增長和消費增長之間存在相關性。
圖13
美國存在阻止投資增長的社會力量
到止前為止，已經分析了美國經濟政策中的概念混淆和理論錯誤。但很顯然，這些錯誤的理念要轉變為錯誤的政策，就必須由強大的社會力量推動——單憑理論無法產生如此重大的經濟影響。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美國願意啓動一個以消費為重點而給美國社會帶來上述種種問題的巨大刺激計劃，而不願意啓動一個促進投資的刺激計劃呢？
答案在於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顧名思義，資本主義經濟體是私人資本控制生產資料。因此，啓動以投資為重點的大規模刺激計劃必然意味着國家的大規模干預，這將干擾資本主義對經濟的控制。出於這個原因，美國歷史上唯一奉行以大規模投資為主導的刺激計劃出現在二戰期間。當時美國的首要任務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和納粹德國。
二戰期間，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於1943年升至14.8%——這是美國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此外，到1944年，美國79%的固定資產投資在國有部門。這項由國家推動的投資計劃幫助美國實現了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長。在和平的最後一年——1940年和1944年之間，美國經濟以驚人的79%或每年15%的速度增長，這是世界歷史上主要經濟體所記錄的最快的短期增長。
總之，這項由國家主導的投資計劃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與日本和德國的致命鬥爭中，國家對美國經濟的大規模干預是必要的，這導致美國反對資本和支持工人階級的力量關係過去數十年發生重大轉變——在二戰結束後的30年間，美國經濟中工資相對於利潤的比重一直在上升，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儘管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但美國資本並不歡迎這樣的政治變化。除了面臨戰爭等致命風險之外，美國資本下定決心，絕不會再有大規模的國家主導型投資項目，即便這將導致美國經濟增速放緩。
因此，美國資產階級儘管存在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在實踐中則踐行列寧的名言：“政治必須優先於經濟。”比如，除在戰爭這種極端條件下，當美國面臨嚴重但也不至於致命的危機（如新冠疫情）時，美國資產階級準備接受以消費為中心的刺激計劃，因為這些計劃不會干擾其對生產資料的控制。但它不準備接受以投資為核心的刺激計劃，因為過往的經驗表明，這將侵犯其對生產資料的獨家控制權，並鞏固工人階級地位。
但“消費是生產投入，可對GDP增長作出貢獻”這樣的錯誤觀念，符合美國資本的利益，因為這會如他們所希望的，避免得出政府應干預經濟並刺激投資的政策結論。所以，如上文所示，美國資本樂於接受以消費為中心的刺激計劃，即便這樣的經濟政策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當然，在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壯大並不被視為一個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可以在刺激計劃中同時利用投資和消費的原因，同理中國也可以對刺激計劃有一個正確的概念。
結論
總之，世界經濟當前出現問題和美國內部有動盪跡象，是由於美國經濟政策中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嚴重錯誤造成的。
• “消費是生產投入，可對GDP增長作出貢獻”的錯誤理念，有助於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在幾乎沒有增加投資的情況下，對美國消費的巨大刺激，意味着經濟的需求側出現大幅增長，而供給側方面幾乎沒有增長。在美國經濟沒有大量閒置產能的情況下，這樣的組合意味着通脹飆升不可避免。這輪通脹浪潮破壞了美國和世界經濟的穩定。遺憾的是，部分中國媒體也持有且相信“消費是生產投入，可對GDP增長作出貢獻”這種錯誤的觀念。這一錯誤的觀念給美國經濟帶來的極其嚴重的破壞性後果表明，摒棄這種錯誤的觀念至關重要。
• 這種概念上的混淆反映了美國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他們可以接受消費刺激，但不想要任何投資導向的計劃，因為這會干擾資本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資產階級的利益佔了上風，儘管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資產階級此舉會帶來不良影響。幸運的是，由於中國是社會主義經濟體，資產階級沒有同樣的能力阻止投資成為中國刺激計劃的一部分。
• 除了美國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高通脹短期影響外，它們也無法提振美國長期經濟增速。這是因為它們沒有提高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而淨固定投資是關乎美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事實上，由於美國的刺激計劃，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反而略有下降。因此，除了短期的負面經濟影響外，美國的刺激計劃不會對美國長期經濟增速產生任何影響。
• GDP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着極高的相關性。因此，由於美國刺激計劃未能提高淨投資水平，因此美國經濟仍處於緩慢增長期，美國消費增長率將保持在較低水平。這符合以下事實：消費佔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背向而行—消費佔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
• 隨着消費佔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背向而行，特朗普/拜登刺激計劃略微提高了消費佔美國GDP比重，這意味着美國中長期消費增速將有所放緩。
• 對民眾來説，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消費佔GDP比重這樣抽象的問題，而是消費增長率。因此，消費增長放緩在美國引起了政治不滿和不穩定。也就是説，美國刺激計劃犯錯，不僅在經濟上帶來不利影響，而且也引發政治動盪。
綜上所述，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理論基礎和具體措施出現重大失誤，這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害，並引發美國自身經濟和政治動盪。事實清楚地表明，與美國的宣傳相反，破壞世界經濟穩定的罪魁禍首是美國，而非烏克蘭戰爭。
中國要應對當前日益惡化的世界經濟形勢，並制定正確的政策，自然需要準確分析自身經濟形勢。但是，給美國帶來重大破壞性後果的一些錯誤理論，以及據此制定的政策，卻被某些中國媒體奉為圭臬。因此，要制定正確的政策，中國就有必要拒絕這些錯誤的理論，以避免犯與美國相似的錯誤。鑑於此，分析美國經濟政策出錯的原因，對於中國製定成功的經濟政策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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