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的制勝法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房寧】

一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揭示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他指出：

“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1]

回顧中國共產黨建立逾一百年來的歷史，毛澤東指出的這三大法寶的第一法寶——“統一戰線”，不僅是革命時期克敵制勝的法寶，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攻堅克難、推進事業發展前進的一大法寶。

堅持和實行“統一戰線”反映了中國的特殊國情，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實現國家獨立、社會解放，實現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的基本規律，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理論創新。

資料圖：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二

百年前中國社會積貧積弱、內憂外患，處於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中國共產黨為救亡圖存、尋找強國之路應運而生。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幫助，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年幼的中共一切都是在探索之中，都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開展工作。

那時年幼的中共也有兩個“法寶”，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本”，二是共產國際的指示。而當時，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第一重大舉措是要求中國共產黨實行“國民革命”，即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體的方法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當時，接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後，中共領導完全無法理解，甚至從來沒有聽説過“國民革命”；當共產國際明確指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時，更遭到了當時中共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的強烈反對。

在1920年七八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明確指出共產黨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應採取的基本方針是“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合作，甚至結成聯盟，但不要與之混為一體，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於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2]。在中國，就是聯合民族民主革命的政黨共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1922年1月至2月，共產國際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列寧抱病接見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國燾、中國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中國鐵路工人代表鄧培，詢問國共兩黨是否可以合作，以推動中國革命發展。這次大會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黨的領導人陳獨秀認清中國國情，起到了推動作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會上正式通過《“關於民主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由此全面開展。在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啓發和推動下，以及考慮到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的態度發生轉變，隨後在中共二大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原則和實施計劃，在聯合國民黨的道路上邁出一大步。

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共遭到嚴重打擊。中國共產黨人真正開始從中國實際出發，為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尋找革命道路，並走上了工農武裝割據、開展武裝鬥爭之路。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到達江西中部井岡山，把當地袁文才、王佐領導的農民自衞軍編入工農革命軍。工農革命軍先後攻佔茶陵、遂川縣城，建立了兩縣工農兵政府和赤衞隊，領導羣眾開展打土豪鬥爭。

1928年2月，工農革命軍打破江西國民黨軍第一次“進剿”，佔領寧岡全縣，成立了寧岡縣革命委員會。至此，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

毛澤東曾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3]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的時候，不僅各種反動勢力不相信紅色政權能夠長久地生存，就連當時革命隊伍中也出現了“紅旗能夠打多久”的疑問。

1928年10月，毛澤東在井岡山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4]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分析了中國革命發生的歷史條件或國情，指出了中國革命在特殊的歷史和國情條件下的特殊道路。

資料圖：文匯網

毛澤東指出：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即帝國主義列強的中國代理人不同軍閥及白色政權之間的持久性衝突與戰爭，“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

毛澤東斷言：“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並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5]

年輕的毛澤東的這番分析和見解可謂石破天驚，他關於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分析及理論是中國革命的真實依據，揭示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基本規律。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真正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發現的中國革命的真情況、真問題、真規律。

因為有代表不同利益的帝國主義勢力的各方軍閥及其白色政權，以及它們之間不斷的衝突和戰爭，共產黨和紅色政權就可以在它們衝突所提供的時空中生存、壯大；進一步講，還可以利用軍閥及白色政權之間的矛盾，建立暫時和長期的聯盟以求革命力量的進一步發展。

因此，這篇文章對中國特殊歷史條件和國情的分析，實際上已經藴含了探索利用敵對勢力矛盾，離間分化對手和建立統一戰線的必然要求。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提出了真正屬於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理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的開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端；其所揭示的中國革命規律中，藴含了後來成為中國革命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的戰略、策略與理論，可以説是統一戰線的邏輯精髓。

事實上，後來在中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領導的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以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就是與國民黨地方軍閥建立了統一戰線。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蘇區軍民先後取得粉碎國民黨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大規模“圍剿”的勝利，將贛西南、閩西兩蘇區聯成一片。中央蘇區發展到包括涉及28個縣境、擁有15座縣城，總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250多萬的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從1928年2月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蘇區，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先後堅持了近7年，取得了輝煌的成績，猛烈衝擊了國民黨統治。

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資料圖：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在幅員和人口如此之大的革命根據地長期堅持鬥爭，需要大量穩定的經濟和財力支持。正如毛澤東後來説的，革命首先就要有飯吃。在中央蘇區時期，中央紅軍和地方武裝發展到20多萬人，加上中央和地方政權幹部，中央蘇區的財政供養人員保守估計近40萬，這需要非常巨大的財政保障。

處於國民黨軍隊和地方軍閥包圍之中的紅色革命根據地怎樣才能生存下去呢？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是在必要情況下聯合與團結一切可能聯合與團結的力量結成合作或協作關係。當時在中央蘇區建立的最重要的統一戰線對象就是廣東軍閥陳濟棠。

陳濟棠在大革命失敗時，曾積極地反共和鎮壓革命羣眾。但在中央蘇區時期，中共和紅軍利用陳濟棠為首的廣東軍閥與國民黨中央的矛盾，以當時德國重新軍事化的契機，把根據地擁有的重要軍工物資鎢砂通過廣東軍閥輸往海外，為中央蘇區獲得了最主要的經濟與資金來源。

陳濟棠（資料圖/維基百科）

中國贛南有世界“鎢都”之稱，當年有大小鎢礦上百個。鎢砂是生產製造槍械的合金鋼的關鍵材料，在國際上非常搶手。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的毛澤民親自與廣東軍閥陳濟棠方面聯絡，合作建立鎢砂出口渠道。中央蘇區成立了中華鎢礦公司與廣東軍閥交易，獲得了中央蘇區急需的物資和資金。與廣東軍閥合作出口鎢砂成為中央蘇區最主要的財政來源，僅1932年至1933年兩年時間獲得了近600萬銀元，成為中央蘇區國家銀行的最主要保證金來源。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結束後，蔣介石將堅持抗戰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剿共”。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聯合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李濟深、陳銘樞等，於1933年11月發動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中央紅軍與十九路軍建立統一戰線，使福建也成為了鎢砂出口的新渠道，為中央蘇區獲得了大量資金和物資。

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執行左傾錯誤路線，排擠毛澤東等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人，致使與十九路軍的統一戰線破裂，中央蘇區逐漸斷絕了與外界聯繫的最主要的資金和物資來源。繼而中央蘇區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成為後來中央蘇區失敗、最後走上“長征”的一個重要原因。全國解放後，朱德曾十分遺憾地指出，如果當年與福建方面保持統一戰線，失敗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也就不必“爬雪山、過草地”了。

中國土地革命戰爭的失敗，從反面證明了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中央蘇區失敗、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的時候，與廣東軍閥的統一戰線仍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中央紅軍長征的出發地是中央蘇區南部的于都，而選擇從於都出發正是因為和廣東軍閥陳濟棠部達成了默契，紅軍得以從贛南出廣東迂迴躲過了國民黨設置的包圍圈。

三

統一戰線的破壞導致了中國土地革命戰爭的失敗，而帶來中國革命的轉機和中國共產黨命運的轉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同年10月1日正式發表，史稱《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主張把中國包括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以及一切軍隊在內的所有階級、階層和社會羣體聯合成新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

《八一宣言》一發布，立即在全國產生了廣泛影響，社會各界包括海外華人僑胞和國民黨內諸多派別紛紛響應，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勢和社會氣氛。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陝北子長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瓦窯堡會議”。會議進一步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議決議提出，中國共產黨的策略任務就在於發動、團結和組織全中國和全民族一切力量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會議決定將建立“工農共和國”口號改為建立“人民共和國”。

瓦窯堡會議舊址（圖/新華社)

在日本帝國主義日益加緊侵華和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感召下，一年後，愛國將領發動了“西安事變”，最終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形成。

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也在最危難的時刻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使中國共產黨轉危為安，使中國革命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的正確道路，直到新中國建立。

建國後，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友人談話時説：“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6]

四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是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促成的，史稱“協商建國”。新中國既是“槍桿子”打出來的，也是經過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協商”出來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了著名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鄭重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是建立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開端。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全文刊發“五一口號”（資料圖/人民網）

《“五一”口號》發佈後，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積極響應，各界愛國民主人士高度贊同和擁護中共民主協商建國的主張。當年郭沫若曾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講：“新政協，是民主協商的論壇，新政協，是萌生人民政權的園地；那裏寄託着全國人民的希望！”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宣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成立。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創立，有代表愛國統一戰線的46個黨派、人民團體的662人蔘加。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三個為新中國奠基的歷史性文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代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憲法。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組織，新政協的成立標誌着新中國的誕生，史稱“協商建國”。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中國的成立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產物。

五

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不能離開統一戰線；一旦離開統一戰線，革命和建設就會遭受巨大的挫折和失敗。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左”的錯誤逐漸發生發展，最終造成了國家的大混亂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倒退，其間愛國統一戰線也遭到了巨大破壞。“文革”十年，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工作陷於停頓，從1966年至1978年全國政協沒有召開過全體會議。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統一戰線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不同時期，其對象、內容、形式和作用有所區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歷史征程。新時期的統一戰線是聯合海內外一切愛國力量，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為目標的統一戰線。海內外一切愛國的，贊同、擁護、支持中國發展的各個階級、階層、羣體乃至個人，都是愛國統一戰線的對象和成員。改革開放以來，新時期統一戰線在支持國家工業化、現代化，在使中華民族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復興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以統一戰線在對外開放中發揮的巨大促進作用為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實行的第一項重大經濟體制改革舉措，是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等四個對外開放經濟特區。設立經濟特區的目的是吸引海外投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開拓海外市場。

深圳羅湖區對比變化（資料圖/新華社）

經濟特區在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廣大海外愛國華僑華人的積極響應和支持。在上世紀80、90年代，外來投資和建立“三來一補”企業主要來自海外華人僑胞的資本。1990年代初，廣東每年新增僑資企業數在全國的比重高60%以上。海外華人僑胞早期的投資有力地支持了中國內地工業化的起飛，有力地支持了海外市場的開拓。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外資企業增長到60多萬家，2020年外國直接投資額達1490億美元。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從一個封閉經濟體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資流入國。

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界與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面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改革開放40多年來，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發展帶來了中國社會結構巨大變化。社會結構變化為社會各羣體關係、社會和諧與穩定帶來新的問題。

社會結構變化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社會穩定和發展面臨的最大、最深刻的挑戰。這又是對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提出的新課題。新時代的統一戰線工作要有新思路、新舉措和新格局。

恩格斯在總結馬克思一生重大理論貢獻時指出，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終其一生有兩大理論貢獻，一是揭示了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基本原理，二是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經濟剝削。

關於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原理，馬克思指出，迄今為止的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階級鬥爭體現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階級鬥爭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爭取社會統治和地位，而爭取社會統治和地位鬥爭主要是在舊階級與新階級之間展開，舊階級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和地位，新階級要爭得統治和地位。這便是階級鬥爭的基本性質與內容。[7]

當代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原有意義上的階級已經不復存在，但社會階層、羣體依然存在，特別是隨着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新的社會分化也隨之而來，相應地中國社會也出現了新的羣體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三大新興羣體，民營企業家、城市“白領”和農民工。

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民營企業家是中國現代化的建設者，是中國成為製造業大國的重要投資和經營主體。

城市“白領”是從事技術與管理工作的非體力勞動者，是維護和支持市場經濟運行和知識創新的重要人力資源。

農民工是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獨特現象，改革開放使中國成為世界製造業大國，農民工是中國製造業的主要勞動者、承擔者。

與民營企業家、城市“白領”和農民工三大新社會羣體相對應的，還有三個“老”社會羣體，它們分別是：幹部、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在鄉農民。改革開放以來，雖然這三大羣體自身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但畢竟在改革開放前它們就已經存在，在中國社會體系中一直佔據着重要的主體地位。

按照馬克思所發現和揭示的社會政治發展原理，當前中國社會階層之間的主要矛盾存在於新社會羣體與“老”社會羣體之間。雖然從法律意義上，中國所有的社會羣體的地位是平等的，發展機會也是均等的，但顯然事實與法律、經驗與規範之間還存在着很大距離。

當代中國六大社會羣體之間的差異與矛盾主要表現為，“老”社會羣體在社會體系中已經具有穩固的地位以及利益表達與實現機制，而新興社會羣體的社會地位並不明確和穩定，其利益表達和實現機制的制度化水平較低。雖然當代中國社會的不同羣體之間存在差異和矛盾，但都屬於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人民內部矛盾。

黨在新時代的統一戰線應發揮新的歷史作用，新時代統一戰線的政策與工作的重心和重點在於協調新、“老”社會羣體的差異與矛盾，最大限度地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尤其是改革開放中新興社會羣體的利益和願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畫出最大的同心圓，這是未來新時代統一戰線工作面臨的課題和任務。

七

中國共產黨多年的奮鬥和探索經歷表明：什麼時候堅持統一戰線，什麼時候事業就進步、就勝利；什麼時候放棄統一戰線，什麼時候事業就遭受挫折和失敗；什麼時候發展統一戰線，什麼時候事業就獲得新的活力。

歷史證明：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克服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前進、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大法寶。

註釋：

[1]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0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2]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第143頁。

[3]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4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4]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為即將召開的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所起草的決議的一部分。

[5]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49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6]毛澤東：《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245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參見恩格斯：《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8—338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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