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非洲底層農民並不缺糧，中國為什麼要幫他們搞農業現代化？

俄烏衝突疊加供應鏈混亂和通脹壓力，糧食漲價潮正在席捲全球。世行經濟學家認為，尤其受到嚴重影響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36國，與食品有關的物價漲幅將達到其他商品的兩倍。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廣大農民到底缺不缺缺？真實答案或許與許多人的印象不同，在坦桑尼亞深耕10年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告訴觀察者網，大多數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存在着兩個農業系統，一個是全球化下的商業化大農場系統，另一種是佔全國大多數的傳統小農生產系統，後者雖然相對落後，卻也能自給自足。

在李小云看來，農業現代化離不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因此，他的團隊最近正在努力把中國傳統的玉米套種大豆技術推廣到坦桑尼亞，嘗試用豆漿改善當地兒童的營養，發展非洲本土的食品加工業，把豆餅加工成飼料，把農業的產業鏈延長，產生資金積累，推動工業化。

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秉持天下胸懷，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為破解人類共同挑戰開拓新思路，探索新路徑。非洲人民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非洲地區農業的發展，會極大地改善全球的糧食供給格局，緩解糧價的上漲，在全球層面使所有經濟體受益。

李小云教授在坦桑尼亞的玉米地工作

觀察者網：您的團隊到坦桑尼亞已經10年了，您團隊看到的當地農業現代化進展，目前達到什麼程度？

**李小云：**我們從2011年開始在坦桑尼亞開展工作，已經10年多了，主要是從鄉村發展和減貧的角度展開工作。從這個角度來看，坦桑尼亞和大多數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一樣，其農業發展水平和農業現代化程度是比較低的，它也和大多數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一樣，存在着兩種農業系統，一種是比較現代化的大農場系統，另一種是佔全國大多數的比較傳統落後的小農生產系統。

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別是東非和南部非洲都有這個特點，可以看到非常現代化的農場，但同時也可以看到非常傳統的家庭小農，每户大概只有10畝、20畝不等的土地。

我們經過10多年的工作，至少在我們所工作的村莊裏看到，他們還是在不斷地取得發展。

像我們所在的莫洛戈羅省（Morogoro）瓦辛巴村（MtegoWaSimbar），我們剛去的時候村裏沒有通電，我們去修了一個村民學習中心，最初沒有電，現在不但通了電，而且還裝了電視。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坦桑尼亞的鄉村也在發展和進步，但是肯定不像我們中國的農村變化這麼大。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的話，像坦桑尼亞這樣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已經進入到了發展與增長的軌道，但是尚未進入快車道。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6年，即1978年到1985年期間，中國農業經歷了一個超常規的增長，年增長率在7%左右，特別是加入WTO以後進入了增長和發展的快車道。但坦桑尼亞還沒有進入快車道，他們的農業增長率也只達到3%左右，還沒有進入超常規增長的階段。

觀察者網：您之前提到，坦桑尼亞耕地資源豐富、人口相對稀少、資本稀缺、城鎮化進展緩慢，在這樣的情況下，對當地農業的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制約？

**李小云：**坦桑尼亞和大多數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從農業發展角度來講，促進農業發展本身的增長是一個方面，但是農業本身要成功發展與轉型，實際上是離不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如果沒有城市化、工業化的推動和拉動，農業發展的動力不足。

大多數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農業GDP佔總的GDP比重大約為30%-40%，有的國家甚至更高，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在70%-80%，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很低，非常像我們改革開放初期的格局。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拉動，農業很難發展起來，即使生產再多的糧食，賣給誰？首先，沒有城市人口來消費；其次，缺乏資金髮展農業，因為農業現代化本身也需要資金建設道路、灌溉等基礎設施，還要提供比較廉價的農用工業品，如化肥、農藥等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這些產品基本都靠進口，價格都比較高。

所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低不僅是國家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農業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還是貧困難以解決的主要原因。

觀察者網：您提到，非洲的農業問題不僅僅是一個食物安全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能否以坦桑尼亞為例，展開講講這個觀點？

**李小云：**非洲的農業問題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食物安全問題，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

在大多數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其實存在着食物多元化的客觀條件，而不是我們想象中的以大米和小麥主要食物的社會。我們很多人覺得撒哈拉以南非洲可能會有比較嚴重的飢餓問題，這是一種誤解，除了戰爭和發生嚴重乾旱，其實並不存在普遍的飢餓問題。

基於我們在坦桑尼亞莫洛戈羅省項目村的實際情況，一個成年農民一年的口糧需要3袋玉米，大致是300公斤的玉米粒；15歲以下，大致每人每年1.5袋以下。如果一個家庭有2個成年人，3個小孩，大概一年需要10袋玉米。當地農户傳統種植方式按照雨水比較差的2018至2019年的收成計算，每英畝3袋玉米。農户一般都有3-4英畝的土地，一年可以生產12袋玉米。按照這樣的計算，即便在比較差的年份，農户實際上也不會出現大的饑荒。我從2008年開始接觸坦桑尼亞農業，十多年期間，沒有出現過大規模極端飢餓，至少在非洲發生普遍性飢餓的情況也是很少的。

我們講非洲農業問題，更多的是經濟社會轉型的問題。前幾年，我們項目村農民玉米增產之後，多餘的就賣不出了。這是因為坦桑尼亞的城市人口的比例還不高，國內市場需求有限，而且對於玉米的出口一直都是控制的。在農產品商品率很低的條件下，農民增產的動力是不足的。

所以，這些國家的農業發展涉及到收入問題、貧困問題、鄉村產業的問題、農業發展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講，它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坦桑尼亞的例子非常清楚，農民生產玉米賣不了多少錢，農民的收入無法大幅提高，農業增長率低，沒有資金投入灌溉、物流基礎設施，農民沒錢買農藥、化肥，沒錢改良品種，農業發展本身就沒有後勁，也無法實現轉型，這些會限制農業的發展，也會限制整個社會的發展，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李小云團隊與坦桑尼亞農民合影

觀察者網：目前全球糧食受複雜因素影響，有出現危機的苗頭，在您看來，坦桑尼亞有糧食安全風險嗎？您能否談談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對坦桑尼亞的農業發展意味着什麼？

**李小云：**俄烏衝突的確導致了全球的糧食安全問題，可能給大家造成一個強烈印象，它會不會影響非洲的糧食安全？在我看來它更多是在全球層面發生影響。

首先，俄羅斯和烏克蘭主要出口的農產品以植物油和小麥出口為主，非洲進口的大部分小麥的確來自於烏克蘭。但小麥嚴格意義上並不是非洲廣大人民羣眾的口糧；坦桑尼亞老百姓的口糧主要是玉米，當然俄羅斯和烏克蘭也出口玉米，但非洲大多數國家的玉米是自給自足的。要説對於非洲的影響，主要也是對於全社會，主要還是影響城市羣體。

非洲糧食安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是現代食物供給結構。我們常講的基於穀物供給的糧食安全，並不必然等同於非洲人日常的食物安全。非洲一年四季有香蕉、木薯、芒果等各種熱帶水果，這些食物提供了豐富的能量供給和營養，是非洲很多國家食物安全的基本保障。吃麪包、吃大米，更多的是現代標準的食物消費模式，外國人、城市人消費麪包、牛奶、大米等，意味着這是一個富人的身份象徵。

非洲是進口糧食最多的大陸，每年有200多億美元用於進口糧食，實際上主要是進口水稻、小麥等具有社會身份象徵的食物以及相關的加工食品。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非洲並不必然存在食物的不安全，但卻存在着經濟社會發展型的食物安全問題。非洲生產小麥的能力是很差的，水稻生產也不足，穀物供給的結構性短缺與食物資源的豐富並存是非洲農業的重要特徵。

所以從坦桑尼亞整體社會上來講，全球糧食危機是一個問題，但它並不一定是坦桑尼亞鄉村的問題，總體供給的問題，對非洲高收入羣體、中等收入羣體和低收入羣體的影響程度不一樣。坦桑尼亞農民的玉米是夠吃的，他們還會出口玉米到烏干達，糧食安全問題是全球化給非洲帶來的一個特殊問題，這不是非洲自身的農業生產系統帶來的問題。

觀察者網：之前我看了新聞稿，坦桑尼亞農業官員提到了用當地大豆製作豆漿、素肉等產品，這是否意味着當地政府將加速推動農產品商品化，將坦桑尼亞經濟更多接入全球經濟循環？

**李小云：**坦桑尼亞的情況跟非洲東部很多其他地方一樣，豆類在他們的傳統的飲食結構中擁有一席之地。

西方生活方式的營養結構以肉、蛋、奶等動物蛋白為主，在這種飲食習慣的長時間影響下，非洲不斷增加肉、蛋、奶消費。但對非洲普通民眾來講，動物蛋白成本太高，這是一個問題。從中國的經驗來看，雖然現在我們吃肉也很多，但是植物蛋白也是我們民族重要的營養來源。

大豆既可以為人類提供營養，又可以養育土地，因為它可以固氮，非洲農民沒有錢買化肥，玉米地年年種會消耗地力，通過種植大豆可以讓土地產生更多的有機質。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希望在推廣玉米密植增產技術的同時，把中國的玉米套種大豆技術也帶到非洲。因為玉米套種大豆是中國華北地區長期以來最簡單而富有成效的實用技術，我的團隊在非洲推廣“小技術大豐收”，就是希望能把中國既能節約資金，又能行之有效的技術介紹到非洲，希望非洲能從這個過程中能夠受益，希望能夠讓最底層的非洲社會感受到中國的經驗。中國的發展經驗經常在大會堂裏講，也經常在報紙上講，我們更希望中國的經驗能夠在非洲的田野裏實地被看到。

至於豆漿，它是中國人民的傳統，我們希望它也可以增加非洲人民的營養，坦桑尼亞莫洛戈羅省的領導之前到中國來，我們就請他們在中國喝豆漿，也請很多非洲的留學生喝豆漿，他們都覺得非常好。所以我們請他們把豆漿機帶回去，希望非洲農村的孩子也可以喝豆漿改善營養，我們把種植大豆叫作“農業和人類營養生產系統”，從種植大豆，到直接食用大豆，到加工大豆的食品工業，還可以發展豆餅豆渣和玉米的飼料加工業，用於養殖。

通過這樣的形式，我們可以讓非洲農業的價值鏈延長，因為非洲最大的問題是工業化和農業沒有關係，目前的工業要不就是採礦業，要不就是信息產業，都是資本高度密集型的產業，吸收的勞動力不太多，不像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既有農業的發展，又湧現出大量與農業相關的、以輕工業為主的鄉鎮企業，使得資本和勞動力同時能夠從農村的基礎裏產生出來。我們目前在理論上也在關注這一課題。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在非洲嘗試玉米套種大豆的原因。

李小云在玉米地工作

觀察者網：幫助坦桑尼亞農業的發展，對中國的意義是什麼？

**李小云：**首先，我們現在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就要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不能那麼功利。

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秉持天下胸懷，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為破解人類共同挑戰開拓新思路，探索新路徑，為推動世界持久和平發展、繁榮進步提供思想啓迪。非洲人民和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球，面對同樣的命運和挑戰。

最近，我們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南南農業合作學院發佈了《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公共品供給》報告，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不是一句空話，一定要有一整套和世界有機融合的、沒有排他性的、新的普遍主義，有一套理論、理念、實踐。

簡單回顧，全球公共品的歷史此前大致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二戰之前，是全球公共品形成的階段，當時，國際組織開始出現，一些問題逐漸區域化和全球化，最重要的是全球衞生；其次是糧食援助；第三是區域性的安全問題變成全球性的安全問題。

第二個階段是二戰後，直到新冠疫情前，是全球公共品黃金時代。全球各國對解決共同問題達成一致，形成了兩個巨大的共識，一個是千年發展目標，一個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也形成了多元參與、以聯合國為主體治理機制，形成多元供給協調機制。

新冠疫情以後，地緣政治因素介入使原有的發展共識、機制、治理結構等各個方面都受到巨大挑戰，在新的階段中，恰恰出現了另外一個重要的趨勢，中國以及其他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正在成為驅動全球發展，提供全球新思想和全球公共品的新角色。中國的作用尤其明顯，不僅提供物品，還提供制度性產品，比如減貧實踐、“一帶一路”倡議等等。在人類安全、福祉和應對挑戰三大方面，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團隊過去10多年來在坦桑尼亞推動農業合作，並沒有任何商業化的想法，只是單純地希望他們能夠提高產量、提高收入、改善營養。

其次，這樣的努力帶來一些客觀的效果，非洲地區農業的發展，會極大地改善全球的糧食供給格局，緩解糧價的上漲，在全球層面使所有經濟體受益。

第三，非洲農業的發展會減少貧困，大幅提高中產階級的數量，使非洲大陸成為年輕而有發展潛力的市場。中國的資源有限，人口眾多，非洲的資源豐富，人均佔有的資源量比較大，非洲大陸的經濟發展會與中國形成互補，成為中國最好的全球經濟夥伴。

觀察者網：我注意到有報道提到您的團隊通過各種方式激發坦桑尼亞方面的主動性，讓當地人能成為主導力量，發揮中國扶貧中常見的變輸血為造血的方式。包括幫助當地修建村公所時，也開始注重當地本土能力的建設，這些努力的效果怎麼樣？

**李小云：**10年來，我們和莫洛戈羅省從省級到縣、村級的各層級領導都有頻繁交流，經常邀請他們到中國來參觀學習，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從中國發展的過程中體會到中國是怎麼做的。我們團隊的老師們也是到坦桑尼亞的村莊裏去，和當地的幹部、村裏的領導和農民打成一片，也把村裏的農民請到中國來。

像坦桑尼亞這樣的非洲國家，有一個最大的歷史遺留問題，由於它長期被援助，就產生了一種情懷，對外來的支持覺得是理所應當的，有時候他們會比較被動，我們希望通過上面説的過程，激發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但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

中國和非洲的文化歷史背景不同，中國人的思路和框架有時和非洲人不太一樣，所以我們也在工作過程中不斷觀察和調整，希望通過我們團隊深入當地社會，與當地幹部和羣眾深入交流互動，探索和激發非洲人民的內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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