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範勇鵬：從精神上站起來
“我有一種預感，中國的年輕一代，以他們今天的眼界、三觀和才華，有可能通過互聯網等手段，開啓一場源於中國文化的、震撼這個世界的‘文藝復興’。”
“由於受到西方思想和市場經濟的影響，我們不少大學變得急功近利。比方説辦學方式過於商業化，資本的影響上升，科研管理上不以產生真知識、好思想為目標，盲目地追求量化，彷彿發論文是天下第一要務……”
“在針對外國學習者的教材中，如何處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和國際理解精神之間的關係？”
在東方衞視6月20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48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老師，聊中國人如何“從精神上站立起來”。
張維為演講：
“精神美國人”是中國特定年代產生的一批奇葩文人，大致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經歷了國門打開時的眼花繚亂，許多人一下子被西方的所謂“發達”所震撼，接下來是西方話語的滲透、文化的滲透、標準的滲透，直至他們完全喪失自信。當然，隨着中國的迅速崛起，不少人開始覺醒了，但他們中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至今未醒悟。
西方對中國的話語滲透和文化滲透，最常用的一個方法，就是通過各種交流或各種獎項，把某種“審美標準”灌輸給中國的知識精英，然後又通過被西化的知識精英來壟斷中國的審美標準，乃至中國人文、藝術、社會科學方面的標準，從而實現西方對中國的某種“文化規訓”和“意識形態霸權”。
他們在中國培養了一大批“精神美國人”，這影響一度非常之大，甚至忽悠了很多西方人。不少西方人在至少2012年前，真的以為“顏色革命”就要在中國成功了。我記得2011年福山跟我辯論時，他就判斷中國將出現自己的“阿拉伯之春”；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前一個星期，BBC記者採訪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共是否還會有十九大？這些實際上都反映了西方期待中國發生“顏色革命”的迫切心情以及當時“精神美國人”在國內外產生的影響。
當然，物極必反，西方和西方培養的“精神美國人”最終大失所望，中國大陸不但沒有發生他們所期待的“顏色革命”，而是進入了跨越式發展的新時代，迅速地走向世界政治和經濟舞台的中央。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和西方國家自己總體上一路走衰，美國的情況很像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茲教授講的：今天的美國為1%的人所有，為1%的人治理，為1%的人享用。
這還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就是2010年秋天的時候，美國的一個網站叫“全球主義者”，組織了一批美國媒體人訪問中國。這個網站的總編是我的朋友，他訪華之後發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題目是：“在中國，美國夢仍在，而且還很美好”。對於他們在中國看到的奇特現象，他這樣寫：
“我們生活在一個奇怪的甚至可以説是扭曲的時代。突然間我們這些最擁護美國的人都對美國的未來產生了深切的懷疑，不知道這個國家是否還能輝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國之行中，我們發現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美國夢仍在，而且還很美好。這是令我們最為吃驚的。
當中國媒體人和學者聽到我們美國記者和學者批評美國政治陷入僵局、批評美國社會陷入嚴重衝突的時候，他們會非常不高興……他們跟我們説，你們不要再説美國怎麼不好了，我們不會相信的。你們在摧毀我們對未來的夢想，相信美國有美好的未來，是令我們中國人走出黑暗日子的動力。”
這位美國總編的這番話，不經意地點出問題的要害，就是這些“精神美國人”是一批“恨國黨”，他們認為中國是黑暗的，美國才代表他們的未來，才代表光明。這些“精神美國人”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知識譜系，他們所崇拜的美國模式，今天在中國都走下了“神壇”，被大多數中國人所鄙視。
與這些發自內心不自信的人相反，中國人民很自信：我們的工人很自信，因為他們生產了世界上種類最多最全的工業品；我們的農民很自信，因為他們用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20%的人口，而且可以讓中國人做到食不厭精；我們的工程師很自信，他們完成了世界最大、最難的一個又一個的工程；我們的軍隊很自信，因為他們和西方的軍隊交過手，打敗過西方的軍隊，他們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還有“東風快遞，使命必達”；我們的國防科技工作者非常自信，用他們的話説就是“美國封鎖什麼，我們就能生產出什麼”；我們的年輕人也很自信，他們自信地在廣闊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華。
中國的知識精英，特別是文科知識分子，應該向我們的人民學習，向年輕人學習，首先從精神上站立起來，也就是王陽明所説的“滅山中賊易，滅心中賊難”。我們一定要從精神上站立起來，這比什麼都更重要。
我個人感到特別欣慰的是，中國年輕一代的崛起。
舉個例子，當我們很多主流文化界人士還在討論“中國電影為什麼走不出去”，或者“即使走出去了，為什麼也出不了圈”之類問題的時候，我們中國的年輕一代已經通過互聯網等媒介直接衝向世界，由中國年輕人推動的網絡文學、短視頻、動漫藝術、科幻作品、CG（計算機動畫）畫作、電競遊戲、手遊作品、流行音樂，已經異軍突起，在世界許多地方，特別是年輕人中受到熱捧。他們表現出了巨大的文化自信，在不少方面走到了世界最前沿。
他們的作品大都具有濃厚的中國色彩，也很有國際範，他們來自民間，可能有些粗糙，但總體上生機勃勃，具有強大的衝擊力，有點像當年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薄伽丘的名作《十日談》——《十日談》的故事情節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十分簡陋，但充滿了生機，結果它開創了一個時代。
今天中國網上的流行藝術風格，和當年歐洲文藝復興還真的有一點類似。《十日談》故事經常戲弄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教會話語和教會的價值觀。今天我們年輕人在精神上也站立起來了，他們無情地調侃美西方的價值觀，調侃美西方對中國的傲慢、偏見、虛偽，他們自信地向全世界傳遞中國人的文化精神、審美意境、時代潮流，乃至政治主張。
我有一種預感，中國的年輕一代，以他們今天的眼界、三觀和才華，有可能通過互聯網等手段，開啓一場源於中國文化的，震撼這個世界的“文藝復興”。
一邊是心理極其陰暗的“精神美國人”，一邊是自信陽光的年輕一代，我們應該激濁揚清，剷除“精神美國人”在中國的影響，並以各種形式全力支持中國正能量走向全中國、走向全世界！
範勇鵬演講：
我們的社會知識體系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基礎知識，一類是專業知識，這兩種知識不斷反饋互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努力地去吸收世界上一切先進的知識，但是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也會受到西方知識和價值觀的滲透影響。它對我們的整個知識界的影響有很多消極的方面。
首先，我們的知識體系失去了整體性，走向碎片化。
在歷史上，我們中國形成了非常宏偉深厚的知識體系，這個體系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整體性，至今我們中國人的思維仍然受益於此，我們非常擅長以一種整體、宏觀和辯證的方式來看問題。
然後近代西方科學興起了，“科學”顧名思義就是分科之學，這個本身是很有價值的，對我們中國文明也是一個重要的補充修正，但是它不應該成為一種替代。後來在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也形成了一種新的整體性知識體系。但是從1980年代以後，西方社會科學大舉引入，導致我們的人文社會的知識也更多地陷入了這種分科來主導的狀態。
問題是，我們面對的社會現象不是乖乖地按照學科劃分來發展的。任何一個社會問題都不可能在某個學科之內得到完全的理解和解決。但是我們今天的人文社科學者，大部分都是在這種分科化的知識體系中學習和訓練出來的，所以這些年出現了很多脱離實際的奇葩理論，各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除了一些人主觀上的問題，客觀上也是因為有知識的缺陷，就是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既不真懂中國，也不真懂外國。
第二個消極的影響，就是西方社會科學的傳入讓我們失去了主體性，過度西方化。
有一些學科逐漸就失去了原有的主心骨，有一些學科幾乎完全就是從西方移植而來的，有的乾脆直接拿西方的原版，拿到中國大學裏來當教材。
最後是知識生產方式的功利化。
由於受到西方思想和市場經濟的影響，我們不少大學變得急功近利。比方説辦學方式過於商業化，資本的影響上升，科研管理上不以產生真知識、好思想為目標，盲目地追求量化，彷彿發論文是天下第一要務，比教師教好學生、醫生治好病人、研究者腳踏實地做好研究都要重要百倍。
在這種碎片化、西方化、功利化的環境之下，我們中國的人文社科知識界不少人失去了對世界進行整體宏觀把握的能力，缺乏比較眼光和國際視野；不少人失去了主體意識，崇洋媚外，處處以西為師；不少人失去了追求真知真理的志氣，學問只為稻粱謀。
就像剛才張老師講的，隨着中國的發展，這個羣體今天已經嚴重落伍了，不僅他們的圈子越來越小，而且後繼乏人。中國的年輕一代更加自信，精神上完全站了起來，完全不買他們的賬。
但是這些特定歷史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依然存在。那麼怎麼解決這些問題？我想到了三段話，都是非常有啓發的。
第一段話是諸葛亮的。在《三國演義》裏邊有一個很精彩的片段，叫“舌戰羣儒”，諸葛亮面對東吳的那羣酸儒説了一段話，非常精彩：
“儒有小人君子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
影視劇照
這段話我覺得幾乎不用修改，就可以拿來描述我剛才講到的這樣一羣人，攢論文下筆千言，發C刊（核心期刊）著作等身，但是對人民的關切、對國家的命運毫不關心，一輩子死抱着從西方學來的這個理論、那個範式。這就是典型的“小人儒”。
第二段話是魯迅的，他在1907年寫了一篇文章叫《文化偏至論》。在這篇文章裏他評論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界，他説這些人聽了幾句西方的新鮮玩意，就“言必稱西方”，叫“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要求我們必須走西方化的道路。
在魯迅看來，這些西方派知識分子叫“近不知中國之情，遠復不察歐美之實”。這句話同樣可以用來評價今天知識界一些缺乏自信者、“精美”“精日”派，太傳神了，他們根子上的問題就是既不懂中國，也不懂西方。
那麼正確的做法，魯迅給了一個答案，就是要研究、比較，權衡利弊，然後得到科學客觀的規律，再用於中國，做到“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這句話我覺得相當值得我們今天文化學術界深思共勉。
我想到的第三段話是毛澤東主席的，他在1947年寫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改造我們的學習》。文章批評了這樣一種人，他原話是這麼説的，“對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的故紙堆中零星地撿來的。”所以他總結説：這種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
我們今天需要的，是觸及靈魂、觸及利益、破除權力堡壘的一場整頓改革，讓實事求是壓倒理論空談，讓自信自主取代崇洋媚外，讓生動活潑擺脱陳陳相因，讓青年衝破既得利益羣體的代際壓迫，讓專業知識和基礎知識形成良性的反饋與循環。
圓桌討論
**主持人：**確實我們看過去這些年的發展，中國人的自信是越來越強。但是在遇到一些挑戰、一些問題的時候，大家還是會有困惑。如果我們説精神上還是不夠自信，生活中還有哪些表現？
**範勇鵬：**這幾年其實有很多表現。我的觀察，比如像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有的經濟學家、知識分子就講“中國必敗”。特別是還有一些媒體人説“要抓住時機妥協”，甚至有人就明講你將來連投降的機會都沒有，現在是最好的投降機會。這就是典型的不自信。
另外像華為或一些中國企業受到美國的不公正打壓之後，有的法學界人士或者專業人士，他不是先按照是非曲直來把這個問題講清楚，而是急於去反省、去看中國企業身上有沒有什麼毛病。總是有一種觀念，就是人家為什麼打你，肯定是你有問題。
包括像美國的長臂管轄，從國際法角度來講，這種長臂管轄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但是有知識分子、學者會給它作論證。這次俄烏衝突其實就對這樣一種觀念造成了比較大的打擊。這是大的方面。
小的方面，其實我在工作、生活裏邊會遇到一些很多具體的不自信的（表現），比如像我們文科，不管你去申請課題、做項目論證，還是寫政策建議等等，一定要有什麼國外前沿信息、所謂國際先進經驗，本能地認為西方某種東西一定是先進的，默認西方就是一種主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我們要認識到，國際化本身是一個工具性的東西，它要因時而變；我們要不要國際化、國際化多少，是要與時俱進的。但是有一些人就把它當成一種抽象的教條，甚至當成某種“政治正確”。這些現象反映的都是這種精神上的不自信，精神上沒有站起來的現象。
張維為：主要原因來源於這些年西方話語的洗腦。我可以舉個例子，我上次看到一個材料，中國這些年政治學的研究，發覺研究最多的、一度佔到一半左右的課題都是什麼？都和村民選舉有關，也就是我們中國最基層的一人一票選舉有關。為什麼？因為在西方政治學裏，他們覺得只有這個（基層民主）跟民主有一點點關係，協商民主、民主集中制等等都不算民主，資金也就走向這樣的課題。
我自己是2011年回國的，我當時非常驚訝，就是因為我1994年做完博士論文的時候，我非常明確地意識到，戰後美國形成的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坦率地講，很大的比例是偽科學——不光是我這樣説，很多西方學者也這樣説。現在證明它的研究路徑本身可能就是錯了的。
我們當時覺得，美國那幾個最有名的政治學期刊是垃圾，應該丟到垃圾箱裏去。我回國後才知道，你在這些刊物上發一篇文章，去評教授都可以，而且英文發表對於你的整個評價，比中文發表高很多。我對此非常不習慣，我説這個東西是要出大問題的。現在十年過去了，我們才剛開始在解決這個“五唯”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很能説明我們文科受到西方話語影響，這是我們一定要解決問題。我們中國研究院從成立的第一天就非常明確，不做西方話語的“打工仔”，而是要“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我們提的很多觀點，現在大家開始接受了，包括“阿拉伯之冬”，最近“文明型國家”也成為一個國際熱點話題。我非常高興，我們中國學人要做引領世界的事情。
主持人：剛才您説您覺得受到西方話語影響的人還是非常的多，我在想他受到影響之後，有一部分人真的是相信了，還有一部分人可能處於一種慣性的思維中；還有一種聲音，尤其是自俄烏衝突以來，發現美國想要去打壓、制裁、圍堵一個國家時，它真的可以調動許許多多的力量，所以很多人得出一個結論説，美國還是那麼強大。這種畏強心理會不會也是在精神上不夠獨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張維為：你就看《這就是中國》節目一路走來，我們對很多事情都提前作出判斷了，美國就是要失敗的。我對西方形成的國際關係理論總體評價不高，但是裏邊有一個理論，即結盟理論，它講到一點，這個聯盟裏邊的角色越多，聯盟往往越不牢靠。你看北約，芬蘭、瑞典要加入，加入不了，一個土耳其就攔住了。他們説北約要擴大到亞洲來，我説開什麼國際玩笑，俄羅斯允許北約東擴了五次，我們中國一次都不允許。這就是中國的實力。我這板塊放在這裏的，決定性的，你根本動搖不了。
美國現在是色厲內荏的不得了，處在非常弱的時候，你看民主峯會，它的王牌，點擊量2萬都不到，就這麼一個水平。我們中國的決策者、核心智庫非常有定力，根本不用擔心。你看好了，之後很可能兵敗如山倒，就是不光是輸掉了烏克蘭，還輸掉整個北約，輸掉美國主導的整個經濟秩序。
拜登召開所謂的“民主峯會”現場（資料圖/EPA）
範勇鵬：我非常同意。其實您講的畏強心理，或者現在對美國、對西方還抱着這種不切實際的過度想象的一羣人，其實真的是一個小圈子，而且越來越少。為什麼？從我從事學術工作以來，我其實經歷過好幾代“不自信知識分子”，它背後的原因是不一樣的。
比如像我們年輕的時候，當時的老師一輩，確實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非常不自信，對中國的看法是非常悲觀的。這樣一些知識分子在早期有過一些不好的經歷，所以他會對西方產生了一種心理寄託，認為西方就代表着文明進步。
第二波就是198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羣人，當時的西方確實是太強大、太發達了，被震撼到了。所以他們一旦出去之後，形成的精神創傷很難癒合。這個是當前我們國內“精神美國人”的主流的一部分。
第三波是1990年代擴大開放，大量走出去的一撥人，特別是在西方受到系統的社會科學教育的，一旦在頭腦裏邊被植入這樣一種邏輯閉環，一般人很難跳出來。
第四波是21世紀初，中國人的精神開始上升，經濟社會變化。人文知識分子當時所標榜的西化背景貶值了，形成心理落差，另外中國各方面的進步又打破了他們原有的認知系統，這些人很痛苦，所以形成了一種逆反思維。
還有最後一波就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全國“四個自信”全面增強，我們年輕人的民族自豪感上升。同時在各個領域，我們反腐改革整頓的力度都很大，整個社會朝着非常好的方向發展。規矩多了，有一些人的利益空間、任性空間就少了。
綜合上面講的這幾類，我看到的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所以是完全不用太擔心的。
**主持人：**年輕人對整個世界的認知還在塑造過程中，對於可能在精神上還有一些困惑的人來説，到底從哪裏開始可以把自信培養起來？
張維為：我個人覺得自信的培養和一種健康的人格的培養是一樣的，應該是人格教育的一部分。我們要鼓勵孩子自信，這個是我們每個家長都應該做的。另外，我們現在注意到一個現象，從大數據看也好，我們見到的年輕人也好，總體上我們比中國任何一代人都更加自信。
範勇鵬：人的精神就跟打鐵一樣，需要不斷地來回鍛造，在這個過程中會遇到各種不同觀點的碰撞，最後產生的那種自信，它是一種真正的自信。就像打鐵叫“百鍊成鋼繞指柔”，這樣一種有堅韌的自信。
觀眾互動
提問：我們知道在針對我國學生的教材中，應該體現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應該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一個共識。而國際中文教育專業，針對的是外國學習者，是否以及如何體現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我的問題是，在針對外國學習者的教材中，應該如何處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和國際理解精神之間的分歧和關係？
**張維為：**你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討論如何講好中國的政治故事。我那本《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我自己把它譯成英文，翻譯得很不容易，花了一年的業餘時間，但是出版以後非常受歡迎，在亞馬遜（網站）上評價也很高。所以中國的政治故事可以講得非常精彩。
我走了100多個國家，毫無疑問，中國是最成功的（國家之一），至少過去40多年來是這樣的。以我自己的體驗分析，你可以把背後的政治原因一點點説出來，但是關鍵要防止一點，即無論是中文的教科書還是英文的教科書，都不要教條化，一定要讓一流的學者自己認真地寫地道的英文，而且要經得起國際比較，這書讓西方最挑剔的學者一起來討論都沒有問題，能做到這個水準就非常自信。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很多教材，特別是給老外做的政治教材，還是非常教條地講一些東西，效果就不好，人家感覺是宣傳。
**範勇鵬：**對，您講的這個問題確實背後是一個不自信的問題。其實你看看美國、西方它們的國際教育，在它們的語言教育裏邊，字裏行間都是在鋪墊、滲透着它們的價值觀、民族自豪感、制度優越性等等這些東西，不管真的假的，都是在往裏塞“私貨”。
而我們中國，恰恰是沒有這種自信來講這類東西，背後其實就是一個方式問題。張老師剛才講得特別好，背後就是第一你要能把這個故事講好，第二你能把這個道理講通，如果這兩條都做到了，其實你完全可以娓娓道來，完全不用讓別人覺得你是在給他灌輸某種東西。
張維為：我再補充一句，你剛才講的可能是大學，我們小學、中學有一些國際學校，中國學生參與奏國歌升國旗，外國學生是不參加的。這個一定要讓他們參加，任何國家都是這樣的，都做自己主流的政治教育，比如你到美國，你一定要學美國的《憲法》，要跟他們講政治故事，還要培養儀式感，讓他們尊重。
所以要有自信做這個工作，人家送到你們大學讓你培養，要把有品位的、有水準的、經得起國際比較的中國政治故事講給他們聽。
主持人：説到精神自信這個話題，可能有的朋友還有個困惑，他會覺得當我們説精神自信的時候，是不是意味着我們可以不用聽西方的、看西方的？當然了，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推演。你們怎麼來看，怎麼平衡好這個度？
**張維為：**實際上，我們講自信，平視對方、平視外部世界，平視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理性地、客觀地看對方，更加實事求是，我覺得這個特別重要。
還有一點就是，今天中國自信，它一定是不排外的，它不是虛假的自信，它是在中國高度開放之後、在非常瞭解互聯網的運作之後、在瞭解各種中西方文化元素之後，一種發自內心的自信，直至拿出一流的產品。所以我們的國際眼光非常重要。
**範勇鵬：**自信絕對不意味着我們不去學習別人的東西了、我們關上大門了。而且中國歷史幾千年，我們從來沒有拒絕去學習、借鑑別人的東西。不管是技術、貿易還是思想，一直到我們當代的馬克思主義，都是從別人那裏吸收好的東西。但是問題在哪？你只有自信了，張老師講的“平視”，你才能更好地去吸收它。
文化，它講的是文以化之，文化交流的最終目的是，我要“化”掉你，而不是讓你把我“化”掉。所以這個自信恰恰是要求我們有一個更強健的體魄、更強健的精神，我們能更好地去吸收別人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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