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韋諾：迴歸二十五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成功嗎？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一、前言
今年是香港迴歸祖國二十五週年，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的第二十五週年，也是鄧小平首次公開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四十週年。
對此，有人説這象徵着中央承諾的“五十年不變”走到一半，也有人比喻今年是“一國兩制”“下半場”的開始。
由於《基本法》第五條訂明“五十年不變”，不少人慣常地把“五十年”看得很重，甚至視為一個“大限”。然而，據港澳辦前副主任李後和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的回憶，在制定十二條對港方針政策的過程中，中央一直認為對港政策是“長期不變”，但為了更讓港人和投資者放心，才提出一個年期（先有人提出“三十年”，但大家覺得三十年太短，於是提出“五十年”）。[1] [2]
鄧小平也指出：“一九九七年以後我們談的這一套會不會變？我們説不變。只講不變還是空的……我們先來個五十年不變好不好？五十年夠長了。講五十年比不講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3]
鄧小平強調“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4]，意味着“五十年”在中央眼中從來只是概數而非確數，説今年象徵着“‘五十年不變’走到一半”並不準確，我們不應經常強調50年，凡事都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或甚以50年來劃分“一國兩制”的上下半場。
1990年2月，鄧小平與江澤民等同志會見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的委員。圖片來源：新華社
而且過分強調“五十年不變”是承諾，反而容易引起誤解，以為中央對“一國兩制”不是抱着積極發展的態度，維持“一國兩制”僅僅旨在信守承諾，或認為50年後既然無承諾要守，中央便可馬上改變“一國兩制”。
鄧小平曾説，“一國兩制”會不會變，“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5]
今年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的第二十五個年頭，即實踐了四分一世紀，的確是個適當時機對“一國兩制”的實踐作個小結，回顧“一國兩制”的實踐經驗，探討“一國兩制”的得失。
過去一直有不少對“一國兩制”實踐的討論，站在“成敗”兩極的雙方爭論不斷，卻往往尤如“雞同鴨講”。因此，筆者希望此文可以釐清坊間對“一國兩制”的一些誤解和迷思。
二、判斷“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否的兩個客觀標準
經歷“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後，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都有不少人揚言“一國兩制”實踐已經失敗。當有人説“一國兩制”實踐成功時，總會惹來不少質疑和批評。況且，中央出手制訂《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後，特區政府官員也多番強調“‘一國兩制’重回正軌”，彷彿在批評過去“一國兩制”脱了軌、失敗了。
事實上，判斷“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否，不能單靠主觀感覺，也不是口講説它行就行、説它不行就不行，而是有客觀標準，如鄧小平所言：“我們提出這個構想時，人們都覺得這是個新語言，是前人未曾説過的。也有人懷疑這個主張能否行得通，這就要拿事實來回答。”[6]
在我看來，判斷“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否，有兩個客觀標準：
第一，“一國兩制”能否實踐？
第二，“一國兩制”能否實現原來的目的？
第一個標準：“一國兩制”能否實踐？這是基本標準。假如“一國兩制”只是個不能實踐的構想，一切便無從談起，而且是要能夠長期實踐，不是到了五、十年後就行不通。
由於“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新事物，而且在“冷戰”背景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長期被視作互相對立、水火不容的兩種社會經濟制度，因此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時，也受到國內外不少質疑，認為在一個國家內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不可能的事。即使短期內能夠勉強維持，長期也一定失敗。
事實上，任何對於“一國兩制”的討論，都必須回到“一國兩制”本身。但迴歸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搞不清楚“一國兩制”的基本內涵，特別是“兩制”，不少人經常錯誤地理解為單純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然後視中央一切干預為破壞“一國兩制”。
事實上，“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雖同為中央對港的特殊方針政策，但三者並非同一層次。“一國兩制”是本、是總方針，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政策，如港澳辦前主任魯平所強調：“為使‘一國兩制’方針付諸實踐，必須採取讓香港人管理香港和允許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政策。為了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需要熟悉資本主義運作的香港人來管理自己。”[7]
據黃文放所言，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根本依據是，“一國兩制”要維持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但中央考慮到內地官員一來不熟悉香港的情況，也不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二來對資本主義普遍存在負面看法，所以認為從內地派人去管香港一定管不好，加上當時中央充分相信港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而且由港人自己去管理香港更能讓港人安心，才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8]
更常見的誤解，是把“兩制”有差異，理解為“兩制”只講差異，必須維持一切既有的差異，然後衍生出各種奇怪的説法，例如認為多了港人説普通話、寫簡體字，便是破壞“兩制”，變成“一國1.5制”。
又例如，早前因料有暴雨，澳門和珠海宣佈翌日停課，而香港沒有跟隨同樣做法，有人稱讚此舉捍衞了“兩制”，揚言如果香港也停課，就等如“兩制”被破壞。
鄧小平曾説：“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説，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9]換句話説，“一國兩制”的基本內涵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基於這個標準，“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否，要看兩方面：
1.“一國”是否出現根本變化，即中國對港主權發生變化，無法對港行使主權，甚至形成名義上或實際上的獨立政治實體等；
2.“兩制”是否出現根本變化，即變成“一國一制”，香港改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或國家的主體改為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1997年中國對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迴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從事實來看，迴歸二十多年以來，“一國”沒有改變，國家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仍然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而且，迴歸至今，“兩制”也沒有改變，香港仍然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且運作良好，為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補充作用，併成功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沒有改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國家的主體仍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改為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這個標準下，“一國兩制”實踐是成功的，是科學且可行的。
第二個標準：“一國兩制”能否實現原來的目的？這涉及對“一國兩制”“初心”的認識。
《基本法》序言訂明：“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換言之，“一國兩制”的基本目的是：
1.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
2.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黃文放強調，這兩個目的，是中央對香港問題的全部政策目標，是各種政策中的核心政策，也是各項具體政策都要服從的總方針。[10]
對於第一個目的，如上述，1997年中國對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迴歸祖國，成功解決香港問題，而回歸至今香港仍然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得以維護。
至於第二個目的，迴歸二十多年來總體上都能夠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繁榮方面，英國智庫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每年會公佈“全球繁榮指數”，統計全球百多個國家及地區的經濟質量、政府管治、教育、健康、安全和保安等9大因素。近年香港排名分別為15位（2019年）、17位（2020年）及18位（2021年）。
2021年香港的各分項大多都很高
穩定方面，根據“全球繁榮指數”中的安全和保安排名，近年香港排名分別為4位（2019年）、6位（2020年）及16位（2021年）。另外，根據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每年公佈的“法治指數”，在“秩序與安全”項目中，香港在全球百多個國家及地區的排名分別為4位（2019年）、2位（2020年）及5位（2021年）。
雖然這些指數是由西方研究機構公佈，當中無可避免受政治因素影響，存在一些偏差，例如會因《香港國安法》實施和部分反對勢力違法後被捕，調低相關項目的分數，但基本上不影響它們所反映出香港在保持繁榮和穩定的成功表現。
由此可見，“一國兩制”的目的基本成功實現。這樣一來，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中央領導人一再強調“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迴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三、迴歸後出現的各種情況、問題和挑戰並非“一國兩制”的問題
無可否認，在“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影響或阻礙實現以上目的的情況、問題和挑戰，例如迴歸後出現的“港獨”分離主義思潮，無疑為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帶來威脅，而回歸後出現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動盪，也不利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不少人正是基於這些情況、問題和挑戰，作出“一國兩制”實踐是失敗的判斷。
然而，這涉及到三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這些情況、問題和挑戰，是否足以導致“一國兩制”無法實踐？
第二，這些情況、問題和挑戰，是否足以導致“一國兩制”的目的無法實現？
第三，這些情況、問題和挑戰，是否“一國兩制”所導致？
從迴歸至今的實踐經驗來看，縱使在“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情況、問題和挑戰，但這些情況、問題和挑戰沒有導致“一國兩制”無法實踐，也沒有導致“一國兩制”的目的無法實現。
更重要的是，這些情況、問題和挑戰，並非“一國兩制”所導致。
不少人談及“一國兩制”時，特別是“一國”與“兩制”之間的關係時，都存在概念混淆的問題。這是“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問題。“一國兩制”是個整體概念，“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是指在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範圍內，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換言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也是屬於這個“國”，“兩制”共存於“一國”之中。
因此，矛盾的對立面不在“一國”與“兩制”，而是在於“兩制”之間。當然，也有社會主義這一制度的內部矛盾，以及資本主義這一制度的內部矛盾。社會主義中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也會對香港有所影響。
“一國兩制”雖然不能一成不變，但將來無論如何發展，“兩制”多了幾多相似之處，有些基本原則是不會變的，“兩制”之間必然有根本差異，最明顯的根本分別，在於生產資料是私有制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是按資分配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以及政治體制是否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如某些人所説的“趨同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界線已經模糊到再無差別，
有差異自然就有矛盾，“差異就是矛盾”[11]。但是，迴歸以來香港出現的情況、問題和挑戰，並不是“兩制”的差異和矛盾所導致。
有各種外在和內在因素導致這些情況、問題和挑戰出現。例如，1997-98年和2007-08年的兩次經濟衰退，都是主要由於國際經濟和金融環境惡化所致。當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12]，2003年和近一兩年的經濟困難，既與疫情（2003年SARS和2019新冠病毒病）有關，又與抗疫不力導致疫情在本地爆發有關。
至於“港獨”分離主義思潮和社會動盪，也是既與外部勢力有關，又與香港這一制下的內部問題，如政府管治、教育、媒體等有關。但無論如何，這些情況、問題和挑戰都不是“一國兩制”所致。
四、不應把問題歸罪於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一國兩制”下，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有些人便將這些情況、問題和挑戰歸罪於資本主義制度之上。例如，香港正值第五波疫情之際，內地有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批評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導致疫情爆發，並引致抗疫期間的種種亂象，指出“香港的疫情，再次成為我們觀察體驗資本主義弊端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窗口，也許這就是‘一國兩制’的正面意義。”[13]有文章甚至諷刺道：“所以就是要讓香港搞資本主義嘛，香港不搞資本主義，我們怎麼建設海南？我們怎麼説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14]
然而，我們必須把制度與治理區分開來。資本主義制度提供的是運作的基本架構和原則，但在這個制度基礎上，管治者有相當空間去決定如何治理。如在第五波疫情中，某些情況確實反映出資本邏輯的影響，例如有私家醫院或私營檢測機構收取極其高昂的檢測費用，有藥房將消毒藥水、酒精、口罩等防疫物資囤積、哄抬物價，藉機發災難財，但這些都不是導致疫情爆發的原因。
事後看來，第五波疫情初期，香港政府大有機會將疫情控制，哪怕已發展至葵涌邨爆發，政府也有足夠能力封控整個區域，避免繼續擴散，但輕視這個情況，沒有好好把握機會，導致疫情蔓延至整個香港。這與是否採取資本主義制度無關。
事實上，同樣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澳門，就有不錯的抗疫表現，可見資本主義制度並非抗疫成功與否的關鍵，有很多因素會影響政府的抗疫工作，特別是管治者的能力和表現。
當然，筆者不是説資本主義毫無問題。事實上，中央提出“一國兩制”方針，從來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完美無瑕，或者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優越。資本主義制度的確有很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好好疏導、化解、緩和及管控，但關鍵在於，這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是不是導致那些影響或阻礙實現“一國兩制”目的的情況、問題和挑戰出現的主要原因。
況且，這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迴歸前已經長期存在，例如為人詬病的“劏房”問題，如果讀者看過1992年上映的香港電影《籠民》，就會知道類似（甚至更惡劣）的問題在英治時代也長期存在，只是港英政府一直不處理。又例如貧富懸殊，迴歸前已長期存在，也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要面對的問題。
當然，筆者不是説這些問題“存在即合理”，它們必須得到正視和解決，但與“一國兩制”本身無關。而事實上，“一國兩制”也沒有阻礙香港政府管控及解決這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如鄧小平所言：“我們講制度、生活方式不變，但不合理的要變，將來產生的中國香港政府就要管這些，大的不變，小的有些變。”[15]
將問題歸罪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往往會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主張，例如建議“在香港引入一定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和管治方式”[16]（至於何謂“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和管治方式，論者沒有説清楚，只提及是包括“民生的回應、經濟基礎結構的轉型及政府非常強的干預和分配”，但這些政策和管治方式資本主義國家也有，並非“姓社”），甚至主張放棄“一國兩制”、把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
近年，中央一再強調，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但不代表中央已經認定了迴歸至今“一國兩制”已經變形走樣。基於對香港問題的正確認識，中央運用原有對香港的管治權（香港特區從來都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央一直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非2014年提出“全面管治權”概念時才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在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為前提和原則下，對香港作出了相應的調整，包括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以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這沒有違反“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也沒有改變國家對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五、總結與前瞻
總的來説，迴歸至今這四分之一世紀，“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是成功的，“一國兩制”是行得通，是能夠長期實踐的，而“一國兩制”的基本目的也能實現。雖然實踐過程中出現過一些情況、問題和挑戰，但沒有改變“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這一事實。這些情況、問題和挑戰也並非“一國兩制”所致，而是香港一制之下的問題。在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下，中央出手對香港進行調整，過去出現的情況、問題和挑戰基本上得到了緩和及管控。
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可以預期“一國兩制”實踐會遇上更多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但我們要保持對“一國兩制”這個基本國策的信心，不應因為一時的困難和挑戰，就對其失去信心，輕言失敗。
基於迴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經驗，加上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兩者長期並存的現實情況（雖然中國將在2049年即“第二個百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但到其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仍將長期存在，畢竟“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必然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17]），香港作為兩者之間的橋樑和緩衝區，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功能，將可繼續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揮補充作用。須知道，香港的獨特價值和功能從來不在於多或少，而在於有或無。
隨着國家發展起來，香港的價值和功能比以往相對減少是必然趨勢，反而過去如此強是基於中國國力衰弱此一不健康、不正常的狀態，鄧小平也曾考慮到這點，指出：“中國根基在大陸，不在台灣，不在香港。四化建設，香港出了點力。以後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18]
但這沒有改變中央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決心，因為一來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始終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和功能，二來改變“一國兩制”，對香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改為社會主義制度，這並非只是改名、改法例那般簡單，而是涉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根本性變革，此大變肯定會造成嚴重動盪，香港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19]，也會成為“國家的包袱”[20]，對國家有害無益。
同樣的道理也可應用在台灣身上，因此鄧小平曾指出：“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台灣的現狀也可以不變。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一個區，還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21]
這樣一來，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把“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確定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14條基本方略之一，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列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所具有的13個方面顯著優勢之一。
由此可見，“一國兩制”沒有變的理由，它是符合中央一如以往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方針。基於以上分析，可以肯定，中央將會堅定不移地把“一國兩制”貫徹下去，50年後“一國兩制”也不會變，我們要有這個信心。
註釋：
1. 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70。
2.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1997，頁16。
3. 鄧小平：《會見出席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的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講話》，1983年6月25日。
4. 鄧小平：《要吸收國際的經驗》，1988年6月3日。
5. 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1984年6月22、23日。
6. 鄧小平：《中國是信守諾言的》，1984年12月19日。
7. 趙睿、宋瑩：《中國領導人談香港》，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頁49-50。
8.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1997，頁40。
9. 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1984年6月22、23日。
10. 黃文放：《黃文放論特區首長》，香港：明報出版社，1996，頁110。
11.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
12.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
13. 聞韜：〈從暴亂到疫情，香港與西方給我們上了一堂為何社會主義好的公開課〉，《俠客棧》微信公眾號，2022年3月13日。
14. 葉立華：〈就是要讓香港搞資本主義〉，《求實處》微信公眾號，2022年2月20日。
15. 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迴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180-181。
16. 田飛龍：《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變》，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頁242。
17. 習近平：〈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2019年03月31日。
18. 鄧小平：《會見出席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的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講話》，1983年6月25日。
19. 鄧小平：《中國是信守諾言的》，1984年12月19日。
20. 鄧小平：《會見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查濟民的講話》，1986年4月24日。
21. 鄧小平：《會見台灣、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樞》，198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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