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日本教授把日本比作晚清，侮辱性有多大？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妮妮】

前幾天有個新聞，總結起來是“一位日本經濟學家接受韓國媒體採訪時表示‘日本現在和晚清差不多’”，短短一句話裏聚齊東亞三國，這新聞很難不產生流量。

發言者原田泰歷任經濟官僚、智庫研究者、大學教授等職，2015年就任日本銀行政策委員會審議委員，對日本金融政策亦有相當的影響力。

在日本的經濟學家中，原田是“通脹派”的代表人物，對日本泡沫經濟崩潰（1991年）以來的金融與財政政策一貫大加抨擊，大力主張金融寬鬆、削減福利與結構性改革，以刺激通脹。其態度總體而言傾向於新自由主義。同時，在日本大眾媒體的視野裏，原田又以言辭激烈著稱，時常挑戰日本大眾神經。其“刺激性”言論與政策主張包括並不限於：

支持導入負利率政策刺激通脹。

強烈主張結構性改革，主張擴大就業優先於工資增長，認為，“就業擴大但工資不上漲”是“（當前）不得已接受的困境”，好於“（上世紀90年代）經濟不好卻工資持續上漲”的狀況。

認為日益擴大與固化的貧富差距（“格差”）不是結構改革的結果，而是因為“想努力的人被拖後腿，而不想努力的人得到（福利）支持”，宣稱應削減對老人的福利支出，而着重減輕年輕人的生活負擔。

反對大量直接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政策，而主張給予企業財政補助。

積極反對以削減碳排放為目標的產業轉型，斷言這會對日本經濟增長帶來致命打擊，主張日本無需在本國產業內減少排放量，而只需要通過“向中國和俄羅斯這種能源效率低下、排放量大的國家進行技術援助”來完成減排目標。

前日本央行官員、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學教授原田泰 圖自日媒

以原田一貫言辭激烈的風格，加上他一貫主張激進新自由主義改革、認為日本不改革就“藥丸”的態度，將日本比作“晚清”，與其説是一個經濟學者嚴格分析的結論，不如説是又一個意在刺激讀者的比喻性修辭而已——據説原田在官僚時代曾被稱為“經濟企劃廳的文豪”。因此，當被韓國記者追問，日本哪裏像“晚清”的時候，原田的解釋僅僅是：“明知道落後了，但是不能改革，只能一直衰落下去直到滅亡”。

平心而論，任何國家或者社會在走下坡路的時候不都是這樣嗎？但是，如果説日本像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或者説像大英帝國，日本讀者大概率不可能有強烈反應，只有説“像晚清”，日本讀者才可能立刻本能地反應出這是在罵人。

“晚清”在這裏出現的意義，本質是“用一個侮辱性的詞彙來刺激、提醒日本人對現狀的警醒”。因為從近代以來，“東亞唯一的發達國家”是日本最重要的民族驕傲，由此，就要強調日本民族的“進步性”與“優秀的學習能力”。

《蒼穹之昂》中，日本演員田中裕子飾演的慈禧太后。

而相對的，就要塑造一個缺乏這種“優秀民族性”的“民族”作為對照——“晚清的中國”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日本和中國不同”，這是從明治維新以來塑造日本民族認同的一條重要線索。

“中國”對日本的最深刻影響，我覺得並不是漢字，或者是那幾座唐風建築，而是日本在建立民族自我文化認同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社會矛盾尖鋭、歷史面臨轉折的時刻，始終存在一個想象中的“中國”來進行比較，進而確定自我的位置。

這個現象其實是正常的，中日“一衣帶水”的地理環境，加上中國作為“國家”的文明起步較早。就好比今天，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在探索自身發展道路時，也是要不斷地和西方發達國家做比較的。不過對於今天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交通、信息技術的發達，可以獲得相對準確、客觀與全面的信息，但對於古代的日本而言，“中國”的印象就要依賴更多想象的塑造。

從而，根據日本歷史需求的不同，“中國”時而是神聖的模仿對象，時而又成了阻礙日本發展的罪魁禍首。就像傳説中聖德太子派遣隋使來中國，一方面要學習中國的生產技術與律令制度，但另一方面又要自稱“日出處天子”而稱隋煬帝為“日落處天子”（當然，此事史實真偽存疑，但又是日本歷史敍述中一個關鍵環節——筆者注）。如果説前者是“崇拜”中國，那後者就好像是“蔑視”中國，但是“崇拜”和“蔑視”其實是一體兩面，正是因為聖德太子想把日本建設成和中國一樣大一統的律令制君主國家，才會造出“日出處天子”這個日本國家的主體性。

在此之後，日本的歷史也沿途都是“中國化”與“去中國化”糾結鬥爭的痕跡。早期的貴族們模仿隋唐搞了“大化革新”（順帶一提，“大化革新”是因為“崇拜中國”還是因為“要抵禦中國威脅”，至今日本學術界與輿論界仍有爭論——筆者注）。第一個攫取最高政治權力的武士平清盛把“宋”作為目標。而當日本武士們成功地抵禦了元朝軍隊後，一種日本優於中國的“神國”自信開始成長。

不過，等到武士德川家康結束數百年的戰亂時，他又引進了中國的儒家朱子學説，並改造為有利於維護武士封建等級制的意識形態，成為了德川幕府享國260年的重要思想保障。

末代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

等到德川幕府後期，體制僵化，不再適應時代，官方朱子學就成為了眾矢之的。一方面，一部分日本儒學者宣稱中國儒學早已墮落，而日本儒學才是正統。另一方面，“國學者”宣稱是中國儒學導致了日本歷史上的戰亂與叛逆，必須迴歸尊奉天皇的“神國古制”，才有出路。但共同點都是：不與“中國”決裂，便沒有出路。

正當思想上的“去中國”化傾向狂野生長時，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了，這引發了日本精英的危機感，而幾年後美國海軍准將佩裏攜戰艦來到日本，要求“開國”，此時日本精英們考慮得最多的自然就是“我們不能變得和‘清國’一樣”。

這個奇妙的歷史時間漩渦帶來的弔詭後果是，雖然和很多非西方國家一樣，日本也是直接因為“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武力（威脅）而覺醒了近代民族主義，但和大多數國家把西方殖民者作為“民族獨立”的對象不同，日本是把“中國”作為自己民族獨立的對象的。

在日本的近現代民族主義中，“晚清”扮演的是反派或丑角。“不能變得和‘清國’一樣”的危機感，推動日本中下層武士和部分高層聯合起來，推翻奉行朱子學的幕府，“恢復”了日本神話中的天皇制，開始明治維新。

隨後，日本思想界開始鼓吹“脱亞”，激進的民主運動家們把認為不符合現代化發展的傳統思想和行為冠上“中國的/清國的”前綴，並主張要像西洋國家一樣用侵略、瓜分的方式去處置中國，認為這才算真正的“自由”與“民主”。

再往後，狂熱的“西化”思潮開始降温，但新興的日本“國民”學者與思想家，在着手建構屬於日本的歷史敍述與文化自覺的過程中，又要大力排除中國文化的歷史印記，為了強調日本“萬世一系”的政治社會“和諧”，“中國”就被塑造為權力爭鬥的“動亂”載體，自然晚清也被塑造為是因為“爭鬥”和“私慾”而衰落，以此來突出近代日本是因為“團結”與“奉獻”才成功。

而與此同時，一部分熟讀漢學的“東洋學者”，致力於建構“中國文化正統在本土墮落，而吸收了中國文化的日本文化更為優越”的印象，而“清朝”在這裏就被塑造為“中國文化正統衰落”的原因，從而為日本侵略中國提供了“正當性”資源。

時局圖

這樣梳理一下，也許讀者大概能體會到説日本“像晚清一樣”的侮辱性了吧。就像原田泰在採訪裏説的，“（如果日本經濟再這樣下去）有可能被七國集團（G7）排除在外，‘（即使不從發達國家掉隊），……也直逼發達國家最低水平。……在遙遠的未來，我們可能不是發達國家了，雖然這幾十年間還是會維持現狀。’”

也就是説，意在“警告”，日本將像清朝一樣被“踢”出“發達國家（G7）”的行列，甚至進而面對悲慘的命運——這大概也算是一種日本式的“落後就要捱打”思維吧：“發達國家‘打’不發達國家是理所當然的。”

説起來，其實除了“落後”和“僵化”之外，日本近代對“晚清”還有一個印象就是“自大”。雖然晚清統治者自大，耽誤了現代化發展，的確是客觀事實。不過由此把“自大”説成是中國的民族性，同時強調日本的民族性是“善於學習”與“不自大”，這算不算也是一種“自大”呢？

前面説了，原田泰是一位激進的改革派，而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朝野各項改革方案層出不窮，但除了政治上越來越右傾之外，關鍵的經濟“改革”卻始終雜亂，沒有出現期待的“復興”效果。這就是“日本”，而非“晚清”。

一個國家有起起伏伏，實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相比空談“民族性”，不如找準客觀原因，踏實探索實踐路徑，才能有所改進。用“晚清”來批評今天的日本，儘管對日本人有很強的“侮辱性”，但似乎並無助於找到真正適合日本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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