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困境、轉型與前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香港迴歸25週年，“一國兩制”整體上實現了香港繁榮穩定，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一國兩制”是中國解決和平統一與現代化發展問題的戰略決策和憲制創新，是和平發展核心價值的政策體現與制度轉化。
香港在“五十年不變”的週期內，面對內外挑戰和壓力，始終能夠站穩“一國兩制”的基本立場，與國家同心同德，共同維護“一國兩制”制度安全與發展利益。
“一國兩制”是新事物，在具體實踐中必然會面對來自內部和外部的不同挑戰壓力。內部挑戰，來自香港反對派、特別是本土激進派的底線挑戰與顛覆性抗命，釀成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的社會運動慘劇；外部挑戰，來自美西方對華新冷戰的結構轉向，以及將香港作為顛覆基地的極限利用。
香港青年是這些內外挑戰中的重要參與力量，其展現出來的價值追求具有激進性，行動方式具有破壞性，影響後果具有顛覆性。“修例風波”成為香港青年的一場顛覆性的“顏色革命”運動，暴露出“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在國家安全範疇的制度缺陷以及國民教育的短板效應，也證明“愛國者治港”的社會政治基礎還未真正鞏固。
即便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週年之際，仍有“七一刺警案”、香港大學學生會“感激”暴徒的荒唐決議等。這又折射出“一國兩制”實踐中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的薄弱性，凸顯出未來治理中，青年國民教育與人心迴歸工作的根本重要性。
6月23日，隨着香港迴歸祖國25週年紀念日臨近，香港上環及中環隨處可見慶祝香港迴歸祖國25週年的橫幅、海報等。 中新社記者 李志華 攝
憲制轉換與歷史觀裂變
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具體是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的理解、承認與歸屬。這裏面顯然存在一個憲制秩序的轉換。
1997年迴歸前，香港在法律性質上不屬於英國殖民地，但實際承受了英國的殖民統治。英國在香港引入了殖民主義的文化政策和教育體系，割裂了香港社會與香港居民對中國的完整歷史認知與政治認同。
1997年香港迴歸，憲法與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殖民主義在憲制意義上被否定和終結。但由於香港迴歸缺乏一個嚴謹、完整和系統推進的“去殖民化“過程，香港的文化生態與教育體系大體延續了迴歸前的體制和價值觀，香港青年並未因為迴歸而轉換教育體系、並系統接受國民教育。
1997年迴歸的“去殖民化”非常初步和表面化，主要涉及“法律適應化”範疇的名稱改換與國防、外交等範疇的中央機構顯名，但沒有深入觸及香港社會的文化與教育範疇。
青年教育的陣地，愛國愛港力量有一定的佔領和作用，但在反對派劫持和外部勢力干預下，愛國愛港力量並不佔據主導地位。
在香港國安法下已經解散的“教協”典型代表了香港教育文化的生態與反對派的實力，而以黎智英為代表的“壹傳媒”系統則嚴重侵蝕和把持了香港輿論生態和文化空間。迴歸25年來，“黃絲教師”和“毒記者”逐步呈現氾濫之勢，對香港青年的價值觀與政治認同造成嚴重扭曲和誤導。
香港本是法治社會，但部分教師和記者煽動學生“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終於釀成超大規模的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香港本來是多元包容的國際化大都市，但部分教師和記者教唆學生“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甚至公然宣稱“暴力是選項”、“抗命的人生更精彩”，造成香港青年運動走入“勇武黑暴”的本土恐怖主義泥潭。
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在迴歸以來是存在波動的，在2008年之前曾出現過小幅上升的趨勢，但從2008年開始則出現持續下降的逆轉。這裏面有香港本土主義逐步發展、變異和激進化的因素，也有外部干預勢力日益滲透和控制的因素。
2021年，香港教協宣佈解散。圖自香港文匯報
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面臨着三種歷史觀因素的長期鬥爭與博弈：其一，殖民史觀，這是由英國150餘年殖民統治造成的文化與政治後果，在“一國兩制”過於寬鬆的治理秩序下有太多的保留和轉化，且在香港文化生態與文化領導權中具有一定的支配性，得到香港教育體系的支持和放大；
其二，愛國愛港史觀，這是中國主體的反帝反封建歷史觀下產生的一種反對英國殖民主義、贊成擁護香港迴歸和“一國兩制”並與香港反對派展開政治鬥爭的具體歷史觀，在香港長期的反殖民化以及參與內地革命過程中有培育和成長，但遭受港英政府嚴厲壓制和香港社會主流文化的排斥；
其三，本土史觀，這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本地精英基於本地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同時面對英國殖民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而建構起來的一種本地化歷史觀和認同範式，但其具有對殖民史觀顯著的偏向性和勾連性。歷史觀的分裂深刻影響到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
上述三種歷史觀要素中，存在殖民史觀和本土史觀相互勾連並夾擊愛國愛港史觀的長期趨勢，香港青年由“殖民臣民”被誤導轉向一種“世界公民”的定位，缺乏獲得國民教育的機會，缺乏成長為“國家公民”的本地文化與教育基礎。
國家形象與愛國者治港
國家認同，不僅是對國家人格與制度的認知，更是一種具有內在情感共鳴與價值歸屬感的熱愛。在廣義上，香港迴歸及其憲制秩序推定了香港所有合法居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與認同，而“一國”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絕不是其他選項。
弔詭的是，香港迴歸以來，愛國主義與愛國者在香港遭受了很大程度的污名化：其一，泛民主派將“愛國”與“民主”對立起來，塑造了一種具有很強誤導性和煽動性的民主話語體系，似乎追求民主就不能愛國，而一旦愛國就站在了民主對立面，這種扭曲的民主觀及其民主運動路線是香港的政治亂源之一，也是青年國家認同發生錯亂的根源之一；
其二，“愛國者治港”未能在“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實施中被嚴肅且規範地對待和實踐，這既包括了“愛國者治港”的具體制度化嚴重不足，也包括了大量反中亂港勢力和兩面派藉助幾乎“不設防”的資格審查與宣誓機制，而混入管治體系內部從事顛覆性活動。愛國與民主的畸形對立以及“愛國者治港”的長期虛置，造成香港青年無法將民主價值觀與愛國主義有機結合起來，也造成香港管治體系和社會運動對愛國基本價值和制度原則的長期無視甚至踐踏。
十八大以來，中央治港在檢討既往政策與應對香港內外挑戰過程中，逐步實現了法理自覺和國家認同的範式轉換。在“一國兩制”的法理體系層面，中央痛感“一國”的具體法理權威與管治角色不清晰、不完整，甚至被有意虛化和污名化，從而在2014年發佈了迴歸以來的第一份治港白皮書即《“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出了撥亂反正、一錘定音的“全面管治權”概念及其法理論述。全面管治權是中央對港主權的治權化，解決了中央管治權在“一國兩制”體系中的具體地位與作用。這一概念具有“一國兩制”法治啓蒙的價值與功效。
在此法理基礎和前提下，中央開始更加自信地針對香港亂局引入人大釋法、人大決定乃至於直接制定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國家是具體、有形、有權威和有保護能力的，這一法理及其制度的自覺建構，給香港青年帶來了具體的國家權威感和存在形象，客觀上推動了香港青年對國家的立體理解和互動。
但對於“全面管治權”及其預設的國家主權形象和權威可及性的理解認同，香港社會和香港青年顯然不可能短期完成，而是經歷了較長時段的激進抗爭，走上了抗命歧途。2014年的治港白皮書講明瞭法理，給出了道理，但未能阻止香港青年投身非法“佔中”，也未能阻止後續的修例黑暴運動。在連番社會運動衝擊與自治侷限的共同刺激下，中央於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一國兩制”制度體系，進一步將全面管治權法理具體運用到治港實踐之中，打出了“撥亂反正”的組合拳。
“一國兩制”從法理自覺到制度體系的建構，特別是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的引入，徹底扭轉了國家權威及香港自治權在面對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時的制度困境，決定性地推動香港由亂返治、由治及興。
“愛國者治港”在中央撥亂反正的制度糾偏中被確認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在完善選舉制度、政府管治體系改革與社會治理等諸領域的改良方面，發揮價值之錨的重大作用。“愛國者治港”不僅結構性化解了“愛國”與“民主”的畸形對立，而且給香港社會的補課式“去殖民化”提供了強大且正當的價值基礎，對“殖民史觀”和“本土史觀”在文化領導權上造成壓倒性優勢。
資料圖來自香港文匯報
香港青年的認同重構之路
全面管治權刷新“一國兩制”法理體系，香港國安法一法安香江，新選舉法塑造香港民主新秩序，而“愛國者治港”則逐步深入修復和鞏固“一國兩制”的制度認同。法治環境的改良，民主秩序的更新，以及社會主導價值觀的重塑，為香港青年補上國民教育缺環及牢固樹立國家認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和社會條件。
展望香港青年未來的國家認同重構之路，需要從以下方面聚焦發力，耐心而智慧地予以推進：
其一，本地國民教育的法治化和政策體系的配置。特區政府需檢討現有教育體系中不合乎“一國兩制”與國民教育需求的相關法規、政策、監管機制與課程體系，通過制定一部綜合性的《國民教育條例》為香港青年提供國民教育的完整課程與知識體系，幫助香港青年在政治心路和價值觀上融入國家體系。
其二，在融合發展的具體政策設計中凸顯對香港青年的同等待遇和公民平權吸納。這要求一方面對香港青年在內地享受同等待遇提供更完整的制度與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則需要以國家治理體系（公務員、外交官甚至兵役制度等）對香港青年同等開放，使其得以通過擔任國家公職及為國家服務而催生出具體、有機而牢固的國家認同。
其三，在全球化範疇更加積極主動支持和幫助香港青年參與全球治理及獲得國際發展機遇。我們需要尊重和運用好香港的國際地位以及香港青年的全球化稟賦與優勢，以國家力量培養和支持香港青年成長為全球化時代的治理精英、專業精英和文化精英，並在這一開闊進程中推動香港青年與國家形成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與牢固的政治認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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