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奎：乙卯水災、廣州的苦難與珠江三角洲的誕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奎】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為華南前汛期的降水集中期，降雨期恰好在端午節前後，故稱為“龍舟水”。
2022年“龍舟水”期間（5月21日至6月21日），廣東、廣西、海南平均降雨量為472.5毫米，為1951年以來第2多。
連日的降雨給處於北江上游的清遠英德市造成了嚴重災害，截至6月20日晚上八點，英德累計降雨高達1785毫米，是該地有連續氣象記錄以來的最高值。不少地方，水淹至三樓，大樹“成草叢”。
而根據“中國氣象愛好者”的數據比較，6月22日下午兩點，英德水位到達35.97米，超過警戒水位9.97米，比1931年4月的紀錄還要高，直逼1915年那場讓廣州被泡七天七夜的大洪水（史稱“乙卯水災”）時的水位。
儘管下游的廣州沒有遭受暴雨襲擊，但粵北百年一遇的連續大雨恰逢珠江百年一遇的天文大潮，西北江、流溪河洪水下泄，珠江水迫近路面。
2022年6月16日，珠江出現天文大潮，中午一點半達到了最高水位，江水漫堤的危險一觸即發。廣州防洪形勢可説異常嚴峻。
稍微瞭解廣州水災史的人們都在擔心“乙卯水災”的悲劇會不會重現。相比100多年前，廣州地區的人口增加了10倍以上，倘若發生了1915年規模的洪災，後果是不敢想象的。
然而，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1915年的中國，無論是防洪基礎設施，還是防洪搶險的組織能力，完全是換了人間，不可同日而語。
乙卯水災
1914年，廣東發生了甲寅特大洪澇災害，災民達數十萬人，引起了人們對珠江流域水利工程不足的廣泛關注。廣東鄉民代表聯同旅京同鄉，由廣東籍時任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領銜，呈請袁世凱政府疏治粵省河道。
11月13日，袁世凱任命具有留英背景的原清末廣東籍海軍大臣譚學衡成立“督辦廣東治河事宜處”，這是廣東最早治水管水的機構。
在接獲任命治河事宜處督辦後，譚學衡從1915年6月開始，率領工程技術人員赴河道勘測，治水工作艱難地開始了。然而，沒有人會想到，治水工作才剛剛開始，很快珠江三角洲歷史上最大的洪災卻要發生了。
據香港“皇家觀象台”資料顯示，1915年6月27日，在南海中沙羣島附近生成一股熱帶氣旋，於6月29日在惠東—汕尾間登陸。據《廣東自然災害史料》載，當年寶安記有“6月29日，颱風登陸暴雨害稼”的災情，台山也記有“6月，赤溪颱風，暴雨害稼”的災情。這場颱風應該對乙卯水災負有不小的責任。
在北江流域，1915年3、4月份已經淫雨為災，大水未退，5月下旬開始，暴雨不停，洪水猛漲。粵北山區連降暴雨，7月9日，北江最大的圍堤——清遠石角圍突然不支而崩決，洪水如猛虎撲向下游。《廣東省自然災害史料》稱，”各處崩基不可勝數，全縣倒塌屋四萬六千餘間，災民二十四萬一千餘”，此實乃數百年未見。
北江沿岸堤圍潰決情況圖（引自“北江大堤志”）
在西江流域，5月下旬以來，連日大暴雨使得西江水位暴漲，沿岸堤圍險情頻發，情勢異常嚴峻。進入7月，三水、新會、高要等地各基圍紛紛崩決，防線全無，洪水所到之處，房屋盡行倒塌。7月9日，西江最重要的肇慶景福大圍也告崩塌，《廣東省自然災害史料》稱“缺口二百餘丈，三禡街及附件鋪户，盡行倒塌，死者數千人，滿江浮屍，饑民十餘萬”。此後，西江沿岸各縣一片汪洋，盡成澤國。
在東江流域，自7月初至中旬，沿岸各地同樣是大雨如注，紛紛告急。廣州增城各圍相繼崩決，惠州、順德等地“難民棲宿屋頂，呼救之聲不堪聞”。“辛苦經營，毀於一旦，哀鴻滿目，情殊可憫，民情困苦已達極點”，《廣東公報》在報道中這樣寫道。
西江、東江、北江是珠江水系的三大幹流，三大幹流均會於廣州的珠江口而入海。廣州老城區並不居於三江之幹流，西江、北江之洪水離廣州還有不小的距離，一般廣州人並沒有西北江干流沿線人們對洪水的切膚之痛，畢竟水浸常見，水淹廣州歷史上並不多見。以前清遠的石角圍也曾崩決，但洪水並未直接禍害到廣州。對於人口稠密的省城，防火反而甚於防水。
西江、北江同發大洪水。西江水流到三水河口，北江水又咆哮而來，形成兩虎爭道。西江水直奔而下，北江水被迫停留尋找突破口，三水蘆苞剛好是個使洪水流入廣州的橫向宣泄口，護衞廣州最為要緊的蘆苞榕塞圍崩決，這樣北江洪水便經蘆苞、官窯、大坦尾傾瀉而入廣州。
北面的清遠石角圍本是屏障廣州的大堤圍，7月9日已經潰缺漫頂，江水經白坭河浩浩蕩蕩而往廣州傾注。不幸的是，洪水又適逢六月初一（7月12日）潮汐大潮，海潮頂託，洪水難以宣泄入海，大量堤圍崩決，防線幾乎全線失守，廣州已是無屏可據，水勢終究一發而不可收拾。
11日至17日，大水圍困廣州長達一個星期，為珠三角有記錄以來最大水災，史稱“廣州乙卯大水災”。
1915年7月10日晚，廣州下西關一帶水深已達3尺多，由於信息不暢，許多居民還以為如每年夏季一般，“落大雨，水浸街”，見怪不怪，不以為意。孰料11日傍晚，水勢陡漲，許多屋宇頃刻之間就被洪魔吞沒。
12日，洪水猛漲，下西關一帶水過瓦面，一片汪洋。上西關水位亦高至門楣，許多鋪户沒入水中。著名的先施百貨公司積水深至人胸口處。13日至14日，水位繼續上漲，長堤水深1.5米以上，天字碼頭水深1.9米，西關一帶水深約3米，城西繁華的商場全部遭浸。
廣州受災後，許多居民爬到樹上躲避，小孩則以繩繫於樹上，呼救聲、哭叫聲不絕於耳。富人僱小艇逃生，窮人只好將牀板或者棺材板綁在一起充作小船出逃。在二三層樓上躲避水災的人因怕人多屋塌，用竹竿和小石塊將撐着牀板打算靠泊的人趕跑，那些人只好在洪水中無望地漂泊，此情此景實在讓人心酸。《廣東公報》寫道，“當時人民遷徙，攜幼扶老，男女呼號之聲，慘動天地。”
乙卯洪水廣州城受災範圍（藍色為水淹範圍，引自“北江大堤志”）
負責廣東治水工作的譚學衡在1918年所著《籌潦匯述》也有簡述，“乙卯六月，桑園圍缺口，石角圍通面省城，西南兩關，水深沒頂。溺斃人畜，沖塌房屋無算，烈矣！”
申報在7月24日的《粵災之特別報告》的報道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廣州洪災的慘狀，還提到“商工停業、交通阻塞，省港輪船、各鄉渡船皆因水猛不能開行，全城自來水皆因水管不能開放。晚上則電燈因電機被浸，不能放光，全城皆成黑暗世界”——“黑暗世界”，簡直就是彼時廣州城艱難掙扎求生老百姓的絕妙隱喻。
廣州長堤街道水深及腰
水火夾擊
俗話説，水火不容。但悲催的是廣州人竟遭水火夾擊——禍不單行，廣州著名的商貿中心十三在洪災期間發生了一場大火災。
7月13日下午2時，當水勢上漲之時，在十三行高樓上避水的商民引發了火災，火勢迅速蔓延。附近的同興街多為火油、火柴和蠟燭商店，油箱遇火爆炸，火隨油流，沿北、東、西3個方向愈燒愈遠。昔日繁華的商業名城頓成一片火海，甚至連泊在江面上的船艇和珠江對岸的商鋪也被火海吞沒。
大火燒至次日下午7時一度熄滅，但很快復燃，燒至15日凌晨1時方才熄滅，整整燃燒了30多個小時，屍體縱橫街道，慘不忍睹。有民謠雲：“火災真系慘，河北過河南。”
十三行發生火災時，警察當局曾派消防隊前往救援，然而因大街洪水橫流湍急，水浸齊胸，街道狹窄，木製水龍車無法停放，消防隊束手無策，只得任其越燒越遠。最悲慘的一幕發生在九如茶樓，樓體因大火燃燒而倒塌，可憐在樓上躲避水災的60多人竟然同葬火海。
此次火災共殃及街道25條，燒燬商店2800多家，死亡1500多人。
由於珠江上的助航設備大多被滔滔江水沖毀或捲走，廣州碼頭又沒入水中，江中稻草充塞，以致輪船航行受阻。粵漢、廣九、廣三等鐵路亦被洪水淹沒或沖毀，不能行車。廣州和內地、香港等地的交通中斷，成為一座孤城。
由於交通中斷、災民太多，城中百物騰貴，米價漲至災前的兩倍多，這對於囊中羞澀的災民來説更是雪上加霜，欲哭無淚。
乙卯洪水是珠江流域發生的兩百年一遇特大洪水，也是珠江有歷史記錄以來的最大一次洪水。彼時中國時逢亂世，政治腐敗，兵禍連年，經濟凋敝、一盤散沙，政府既無力也無暇大興水利、加固堤圍，防災抗災能力極其低下，加之在大災面前驚慌失措、束手無策，根本無法有效防禦如此規模的特大洪災。
實際掌握廣東政權的軍閥龍濟光在給袁世凱北京政府的電文中，這樣描述了廣東的災情：
“粵省三江潦水先後漲發，……各縣沖決圍基，坍塌房屋，淹斃人畜，損害田禾不可勝計……省垣（指廣州城）一帶水勢陡漲丈餘，居民露踞屋巔，交通幾於斷絕……該省上年被水，民情困苦已不聊生，乃此次東西北三江同時漫溢，災區之廣，災情之重，實未從來所未有……”
乙卯洪水廣東全省的受災範圍（藍色為水淹範圍，引自“北江大堤志”）
解放後廣東水利部門在1980年代也進行過評估，大水共淹沒農田43.2萬公頃，農作物損失折稻穀88.45萬噸。受災人口378萬人，死傷高達10餘萬人；僅廣州地區按洪水淹浸地區估算，受浸農田不下180萬畝，受災人口在150萬以上。
千年北江堤
南宋“詩宗”楊萬里，於淳熙七年（1180年）起身前往廣東，任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公事。北客南來，最便捷的交通方式就是從韶關南雄乘船順着北江經過清遠飛來峽，至三水蘆苞鎮轉入蘆苞湧，最後抵達廣州。
1180年至1182年間，他多次沿着三水蘆苞湧乘船來往於北江與廣州之間。四月乘船走到蘆苞清塘時，楊萬里還曾詩興大發，作詩《明發青塘蘆苞》，詩中提到：“……船行兩岸山都動，水入諸村海旋成。回望越台煙雨外，萬峯盡處五羊城”。
據《北江大堤志》記載，北宋年間（1272年），因北江連年洪水，沿江人民開始在蘆苞至黃塘間修建了珠江流域第一條堤防，舊稱“榕塞西圍”，這是北江大堤的原始堤段，可説是千年北江堤之始。
明代以後，珠三角河道淤淺，除了影響航運，還使水患增多，因而在明清時期，北江流域水利防洪有了更大發展。清遠市的石角圍就始建於明代，名為清平圍。這些堤圍至清初雖分散未成完整堤系，但已具一定規模，其防護範圍更廣，而且直接關係到廣州的防洪安全。
清光緒二十六年立有石碑雲：“石角堤圍為下游各縣及省垣（指廣州）保障。”清朝時，廣州的對外交往和貿易角色更加吃重，政治經濟地位進一步提升，蘆苞的榕塞圍和清遠的石角圍與廣州安全乾系十分重大，北江大堤由兩廣水師提督直接管轄。
1915年乙卯水災，蘆苞圍、石角圍均遭潰決，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引發了一場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洪澇災害。災後，譚學衡任督辦的廣東治河事宜處加緊工作，聘請瑞典籍工程少校柯維廉（Major G.W. Olivecrona）任治河處正工程師，具體負責廣東的水利工程。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譚學衡提出，“其可行者，以建築堤基一種計劃，為治理西江唯一辦法”，“惟有修繕基圍而已。此本督辦及海、柯二工程師所以公同主張也。”也就是築水閘並將散亂的堤系聯合起來，這就是“聯圍修閘”的治河方針。
1918年，譚學衡使用“關餘”（關税中扣除償付外債、賠款及海關款後的剩餘款）一百萬兩籌建蘆苞水閘，作為北江進入廣州的最後一道關口，以控制分泄北江洪水為目的，以防禦1915年型洪水為標準，由柯維廉負責設計施工。項目在1921年動工，並在1923年完工，這是民國時期廣東最大的現代化水閘，將蘆苞圍的防洪能力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全國主要堤圍
直到新中國成立，北江大堤的都只是長短不一、高低各異的大小堤圍。鑑於北江大堤沒有一個完整的堤系，防洪能力甚低，乙卯洪災後有發生多次潰決，1954年12月，開始對原分散的堤圍進行築閘聯圍和全面整修加固，並正式定名為北江大堤。
後經過不斷加固，北江大堤抗洪標準全面提升，1990年代末飛來峽水利樞紐的建成更使北江大堤御洪能力達300年一遇標準，成為國家防洪的九大主要大堤，並真正成為了廣州的防洪長城。
蘆苞水閘修建後，防洪作用得到大大加強，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通航的功能遭到毀滅性打擊，通往廣州的交通要道自然已無可能，當年千帆競發的景象也無法再現。
北江大堤位置圖（引自“北江大堤志”）
珠角三角洲的誕生
改革開放後，珠江三角洲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並逐漸成為中國核心經濟區域之一，也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珠江三角洲這個概念，幾乎已是舉國皆知了。
事實上，歷史上並沒有這個術語，珠江三角洲是個新概念，並且這個概念的誕生還與乙卯水災後的治水息息相關。
1915年，瑞典工程師柯維廉受譚學衡之邀到廣東治水，在考察了珠江流域的西、北、東江之後，他在珠江主流下游羚羊峽口外廣利圍平原發現了埋葬的牡蠣殼，這説明羚羊峽附近曾被海水淹沒。由此他提出，廣州至澳門一帶的平原曾是海灣，後被西、北、東江泥沙堆積為三角洲，並將這片平原取名為“廣州三角洲”。後有外國學者來中國訪問，在對香港和廣州之間的河口灣和三角洲進行考察後，著文稱其為“珠江三角洲”。
不過這個概念在提出來後，又有歐洲學者對此提出質疑，明確表示珠江三角洲並不存在，因為其所見的堆積平原很薄，僅1—2米，所以認為珠江河口不足以被稱為三角洲。
珠江流域4大江位置關係示意圖
法國留學歸來的廣東學者吳尚時，也關注到這一爭論。1935年開始，他開展了諸多田野考察，特別是1937年在廣州珠江南發現了七星崗海蝕地形以及附近赤沙滘東面海蝕地形、古沙堤等沖積地形，這些證據有力支持了珠江三角洲的存在。1947年，吳尚時發表重磅長篇論文《珠江三角洲》，有力論證了珠江三角洲的存在，並認為珠江三角洲與其他大河三角洲不同，它擁有特殊的成陸模式，是一個複合三角洲。
同年，珠江水利局向民國水利部申請辦理了珠江正式命名的立法手續，珠江流域進一步獲得確認，珠江（廣州城至入海口段）與西江、東江、北江總稱為珠江，珠江的概念也正式成型。從此，珠江三角洲逐漸走出了書齋，成為了一個老百姓耳熟能詳的概念。
中國承受了世界最深重的水災
上善若水，至柔至剛。大江大河養育了人類，也在不斷地毀滅人類文明成果。洪水，是人類遭遇的最主要的自然災害之一。在中國，有世界最為悠久的古老河岸文明，洪水也是我們幾千來的噩夢。
就人員傷亡而論，世界有記載的10次最大的洪水，中國竟然佔據了6席，並且世界歷史上傷亡最大的洪水就是中國1931年大洪水，估算的人員死亡達到了駭人的370萬。世界前15大洪水，中國也有7個，將近一半，而第二名的荷蘭只有3次。
中國人民遭受洪水肆虐的苦難確實是冠絕全球。
世界歷史有記錄以來的前15大水災
洪災是世界三分之一以上與自然災害相關的死亡原因,每年洪災死亡人口估計在5000-10000人。2021年造成的經濟損失約820億美元。據瑞再研究院的報告，2021年，全球遭遇了50多起嚴重的洪災事件，洪災引致的經濟損失佔到全球自然災害相關經濟損失的31%。
中國仍然是受洪水災害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全國每年水災影響人口超過5000萬，羣體死亡事件每年都在發生，如2021年受河南罕見大雨影響，死亡人數達到了590人，比2020年翻了一倍。
考慮到中國歷史水患，從數字來看，與世界其他大國比較，現代中國在洪水防治方面成績是非常顯著的。中國2015年-2019年間年平均死亡人數為449人，印度為713人，美國為118人；但如果考慮人口規模，以每億人的死亡人數為比較指標，中國32人，美國36人，印度則是51人。
中國近年每年水災影響情況
在與洪水的長期戰鬥中，中國人民有了豐富的應對防禦洪澇災害的經驗，同時逐步形成了系統規範的制度。如《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可見，2000多年前，中國就已經有了較為完備的治水策略和制度。
然而，古代社會生產力低下，民窮國困，很多治水設想實際很難實現，再加上吏治腐敗，民間自發力量有限，平日水利不修，社會應對洪水災難是極其無力的。
如乙卯水災過後，袁世凱政府不得不公開承認：“本年各省水災迭見，雖由雨澤過多，諒以平日水利不修，為其本病”。而當時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刊登的一則署名“春雨”的災後評論“水災非天地之不仁”，更是一針見血指出：
“然假使河道索通，宣拽得宜，水勢雖驟，為患必不如是之烈也。乃水潦歷年為患，而當事者不為根本疏浚之謀，徒築基圍以防水，一旦崩潰，則眾為魚矣……此政府之不仁，非天地之不仁者也。”
中華民族經歷了太多的水災苦難，今天的中國應該有信心“水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要迎接的是“水利”時代。我們的水資源算不上豐富，甚至可以説有些缺水，但中國人學會了科學開發水資源，學會了用水造福人民，中國是世界用水量最大的國家，有發電量居首“當驚世界殊”之三峽工程，有佔世界近三分之一的水利發電。
治水需要長期的規劃和政府強大的社會資源動員能力，或者説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這是現代中國相比古代乃至現代世界其他任何國家，所具有的獨特優勢。在大自然面前，人類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這次的英德洪水即是一次新的警醒。好在，從政府到人民，都積極開展了救助與自救。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