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迴歸25週年，聽六位香港人講述他們的故事-王愷雯
【文/觀察者網 王愷雯 編輯/馬雪】
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燈火通明，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正在舉行。
香港中學生劉佩玉守在電視機前觀看直播。那晚大雨傾盆，當英國國旗降下、五星紅旗準時升起的那一刻，她心潮澎湃。
對於當時剛上小學的穆家駿來説，解放軍進駐香港的畫面讓他至今印象深刻。
而剛從加拿大回流香港的唐先生，當時和朋友聊起那天的畫面時，感嘆：“如此‘絲滑’，乜咁就回歸啦？”
25年後，劉佩玉已是香港深水埗的一名區議員；穆家駿則執起教鞭，成為香港一所中學的歷史老師。
香港，也迎來回歸祖國25週年紀念日。
一路走來，並非坦途。
回顧這段歷程，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修例風波”、新冠疫情等重大沖擊。但在國家的支持下，香港經受住了挑戰，香港市民也在各自的崗位上，為這座城市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東方之珠更加璀璨。
在香港迴歸25週年之際，觀察者網邀請到六位來自香港各界的人士。他們之中，有致力於推動中國歷史教育的資深教育工作者，有深耕基層十幾年的區議員，有在“修例風波”中挺身而出的警嫂，有踐行“培才思報國”的90後教師，有在香港奮鬥多年、積極投身公益活動的港漂，也有農產品國際貿易從業者。
以下，是他們的香港故事。
2022年6月17日，香港市民拍攝利東街的國旗及特區區旗 圖源：視覺中國
“我們終於讓中國歷史成為必修課，要繼續把教育失地追回”
何漢權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長、教育評議會主席
我出生於澳門，中學時代在珠海書院（香港珠海學院前身）中學部就讀。
在當時的香港，英語擁有超然地位，而我念的是一所中文中學，因此在中國歷史、中國語文、中國文學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我也從中知道了什麼叫身份認同、什麼叫文化認同。
我的很多老師都是從抗日戰爭走過來的，他們常常告訴我們，14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非常大的轉折，關乎民族存亡；也告訴我們新中國成立後如何艱苦奮鬥、建設國家。
中學畢業後，我去了台灣大學歷史系。當時的台灣和現在完全不一樣，大家都充滿大中國情懷。畢業後回到香港，我做了很多年曆史老師，也做了16年的副校長和校長。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長何漢權 受訪者供圖
現在我是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的校長，我覺得自己有一種使命，那就是推動中國歷史教育。
這些年香港經歷過很多考驗，其中之一就是身份認同。很長一段時間來，香港對中國歷史教育、對中國文化、對國情的瞭解，以及國家安全教育，都沒有很認真地去重視。我希望能發揮一些微薄的力量。
坦白説，在香港推動中國歷史教育的確很艱難。英國是一個老牌的殖民帝國，它有一套文化滲透的東西，很擅於搞文化侵略。香港被英國佔領150多年，英國這套價值觀不斷滲透給每一代人。
香港在迴歸後推行的通識教育，我覺得是很有問題的，因為只是把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放進通識教育裏學。學習國家的歷史不能這樣，不是你想學哪就學哪，不想要哪部分就不要。
而且通識教育竟然沒有統一教科書，老師想用什麼教材就用什麼教材。我當時就提出，這樣搞下去，香港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問題將後患無窮。
其實我本來在做學生成長和教師培訓的課題，但是我把它們統統放下，專注於在香港推動國史教育，堅持要中國歷史獨立成科。在擔任林鄭月娥競選顧問期間，我對她説，中國歷史科一定要恢復獨立必修地位。
香港迴歸25年來我感觸特別深的兩件事，一件就是我們終於把通識教育科“打掉了”，另一件就是中國歷史成為香港初中的獨立必修課。
（觀察者網注，自2021/22學年開始，通識教育科將逐漸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
現在，我希望在3到5年內，讓中國歷史也能成為香港高中的獨立必修課。新特首李家超上任後，我也會向他爭取。
2022年7月1日上午，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圖源：視覺中國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社會逐漸恢復穩定，但站在教育的角度，我覺得我們還有三步要走。第一是不能過於焦躁。第二，香港教育界、特區政府和社會，我們不能因為有了國安法就懈怠，我們要把我們的教育失地追回來，不能掉以輕心。第三，是不能迴避問題。
中史教育成為香港初中獨立必修課後，香港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有所提升。過去5年，國史教育中心也在民間大力推動國史教育、國學教育以及國情教育，我們做了大量工作。像是2019年五四運動100週年之際，我們就請我們的顧問學者選出5位五四人物，請香港學生票選“年度歷史人物”，當時有三百多所學校參加。
我認為，在推動國史、國學、國情、國安教育方面，要做到三方面合作。首先是特區政府。坦白説過去二十多年香港做的並不好，現在重頭再來，政府要加大力度，加大投資。第二，學校本身也要承擔非常重要的教學使命。第三就是民間團體。
我還沒從風采中學校長任上退下來的時候，已經有一些學校想用很高薪水聘用我，我沒有答應，而是選擇在國史教育中心，聯合一批學者、退休或在職的老師，一起推動國史教育。
我想整個香港社會都應該負起責任，培養青少年具備香港情懷、國家觀念、世界視野，這是不可動搖的鐵三角。
“區議會要改革，讓真正做事的人跟內地基層交流學習”
劉佩玉 香港深水埗區議員
香港迴歸那一年，我正在唸中學三年級。那天外面下着傾盆大雨，我坐在電視機前看着直播，心潮澎湃。
看到英國國旗降下來，我們中國的國旗升上去，心情非常激動。我們的駐港部隊非常威風，那句“你們可以下崗，我們上崗”的霸氣喊話，今天依然記憶猶新。
這25年來，還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畫面。2008年的北京奧運，香港也參與其中，承辦了當年的馬術項目。那一年，奧運會給香港帶來很大的震撼，我們去街頭迎接火炬，迎接奧運健兒來港，愛國情懷高漲。
2008年5月2日，香港學生沿途歡迎奧運聖火 圖源：新華社
也是在2008年，我成為了深水埗區議會議員。
但自打我從政開始，就感受到無論是立法會還是區議會，都是以搞政治為主，不停地搞政治鬥爭，特區政府也要去應付這些問題。很多工程項目遲遲無法推進，民生、經濟議題都停滯不前，一些福利措施都在立法會被“拉布”（即冗長辯論）阻撓。後來又出現了2014年和2019年的風波，大家看到這些都非常心痛。
直到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落地，香港開始由亂轉治，由治及興。
作為一名區議會議員，我認為香港的區議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它是市民和政府溝通的橋樑。但過去區議會被一些亂港分子或西方勢力利用，被太多政治議題干擾，並沒有充分發揮它的作用。
未來，區議會要集中精力搞好民生、搞好經濟，把政府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傳達給市民，協助特區政府改善香港的一些“老大難”問題。
我所在的深水埗是基層市民比較多的地區，目前香港基層市民主要還面臨兩大問題——住房和醫療。住房問題大家都很清楚，輪候公屋的人很多，房屋數量卻跟不上。沒輪到的基層市民可能只能住劏房，或者承擔高額租金。
至於醫療問題，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在政府公營醫療機構看病，但現在醫生護士人手不足，就會有很多人要輪候做手術。私立醫院又很貴，對一些市民來説，他沒條件去私立。這種失衡的問題要如何解決，是否能考慮把部分公立醫院的病人轉到私立醫院，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政府去動腦筋的。
住有所居可以讓人心安，疾病求醫也應該無論貧富，我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在這兩個方面能做出改革。
7月1日上午，劉佩玉參加香港特區迴歸祖國25週年大會暨特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 圖源：劉佩玉臉書
現在內地的發展可謂一日千里，城市和農村發展迅速，人民幸福感也有了很大提升。從區議員的角度，我覺得香港區議會也可以多借鑑內地社區、居委會的經驗。像是在疫情期間，內地的基層工作者如何宣傳政策、如何組織大家去做核酸、如何安撫市民，這都是近期可以參考的內容。
未來香港區議會需要改革、優化，讓真正做事的人可以跟內地不同的行政部門增加交流溝通，學習社區治理。
我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也充滿期待。在香港迴歸祖國25週年之際，希望在新特首李家超的帶領下，第六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還有整個公務員團隊能增強向心力、凝聚力、執行力，讓市民有獲得感、幸福感。
“真正的去殖民化教育，近幾年才開始”
穆家駿 香港培僑中學教師、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1997年香港迴歸的時候，我念小學一年級，還不是很明白“迴歸”是怎麼一回事，但有兩件事讓我記憶深刻。
第一是迴歸前進行的香港特區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當時有3名候選人，我記得在電視上看着他們唱票，就像我們小學裏面選班長一樣。
第二件是就是香港迴歸前一晚，也就是1997年6月30日，解放軍駐港部隊第一次進入香港。那一晚的場景我印象很深。
我中學就讀於香港培僑中學，2013年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抱着“以生命影響生命”、傳承母校“培才思報國”辦學理念的初心，回到培僑中學任教，教授的是中國歷史和通識科。
香港培僑中學教師穆家駿 作者供圖
我覺得香港真正的“去殖民化”教育是從近幾年才開始的。
迴歸以前，港英政府的教育一直都是“去中國化”，或者是“厚古薄今”，大多講古代史，對於近代歷史很少去説。更是把鴉片戰爭洗白成“貿易戰爭”，但實際上這就是一場由骯髒的毒品交易引發的侵略戰爭。
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不遺餘力地打壓我們的國民身份認同，也不允許我們升五星紅旗。培僑中學是一所傳統的愛國學校，上世紀50年代，我們第二任校長杜伯奎先生，就因為學校圖書館藏有陳嘉庚《南僑回憶錄》以及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兩本書，遭港英政府遞解出境。當時杜校長連衣服都沒來得及換，就被送到羅湖。
英國人就是用這種打壓的方式，阻撓我們建立一個正確的中國人的價值觀。
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香港迴歸後。一些缺乏國民身份認同的人蔘與到香港教育政策制定當中，讓我們的教育在迴歸後走了一些彎路。
以通識教育為例，我覺得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就像你得到了一把菜刀，用來切菜是沒問題的，但用來砍人那就犯法了。殖民時代培育出來的很多老師或教授，很多都明顯缺乏國民認同，對內地是有偏見的。所以他們教出來那些通識科老師，就把通識科變成了一個可以自由宣揚政治理念的平台，整個通識課程就變味了。
此外，多年來特區政府推動國民教育或者愛國主義教育的進程，也在反對派或者亂港勢力的阻撓之下變得很艱難。
這種情況直到最近幾年才發生改變，尤其是在香港國安法立法之後，配合國安教育，又進一步加強了我們的中國歷史教育，把香港的歷史融入整個中華5000年的歷史中，讓學生更能夠體會到自己作為一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香港培僑中學升旗禮 圖源：香港文匯報
我能明顯感受到這兩年香港教育的變化。前幾年在香港，基本上是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社會氛圍非常紛亂，學生也會受到一些網絡上政治風波的影響，無法靜下心來學習。
隨着國安法的實施，香港的社會氣氛再次恢復平靜，大家可以真正地迴歸學習，迴歸作為學生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通過課程改革，我們能讓學生通過歷史教育或者國安教育，感受到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
作為一名教師，我覺得香港整個教育體系除了課程和教材的改革外，也應該重視教師培訓，畢竟教師是課堂中的重要角色，我們推廣愛國主義教育或者國民教育，都需要從師資培訓入手。比如可以讓香港準教師去內地接受培訓，增加他們對國家的認識，這樣才可以讓他們把正確的教育觀和內地的發展情況告訴我們的下一代。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和香港息息相關，香港的教育也要參與其中。例如我們在推動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教育，還有加強學生對國家發展的認識，讓他們更好地把自己未來的人生規劃和國家發展相結合，坐上大灣區發展的快車，讓香港有更好、更順利的發展。
“陰霾已經散去，香港一天比一天好”
周佳明（阿MAY） 香港警嫂
25年前，香港迴歸了。
那時，包括我在內的很多香港同胞都很激動，因為我們不再是流浪在外的遊子，我們終於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沉浸在迴歸的喜悦中，發自內心的喜悦。
然而，在迴歸之後的這些年裏，特區政府在許多重要政策制定及實施上，一次又一次遭遇反對勢力的阻撓和破壞，被所謂的“民主派”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和方式拖延。
2019年的“黑暴”是讓我印象最深的事。在此之前，香港表面上還算“風平浪靜”。如果不是這場風波，很多人都無法察覺到，原來英國人早在離開前，就已經為香港埋下了那麼多的“定時炸彈”：生搬硬套的制度、有問題的教材、別有用心的各類組織……
2019年9月11日，阿MAY（左一）和朋友一起送月餅撐警 圖源：新華網
香港只是一座城市，作為特區它依然稚嫩，單靠自己又怎麼可能承受這些處心積慮的算計？港人治港的高度自由，讓香港長期暴露在西方勢力的滲透和角力之下。
我能成為大家所熟悉的警嫂，主要原因是基於當時的環境，我不得不站出來為警察發聲。作為警察的家屬，也作為一名母親，連你都不敢站出來，還有誰會願意站出來？大家又要怎麼幫你？
另一個原因，是我當時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無條件給予我很多支持和幫助，這些我都銘記在心。
好在，陰霾已經散去。
香港國安法頌布之後，那些危害香港繁榮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勢力逐漸被清理；香港社會恢復平靜，我們不用擔驚受怕了，孩子出門幾點回來我都不用擔心。
我能感覺到，香港正在變好，一天好過一天。
在這個變好的過程中，我很開心。身邊的朋友都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有朋友希望建設香港，打算去參與競選；有朋友為了更美好的前程，着手發展自己的事業。
無論是怎樣的追求，我都打心底替大家開心。這才是正常狀態，曾經的香港就是這樣，獅子山精神是什麼？獅子山精神就是一種刻苦耐勞、勤奮拼搏、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息的精神。
警嫂阿MAY 受訪者供圖
老實説，香港是非常具備發展條件的，但這些年來那麼多政治紛爭，我們把自己給耽誤了。看到內地日新月異的發展，我都覺得非常慚愧。我希望兩地通關後，能有更多的香港人去內地，親身體會我們國家的變化和發展。
今年是香港迴歸祖國25週年。在我看來，97年香港迴歸是“第一次迴歸”，那時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但現在回頭看，當時應該是還沒有“完全迴歸”；而國安法之後的香港，則是“第二次迴歸”，所有的事情都開始向着好的方向發展。當然，這次“迴歸”同樣需要一個過程。
我很清楚，這個過程或許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是我們心懷憧憬。因為，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現在，香港小朋友都主動跟着我們唱《歌唱祖國》”
金暉 香港山東僑界聯合會當然會長
雖然我是山東人，但在香港工作、生活了那麼多年，我想我已經融入了這座城市。
我父母那一代1995年左右就來到香港，而我真正定居香港是在2014年。當時我辭掉了在英國的工作，先是在深圳發展了三四年。因為父母年齡比較大了，就來到香港。
我在香港理工大學讀了第二個碩士學位，本想進入互聯網行業，但發現香港互聯網行業才剛起步，距離內地的互聯網產業差距太大了。我就抱着試一試的心態去了保險業，每年的收入都非常可觀，最低有7、80萬，高的能有100多萬。
保險做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又和其他人一起做租房、留學配套服務，在香港積累起很多人脈。同時，我也投身社會公益事業，在山東僑界聯合會，我們會做一些推動魯港兩地，或是粵港澳之間的交流活動。
香港山東僑界聯合會當然會長金暉（右一）
在2019年“黑暴”最猛烈的時候，我們做了很多社會工作，團結愛國愛港的香港市民，後期則是大力支持國安法落地。在此過程中，我們也是看着“黑暴分子”的聲勢開始逐步減弱，最終完全覆滅。我覺得一些香港年輕人受到了西方勢力的蠱惑，他們沒有經歷過老一輩受到英國人歧視的那種痛苦。
我記得1997年香港迴歸時，我們全家都在看直播，看着五星紅旗升起來，家人都非常激動，我當時年紀小，不是很明白，但還是有感受的。
現在回過頭去再看當年的迴歸直播，覺得非常感慨，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終於回到祖國，很多老一輩香港人傳達出的感受就是“終於可以説我是一箇中國人了”。
在香港的這些年，我看到的最大變化就是香港人心的迴歸。我們能看到這幾年隨着“黑暴”覆滅，人心迴歸是越來越成功的。
前段時間，我們帶領社區義工參加慶祝香港迴歸祖國25週年活動的時候，一起唱《歌唱祖國》，有很多年輕的香港本地家長帶着小朋友參與進來，小朋友會自己跑過來問我們要國旗，還跟着一起唱歌。
這種景象在前幾年幾乎是沒有的，之前都沒有多少人會唱《歌唱祖國》這首歌，這種變化確實非常大。
不過，我覺得香港社會對於本地青年的工作確實還存在不足，青年對國家瞭解不夠深。香港教科書介紹中華民族歷史的內容太少，近代史就更少了。我跟香港一些年輕人聊過，他們到了高中，歷史是選修課，他們覺得我不想學我就可以不學，可以換一個自己比較擅長的，最後能考上大學就行了。歷史怎麼能説迴避就回避？我們又不是英國，所以這塊是有問題的。
當然現在這些問題也在慢慢改善，像是7月1日香港的故宮文化博物館就要開放了，把故宮的國寶拿到香港來做展覽，我覺得這個意義非常大。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圖源：香港文匯網
香港未來要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覺得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非常棒，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羣和空港羣，有華為、中興、騰訊、大疆這些企業，擁有自貿試驗區，是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製造中心、投資中心、企業孵化中心，即使是舊金山灣區也沒我們那麼全。
香港要把握機會，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同時發揮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引領帶動作用，和大灣區其他城市形成優勢互補。
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市，更是一個屬於中國的城市。作為連接世界和中國內地的一個樞紐，香港的特殊地位難以被取代。她的特殊性、國際性、多元性以及包容性，對粵港澳的年輕人來説也是充滿了機遇，我覺得，今天無論是內地的年輕人，還是香港本地的年輕人，都能在這片土地上獲得很好的發展。
今年是香港迴歸祖國25週年，我衷心希望香港的未來更輝煌，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能夠繼續發揮她獨特的光芒。
“如此絲滑，乜咁就回歸啦”
唐先生 從事農產品國際貿易行業
香港是一座經濟城市，它的生命力在於能否發揮出這個功能。
這種經濟活動的特色曾是一種“買辦式”的中介模式。從1842年英國人來到香港開始,香港的經濟活動層面就是溝通中外的貿易生產。這種基因一直是香港的主體基因，或者叫在地機構文化。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香港的本地製造業開始發展,此後又承接了日本轉移過來的、以出口歐美市場為主的輕工業。隨着1978年中國內地改革開放，香港的中介人基因愈發凸顯，尤其是在金融業上。
香港迴歸之際，我由加拿大回流香港。
當時有一個有趣的現象，1997年7月1日後，很多朋友在下午茶時或朋友聚會説：“乜咁就回歸啦（這樣就回歸了）？”
因為一切都如同“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一般。大家對如此“絲滑”、水波不興的政權移交，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香港迴歸25年以來，我感受最深是有兩點。一方面是香港和內地融合的加大。以前，那些在內地投資的香港人，相當多都是純利用內地的生產優勢，如低工資、低地價等。但在慢慢看到祖國的迅速發展之後，也變成了真心愛國人士。我身邊的朋友，有很多都是從不關心內地或心裏抗拒中央政府，變成支持擁護中央政府。
但另一方面，一些反共反華分子利用中央寬鬆的治港政策，迅速在各行業發展自己的政治力量，教育界更是重災區。2014年的非法“佔中”和19年的“黑暴”就是這種力量的表現。一部分香港市民被大量不正確的政治觀念滲透，少數年輕人和知識分子對祖國產生疏離感，一些甚至墮落成“港獨”分子。
我覺得香港最大的優勢在於法治，這一點，對保持香港作為中外經濟交往的橋樑是至關重要、且是唯一不二的關鍵。
我期待今後香港能在促進國內法治體系的建設中，作出她應有的貢獻，一如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對內地招商引資的成功作出的貢獻一樣。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