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在過去40年間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之路

【文/林毅夫】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表現堪稱人類奇蹟。

1978年的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GDP僅為156美元，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1/3。與其他貧窮國家一樣，中國人口中有82%生活在農村地區，84%的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以下。中國還是一個內向型經濟體，貿易僅佔其GDP的9.7%。

雖起於微末，但中國在1978—2018年實現了年均9.4%的GDP增長率和年均14.8%的貿易增長率。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德國成為實際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再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已經有7億多人脱貧，佔這一時期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此外，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遭受本土金融危機影響的新興市場經濟體。

2019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03萬美元並極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跨過1.27萬美元的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如果上述預測順利實現，在二戰後近200個發展中經濟體中，中國大陸將成為繼韓國和中國台灣之後第三個成功實現從低收入到高收入躍遷的經濟體。

中國人均GDP變化趨勢

在本章中，我將探討中國在1978年啓動轉型後，為什麼能夠避免其他轉型經濟體所發生的崩潰和停滯，中國為其成功付出了何種代價，以及需要吸取哪些教訓。

中國如何避免轉型崩潰

二戰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受同一個現代化夢想的鼓舞和當時盛行的結構主義的指導，也採取了類似的戰略和政府幹預措施，來加快先進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但紛紛遭遇與中國類似的經濟困境。

當中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許多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開始了類似的轉型。中國實現了國家穩定和充滿活力的增長，而其他國家卻遭受經濟崩潰、發展停滯和危機頻發的困擾（Easterly，2001）。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與轉型策略的差異有關。

首先，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遵循了受新自由主義啓發，以推動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為己任的華盛頓共識。

這一戰略的立論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失利是因為政府過度干預導致了資源配置不當。基於這一觀點，該戰略建議，為了改善經濟表現，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立即消除所有扭曲並結束政府幹預，以使市場發揮作用。

然而，這些國家的所有扭曲的目的都是保護大規模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果政府立即消除這些扭曲，這些大型產業勢必遭遇破產，大量工人將失去工作，而這將會破壞社會和政治穩定。沒有社會和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就遭遇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境況。結果，在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改革之後，許多國家為了保住工作崗位而重新引入補貼和保護措施。

此外，這些大型產業大多是基本需求或國防相關的行業。即使在私有化之後，政府仍需繼續對其進行補貼，以維持其運營。導致的結果是，無論是出於社會穩定、基本需求還是國防的原因，在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改革之後，這些國家的政府重新引入了新的補貼和扭曲措施。這些扭曲比已遭取消的顯性補貼和保護措施更不合時宜，甚至效率更低。

在私有化之前，企業管理人員是國家僱員，如果遭遇困難，他們會請求政府給予保護和補貼。如果政府提供協助，企業管理人員最多可以增加在職消費。然而，那時候將錢揣入自己的口袋裏是腐敗行為，會受到懲罰。

私有化後，大型企業的業主也會要求補貼。在這種情況下，各類補貼可以輕而易舉地變成他們自己的財富，並且他們還會受到激勵，繼而要求更高的補貼和援助。結果，改革首先引起混亂，之後經濟發展停滯、危機頻發。

中國在轉型過程中努力保持了穩定、動態的經濟增長。其主要原因是中國採取了務實的態度。

政府為現有部門提供了臨時保護和各類補貼以維持穩定。但是，中國政府也放寬和推動了人們進入新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小規模傳統產業，這恰恰與中國的比較優勢保持一致。過去，政府採取了歧視和壓制這些部門的做法。為了使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具競爭力，中國還需要提供充足的基礎設施和良好的營商環境。

轉型開始時，中國的基礎設施極其薄弱。雖然有心改善全國的基礎設施，但中國政府缺乏將之付諸實施的財政資源，因此中國設立了經濟特區、工業園區和出口加工區，用以在有限數量的區域內改善基礎設施。由於保護現有產業需要實施扭曲措施，中國的營商環境非常糟糕。然而，在經濟特區和其他經濟區，政府消除了所有這些扭曲。此外，政府還為經濟特區或工業園區的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和其他激勵措施。因此，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新興產業迅速成為中國的競爭優勢。

正是基於這些原因，中國在過去40年中保持穩定，實現了強勁增長。隨着中國不斷壯大和資本的不斷積累，比較優勢逐漸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在升級過程中，中國可以從後發優勢中受益。

中國為它的成功付出了多少代價？

儘管中國在過去40年轉型期的經濟表現非同尋常，但中國也為其成功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價。

環境惡化和食品安全問題招致公眾不滿，而且這也是快速工業化和缺乏適當監管的後果。此外，轉型期間的主要問題是普遍存在的腐敗和收入差距的加劇。

1978年以前，中國的官僚體制比較規範、廉潔，中國社會也是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根據透明國際公佈的清廉指數，2016年中國在176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79位；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和多位學者的研究，2000年以後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45，高於國際警戒線（Liand Sicular，2014）。這些問題與中國務實的雙軌制轉型戰略有關。

一方面，政府對資本密集型老行業中沒有生存能力的國有企業提供了臨時性保護和補貼，以維持穩定；另一方面，則放開和推動新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准入，這些產業符合中國比較優勢，可以實現動態增長。

對於老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而言，投資和運營的最重要成本之一就是資本成本。在1978年開始轉型之前，政府運用財政撥款來支付投資款和營運資金，因此國有企業不必承擔任何資本成本；轉型後，財政撥款由銀行貸款取代。中國政府設立了四大國有銀行和一個股票市場，用以滿足大企業的資金需求。為了補貼國有企業，利率和資本成本都遭到人為壓低。

轉型開始時，中國幾乎所有企業都是國有性質。隨着雙軌制轉型，私營企業開始不斷壯大，其中一些企業規模大到可以申請銀行貸款或在股票市場上市。

由於利率和資本成本遭到人為壓低，誰可以從銀行借款或在股市上市，誰就能獲得變相補貼。這些補貼是以個人家庭在銀行或股票市場上的低迴報為代價的。那些提供資金的人比他們資助的大公司的所有者更窮。窮人對富人公司運營的補貼是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之一。此外，銀行貸款和股票市場的准入會產生尋租空間，導致掌握市場準入審批權限的官員受賄和腐敗。

同樣，在1979年之前，大型國有礦業公司運營自然資源開採業務時無須支付特許經營費，並會以極低的價格向其他國有企業提供產出。中國政府於1983年允許私營企業進入採礦業，並於1993年放開對產出價格的控制。

特許經營費和產出税保持在較低水平，這一措施也是為了補償國有礦業企業僱用冗餘工人和支付退休工人養老金的社會政策負擔（Lin and Tan，1999）。新成立的私營礦業公司不存在此類負擔，獲得特許經營權讓它們的所有者一夜暴富，這也成為收入不平等和腐敗的根源之一。

此外，一些自然壟斷行業，如電力和電信業，都由國有企業經營。政府逐步放開了這些行業的准入。這些壟斷租金也是不平等和腐敗的根源。

為解決腐敗問題，中國推動了反腐鬥爭。然而，腐敗蔓延的根源是雙軌制轉型扭曲產生的租金，這一措施保護和補貼了那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大型國有企業。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是一個貧窮的國家，資本稀缺，經過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資本變得相對充裕，中國的比較優勢也隨之形成。許多資本密集型產業從挑戰中國的比較優勢轉向與中國的比較優勢保持一致。其結果就是，這些行業的公司提高了生存能力，只要它們擁有良好的管理，就能在國內和全球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和盈利能力。對受援企業的補貼和保護的性質從提供必要的生產資料轉變為純粹的租金。

消除所有剩餘的扭曲和保護措施，完成向運作良好的市場經濟的過渡，並消除腐敗和收入差距的根源，這一點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勢在必行的舉措。

事實上，這也正是2013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初衷。

中國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啓示是什麼？

中國的發展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何啓示？

本章的分析表明，首先，如果每個發展中國家根據其比較優勢發展其經濟，它們都有可能在30年或更長時期內實現動態和持續增長，並有可能消除貧困和致富。

藉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推動，各國可以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有競爭力的行業可以保持盈利，積累資本，參與產業升級，挖掘潛在的後發優勢，使其經濟增速遠高於高收入國家，如同過去40年中國經歷的情況一樣，在幾十年中保持着7%或更高的增長率。儘管每個國家都有實現經濟增長的潛力，但需要有正確的發展戰略才能充分挖掘潛力。

其次，大多數國家從以前的干預活動中繼承了許多扭曲措施。這些扭曲措施導致了資源分配不當和尋租。消除這些扭曲措施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然而，扭曲的存在必定有其原因，而且從經濟角度來看，很大程度上是內生的。除非先消除扭曲措施存在的原因，否則試圖消除扭曲措施可能適得其反，弊大於利。因此，一個着手改革的國家應該像中國過去30年那樣，務實地採用暫時性和過渡性保護手段。

謹慎放開新部門的准入，放開國家的比較優勢，放開政府推動這些部門增長髮展的活動，可以使其實現動態增長並保持穩定，同時為消除扭曲做好準備。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價值的建議就是：根據一個國家不斷演化的比較優勢，採取循序漸進的務實方法。

同時，轉型本身也需要保持務實態度。轉型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體系，但這應該是一個由政府管理的過程，同時關注各行各業的需求，為它們提供商機。

本章的分析表明，審視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並根據它們的經歷發展出新的思想和理論認識是非常重要的步驟。

近年來，針對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弱點，我向諸位推薦新結構經濟學，這是從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和轉型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理論。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大獲成功的秘訣在於將“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並用，形成了市場和國家功能的有機融合、互補，二者相得益彰。

一個國家歸納出來的理論能否適用於另一個國家，取決於這些國家的先決條件的相似性。我希望新結構經濟學能為發展中國家克服前進道路上的挑戰提供有益的見解。

（本文摘自林毅夫新書《中國與西方：當前經濟、政策與應對》，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版。）

參考文獻：

Easterly, William, 2001.“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Li, S. and T. Sicular, 2014.“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Income in China: Inequality, Poverty and Policies,” ChinaQuarterly. 217: 1–41.

Lin, Justin Yifu, 200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Lin, Justin Yifu, 2012a.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 Justin Yifu, 2012b.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Washington,DC: World Bank.

Lin, 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 1999.“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 426–31.

World Bank (on behalf of the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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