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冠夫姓”就是地位低？歷史上女性姓氏變化是父權與夫權的鬥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最近一段時間，隨着《夢華錄》古裝電視劇的熱播，網絡上興起了關於古代女子姓氏的議論。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在中國古代，女人婚後是否必須改姓，冠以夫姓？電視劇也好、小説也罷，都只能描繪特定時代的故事，真正要探討這種涉及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問題，就必須有兩方面的清醒認識。

一方面，中國歷史悠長，在幾千年的文明發展過程中，幾乎沒有亙古不變的東西，姓氏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既然有變化，那麼就有必要討論為什麼會變。歷史的演進是有跡可循、有因有果的，姓氏名稱的改動也是如此。本文嘗試簡單梳理中國古代女子的姓氏變化，並對其中的變化原因談談筆者的理解。

婦從夫姓，由來已久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姓氏很早就已經出現，但最初並不穩定。作為一種反映血緣和社會關係的符號，在舊俗尚存的先秦時代，“姓甚名誰”往往是可以調整的。即便是重要的人物，根據不同的取捨，也會有好幾種姓名組合形式。

到了秦漢時期，姓氏才逐漸穩定成為“家”的冠稱，在一家之內，姓氏以父子相傳的方式延續，成為家族成員最為重要的共同點。這種穩定的家族內姓氏傳承結構，一直延續到今天。

既然是“父子相傳”，很明顯，姓氏傳承的重點在於男性。作為被忽視的環節，女性的姓氏如何確定呢？翻看《史記》、《漢書》等常見的秦漢歷史文獻，會看到諸如呂后、戚夫人、李夫人等等重要的女性人物。由此觀之，似乎秦漢時期女人的姓氏與丈夫並無關聯。但事實上，這是閲讀正史常有的偏見。

在史書中登場的女子，絕大多數來自社會上層，甚至於是最上層。這些人的名氣雖然大，但人數其實很少，而且身份地位都非常特殊，用她們來代表秦漢時期的女性顯然是不合理的。

根據學者的統計，如果除去後妃、公主這樣的皇家女性，在史書中登場的其他西漢女性中，只有七個人不跟丈夫姓，佔比非常低。事實上，即便是在上層，絕大多數女性也還是跟隨丈夫的姓氏，比如漢高祖劉邦的母親叫劉媪，顯然是跟了劉家，而且在劉邦稱帝后也沒有改。還有權傾朝野的霍光，他的夫人叫霍夫人，明顯是跟了霍光的姓。

在民間，妻隨夫姓更為常見和普遍。裏耶秦簡中發現有官府的户籍文書，每家只有户主的男性姓氏，妻子完全沒有姓氏，只是列在丈夫的後面，大概率是跟隨夫。漢代簡帛的數量更多，也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比如居延漢簡中就有不少女子的姓名，普遍冠以丈夫的姓，或者乾脆就叫“某某妻”，完全看不到來自孃家的身份痕跡。

裏耶秦簡。圖自維基百科

諸如“衞皇后”、“李夫人”的叫法，很可能也並非真實使用的姓名，而是後人的稱呼。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提出過一個問題：“漢時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為稱”。比如漢武帝的戾太子，早先就叫衞太子，跟了母親衞子夫的姓。太子不跟皇帝姓，顯然不是因為皇后衞家的聲望更大，更可能是為了以此區分皇子們的出身。同樣，李夫人、趙夫人等名稱，更可能也是為了區分她們的身份，是後人起的，而非當時用的。

在“即嫁從夫”的倫理下，女子冠夫姓可謂合乎情理、順其自然。儘管也存在其他情形，但總體而言，在姓氏穩定的秦漢時期，妻從夫姓是普遍的社會現象，也是秦漢時期文化發展的產物。

姓甚名誰有變化

秦漢時期的女子普遍跟從夫姓，但自西晉以後，情況逐漸出現了變化。在現存的若干北朝户籍殘片中，妻子與丈夫的姓氏不再完全一致。兩晉以來的官文書中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況，已婚女子不再記做某夫人，而是用上了孃家的姓氏，稱作某氏。

在唐代的户籍文書中，女子使用孃家姓氏的情況變得更為普遍。無論是民間自報的户籍表“手實”，還是官府為了查驗户口制作的“點籍樣”，其中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姓氏。如果女性是户主，更是有名有姓。

吐魯番文書中就出現了諸如“陳思香”、“安勝娘”這樣的民間婦女姓名。各種傳世史料也證明了這一點，唐代從后妃到民間女子，常常使用孃家的姓氏，有自己的名字，並且為當時人所稱呼。較之於秦漢時代妻從夫姓，唐代的情況明顯大不相同。

看起來，從兩晉到唐代，女性似乎“掙脱”了夫姓的控制。但這還只是歷史演進的一個過程。到了宋元時期，女子的稱呼又出現了新的變化。在宋代的契約文書、判詞卷宗裏，民間已婚女性很多被稱作“阿某”，在孃家姓氏前加了一個“阿”字。乍一看，或許覺得這個“阿”是個口頭語，但通行全國的口頭語顯然不是那麼簡單。

在元朝的文書中，女性除了“阿李”、“阿張”等稱呼，還出現了“張阿李”、“王阿張”這樣的稱謂。比如元雜劇中包拯審案，就有“李阿陳”的狀子，最前面的李，是阿陳丈夫的姓。學者認為，這種“某阿某”的結構，可能是“某某妻阿某”的簡化。丈夫的姓再一次出現在了最前面，冠夫姓應運而生。

明清時期，很多女子都有源自孃家的姓名，即便是在民間，也有諸如“李三娘”、“張五嫂”的稱謂。但在正式的文書中，比如買賣土地、房屋的契約，從明朝到清代中期，絕大多數已婚女子的稱謂都是“王阿李”、“陳阿張”這種夫姓在前，孃家姓在後的格式。只有在冠以“母親”這種女性獨有身份之下，才會出現“張氏”、“王氏”這樣只有孃家姓氏的稱謂。

大致從乾隆朝中葉開始，民間女性稱謂又出現了新的變化，“王阿李”這樣的形式不再常見，取而代之的是丈夫的姓在前，孃家的姓在後，即“王李氏”。從清中葉到晚清，這種“某某氏”的稱謂被大量使用，人們逐漸習以為常。

夫權與父權的博弈

從古到今，“姓什麼”一直是很多中國人極為重視的事情。從某種視角看，“子隨父姓”已經是男權社會的重要表現，“妻隨夫姓”更是對女性地位的壓制。看起來，從兩晉到唐五代，女性脱離了丈夫的姓氏，似乎是邁出了自由的一大步。

但事實上，中國古代女子姓氏的變化，與如今人們談到的女權並沒有多大的關聯。

一方面，孃家的姓説到底其實是“父姓”，依然是以男性、男權為主導的家族標籤。秦漢時期女子嫁人後從夫姓，意味疏遠甚至是割裂與父族的關係，這與當時的禮儀文化是息息相關的。

在《白虎通》宗族篇中，已經嫁人的家族女性各成一族，不再與父姓羣體同族。換言之，雖然是家裏的女兒、姐妹，但嫁人之後，就成了父親和兄弟的“異姓”。女子歸屬於丈夫的家族，與父族脱離關係。

但這種觀念並未延續太久，隨着父系倫理的強化，在此後的歷史中，家族內的女性成員不再是可以隨意拋棄的存在。於是自兩晉以來，父姓開始穩定地出現在女性的稱謂之中，到了唐代，父姓穩定地成為女性的稱謂。

宋元以後，隨着“某阿某”、“某某氏”的出現，在父姓前冠夫姓成為新的趨勢。看起來，這似乎是夫姓捲土重來，但事實上，宋元以後的“冠夫姓”與秦漢時期的“從夫姓”並不完全相同。

若論及內涵，二者更是存在很大的不同。秦漢時期女性的稱謂裏只有夫姓，呈現的是夫族對父族的全面取代。而在宋元以後，夫族雖然依舊處於強勢，但父系倫理的強化已成定局，因此出現了來自丈夫與父親的兩個姓氏。這種形態兼顧了夫權和父權，適應諸如宗法、禮儀等思想和意識形態。歷史上女性姓氏的變化，説到底其實是“夫權”與“父權”的鬥法，女性只是被動的接受者，其中並沒有“女權”可言。

另一方面，“姓甚名誰”很難與女性權力、地位存在直接的關聯。有一種觀點認為，唐代前期是中國歷史上女性地位比較高的時代。

同樣是在唐代，女性從父不從夫，似乎二者是相互應和的，其實不然。唐代女性地位的提高，相當程度上與北朝風俗的引入有關。而女子稱謂的變化，則是西晉以來儒家禮法觀念變化的結果，源自於南朝的社會思想風氣，二者一南一北，對峙並立，實難關聯。而且即便是唐朝最解放的女性，也沒有想過在姓氏上做文章。唯一的女皇武則天倒是給自己造字取名，但也沒想過造個獨一無二的姓氏。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國民政府頒佈的《中華民國民法》中，第1000條規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看起來認可了歷史的傳承，沒有給與女性以獨立的權力和地位。

其實，在制定這項法條的過程中，當時人認真考慮了男女平等問題。討論的結果是，法條中增加了“贅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通過這種“互改”，實現了看起來的平等。

河南濮陽：第22屆中華張姓拜祖大典舉行。圖源：視覺中國

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樣的“平等”或許有些索然無趣，但在當時卻也着實破費了一番心思，足可見數千年來中國傳統“夫權”、“父權”，以及男尊女卑社會關係的強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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