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濤：土耳其“向西走”還是“向東看”？
【文/昝濤】
21世紀的世界舞台尤其是中東地區見證了土耳其的崛起。隨着冷戰結束後國際和地區環境的改變以及自身力量的逐漸上升，土耳其調整了其對外戰略，即從長期以來奉行的親西方、入歐盟的戰略，轉為更加強調獨立自主的外交，出現了所謂“向東看”的趨勢，加強了與中東地區的關係，更加關注其地區利益，併力圖構建自身主導的地區秩序。有人説土耳其要成為“歐亞的中國”。2002年上台至今，正發黨和埃爾多安政府一方面積極介入中東地區事務，另一方面對於加入歐盟、與美國維持戰略性關係等問題開始抱持更為靈活的、實用主義的態度。現在，一個不再跟在西方後面亦步亦趨的土耳其正在告訴世界，它有一個“大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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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發黨上台後，土耳其的外交呈現“向東轉”、東西並重、多元平衡的特點，這實際上接續的是厄扎爾時代的傳統。不同的是，在正發黨時代，土耳其綜合國力更強了，表現也更為積極和自信了，尤其是更加積極地參與地區秩序的構建。如我們在前文所言，2003年美國再次入侵伊拉克，薩達姆倒台，伊拉克成為一個什葉派佔主導的、親伊朗的國家，一個伊朗—伊拉克—敍利亞—黎巴嫩的“什葉派新月帶”出現了，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也是在這個背景下，土耳其被某些人推崇為一個“模式”。土耳其自身也不再滿足於做一個橋樑國家，而是要成為一個地緣戰略意義上的樞紐國家。這個時期，土耳其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比如，在2007年開始推行其所謂的“與鄰國零問題政策”，旨在通過維持周邊地區的穩定，來維護自身安全與利益。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了2009年達沃斯論壇上埃爾多安“發飆”的情況。下面，讓我們來簡要看看正發黨時代土耳其與周邊不同勢力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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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6月28日，北約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峯會前的最後一刻，瑞典、芬蘭和土耳其宣佈達成一項三方協議，土耳其同意支持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圖片來源：斯托爾滕貝格推特
歷史地、客觀地認識土耳其的地區政策
我們該如何來評價土耳其在地區問題上的做法與主張？過去的學者是如何評價這個問題的？土耳其政策界有什麼提法？
首先，我們總結一下冷戰結束之前的土耳其外交戰略的特點。
（1）在凱末爾時代，土耳其外交奉行的可以説是一種消極的孤立主義政策。當時，奧斯曼帝國已經崩潰瓦解，新的國家剛剛建立，相對困難的內外局面、帝國的歷史經驗教訓，這些都決定了土耳其選擇消極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直到二戰期間，土耳其都在小心翼翼地維持着這種政策。
（2）在二戰結束前夕，土耳其根據對國際政治現實以及自身處境和未來的判斷，積極地擺脱中立，快速加入戰勝國陣營。當時戰爭形勢已經明瞭，土耳其的這種選擇並不是孤例，與不少國家一樣，土耳其沒放一槍就成了戰勝國。土耳其主要是想融入戰後的世界秩序，比如聯合國的架構，不想被遺漏。當然，土耳其的選擇也源於對蘇聯某些動向的擔憂和警惕。
（3）冷戰期間，土耳其維持了一種積極與西方靠攏和結盟的政策。這既是由其地理位置決定的，也是出於它長期對俄羅斯/蘇聯的地區霸權野心的恐懼，並與美國的積極拉攏有關。此外，這也與土耳其內政中出現的反社會主義的潮流有關。這個時期，土耳其成為北約裏一個比較特別的成員，也接受了大量的美國援助。當然，這並不是説在這個時期土耳其和美國所謂的“蜜月”關係就是一帆風順的。
其次，我們看一下冷戰結束後的情況。
冷戰結束後，土耳其對於西方的地緣政治價值已經今非昔比。在這樣的情況下，它的外交政策就必須調整。冷戰後直到今天，土耳其的地區政策至少應該放在一個二三十年的時間跨度下來分析。
簡單來説，這一時期土耳其外交上的特點，就是在繼續維持與西方的優先關係，積極向歐盟靠攏的同時，走更加獨立自主的道路，更加強調多邊主義。土耳其的這種所謂獨立自主的道路，與中國所追求的完全獨立自主還是不一樣的。因為，土耳其是一個北約成員國，又長期積極謀求加入歐盟，這兩個外部機制對它的自主性有重要的限制和制約。同時，土耳其自身的綜合實力也不夠，它只能算是一個地區性強國。
內外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影響了土耳其的對外戰略選擇：內部是統治精英的轉變，外部是土耳其所處國際環境和地區形勢的變化。
概括來講，建國90多年以來，土耳其國內政治的總體發展趨勢，就是從凱末爾主義時代向後凱末爾主義時代的轉變。這個轉變的過渡時期就是20世紀80—90年代的厄扎爾時代。隨着2002年正發黨的上台，轉變基本完成。這一轉變的最明顯之處是國家統治集團的改變，也就是，政權逐漸地從國家主義和精英主義的凱末爾黨人手中，轉移到強調自由主義、多元主義以及平民主義的保守主義政黨手中。土耳其內政中的這一重要轉變，影響到了其對外戰略的選擇，具體表現就是：從強調擁抱西方文明、進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強調對伊斯蘭價值的認同，強調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體性，強調發展同中東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緊密關係，並謀求在中東地區事務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從外部形勢的變化來看，對當代土耳其對外戰略選擇影響最大的是冷戰的結束以及西方對土耳其態度的轉變。冷戰的結束意味着，土耳其對於歐洲的防衞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陣營的邊疆和前哨國 家，這時，一個還沒有真正進入歐洲俱樂部的土耳其，必然面臨重建自身主體性和身份的問題。在加入歐盟的問題上，歐洲的故意刁難和偏見，以及它不願意接受土耳其為歐盟的完全成員國，極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義情緒。2004年歐盟接納了塞浦路斯，又激怒了正發黨以及土耳其民眾。這也是土耳其決心加強其與中東伊斯蘭國家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進入21世紀的土耳其，經歷了一段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綜合國力提升明顯，而歐盟陷入各種危機，這也促使土耳其反思其國家定位。
土耳其對外戰略的轉變，並不意味着它拋棄了傳統上親西方的定位。親西方是土耳其對外戰略的基本底色，這個底色目前並未發生本質性的改變。加入歐盟、與美國建立緊密且多元的雙邊關係，符合土耳其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線。厄扎爾調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並沒有忽視加強與歐洲和美國的關係，他強調土耳其的“橋樑作用”，其目的是使土耳其能夠與西方競爭，並爭得西方的支持與合作，同時藉助於這種合作來平衡土耳其國內堅持凱末爾主義的反對派。而厄扎爾主張的多元化外交，其實就是在親西方的這個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蘭主義傾向、地區傾向和東方傾向。這一點對當前的正發黨政府來説也是一樣的。
土耳其的“大國夢”受制於其有限的綜合國力。從厄扎爾到正發黨時代，土耳其在20多年間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的重新定位以及對外戰略的調整。這個調整裏面還藴含着土耳其的一個“大國夢”，用達武特奧盧的話來説就是，土耳其首先要成為一個同時具備軟硬兩方面實力的地區性大國，進而再謀求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力量。有一種對達武特奧盧的批評值得重視，即他可能過早地把土耳其看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力量，比如，土耳其過於積極地介入阿以衝突、哈馬斯問題、伊核問題等國際性的重要議程，並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實際利益。土耳其的現實是，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只能是一箇中等規模的地區性大國。
最後，我們需要重點關注一下正發黨時代，因為正發黨執政的時間比較長（2002年至今），可以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分析單位。
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前，正發黨的外交政策很顯然以“零問題”為主導。大家現在提到“零問題”時，總是會嘲笑其名不符實。其實，很多土耳其人也在嘲笑政府的這個政策，説土耳其外交“零問題”變成了現在的“零朋友”。過去這些年，筆者在土耳其進行了多次調研，其實也很少遇到支持“零問題”政策的人，因為，筆者接觸到的人可能很多都是相對偏向自由派的知識分子或持所謂中立立場的研究機構。
但是，所謂“零問題”政策的失敗，不能被歸結為埃爾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失敗。因為，土耳其所處的中東地區或者説西亞—北非—高加索地區，其地緣政治的環境是變化迅速、多元而動盪的。
“零問題”政策的失敗，在筆者看來，並不是正發黨外交政策的失敗，而是土耳其根據對外部世界形勢與格局變化的判斷，不得不進行的調整。這種調整，在任何情況下都存在着不確定性，任何人處在那個位置上，領導那樣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對中長期（比如10年後）的局勢做出準確無誤的判斷。放棄“零問題”政策是一個自然變化的結果。
與“零問題”政策有關的一個重要人物是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他既是著名的學者，也是政治家。我們已經討論過他提出的兩個重要概念，一個叫“戰略縱深”，一個叫“樞紐國家”。這兩者實質上是相似的，就是希望土耳其在冷戰結束後的時代奉行更加主動的、多元的外交政策。
2019年12月13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前總理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宣佈組建名為“未來黨”的新政黨。圖自新華社/路透
正發黨政府奉行的其實是積極的務實主義外交戰略，這與冷戰結束以後土耳其改變自身的國家戰略定位有密切的關係—不滿足於僅僅做一個橋樑國家，而要向一個樞紐國家轉變，尋求獲取戰略縱深。
從特定時間段的地區形勢來看，“零問題”政策實際上也是符合這一外交戰略的。因為在正發黨執政初期，土耳其對於周圍形勢的判斷，主要是要加強和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這其實也是延續厄扎爾時代以來的政策。非常籠統地説，土耳其跟中國有着很相似的經濟結構，比如也是長期實行出口導向戰略，使得它需要尋求更為廣大的消費市場以及更多的能源供應。作為一個能源貧乏但製造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土耳其走“零問題”外交的路子，當然對自己是有利的。
但是，自2011年之後，在中東地區的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的局面下，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執政集團就算還想維持所謂的“零問題”政策，它可能做得到嗎？
前面講到，土耳其受到多種結構性條件的制約，以及它所處的（或追求加入的）各種國際組織對它的制約。在這些複雜的結構裏，土耳其要應對複雜多變的地緣政治格局，就不可能一味固守某種理念，而必然要去尋求更為積極的、務實的做法。所謂“阿拉伯之春”發生了，突尼斯、埃及、敍利亞等國家的局勢正在起變化，而且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土耳其該何去何從？它當然得看美國、歐洲或者俄羅斯怎麼做、怎麼想，土耳其的選擇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有一些積極表現，比如對敍利亞反對派的支持、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土耳其的積極政策是不是基於正確的判斷呢？很明顯，最近幾年，無論是在敍利亞還是在埃及，土耳其都在吃它的一些所謂積極政策的苦果。但在敍利亞、利比亞，乃至阿富汗，土耳其並非沒有收穫，甚至可能收穫還不小。雖然這些地方的形勢不會完全按照土耳其所期待和預想的那樣發展下去，但土耳其在這些地方的政策，就是在積極主動地把握充滿了不確定性的現實，就算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又有什麼可被嘲笑的呢？人們嘲笑它，無非是説土耳其“不自量力”。但如果你仔細去研究土耳其的力量，無論是陸軍、海軍還是軍工產業，尤其是在中東國家當中對比的話，你就不會貿然做出判斷了。
除了積極進取的現實主義之外，土耳其外交還有一個特點需要重視，那就是土耳其很喜歡使用現實的和歷史的身份政治符號。這些符號包括所謂突厥的、伊斯蘭的、奧斯曼帝國的、東—西方文明的等等，這些都跟土耳其自身所具有的深厚且複雜的歷史資源有關。例如，2020年7月的聖索菲亞博物館改成清真寺的問題，就是對這些歷史符號、身份政治和記憶的調動與利用。在納卡衝突中，土耳其積極支持其所謂“一個民族、兩個國家”（tek millet, iki devlet）意義上的兄弟之國—阿塞拜疆，被認為是某種“泛突厥主義”的表現。1另外，土耳其的內政和外交很大程度上都打上了埃爾多安個人的烙印，他性格張揚，行事高調，得罪了不少國家。從土耳其的做法到説法，外界已經將土耳其的野心歸納為所謂“新奧斯曼主義”。外界可能更加重視土耳其人的説法和“調門兒”，這很可能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土耳其一些戰略意圖的判斷。
綜觀土耳其共和國近百年的歷史，它的對外戰略大體上經歷了從與西方結盟、相對忽視東方到更加重視東方、東西並重的調整和轉型。現在有些西方學者擔憂的所謂土耳其正在脱離西方陣營，迴歸東方伊斯蘭世界，這個判斷是片面的。他們不能接受一個東西方並重的土耳其，對他們來説，一個現代的土耳其只能是親西方的。這種觀點顯然過於簡單，也過於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國，在新的歷史時期和現實形勢下，土耳其尋求一種新的國家認同和對外戰略定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也是無可厚非的。對我們來説，最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理解和評估這一趨勢。總之，不要被這些符號或説法誤導，當前土耳其的領導人所追求的內外政策，其實就是一種“積極的務實主義”，因此，它總是靈活多變的。
所謂的“新奧斯曼主義”
土耳其在內政和外交上的很多做法，經常被外界解讀為要復興奧斯曼帝國。這就是所謂“新奧斯曼主義”的問題。
歷史地看，這些做法是土耳其在新形勢下的一種自我調整。實 際上，土耳其自冷戰末期以來就在尋找新的國家定位。它原來是美國陣營抵禦蘇聯的前哨，冷戰的結束使土耳其失去了這樣的地位。而且隨着深度融入全球化，土耳其成為重要的出口導向型國家，它需要周邊國家的原材料與市場。這樣，土耳其當然越來越重視周邊國家，尤其是中東伊斯蘭國家，也包括巴爾幹國家。由於這些地方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因而，早在20世紀末，這些戰略和政策導向就在土耳其國內被冠以“新奧斯曼主義”之名。不過，“新奧斯曼主義”這個説法被西方叫得更響是在21世紀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發黨上台以後。
對於所謂的“新奧斯曼主義”，筆者的基本看法可總結為以下幾點：
（1）21世紀的所謂“新奧斯曼主義”是繼承自冷戰末期的厄扎爾的遺產。
（2）它並不是土耳其自我標榜的意識形態或主張，更多是外人所貼的標籤。
（3）土耳其之外的人一般關注的是其在周邊地區的積極的外交和軍事活動，將其過度解釋為一種土耳其要恢復奧斯曼帝國的野心。
（4）土耳其對外的積極姿態有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更加關注伊斯蘭世界，這反映出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要成為伊斯蘭世界領頭羊的一種雄心，而這些地區也是其所謂“軟實力”能夠覆蓋的地區。因而，跟宗教有關的敏感話題，比如巴勒斯坦問題、耶路撒冷問題、緬甸的羅興亞人問題、歐洲難民問題等等，是這些年土耳其有意識加以操控的，這些都使得一些人認定土耳其在走疏遠西方、迴歸伊斯蘭的道路。而我認為，這代表了土耳其的多邊主義外交政策，是土耳其擺脱向西方“一邊倒”、謀求其地區大國地位的表現。
（5）在土耳其國內，它主要表現為對奧斯曼帝國極盛時代的懷念與肯定，尤其是要彰顯奧斯曼帝國的勝利、偉大和榮耀，期望乃至煽動當代土耳其人以此為榮，使其在精神上恢復並達到所謂奧斯曼的水平。它包括在社會文化層面上的一些保守主義的舉動，比如開放戴頭巾的問題、領導人更多使用宗教話語進行政治動員，等等，而這些更加深了人們對土耳其所謂“伊斯蘭化”、復興奧斯曼帝國的印象，但目前這些舉動仍侷限於社會文化和價值觀領域。
3月29日，俄烏談判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多爾瑪巴赫切宮總統府開啓新一輪談判。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和談開始前會見了雙方代表並表示願促成俄烏總統在土會面。圖/新華社（土耳其總統府供圖）
21世紀有一個很重要的全球性現象，即所謂新興經濟體的勃興。土耳其也是一個重要的新興經濟體。這些新興經濟體挑戰了西方主導的世界市場和國際秩序，當然，這個挑戰也並非一帆風順，目前看甚至困難重重。在土耳其國內，如何講好自己的故事，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版本，甚至還因為諸多分歧而難以定稿。但對一個有着豐富的帝國遺產和歷史資源，又與周邊齟齬不斷的國家來説，土耳其的故事裏最方便人們引用的就是偉大帝國的過去及相關記憶。所以，這個故事的主旋律就是對偉大帝國之過去的復興。這樣看來，聖索菲亞從博物館被改回清真寺，也是這個主旋律的一部分。對外部來説，理解一個如此野心勃勃的土耳其，最方便的參照當然也是對過去的記憶，對阿拉伯人是如此，對希臘人是如此，對更廣大的歐洲人也是如此。所以，“新奧斯曼主義”無非是貼在土耳其式偉大復興身上的一個方便的標籤罷了。
要了解土耳其，就需要了解其帝國遺產。帝國的遺產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那類東西，而是思維上的。土耳其最近的外交和內政動向有很大的變化，至少在口頭上如此：對美國擺出和解姿態；對埃及擺出和解姿態；繼續推動加入歐盟；在東地中海問題上撤船並提出談判；在國內進行司法、人權改革和經濟改革。這些充分表現出土耳其的靈活性和務實性。
未來很難預測。圍繞2020年聖索菲亞問題的爭議所折射出的，主要是現代土耳其民族在身份和定位上的歷史性變化與矛盾性，是變化了的土耳其現實政治對歷史記憶的操控，是危機四伏的政客們撈取資本的把戲，也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不斷尋找素材、製造“他者”的慣常伎倆。當然，若説這些舉動在某種意義上意味着土耳其意欲復興奧斯曼帝國，則不只是高估了所謂的“新奧斯曼主義者”，也大大低估了奧斯曼帝國歷史遺產的複雜性。
土耳其在對外戰略中，善於使用“進兩步退一步”的策略，也就是一開始積極進取，“拉滿弓”，但限於自身力量，會隨着形勢的發展和對手的反應，再相應有所收縮。通過這種策略，土耳其會實現自身理性的目標。在利比亞、東地中海、納卡等問題上，土耳其這方面的策略是非常清晰的。土耳其“插一槓子”之後，別人就不能不帶它玩兒了。阿富汗就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土耳其現在成了阿富汗唯一信任的第三方，美國也得認真對待土耳其。總之，土耳其的對外策略，實際上是很有經驗的，不是蠻幹，更不是所謂埃爾多安的“發瘋”。土耳其畢竟跟西方相處多年，經驗豐富，心態也不一樣。從人才的角度來説，埃爾多安選用的也是比較懂西方的技術官僚，這批人還是能夠摸得清對方的基本路數的。外界所謂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主義”外交，無非是其“積極的務實主義”的表現罷了。
註釋1：秦彥洋：《歷史恩怨與現實考量—土耳其為何在納卡衝突中“一邊倒”？》，“澎湃·百家號”，2020年10月7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9474762。
昝濤：《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歷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