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文明型國家視角下的民主未來與香港未來

張維為：

Keith，謝謝你的介紹，謝謝在香港迴歸25週年之際邀請我在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做這個演講。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作為一個學者對這個重要話題的思考：文明型國家視角下的民主未來與香港未來。

我一直把中國國家的性質界定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即一個延綿不斷長達數千年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我十多年前提出“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概念，以區別於當時西方一些漢學家，如白魯恂（Lucian Pye）等使用的“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概念，即中國無非是一個假裝成現代國家的古老文明。

我的觀點與他大相徑庭，我認為今天的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但具有悠久文明的諸多特徵。有趣的是：今天除了學術界，在全球主流政治敍事中“文明型國家”和“文明-國家”這兩個概念幾乎可以通用了。當然，對我來説，這也可以接受。

為了更好地理解文明型國家的含義，我想用這樣的比喻來解釋一下。我可以説，如果羅馬帝國延續至今，並轉變成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那麼今天的歐洲也可能是一箇中等規模的文明型國家；同樣，如果今天幾十個伊斯蘭國家整合成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那也可能是一個人口超過10億的文明型國家。然而，這些都只能是假設了。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既古老又年輕，是自己漫長歷史上“百國之和”的產物，這樣的國家一定是獨特的，它至少有四個特點：（1）超大型的人口規模；（2）超廣闊的疆域國土；（3）超悠久的歷史傳統；（4）超豐富的文化底藴，更重要的是這每一個特點都是古代和現代的結合。

首先，超大型的人口規模，這是自古以來的一個事實，今天中國幾乎在所有方面都產生着規模效應：從市場規模到經濟規模，到受過現代良好教育的人口數量，例如，中國現在每年培養的工程師人數超過所有西方國家之和，僅這一點就改變了世界。

關於超廣闊的疆域國土，這也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但中國廣袤的國土上有世界最大、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網和高速公路網，還有世界一流的數字基礎設施，包括160多萬個5G站點，佔世界總量的近70%。

至於超悠久的歷史傳統，中國的傳統幾乎在所有人類知識和實踐領域內都在發展、演變和適應。例如，西方對中國所謂“一黨制”持批評態度，然而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説，這並沒有什麼特別：自公元前221年統一以來，中國大多數情況下都由統一的執政集團治理，否則國家就會四分五裂；中國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曾照搬美國政治模式，但不久就陷入軍閥混戰，數百萬人喪生。

此外，統一執政集團背後是一種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官員通過科舉考試製度選拔（近1500年前的隋朝開始形成）。今天這個制度已經演變成了我所説的 “選擇+選舉”制度。中國最高層領導人幾乎都擔任過至少兩任省一級的第一把手，這意味着他們在擔任現職前大都治理過1億多人口，因此中國的最高領導層應該是世界上執政能力最強的團隊之一。

同樣，統一執政集團的傳統也意味着中國治國理政具有整體性的傳統。所以，我把西方政黨稱為“部分利益黨”，把中國共產黨稱為“整體利益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能夠不斷地改革和重塑自己，因為一個整體利益黨為改革開路，帶頭克服各種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

電視劇《山海情》劇照

至於超豐富的文化積澱，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無疑擁有世界最豐富的文化資源。例如，和而不同是中國宗教文化的特點：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鮮有宗教戰爭，儒釋道共存交叉融合，這與歐洲歷史和西方歷史上宗教戰爭連綿不絕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和而不同的文化，也使香港可以在過去25年裏實行“一國兩制”。對於任何一個典型的“民族國家”，這是難以想象的。

此外，中國具有優先關注民生的民本主義政治文化。在今天的背景下，這意味着無論國家做什麼，無論推行任何政治、經濟或社會政策，都必須落實到民生的改善；民生包括物質的和非物質的，中國模式重視人民的獲得感，而非空洞的言辭——那是西方政治的特點。例如，奧巴馬總統上台時提出了 “變革”的口號，然而8年過去了，美國沒有什麼變化，這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

在中國政治文化中還有兩個重要的概念，即“民意”和“民心”。這兩個概念是孟子在公元前三世紀提出的，但對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也很有意義。“民意”大致指“公眾輿論”，民心則指 “民心向背”。在今天的社交媒體上，公眾輿論可能瞬間發生變化，幾小時就會改變，然而“民心”則是相對穩定和持久的。因此，民粹主義，像其他國家一樣，也在中國興起，但中國國家決策總體上可以實踐“民心治國”，這使中國可以比西方更好地克服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民粹主義和短期主義問題，我們能夠進行長期規劃，甚至為下一代進行規劃。

就民主而言，中國的做法始於“道”，即認識民主所要實現的目標，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民主是為了實現良政善治，然後是“術”，即民主的具體程序和做法。中國人認為，檢驗一種政治制度好壞的最終標準不是程序民主，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良政善治。因此我一直主張將所謂的“民主還是專制”的過時範式轉變為“良政還是劣政”範式，我們應該鼓勵不同的政治模式互相競爭，看看哪種模式能夠提供更好的治理，而且由一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做出評判。

按照國際標準，美國民主模式確實處於多重危機之中。我記得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女士曾把2019年香港騷亂描述為“一道美麗的風景線”。然而，去年1月6日，這道美麗的風景線很快降臨到美國國會山，降臨到她的辦公室。那天，一條推特在全世界、包括中國走紅：“如果美國看到國會山正在發生的情況，美國一定會入侵美國，把美國從美國的暴政下解放出來”。另一條推特也傳開了：“這是發生在美洲的第一次沒有美國大使館參加的政變”。事實上，這就是大多數非西方國家今天對美國民主的看法。

如果我們以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olncon）的標準“民有、民治、民享”來衡量民主或良政的水平，我可以説，有信譽的國際民調幾乎都顯示，中國比美國做得好。例如，根據Dalia Research 2020年的民主感知指數，87%的中國人認為他們的政府為大多數人服務的，而只有48%的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是這樣的，52%的受訪美國人認為美國政府只為少數人服務。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4年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今天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層，約4億人，即使按照西方標準他們也是中產階層，這個人數超過美國人口總數。

今天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也高於美國，2021年中國為77.9歲，美國為77歲，兩國抗擊冠狀病毒所採取的不同方法導致了這種差別。

中國官方數據顯示，90%的中國公務員來自普通家庭，而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茲教授將美國描述為一個為1%的人所享、為1%的人所有，為1%的人所治的國家。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調也發現，72%的美國人也認為美國民主不再是其他國家的榜樣。

11年前在上海，我和福山教授辯論的時候，他説中國需要政治改革，需要擁抱多黨制；我説中國和美國都需要政治改革，但美國比中國更加需要政治改革，因為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前工業時代的產物。如果沒有實質性的政治改革，我當時預測美國將產生一個比喬治·W.布什更糟糕的領導人。後來許多人都認為果真是這樣的結局。我願在此對重複我的這個預測：美國今後的選舉還將產生類似的結果，如果美國仍然無法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的話。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了，現在又出現了烏克蘭危機，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分裂。西方國家支持對俄羅斯的制裁，非西方國家不支持，正如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説：俄羅斯被西方世界孤立，而西方被非西方世界孤立。

更重要的是，今天許多非西方國家，從俄羅斯、伊朗、印度到土耳其，都稱自己為文明型國家。人們誠然可以爭論他們對文明型國家的定義，但他們的主張中似乎有一個共同的東西，那就是他們都厭倦西方對他們內政的干涉，反感西方對他們居高臨下的説教，他們給西方傳達的信息很簡單：我們是獨特的文明，請尊重我們，先管好你自己。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組織活動，慶祝香港迴歸25週年。圖自港媒

最後，我想談談文明型國家的另一個方面，這將直接涉及香港的前途。我們只要看一下歐亞大陸的版圖，從基輔到伊斯坦布爾，從新加坡到香港，再到上海，在這片廣袤的大陸上，人們看到許多不同文明之間的節點。換言之，這些大都市在許多方面也具有文明的特質，它們構成了東西方文明之間互動聯繫的節點。它們經歷過的起起落落，他們複雜的歷史都證明：這些節點要麼成為不同文明之間、東西方之間、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樑，要麼成為不同文明和文化衝突的前哨，即某種文明要壓倒另一種文明。香港當然應該成為不同文明之間的橋樑，而不是它們之間衝突的前哨。

這也使我想到了今天烏克蘭的悲慘命運，2014年，西方支持的顏色革命席捲基輔，美國政府堅持烏克蘭擁有加入北約的主權，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告訴基輔，如果烏克蘭要生存和繁榮，就不應該加入北約，就不應該成為任何一方對抗另一方的前哨。相反，它應該起到橋樑作用。回想起來，我認為基辛格的建議確實更為明智，無論對美國的利益來説，還是對歐洲或烏克蘭的利益來説，都是如此。

事實上，節點的命運往往是歷史和地理條件決定的。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儘管你們可能不同意，2020年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佈的香港國安法，是使香港擺脱類似基輔那種悲慘命運的決定性一步。順便説一句，2019年香港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烏克蘭新納粹亞述營曾派出自己的資深人員前來香港表示支持。

我必須坦率地指出，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西方已經搞亂了伊拉克，搞亂了阿富汗，搞亂了利比亞，搞亂了敍利亞和現在又搞亂了烏克蘭，數百萬人已經喪生，數千萬人無家可歸，中國絕不允許這些悲劇發生在香港、新疆或中國任何地方。只有文明型國家才會允許“一國兩制”，但這種和而不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一方試圖通過顏色革命行為扳倒另一方，那麼這種行為必將被繩之以法。

從文明視角來看政治，西方自殖民時代以來一貫奉行“分而治之”的戰略。相反，中國奉行的是截然不同的我稱之為“和而富之”的戰略，中國認為這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不久前，我遇到一位老朋友，巴基斯坦前駐華大使，他告訴我，他兩年前到美國做了許多關於中國的講座，他經常被聽眾問到一個問題：中國的未來是什麼？他的回答很簡單：中國就是未來。我同意他的觀點。

剛才我闡述了文明型國家的一些理念，如任人唯賢、良政善治、民本優先的民本主義、“民意”與“民心”的關係、“道”與“術”的關係、不同文明之間的節點等等，這些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成功崛起至關重要，對香港保持繁榮也很重要。在當今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我希望這些中國理念對其他人，包括西方人，也包括香港人，在思考民主未來和香港的未來時，都具有啓發意義。

事實上，中國從西方學了很多東西，並將繼續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借鑑西方的有益經驗。現在是西方需要如鄧小平所説的“解放思想”，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更多地瞭解乃至學習中國方法和中國思想，哪怕一時有所不適。這不僅是為了避免西方與中國，與中華文明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也是為了豐富整個世界的集體智慧，以更好地應對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和危機。

好，我就講到這裏，再次謝謝你們，現在我很樂意回答你們的問題。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