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青松:北約全球轉型,意在打通“印太”與“北太”夾擊中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萬青松】
6月28至30日,北約首腦峯會在馬德里舉行。本次峯會通過了該組織的最新戰略文件“戰略概念”,正式開啓北約的第三次轉型,即所謂的全球轉型。
本次峯會正值1997年成立北約—俄羅斯常設聯合理事會25週年,以及2002年建立北約—俄羅斯理事會20週年。前者曾標誌着俄羅斯與西方之間“冷戰思維的真正結束”和北約視俄羅斯為“戰略伙伴”,後者則標誌着北約與俄羅斯建立新型關係的嶄新一頁。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時隔25年,不僅俄羅斯因俄烏衝突失去了北約這一“戰略伙伴”,而且還被列為“最重要和直接的威脅”。
新變化還體現在,中國首次被北約公開認定為“挑戰北約的安全、利益和價值觀”,“對歐洲-大西洋構成系統性挑戰”。而“中俄間不斷深化的合作”,則被北約新戰略文件描述成企圖“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與北約的價值觀和利益背道而馳。”
北約“戰略概念”中的這些新表述,預示國際關係新時代的真正來臨。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稱,北約領導人將在北約峯會上“表達”對中國的安全擔憂。截圖來自華盛頓觀察家報
拜登的“白手套”策略,推動北約第三次轉型
實際上,從5月開始,隨着俄烏戰場進入膠着狀態,兩國的政治談判也繼續陷入僵局,美西方借“衝突持久化”來鞏固“集體西方”,重點服務於美國推動的第三次北約全球轉型的戰略意圖顯露無疑。
拜登維持“衝突持久化”的策略就是持續不斷地擴大對烏克蘭和北約東歐成員國的軍事援助:一是,5月9日簽署《租借法案》,這是二戰以來(77年後)美國首次恢復軍事租借計劃,為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軍事裝備提供便利。當然,這項法案還隱含着向可能遭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影響的東歐國家提供武器、軍事裝備和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物品的可能性,以幫助加強這些國家的防禦能力。二是,5月19日,美國國會最終批准向烏克蘭提供創紀錄的近400億美元援助法案,加上今年3月已批准向烏克蘭提供的136億美元援助,美國對烏援助累計金額達到536億美元,幾乎相當於俄羅斯去年全年國防預算的80%。同日,七國集團承諾為烏克蘭提供184億美元援助。這些都預示着俄衝突進入持久化階段。
俄烏衝突的持久化,不僅使歐洲的地緣政治局勢繼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使美國主導的北約和歐盟的關係更加密切,還將歐洲“戰略自主”的前景推向了不確定的未來。這些都表明,政治上更加“團結”的“集體西方”正在不斷鞏固。
當然,這一進程並非全是俄烏衝突所導致,拜登對“集體西方”的“整頓”至少可以追溯到其總統選舉期間所提出的,支持跨大西洋和更廣泛的全球自由民主國家團結的戰略目標。而過去一年多,也可以觀察到鞏固“集體西方”僅是拜登的優先任務之一。不過,對美國而言,面向未來的新任務是拉上盟友推進北約的全球轉型,也即第三次轉型。
從邏輯上講,北約第三次轉型是前兩次轉型的產物。第一次是冷戰時期的北約,西方國家聯合起來抵禦蘇聯的威脅;第二次是在冷戰結束後,北約不僅存活下來,而且成員國擴大了三分之一,其對外軍事行動也早已經超出了聯盟的邊界(自1991年以來北約對外使用軍事力量達42次)。其結果是不僅打破了歐洲大陸的權力平衡,也使世界處於新戰爭的邊緣(如俄烏衝突所導致的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擔憂)。

北約成員國領導人在峯會合影 視頻截圖
第三次轉型顯然是以近日召開的北約馬德里首腦峯會及其批准北約未來十年的新版“戰略概念”為標誌。按照俄羅斯專家的解讀,這意味着北約開始正式轉型為全球主要軍事力量、世界政治中心和安全保障者。
顯然,從推動北約全球轉型中獲益最多的是美國,拜登更是有意藉此恢復本世紀初美國構建“單極世界”的企圖。當然,區別於小布什直截了當、“頭腦簡單”的做法,經驗豐富、狡猾老練的拜登傾向於採取“白手套”策略,來試圖構建新版“單極世界”。這種“白手套”策略的內核是:尊重“多邊主義”和重大問題集體決策的原則。但這一策略是模糊的,也不使用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方式,因此更容易被大多數盟友所接受。
北約全球轉型的“南北呼應”
北約推動全球轉型,更加凸顯該聯盟擁有在其邊界之外、以先發制人的方式應對新的全球威脅的專屬權利,也意味着北約走向全球的重點是向亞太地區傾斜。北約主要藉助打通“南翼”(“印太地區”)與“北翼”(筆者稱之為“北太地區”,也即“北冰洋—太平洋”簡稱),試圖形成“南北夾擊”中俄之勢。
從“南翼”來看,在北約馬德里峯會前夕,透過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和其他北約成員國高官的一系列表態就可以看出,北約應對安全挑戰的全球責任主要是在“印太地區”。這主要是與中國聯繫在一起的。
早在俄烏衝突之前,西方政治精英們就意識到並不斷炒作中國帶來的日益增長的“生存挑戰”,而開始推進整合。如2021年美英澳三國聯盟的建立,美國不斷嘗試將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制度化,拜登召集全球“民主國家峯會”等,都是美西方適應新時代全球變局而採取新舉措的主要表現。俄烏衝突以及在亞太地區與中國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加速北約全球新戰略的成型。
從“北翼”來看,芬蘭和瑞典兩個曾經中立的歐洲國家,一改其政治和安全戰略,加入北約,不僅使歐洲大陸北部的地緣政治局勢發生了新的巨大變化,也是對北約全球轉型及其新版戰略可行性的第一次測試。
北約新戰略的地緣政治效應
地緣上,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陸地邊界總長為1200多公里,俄羅斯與芬蘭的共同邊界長度是1300多公里,俄羅斯與瑞典也有三千多公里的波羅的海海岸線。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後,俄羅斯與北約的陸上邊界長度增加1倍多,海岸線更是成倍增加。
可以説,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不僅使得包括波羅的海在內的整個北歐變成俄羅斯與北約對抗的新前沿,而且也導致北約與俄羅斯對抗的安全範圍擴大到整個北極地區。
俄羅斯與北約在北極地區完全是“零距離”,這也意味着沒有緩衝地帶的俄羅斯與北約,直接對抗風險更大。

一方面,北極理事會中的權力平衡將被完全打破,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之後,八個北極理事會成員中七個(加拿大、丹麥、芬蘭、冰島、挪威、瑞典和美國)都是北約成員國,北極地區完全變成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區域,使得地區面臨新的地緣政治現實。不僅俄羅斯與北約之間失去曾經有過的緩衝地帶,而且歐盟和北約之間的距離也被抹去,成員國的完全重合,也將使得歐盟失去對華盛頓立場的一定自主權,進一步加深對美國的依賴性。
另一方面,還體現為北極地區越來越多地變成一個軍事競爭的舞台,新的軍備競賽可能會加劇,北極軍事化的威脅越來越迫切。
更值得關注的是,北極地區的地緣政治變化也與俄烏衝突以來東北亞地區的形勢變化聯繫起來,衝突也加劇東北亞(亞太)地區力量的重新分化與組合。

圖自Indo-Pacific Dedense Forum
以前採取中間立場並試圖與各方保持建設性關係的部分地區國家,不得不做出更明確的選擇。在東北亞國家中,朝鮮明確地支持俄羅斯,日本和韓國對俄羅斯的立場變得更加消極,均持更加親美和“反俄”立場,正在偏離之前與俄羅斯打交道的軌道,也即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後,兩國對俄羅斯更多奉行務實、平衡的政策方針。日韓甚至開始談論發展核武器以威懾中俄兩國的可能性,兩國領導人也受邀出席了此次北約馬德里峯會。
中國官方在北約東擴問題上的態度是明確的,指出“北約一味追求‘絕對安全’,冷戰後連續五輪東擴。這不僅沒有讓歐洲更加安全,反而埋下了俄羅斯和烏克蘭衝突的種子,導致歐洲大陸重燃戰火”。“亞太地區不屬於北大西洋地理範疇,中國反對任何旨在損害地區和平、破壞地區團結的行為,反對任何旨在挑動新冷戰的小圈子,特別是反對把軍事集團引入到這個地區,去挑動對抗和分裂”。
俄羅斯的中國問題專家盧金指出,雖然中國採取不選邊站立場,贊成早日和平解決俄烏衝突,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中國同時也認為俄烏衝突是由北約東擴挑起的,中國也對美國的制裁提出了強烈批評。
此外,對中國而言,台海局勢也變得更加危險。雖然美國尚未放棄堅持一箇中國政策的原則,但實際上傾向於鼓勵或至少不反對一些盟友(如立陶宛)放棄這項原則。俄烏衝突之後,美國還試圖利用威脅加強與台灣地區的關係作為對中國大陸施壓的槓桿之一。
本地區這些形勢變化和地區部分國家態度的轉變與固化的後果之一,可能是東北亞(亞太)地區安全格局面臨新的、衝突化的調整。隨着美俄在北極和亞太地區的對抗越來越激烈,不排除形成新的地緣政治與安全格局,筆者暫且將其稱之為“北冰洋-太平洋”地區(簡稱“北太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印太”與“北太”的交匯點正好是歐亞大陸,尤其是交匯點歐亞大陸東端是俄羅斯遠東地區,中國與東盟各國正好介於“印太”與“北太”之間,不排除同時面臨“南翼”和“北翼”的巨大安全壓力。

當地時間6月29日,美日韓三國領導人在馬德里北約峯會會場邊舉行三邊會談。圖自法新社
“讓我們再來一次”,能走多遠?
當前美國政壇主要由一羣經歷過冷戰的重量級“老人”主導,如總統拜登(79歲)、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80歲)、眾議院議長佩洛西(81歲)和其他一些“冷戰鬥士”,他們的心態也是在冷戰時期形成的。鑑於蘇聯解體的悲劇,他們可能真的相信世界會再次重演1980年代末的蘇聯情景,也認為中俄等非西方國家會屈服於強大的外部壓力或在內部因素的壓力下再次崩潰。因此,“讓我們再來一次”的口號變成拜登團隊的“座右銘”。藉助北約全球轉型來塑造類似於冷戰時期的東西地緣政治對抗,也是這種“座右銘”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還包括藉助“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來塑造冷戰時期“紅色威脅”的意識形態對抗。今年5月,拜登上任以來的首次亞洲之行啓動的“印太經濟框架”,試圖推動類似於冷戰時期的“經濟冷戰”等。
但是,拜登這個“讓我們再來一次”的政策能走多遠?至少有兩個觀察點。
從美國國內來看,中期選舉結果和2024年的總統結果,抑或美國的“後2024”政治議程變化,都會影響到拜登政策的可持續性。
正如俄羅斯專家指出,俄烏衝突中,美國不顧一切地實施制裁,破壞了對其有利的國際體系,其結果是傳統供應鏈被侵蝕,美國面臨能源危機和能源價格上漲,以及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減少對美國經濟與美元依賴的意願上升。這些因素將刺激下一代美國政治家(包括左翼和右翼),尋求非常規的方法來打破現在的僵局。始於特朗普、延續到拜登時期的美國新生代政治精英,在當前過度的意識形態對立和對美國單極化的懷念浪潮消退後,將不可避免地為美國外交政策定下新的基調,並思考美國的新未來。
從國際層面來看,俄烏衝突加速改變國際政治的座標系,尤其是當今世界的權力平衡已經明顯轉向有利於非西方國家和地區,而且這一長期趨勢還在繼續加速。
俄烏衝突以來,美西方對俄羅斯的完全孤立並沒有發生。即使世界只有很少國家贊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但美國也未能組建起一個超出其盟友和特殊夥伴羣體的“反俄聯盟”,僅有那些已經是西方成員、或那些渴望成為“西方大家庭”成員的國家採取了“正確”立場。
當然,即使是在西方“自由世界”內部,也有“典型”的例外。土耳其是唯一沒有加入反俄製裁的北約成員國,埃爾多安還在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問題上,玩起自己的政治投機遊戲,試圖追求一種更加實用主義的平衡策略。正如俄專家盧基揚諾夫所言,非西方國家不承認美西方的領導權,意味着將不再有一個基於西方規則的共同秩序。今年2月4日發佈的《中俄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也可以視為這方面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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