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德雷茲納：焦慮的大國是危險的大國

【文/丹尼爾·德雷茲納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在國際關係中有一個深藏的秘密，儘管所有人都認為實力很重要，但對如何定義或衡量實力卻莫衷一是。有時候，大家對實力狀況沒有異議：想想之前時代的美國霸權。但在更多時候，大國的相對實力和影響力並不明朗：想想過去十年的國際政治，各種“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説法爭奇鬥豔。還有些時候，國際實力面臨全面考驗：想想大規模戰爭爆發的時候，比如俄羅斯和烏克蘭目前正在進行的戰爭。

人們通常認為實力是一個國家強迫別國按照自己意願行事的能力。專家常通過軍事實力或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它。但這些觀點充其量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偏見的。它們很少揭示出一個國家會如何行動或按兵不動。專家們在思考實力時忽略了一個關鍵要素：對未來的預期以及國家領導人相信國家的前途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如果領導人認為前景不妙，他們就會在當下採取冒險行動來阻止國家進一步衰落，這可能會引發軍備競賽和在危機期間施行邊緣政策（譯註：邊緣政策是指一方故意推升局勢至戰爭邊緣，從而説服對方屈服的戰略）。相反，持樂觀態度的領導人相信本國有一個更光明的未來，因此更願抱持戰略耐心，這往往會使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載本文

美國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曾認為俄羅斯會輕鬆而迅速地贏得烏克蘭戰爭，但戰局發展卻給了它們一個“驚喜”。不幸的是，這種樂觀情緒很可能會轉瞬即逝（不用説，莫斯科和北京幾乎不會有這種樂觀情緒）。事實上，可以想象烏克蘭衝突讓整個世界都對未來變得更加悲觀，這使得在未來爆發大國戰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前途未卜

實力是國際政治圈裏的硬通貨，但學屆和政界卻對實力的定義莫衷一是。闡述實力的一個簡單方法是列出所有適用於該術語的形容詞，例如“軟”（soft）、“鋭”（sharp）、“社會”（social）、“結構性”（structural）——這些還僅是以字母s開頭的修飾語。從不同的議題到不同的行為者，適用於它們的實力定義都各不相同。

這些定義相互衝突的一個原因是，外交決策者對未來做出了不同的估計，而這些估計反過來又決定了實力的哪些方面至關重要。某些形式的影響力在此時此地是有價值的，包括軍事力量和經濟脅迫能力。雖然它們在危機中至關重要，但這些形式的實力往往會造成適得其反的安全困境。當一個大國增加軍費預算時，即使它這麼做是出於防禦目的，其對手也會被迫做出同樣的反應。

其他形式的影響力發揮作用要慢一些。世界經濟體系和安全框架不是一夜之間建立起來的。建立佈雷頓森林體系和訂立《核不擴散條約》等全球治理框架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可能需要耗費數年時間。軟實力——即一國説服他國實現共同目標的能力——可能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來培育和踐行。但這些形式的實力都有其優勢。它們是自我強化型的，即一旦建立起來，對手就很難找到替換它們的方案。目光短淺的領導人不會關心這些影響力手段，因為在這些手段上費心費力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與之相反，那些深謀遠慮的領導人則更願意犧牲眼前利益來獲取有長期價值的權力手段。

外交決策者對實力的看法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取決於諸多因素。如果領導人認為他們所在的世界是霍布斯式的，人們在這個世界過着“貧窮、骯髒、野蠻和短命”的生活，那他們就無福消受長期視角的奢侈。一個充斥着災難、瘟疫、有限經濟增長和暴力的國際體系迫使人們更關注短期利益。換句話説，在國際關係史上的大部分時段裏，短期視角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近些年來，更好的國際環境有可能讓領導人看到更美好的未來。馬爾薩斯陷阱（人口增長受農業產出限制）的終結和新工業革命的開始預示着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這個時代，人們有理由相信更美好的日子近在眼前。人類平均預期壽命從1800年的不到30歲增加到2015年的70多歲。在大約同一時期，兒童死亡率下降了十倍。一個人人愈加健康富裕的世界預示着一個更光明的未來。

這些趨勢幾乎是普世的。但各個國家對其未來實力的消長持有不同看法。在長期出生率高、向外移民最少的國家，國家決策者可能會將這些指標解讀為本國正處於上升期。低於更替水平的出生率和向外移民的增加可能預示着相反的趨勢。同樣，經歷過快速經濟增長或長期停滯的國家也可能會用同樣的思維方式思考未來。總的來説，人們相信增長強勁、領先羣倫的國家會對未來抱持樂觀態度。實施重要政策，無論是產生了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後果，都可能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贏得戰爭的國家可能對自己應對未來安全威脅的能力充滿信心。輸掉戰爭的國家別無選擇，只能努力建設短期軍力，害怕在戰場上進一步受挫。

客觀數據可以預示國家的近景：經濟繁榮通常是一個好兆頭。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未來是不確定的。甚至所謂的客觀數據也可能提供相互矛盾令人困惑的信號。例如，中國經濟增長率的真正意義或美元對全球貿易的重要性至今仍備受爭議。換句話説，客觀指標在預示未來方面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外交政策精英應對這種不確定性的方法是形成關於未來有利於或不利於國家的連貫敍事。比如，馬克思主義和自由國際主義等意識形態以“進步願景”為其理論基礎，它們都聲稱某些國家必然會興旺發達。而悲觀點的敍事則是治亂興衰的歷史循環。

關於未來的宏大敍事各不相同，但它們往往採取兩種粗略形式中的一種。抱持積極預期的行為者認為未來的權力分配將比現在的分配更有利於他們的國家。換句話説，未來是有利於己的，國際形勢的發展會對其戰略耐心給予回報。相反，持有悲觀預期的行為者則認為未來的權力分配將比現在的分配更不利於他的國家。這些行為者看到了不祥的未來，可能覺得需要立即採取行動來阻止國家的衰落。

從長計議

悲觀的政府無法專注於遙遠的未來，因為他們堅信必須在當下採取行動，以避開一個更加危險的未來世界。在這種形勢下，所謂的隨機應變能力就很重要，即可以立即用來改變當下形勢的治國方略。因此，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會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現有的軍事和經濟資源上以及如何增加這些資源。其他國家增強軟實力，發展替代經濟體系或機制的舉措可能會引起這些領導人的注意，但卻不會使他們太過憂心。專注於當下的領導人不會優先考慮此類長期威脅。

而對未來抱有積極期望的政府則堅信國家會持續崛起。這就使得決策者有了更長遠的眼光，能夠投資於需要更多時間才能獲得回報的實力形式：全球治理、文化外交、長期聯盟和夥伴關係、天馬行空般的技術創新等等。這些實力形式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和時間來發展，但回報也是巨大的。樂觀的預期還意味着這些國家可以用寬泛的實力定義來評估其他國家的能力。他們會注意到其他大國在發展多方面的實力，而不是僅發展軍事實力。正如社會學家史蒂文•盧克斯所解釋的，“在一個人的概念框架裏，對實力的定義越寬泛，他在人世間看到的實力形式就越多。”

大國對未來保持多大程度的樂觀或悲觀態度會深刻影響它們當下採取的戰略。一個由樂觀大國組成的世界會偶有對抗卻鮮有戰爭。這些自信的大國將投資建設吸引別國或脅迫別國的手段，這意味着整個世界會充滿競爭但也相對太平。而在一個由悲觀大國組成的世界裏，各國會注重軍事實力並總忍不住想先下手為強。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悲觀世界，最有可能發生以軍事手段解決爭端的情況。

考慮一下新興大國和老牌大國之間的互動。對這兩者來説，相信美好的日子即將到來會改變它們對威脅的看法。對新興大國來説，這種樂觀態度使得它們貌似沒必要立即投資建設軍事能力，這可能會引發不必要的衝突。任何引起老牌大國先發制人反應的行為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在未來權力分配更有利於本國的時候採取修正主義措施更容易，那新興大國為什麼要在當下冒險顛覆可以忍受的現狀呢？

樂觀主義還能降低老牌大國動用武力對付修正主義對手的可能性，後者挑戰現有安全秩序的行為更像是一種自殘行為，而非真正的威脅。因此，樂觀的霸權會採取一些預防措施來確保修正主義大國不會威脅其核心安全利益，但他們的主要手段是誘使小國接受現有的遊戲規則。具有長遠眼光的老牌大國更關注新興大國發展非軍事實力的行為，比如發展軟實力的行為，這種行為才更可能在遙遠的未來真正威脅到它們。

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就是極好的例子。當時的美國決策者接受了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以為再不會有任何全面的意識形態理論挑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民主制。國際關係理論家約瑟夫•奈認為美國擁有大量軟實力，這更使美國的前景一片光明。對民主化的信念和建立有關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的所謂“華盛頓共識”也增強了美國的信心。出於這種樂觀主義，美國選擇與中國等潛在對手接觸而不是對抗，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歡迎這種接觸也不足為奇。通過擁抱全球化，中國看到本國經濟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對未來的期望也是積極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對本國的諄諄教導就體現了這一點：“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 因為北京期待着美好的未來，所以在此期間中國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低調。直接挑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這可能意味着中國無法獲取到其他利益。因此，北京和華盛頓都加大了對全球治理長期目標和軟實力的投資。兩個大國都沒有停止發展本國的軍事實力，但這已不是兩大國的優先事項。

如果一個世界裏的大國都對未來抱有悲觀預期，那這個世界就會危險得多。在這種情況下，各國會優先發展軍力。畢竟，與其他形式的實力不同，軍事實力可以在危機期間迅速發揮作用。如果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擔心其實力上升期有限，就可能選擇獲取軍事資源，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暫時優勢並預防本國再次落後。而一個老牌霸主也擔心本國會在未來衰落，所以有可能做出負面反應。老牌霸主會認為自己的實力將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消減，因而倉促採用軍事手段解決外交爭端。對兩個悲觀的國家來説，猶豫不決更可能引發災難。

此種困境的經典實例是一戰前的國際局勢。在一戰爆發前，英國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但英國決策者卻對德意志帝國的快速崛起憂心忡忡，並尤其擔心德國海軍實力的增長。而在柏林看來，面對國力發展更為迅猛的俄羅斯，德國的前景也不大妙。到了1912年，普魯士總參謀部開始擔心，不出五年，俄羅斯的實力將強大到無法對抗的程度。這導致德國戰略家們主張，在德國主宰歐洲大陸的機會窗口關閉前先發制人發動戰爭。簡而言之，歐洲被悲觀情緒所吞噬。所有大國都採取了狂熱的重整軍備策略，而且大多數大國還打起了貿易戰。這種環境就像一片雜草叢生的森林，遍佈着有火就着的乾柴。此時所需的就是一個隨機出現的火花——一位大公被暗殺——整片森林就會立即熊熊燃燒起來。

悲觀時代

在21世紀的頭20年裏，中國仍然是一個樂觀的大國。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安全環境不斷改善，公民的受教育水平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即使在今天，民意調查也顯示，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國民相比，中國人對未來更樂觀，也更相信自己的國家正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這種自信培育出了戰略耐心和高瞻遠矚。中國在海外投建孔子學院以提升自身形象和軟實力，還採用長期的外交策略以減少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承認。它一邊努力贏得發展中國家的好感，一邊似乎試圖分離美歐。中國已開始創建可能挑戰自由國際秩序的全球治理結構，包括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發起“一帶一路”倡議。

與此同時，美國對未來的預期變得悲觀。9/11恐怖襲擊、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和2008年金融危機都削弱了美國人對未來的信心。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提供的數據，上一次大多數美國受訪者相信他們的國家正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還是在2004年1月。回顧最近幾次總統就職演説，這種愈發悲觀的情緒已露出苗頭。2009年，在經濟危機和戰爭的雙重壓力下，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強調要“開始重塑美國這項工作”。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在2017年的言辭更加誇張，他譴責過去八年的“美國浩劫”，並承諾“保護我國免受其他國家的蹂躪，不讓它們製造我們的產品、竊取我們的公司和摧毀我們的就業機會。”喬•拜登總統在2021年的就職演説中承認，“在我國歷史上，很少有哪個時期比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更具挑戰性。”

儘管美國的悲觀情緒日益加劇，但中國基本上成功避免了對抗。通過加入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中國得以崛起，而美國則繼續關注更直接的威脅。中國還保持了足夠的耐心去打造全球治理結構，而很少有美國官員認為這些治理結構是迫在眉睫的威脅。北京的未來看起來很光明，所以它覺得沒有必要立即挑戰美國的霸權。中國只需要等待時機。

然而，這種樂觀情緒似乎在開始減弱。30年來，中國的出生率一直低於更替水平。中國人口剛剛錄得幾十年來最慢的年增長率，農民工人口數在2020年出現自數據採集以來的首次下降。與美國相比，中國面臨着嚴重的人口收縮形勢。這個國家可能會未富先老。

資料圖/新華社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勢頭也在放緩。儘管中國經濟在2000年至2010年間取得了非同尋常的增長，但它在過去十年也經歷了同樣的經濟增速放緩。中國的GDP增長率從2007年的峯值14%下降到2020年的近2%。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總生產率增速下降了一半，這使得政治學家丹尼•羅伊稱中國是“低生產率超級大國”。此外，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幾乎是美國的三倍。

這些趨勢令人擔憂。當所有主要大國都抱有悲觀預期時，國際關係最不穩定——這種情況有塑造未來十年大國政治形勢的危險。如果中國和美國都變得消極，外界有理由擔心前景會進一步惡化。兩國都在變老。移民是充實美國人口的傳統辦法，但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美國的移民數量已經見底。據估計，如果2020年前的移民趨勢得以延續，目前美國的適齡工作移民數量應比現在實際移民數量多180萬人。更令人不安的是，持續的系統性衝擊——2019年的新冠疫情、金融動盪、全球供應鏈瓶頸、政治兩極分化——只會助長飲鴆止渴的危機心態。

柳暗花明

悲觀也是引發烏克蘭戰爭的一個主要因素。儘管俄羅斯總統普京一直在談論重塑俄羅斯的輝煌，但他的世界觀是悲觀的，這也解釋了他為何要發動戰爭。俄羅斯2014年干預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局勢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烏克蘭沒有回到俄羅斯的懷抱，而是通過加強本國軍事能力和向北約、歐盟靠攏來應對這種局面。隨着烏克蘭加速西化，普京認為他必須在基輔完全脱離俄羅斯掌控前迅速採取行動，而且要動用軍事力量。正如一位匿名西方情報官員向英國廣播公司解釋的那樣，普京“覺得他的機會窗口正在關閉。”

被炸燬的烏克蘭建築

出人意料的戰爭進程可能會進一步助長普京的悲觀情緒，而且也會助長北京的悲觀情緒，數月的俄烏戰爭讓其他亞洲國家的警惕心更強。此外，為了援助烏克蘭，美國及其盟友採取了一系列經濟、軍事和情報措施，嚴重製約了俄羅斯的能力。中國官員在思考台灣問題時，恐怕不可能不考慮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面臨的窘境。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烏克蘭衝突是否會讓美國對其未來抱有更積極的期望。在過去二十年中，恐怖襲擊、金融危機和政治極化摧毀了美國的樂觀主義。通脹上升和商品短缺有可能進一步加劇美國的悲觀主義。如果決策者擔心本國的實力和影響力正在衰落，那麼爆發大國戰爭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

然而，美國對烏克蘭的成功支持可能會改變遊戲規則。多年來，美國第一次在全球危機中展示了本國的政策執行能力。烏克蘭的頑強抵抗及其對歐美的認同提醒了包括美國人在內的所有人，美國的軟實力和結構性權力（譯註：結構性權力是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依然存在。在討論了幾十年美國衰落和民主衰退之後，美國決策者現在可以放言恢復聯盟體系和有決心加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對美國霸權的看法可能開始朝着更有利於美國的方向轉變。

如果美國官員認為未來會比現在更有利於美國，那麼也許他們可以把自己的關注重點放在加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上，這種秩序幾十年來一直在促進美國的利益。在不那麼擔心眼前的威脅後，華盛頓也許可以重新強調本國的長期目標，比如扭轉民主衰退的趨勢，為21世紀的全球經濟體系建立一套彈性規則。而一個對本國未來和國際角色抱有信心的強大美國卻可以重拾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樂觀的美國將鞏固國際體系，併為那些有志於以負責任態度加入國際秩序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提供便利。然而，如果大國屈服於悲觀主義，那麼所有希望就會喪盡，整個世界也將迎來危險的十年。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外交事務》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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