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風：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夠增長
【文/路風】
導言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場史詩般的高增長。在2000—2013年的14年間，中國經濟的平均年增長率高達9.95%，人均GDP增加4.5倍，經濟規模（GDP總量）增加近5倍，使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事件改變了世界對中國以及中國對自己、對世界的看法。
但是，這一輪高增長的發生對於所有人來説都是一個意外。回到高增長前夜，1999年中國的經濟規模還排在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之後，大約是美國的九分之一，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和德國的一半，相當於英國和法國的三分之二多些，頂多接近於意大利。在國內，由於連續經歷了宏觀調控後的通貨緊縮效應、亞洲金融危機和洪澇災害，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已持續下滑數年。面對那時出現的市場蕭條和產品滯銷現象，國內政策界和理論界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已從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嚴重短缺轉向了相對過剩，工業生產能力大量閒置，市場需求成為工業增長的明顯制約因素。不過，在這些壓力下，那時的宏觀經濟政策開始轉向擴張性。
即使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到世紀之交已止跌回升，但仍然沒人能想象增長的潛力會有多大。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一位國家統計局的官員就這個非常大膽並鼓舞人心的目標向新華社記者解釋説，“按照這一目標，到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按2000年價格計算）將超過35萬億元。未來20年，中國經濟至少保持718％的增長速度”。他同時預測，“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將於2005年超過法國；2020年，中國有望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2050年，有可能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後來的事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初響應政策的恢復性增長很快演變成一場高增長。中國經濟在2000—2007年的年均增速達到10.6%，使中國的經濟規模在此期間連續超過意大利、法國、英國和德國。當西方國家因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而處於嚴重的經濟衰退時，中國經濟規模在持續高增長（2009—2013年的年均增速為9.0%）的基礎上於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出於對“過熱”的擔心而數次實施緊縮政策，恰好説明高增長有着產生自己勢頭的力量源泉，而並非政策的直接後果（見圖1）。
迄今為止，這場史詩般高增長的原因並沒有得到充分討論。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缺乏嚴肅的解釋就會給任意解讀留下空間。因此，科學地解釋為什麼能夠出現那場高增長，不僅關係到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理解，而且關係到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以及未來經濟政策應該遵循的原則的判斷。
本文以中國經濟在21世紀最初十幾年的高增長為切入點，以理論與歷史相結合的方法，力圖揭示中國經濟能夠在幾十年裏持續增長的根本原因；以高增長過程的實際特徵為經驗證據，並基於勞動分工—市場擴大和遞增報酬的經濟增長理論傳統，把高增長的直接原因歸於中國工業體系的遞增報酬機制；以產出、投資、科技和教育發展等方面同時增長的事實為證據，指出新古典增長理論單向線性邏輯的缺陷——產出永遠都是生產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的函數。本文證明，一旦一個具有工業體系的經濟體進入增長過程，生產要素的投入同時也是產出的函數，而技術進步也是一個伴隨工業體系擴張和變化的學習過程。因此，開動持續經濟增長的關鍵不在於某一時點上的要素投入，而在於各個經濟變量能否進入一個“正反饋”互動的過程。這個觀察推動本文直面使這種互動過程得以產生的更高層次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初期就奠定的大國基礎結構。這個基礎結構是一個從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方面把中國社會組織起來的權力網絡，它決定了中國能夠以現代主權國家的政治框架發動工業化，可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保持獨立自主，決定了中國一定要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也決定了中國人民的創造性和對國家發展方向的認同。
雖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最近這些年持續下行，但仍然具有較快經濟增長的潛力，而近年來的經濟下行主要是政策導致的，對經濟增長潛力的“悲觀”看法主要是由深受主流經濟學影響的意識形態決定的。根據本文分析的增長機制，由於工業體系和大國基礎結構的存在，中國的經濟增長沒有“天花板”，並且，中國的經濟規模可以在不久的將來超過美國。
加入WTO是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原因嗎
21世紀最初十幾年的那場高增長在中國學界並沒有成為一個需要特定解釋的問題，僅僅被當作改革開放後整個增長過程的一個部分。如果很寬泛地劃分，學界對於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高增長原因有兩個主要的解釋：（1）發展戰略從前30年的強調重工業化轉變為發揮比較優勢；（2）市場制度的發展，如分權體制、產權保護、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競爭、價格引導等市場制度安排都極大地釋放了生產力。由於對高增長的原因缺少理論上的解釋，所以一個憑表面印象的流行性解釋是把高增長歸因於中國加入WTO。既然如此，本文就從“加入WTO的作用”切入，逐漸釐清可以幫助理解高增長原因的理論方向。
中國進入經濟高增長軌道與加入WTO幾乎同時發生，這是許多人把兩者聯繫起來的原因。但是，如果加入WTO確實是中國進入高增長的主要原因，那麼就必須能夠在更大的範圍內證明：加入WTO對於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加速作用。我們選取曾經被認為屬於同類發展狀態的“金磚五國”來驗證這個命題。在這五國中，俄羅斯的情況比較特殊，她是最晚加入WTO的，而且加入後不久就因為2014年“收回”克里米亞的行動而遭到西方的制裁，所以經濟增長業績較差。因此，本文剔除這個“例外”。
圖2是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國在加入WTO前後的經濟增長情況：（1）中國在加入WTO後的經濟增長速度確實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上升階段，但其他三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加入WTO前後並沒有明顯變化；（2）從長期看，加入WTO對四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加入WTO對於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加速作用”的命題不成立。
既然中國的高增長是“金磚五國”加入WTO之後獨一無二的現象，那麼決定這個“因變量”的自變量是什麼？很顯然，加入WTO不是這個自變量，因為它對於“金磚五國”來説是一個常量。事實上，冷戰結束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在美國及其主導的國際機構的推動下實施了市場改革、加入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按“比較優勢”融入國際分工的政策，中國也沒有例外。那麼，為什麼唯獨中國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很顯然，問題在於什麼因素（自變量）使加入WTO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有利條件而不是“枷鎖”？
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後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很快就顯示出一個結構性特徵：在勞動成本較低的同時，技能水平卻較高——表現在中國出口的產品既包括勞動密集型的，也包括知識和資本密集型的。這違反了窮國生產低端產品而富國生產高端產品的一般規律。用羅德里克的話説，“1992年，中國的出口產品所反映的收入水平要比中國當時的人均GDP高6倍以上”。這個特徵賦予中國極大的國際競爭力，即來自較低勞動成本和較高技能相結合的競爭優勢。沒有這種能夠從國際分工中獲得收益的能力，加入WTO就不會成為中國高增長的條件。
那麼，這個特徵從何而來？較低的勞動成本很容易以“要素稟賦”來解釋（人口眾多、農村人口比例高等），但較高的技能水平只能是後天形成的，即與工業化的經驗有關。這就使本文的分析指向一個被今天許多理論所“遺忘”的事實：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工業化。1980年，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在對中國第一次進行調查後的報告中評價：中國“目前已建成了近乎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重點是製造資本設備。中國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工業品種類多得多，對進口設備依賴程度低得多。幾乎每一個重要工業部門都在全國的若干地區設置了重點工廠，並特別努力使製造業分佈到落後地區和農村”。因此，中國是在擁有一個“近乎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基礎上開始改革開放的，而且由於它的存在，外資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始終是補充性的。如果離開這個基本事實，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就難以被理解和解釋。
這個被“遺忘”的事實説明，討論經濟增長需要回到一個基本點，即以人均產出持續增長為根本特徵的現代經濟增長是工業化經濟的產物，正如第一代研究經濟增長的學者庫茲涅茨所認為，“現代經濟增長在本質上是工業體系——即越來越依靠現代科學知識的生產體系——的作用”。在2000—2013年的中國經濟高增長階段，工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始終保持在44%以上，而且工業生產率（單位勞動力增加值）不僅最高，提升速度也最快。因此，中國工業體系的擴張無疑是高增長的主動力（見圖3）。
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視角
把工業拉回到解釋經濟增長的變量之中，在理論上具有深刻含義。經濟增長和工業發展曾是古典經濟學的核心關切。當新古典經濟理論在20世紀逐漸成為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後，其關注焦點轉向自由市場通過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效率。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流經濟學再次關注經濟增長時，工業層次的變量已在理論中消失，其代價是使經濟增長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
今天的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主要依靠由索洛開創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來解釋經濟增長。這個理論的前提是資本積累決定經濟增長的傳統思想，其模型的分析起點是總生產函數，它不僅完全抽象掉了生產過程，而且只遵循產出是投入結果的單向線性邏輯。當這個模型被應用於分析實際的經濟增長時，就產生了標準增長核算（亦稱增長因素分析），它經過數學處理可以表達為如下方程（假定國民收入的3/4歸因於勞動，而1/4歸因於資本）：
產出增長率（%）= 3/4（勞動增長率） + 1/4（資本增長率）+T.C.（索洛餘值，代表技術狀態的變化率）
上述方程根據在國民收入統計中可以找到的產出增長、勞動增長和資本增長數據，間接推算出很難測算的技術進步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即減去其他要素貢獻之後的餘值）。當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使用這個方法研究美國經濟增長時，他揭示出工業化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一般特徵：產出增長率大大高於加權平均後的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率，即那個餘值所代表的“技術進步”（後來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要素投入更大。雖然餘值的內容至今不明，但增長核算對技術進步作用如此之大的發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新古典增長核算受到的主要批評是：諸如資本和勞動等要素的增長與技術進步之間的關係是互動的，而不是互相獨立的。理查德·R.納爾遜在1964年就證明，無論全要素生產率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多大，它的增長速度都取決於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阿布拉莫維茨則發現，資本對於美國生產率的影響之所以在19世紀比在20世紀更大，是因為19世紀的技術進步具有規模和資本偏向（bias），而教育和研發對於20世紀經濟增長的較大貢獻掩蓋了技術對新的無形資本使用的偏向。換句話説，投資影響技術進步，而技術變化的特性也影響對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需求。
由於其單向線性邏輯，所以以工業化國家為對象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及其增長核算對理解落後國家的發展意義不大。如果一個以初級生產為主的經濟體要走上發展的道路，真正的問題在於商品市場、資本積累、勞動技能和技術進步等這些持續經濟增長所必要的因素是通過怎樣一個過程而發展起來的。由於每一個因素的變化都是其他因素變化的必要條件（反之亦然），所以這些因素只能在彼此互動的過程中才能生成和發展。新古典增長核算也是中國學界在解釋中國經濟增長時所高度依賴的理論工具。但藉助這個方法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存在缺陷的，我們可以計算出中國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初和2020年的全要素生產率，但也只是統計描述，無助於理解為什麼中國能從一個極度貧困、以農業人口為主的經濟體變成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和第一大出口貿易國。
有鑑於此，我們需要回顧發軔於古典經濟學的另一支關於增長的理論傳統，即基於勞動分工—市場擴大和遞增報酬的經濟增長理論傳統。亞當·斯密在寫於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國富論》中認為，勞動分工導致的生產率提高是國民財富增長（即經濟增長）的源泉。正是從這個角度看，亞當·斯密才認為工業比農業更重要，因為工業為勞動分工提供的潛力遠大於農業。他認為只能在工業中產生的勞動分工收益，已經使英國勞工的生活水平超過了一個非洲的國王。亞當·斯密關於在競爭性條件下勞動分工導致生產率不斷增長的表述，使經濟學理論產生了“遞增報酬”（increasing returns）概念。
使“遞增報酬”在經濟學思想中揮之不去的是阿林·楊於1928年發表的《經濟進步與遞增報酬》，時值美國工業蓬勃發展並走上世界霸主地位。阿林·楊認為，亞當·斯密關於勞動分工取決於市場範圍的理論“是在全部經濟學文獻中能夠找到的最有啓發和成效的概括之一”，但生產—操作過程的社會勞動分工遠比生產單位內部的勞動分工更重要（這兩種分工的概念都出自《國富論》），因為“……在勞動分工之下，一組複雜的過程被轉變為一系列更簡單的過程，其中至少某些過程變得適宜於使用機器。在採用機器和間接生產的過程中，又會出現進一步的勞動分工，其經濟性又再次受到市場範圍的限制”。阿林·楊同樣相信工業能夠比農業提供更多的勞動分工機會，因為工業可以不斷增加迂迴生產方法，即最終產品的生產越來越依靠生產資料生產的方法——這是產生遞增報酬的首要因素。與之相對應，實現遞增報酬的首要因素則是各工業之間勞動分工的進展，無論是已有工業的變化還是新工業的產生。
阿林·楊認為，任何一種商品的供應增加就是對其他商品需求的增加，從而擴大市場的規模，而生產組織的任何一個重要改進都會為工業體系的其他部分創造出本來不存在的進一步變化的機會。於是，“勞動分工取決於市場範圍，但市場範圍又取決於勞動分工”。正是勞動分工產生的外部經濟性包含着遞增報酬機制的“奧秘”——勞動分工深化、資本積累、市場規模和生產規模擴大之間存在正反饋的互動。阿林·楊一再強調，理解遞增報酬機制必須把工業運行看作互相聯繫的整體，企業的內部經濟從屬於各工業之間勞動分工的外部經濟，而後者才是遞增報酬的基本工具。他明確指出，一旦遞增報酬機制起作用，造成連續經濟變化的力量就是經濟體系內生的，“意味着不斷戰勝經濟均衡力量的反力量比我們通常意識到的更普遍和更深地植根於現代經濟體系的構成之中”。這種動態互動關係包含經濟進步可能性的立場是與主流經濟學均衡框架的根本區別。
美國軍工廠 資料圖/來源見水印
基於勞動分工—市場擴大和遞增報酬的經濟增長理論傳統有助於回答一個歷史性問題：自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啓了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之後，為什麼西方國家不斷拉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收入差距？要解釋造成這種分野的直接原因，就必須找到使西方國家的生產率得以持續提高的自我強化機制——這就是工業化產生的遞增報酬機制。對此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馬克思對於19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分析：
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會引起其他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這首先涉及因社會分工而孤立起來以致各自生產一種獨立的商品、但又作為一個總過程的各階段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那些工業部門……工農業生產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會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即交通運輸手段的革命成為必要……工場手工業時期遺留下來的交通運輸手段，很快又轉化為具有狂熱的生產速度和巨大的生產規模、經常把大量資本和工人由一個生產領域投入另一個生產領域並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場聯繫的大工業所不能忍受的桎梏。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以及之後，一些經濟學家在阿林·楊關於遞增報酬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早期的經濟發展理論。其中，羅森斯坦-羅丹認為，落後國家要發展就必須工業化，但工業化要求同時發展許多工業部門，否則無法克服工業品市場狹小和工業投資無利可圖的惡性循環。納克斯在討論落後國家的資本形成時認為，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出現生產率增長的經濟活動，而發展戰略的關鍵是創建一批基於報酬遞增活動的工業部門，它們互相成為彼此的市場，並隨着生產率提高和市場擴大而產生更高的儲蓄和投資，由此進入最初的增長良性循環。因此，他們的主張被稱為“大推進”理論。但是，早期經濟發展理論從20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衰落。在實踐上，由世界銀行專家幫助發展中國家實施“大推進”戰略的嘗試基本都失敗了（主要原因是政府無能和腐敗）；在理論上，主流經濟學的自由市場理論逐漸主導了關於發展的議題。
儘管如此，當西方工業化國家拉開與落後國家的生產率和收入差距之後，從落後狀態能夠實現工業化的少數後進國家無一不是採取了某種形式的“大推進”戰略。兩個較早的經典範例是蘇聯和日本，較晚的例子則是韓國。為什麼有些落後國家能夠通過實施“大推進”戰略實現工業化，而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卻沒有成功？這個差異無非是説，成功實施“大推進”戰略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只有採取“大推進”戰略的落後國家才能趕上領先國家？答案既簡單也明確：一個後進國家只有以領先國家的產業結構為基本參照，建立起一系列互相存在需求和供應關係的工業部門，才能使該國經濟形成可以持續提高生產率的自我強化機制。
基於勞動分工—市場擴大和遞增報酬的經濟增長理論傳統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但其基本思想經得起現代視角的考驗。今天人們已經公認，人類有用知識的進展是現代經濟增長的基本驅動力，而當回答有用知識是如何發展的問題時，我們就會發現上述理論傳統的洞見仍然必不可少。這一點從與新古典內生增長理論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在主流經濟學範圍內，內生增長理論被認為是新古典增長理論之後的一個主要發展，其基本邏輯為：技術變化主要是響應市場激勵的競爭性企業採取有目的的研發行動的結果（技術進步因此而“內生”），它們創造的知識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被反覆使用，從而產生抵消資本遞減報酬的外部經濟性，使經濟增長產生遞增報酬的特性。但由於它同樣遵循了均衡框架的單向線性邏輯，所以抽象掉了經驗研究關於技術進步充滿複雜互動和不確定性的洞見。該理論的代表學者羅默借用了遞增報酬的概念，但為了將這個機制置於知識增長之上，卻貶低了工業體系的作用。他指出，“嚴格地講，增進的專業化打開新市場並引入新產品。工業中的所有生產者可以從引入這些新產品中獲益，但它們只是產品，不是技術外溢”。這句話反映了內生增長理論的一個缺陷，即它在指出研發和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性時，卻割裂了知識增長與工業發展的聯繫，致使它對技術進步機制的刻畫不符合經驗證據。
工業發展之所以是有用知識體系發展的條件，其原因至少有三：（1）英國工業革命是有用知識體系發展的分水嶺，因為工廠制的出現不僅使技術發展獲得了經濟動力，而且由此觸發瞭解決實際問題的技術與理解其原理的知識之間的持續互動過程。（2）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是有用知識增長的必要機制，表現為企業只能沿着自己的專業方向進行創新，即有用知識的增長與工業體系的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深化之間是互相促進的關係。（3）有用知識體系的整體性與工業經濟的整體性一樣，決定着遞增報酬的產生和實現，因為一項新技術能否得到應用，往往取決於互補技術的發展，即一種專門知識的有用性取決於互補知識的發展。換句話説，基於工業分工的知識體系越完整，因專業化和分工的進展而產生新知識的可能性及其生產率就越高。
因此，工業體系和有用知識體系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是以各個工業部門的企業為知識載體的工業體系，另一面則是以產品為表現形式並決定產品變化的有用知識體系。沒有工業的知識體系就如同沒有知識的生產體系，都是無法持續增長的。因此，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有用知識體系的發展必然以工業化為前提條件；對於發達國家來説，如果其工業體系喪失了完整性，有用知識體系的發展就會遇到障礙。因此，討論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從中國的工業化開始。
中國工業體系的遞增報酬與高增長
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變量是中國工業體系的演進，而出現高增長的原因在於只有這個體系才能產生的遞增報酬。由於遞增報酬難以量化，須以有邏輯的敍事方式指出這一機制對於中國經濟出現高增長的作用：第一，一旦規模龐大和部門眾多的工業體系進入增長軌道，工業內在的迂迴生產方式便以幾何級數的方式放大了對基礎工業品的需求，從而為高增長創造了重要的需求條件。第二，生產工業高增長帶來的“超常”需求使設備工業突破了引進政策的束縛，能以自主開發的產品贏得市場，由此產生的技術進步大幅降低了生產工業的投資成本。第三，旺盛的需求和不斷增長的投資能力也使高技術工業產生廣泛的突破和快速增長，從而促進了整個工業體系的技術進步。歷史同時證明，人民能夠廣泛地參與工業化是使遞增報酬機制得以充分發揮的社會條件，而市場化則是這個條件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的表現。因此，高增長髮生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並非偶然。
本文將“工業體系”定義為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應關係的多部門組成的工業經濟體，它必須具有至少兩個特徵：（1）具有足夠多的部門，以使部門之間的聯繫產生足夠大的市場；（2）具有能夠為消費品部門提供生產設備的資本品部門。那麼，“足夠多”是多少？在歷史上，這個數量標準（上限）是由工業化領先國家的部門結構所決定的，但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從而樹立了新的標杆。
中國工業體系的形成始於新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推進的工業化。以歷史的視野看，中國是繼被稱為工業化“晚來者”的日本和蘇聯之後，最後一個仿照領先國家的工業結構，以“大推進”方式建立起工業體系的大國。新中國成立伊始的工業化目標也決定了此後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結構特徵，如中國佈局全面的科學研究和今天“生產”出世界上數量最多的理工科畢業生的高等教育體系就是從那時開始形成的。中國後來的經濟發展經歷了中蘇分裂和經濟困難階段，經歷了“三線建設”和“文化大革命”的動盪。在那個長達20年的“自力更生”階段，中國一直在擴充自己的工業體系並取得了以“兩彈一艇一星”為標誌的技術成就。但現實中的計劃體制也存在着限制社會廣泛參與工業化的缺陷，加上頻繁的政治運動對經濟發展過程的破壞，致使中國工業體系的生產率增長潛力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也使工業化的成果沒有更快、更有效地轉化為人民的經濟福利。對經濟發展績效的不滿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強大動力。
從改革開放之初到20世紀90年代末的20年過渡期裏，經濟增長仍然是政策驅動的，雖然實現了較高的增長率，但伴隨着多次大起大落。主要原因來自“雙軌制”下的矛盾：每一次政策驅動的經濟擴張都引起地方政府的“大幹快上”，但總是遇到能源、材料和交通等基礎供應方面的制約；由於這些部門仍處於計劃體制之下（企業不是主角），而投資又受到國家財力的制約，所以經濟擴張總是引起通貨膨脹。中國最終渡過了這些陣痛階段，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是在基本沒有破壞中國工業體系的條件下，完成了經濟體制的市場化。如果對比蘇聯/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過程，就可以理解中國的改革成就來之不易。
到世紀之交，中國基本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在經濟主體可以對市場需求變化做出響應的條件下，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政府的擴張性宏觀政策觸發了一場其特徵迥異於此前的增長，不僅增長率更高，而且再無大起大落，甚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也沒有中斷其連續性。我們先從鋼鐵工業的增長來看一下中國工業體系迸發出來的巨大能量（見圖4）。
圖4以世界幾個主要國家在145年間（1871—2015）的粗鋼產量為背景，展示了中國鋼鐵工業在2000—2014年的增長曲線。這條曲線清晰地表明：自從現代鋼鐵工業在19世紀中葉出現之後，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的鋼鐵工業在任何階段曾經出現過像中國鋼鐵工業在2000—2014年間那樣的高增長：粗鋼產量從2000年的1.2億多噸增加到2014年的8.2億噸，15年間淨增7億多噸。經濟史學家羅伯特·C.艾倫在2010年出版的書中，懷着敬畏之情説：“中國現在的鋼鐵年產量達到5億噸。美國、蘇聯和日本的年產量從未超過1.5億噸，因此中國打破了所有的世界紀錄”；“如果在接下去的30年裏，中國依舊保持自1978年以來的發展速度，它將趕上西方。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國家，就像在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和瓦斯科·達伽馬完成航海探險之前那樣。世界將重新回到起點”。
實際上，中國所有工業部門都同時出現了高增長，尤其是需求彈性較高的資本密集型工業（見圖5）。“比較優勢論”缺乏解釋力的原因恰恰在於高增長同時發生於所有工業部門，不存在這個理論所斷言的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的發展順序；市場化改革是重要的條件，但也只是條件，並非增長本身；加入WTO也不是原因，因為資本密集型工業的高增長是內需拉動的（中國直到2004年還是鋼鐵淨進口國）。因此，要解釋中國工業的高增長就必須在工業層次上回答需求和生產能力的增長來源。
鋼鐵、水泥、高速公路建設等工業的高增長確實反映出中國處於需要大規模資本建設的發展階段，而耐用消費品工業的高增長也反映了人民在收入水平提高過程中對過去無力購買的消費品的渴望。但這樣的理由只能説明理論上的增長潛力（需求彈性高），並不能解釋高增長的原因。例如，為什麼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制約經濟擴張的能源、材料和交通等基礎工業也同時出現了高增長？答案是：在市場力量可以反映社會真實需求並引發創業浪潮的條件下，工業體系的存在就是所有工業部門能夠出現高增長的根本原因。任何一個部門的需求增長——無論是來自民生改善、基礎設施建設或出口擴大——都會引發對其他部門的需求增長。很容易證明，給定一個經濟體的經濟規模，它的工業部門越多，就會對鋼鐵產生越多的直接需求；同時，工業部門越多意味着迂迴生產的空間越大，市場分工越細緻，所以對鋼鐵的間接需求會隨着部門數量的增加而成倍增加。因此，在存在一個完整工業體系的前提下，高增長的需求條件是高增長本身所創造出來的。中國鋼鐵工業在21世紀前15年的高增長是中國在走向發達狀態過程中所必須邁上的“台階”，也預示着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巨型工業經濟體的出現。
即使需求彈性高，這些工業的生產能力能夠迅速擴大的原因也是需要解釋的。對任何經濟體來説，在15年間增加7億噸粗鋼產能和20億噸水泥產能都不是輕而易舉的。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討論設備（資本品）的供應來源。
中國工業在高增長階段所需要的設備大部分是中國企業供應的，但這個可能令一些人意外的事實是設備工業在增長階段出現廣泛突破的結果。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已建立起幾乎所有門類的設備工業。但是，在那之後的20年裏，國家實施了技術引進政策，除了進口就是要求“合作製造”（外國企業設計，中國企業製造）。這個政策實際上阻礙了設備工業的技術進步，使自主研發的產品沒有市場。以此為背景，高增長提供了具有特定含義的市場需求條件，即為中國設備工業的廣泛突破提供了“政策體制”之外的需求。有以下幾個典型例子。
到2005年，重型機械工業在大型鑄鍛件方面已能夠生產出許多重大產品，但中國對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產品則需要依靠進口。2006—2007年，當中國為發展核電而進口大型鍛件時，被日本政府“卡脖子”。此後，國家發改委批准幾家重機企業實施鑄鍛鋼基地及大型鑄鍛件自主化的改造項目，在短短几年內就實現了突破（其實那時中國企業已有深厚的技術積累）。從2006年到2011年，幾家重機企業先後建成15000噸和16000噸的水壓機、16500噸和18500噸的油壓機（每次都是世界之最），不僅生產出替代進口的產品，還生產出他國不能生產的產品。2020年，一重集團製造的全球首台3000噸超級漿態牀鍛焊加氫反應器再次刷新世界紀錄，但從1600噸加氫反應器開始，實際上每一次世界新紀錄都是一重自己創造然後自己打破的。如今，中國製造大型鑄鍛件的能力和水平都位居世界第一。
2004年，中石化在一份寫給國家發改委的報告中稱，國外設備不能滿足國內石化行業的需求，“一些國外製造商對國內詢價經常不予響應，交貨期從2003年的12個月延長到2007年的22—24個月，價格也上漲了近一倍”。這種壓力促使中國政府於2006年把乙烯成套設備列為國產化攻關的重點，批准在天津、鎮海、撫順建設採用國產關鍵設備的百萬噸級乙烯項目。以此為契機，奮鬥多年的瀋陽鼓風機、杭州汽輪機、杭州製氧機三個集團終於有機會“登堂入室”，為這些項目提供了壓縮機、工業汽輪機和冷分離裝置（均為乙烯核心設備）。這三個項目建成後，中國很少再進口外國的乙烯核心設備。2017—2018年，浙江舟山4000萬噸煉油、石化一體化項目（國內最大）的設備採購全部為中國企業中標，而舟山項目也助力了中國工業的一項新成就——煉油能力即將超過自19世紀中期以來保持世界第一的美國。
中國冶金設備企業在改革開放後以“合作製造”的方式參與了進口大型冷連軋生產線的部分製造，但一直沒有自主設計、製造過整條冷連軋生產線。世紀之交，不像寶鋼那麼有錢的鞍鋼決定在改擴建過程中採用國產設備。2000年5月，鞍鋼與一重簽約，由一重為鞍鋼設計、製造一套1780毫米冷連軋機組，它是製造汽車和家電用鋼板的關鍵設備。2003年6月中旬，這套冷連軋機組在鞍鋼一次試車成功，立刻“腰斬”進口軋機的價格。2000—2017年，一重為中國鋼鐵工業提供了24套冷連軋機組，同期全國進口不過十幾套，而且其中10套還是與中國企業合作製造的。
2006年，一支從老國企出來的技術團隊創建的太原通澤重工，與無錫一家渴望生產高端無縫鋼管但買不起進口設備的民營製造企業合作，設計建造了中國第一套連軋管機組，“從而一舉打破了國外廠商長期以來對連軋管技術的壟斷，由此我國成為世界第三個能夠自主設計建造大型無縫鋼管連軋管機組的國家”。今天，中國工業建設一條連軋管生產線的投資成本從使用進口設備的大約30億元降到了使用國產設備的大約6億元，而中國的無縫鋼管產量已經佔全世界的65%。由於不存在系統性的研究和統計數據，我們無從知道國產設備對於降低投資成本的整體情況，但一旦突破就“腰斬”設備價格的例子在每一個工業都可以見到。毫無疑問，設備工業的廣泛突破至少以大幅度降低投資成本的形式支持了生產工業的生產率提高。
如今，中國機械設備工業的產量和產值都是世界最大的。在發電設備領域，三大電氣集團（哈爾濱、東方和上海）提供的世界最高水平的百萬千瓦超臨界火力發電機組超過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水力發電設備的技術和製造水平處於“孤獨求敗”的狀態，光伏、風電的設備製造世界第一，核電在建規模世界第一。在輸變電設備領域，僅因中國率先採用特高壓輸變電系統的原因，就使規模世界第一的中國輸變電設備工業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大型技術系統的創新帶動設備工業發展的例子還有高鐵，它的大規模建設使中國軌道交通設備工業位居世界第一。中國石油鑽採設備工業的銷售收入在2003—2014年增加了35倍，從2000年起就保持為世界石油天然氣鑽機的最大出口源。中國的工程機械、水泥設備、礦山設備、海洋工程專用設備等工業均為世界最大；上海振華重工一家就供應了全世界70%—80%的港口集裝箱起重機。連被認為處於弱勢的機牀工業（生產規模仍然是世界最大），也出現了最近10年向美國汽車工業出口十多條大型自動化衝壓生產線的濟南第二機牀集團。例子無法一一列舉，故以圖6來概括設備工業的整體情況。
在圖6中，中國機械設備的國際貿易在1980—2003年間一直處於逆差狀態，反映出改革開放最初20年裏對進口設備的依賴。2004年是轉為順差的拐點，而當時正是高增長對設備需求的旺盛階段，出口不降反升已經説明中國設備工業的進步，而順差從此一路擴大則反映出在突破中的強勁成長。根據2021年8月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的一項研究報告，2020年中國的機械設備出口額首次超過長期領先的德國，並預計中國增長更快的趨勢將持續下去。
中國高技術工業的基礎也是在“前30年”建立起來的，但在改革開放後的技術引進和進口熱潮中，半導體、民用幹線飛機等核心領域的研發被放棄，致使關鍵性的電子工業轉向以消費產品為主（如彩色電視機）。那時的一個罕見突破發生在電信設備工業，即自主開發大型程控交換機的成功。由於自主開發可以鍛造出較強的技術能力，所以電信設備工業在中國經濟進入高增長階段後迅速強大起來。但是，高技術工業格局的全面轉變是發生在高增長階段。
高增長帶動突破的一個例子是半導體顯示器。當中國的電子產品工業進入高增長後，“缺芯少屏”的痛苦日益加重。但與此同時，在21世紀之初進入液晶顯示器工業後，掙扎了數年的京東方卻開始了大規模的擴張。在此後的七八年裏，京東方以超過4000億元的高強度投資建設了10多條生產線。到2020年，中國半導體顯示器工業已穩居世界第一。從結構條件上看，敢於實施這種高強度投資的前提條件是中國工業對於顯示器的確定需求——需求越大、越迫切，投資前景就越確定。因此，每當某些部門的落後造成“不平衡”時，工業體系本身就會產生一種“矯正”的力量。按照同樣的道理，只要政策得當，中國集成電路工業的突破是可以預期的。
高增長對於高技術工業突破的作用有時是“迂迴”的，恰恰反映出工業體系的特性。在傳統汽車工業，改革開放後採取的合資模式導致外國品牌主導了中國轎車工業，但高增長引發的新企業進入使這個工業產生了自主開發模式——今天屬於高技術範疇的中國新能源汽車就是在自主開發模式的基礎上興起的。經過迂迴方式發生作用的還有在以深圳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形成的電子產品製造業集聚，據估計其產能超過全球的一半。在高增長階段，深圳出現了數量超過任何其他城市的自主品牌高技術企業，但也形成一個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電子產品及加工其零件的製造集羣。這個集羣曾經大量生產被稱為“山寨”的產品，但一旦出現創新，它就成為創新者的力量源泉。例如，從2013年以來就居於全球消費級無人機市場霸主地位的深圳大疆就是依託深圳的產業集聚脱穎而出的。
圖7可以反映出與設備工業相似的事實，即中國高技術工業的廣泛突破和趕超是發生在高增長階段。從國家直接支持的超級計算、載人航天、核能到以企業創新為主的各種電子信息產品和互聯網應用，莫不如此。今天，中國的諸如移動通信基站、液晶面板、太陽能板、車載電池、電池材料、智能揚聲器、智能手機、監控攝像機、電腦等產品已在全球市場佔據優勢地位，而目前存在的短板也意味着未來的增長空間。依託世界最大的工業體系是中國高技術工業能夠繼續突破的良好條件。
中國工業在高增長階段的發展證明，在市場化和人民廣泛參與的條件下，由工業體系的演進所產生的勞動分工深化、資本積累、市場規模和生產規模擴大之間的“正反饋”就是中國高增長的內生動力。
生產體系與其他經濟因素的互動
雖然工業體系的遞增報酬可以從邏輯上較好地解釋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內生動力，但它也是一個不可量化的概念。那麼，是否還存在其他可以決定高增長的變量？例如，遵循新古典增長核算的框架，一些經濟學家近年來把高增長的原因説成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和鉅額信貸拉動”的。因此，解釋高增長原因的關鍵是從邏輯上證明，如果不存在遞增報酬機制，那麼最初響應宏觀政策變化的增長只能是“遞減報酬”的，不會變成一場持續的高增長。為了驗證這個問題，本文提出一個X曲線謎題，見圖8。
圖8的曲線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各種現象上抽象出來的，本文前面的統計圖都表現出這個“形狀”。實際上，中國在生產體系之外的各個領域的增長也都表現出相似的形狀。於是就產生了一個“謎題”：為什麼在高增長階段，中國經濟各方面的增長都呈現出X曲線式的軌跡？首先觀察投資和信貸的增長情況，見圖9。
圖9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和貸款的增長與工業產出的高增長是同步的。當然，曲線形狀只能提供一個大致的“印象”，並不精確，但足以對高增長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和鉅額信貸拉動”的説法提出一個質疑：如果工業增長是投資和信貸的增長所驅動的，那麼為什麼投資和信貸的增長不是工業增長所驅動的？有沒有這種可能：投資的增長在所有的時點上總是先於產出的增長，從而使相關曲線顯示出相同的形狀？為澄清這個問題，我們對政府投資和全社會投資做一個分解，見圖10。
圖10清楚地表明，當中國經濟開始進入高增長時的2000年，財政支出的投資（經濟建設費）僅佔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不到四分之一；到了高增長“如火如荼”的2006年，財政投資的比例更是下降為不到十分之一。因此，高增長不可能是政府的投資所驅動的。非財政的投資的確迅猛增長，但導致這些投資增長的誘因已經可以用遞增報酬——增長導致新的投資機會——來解釋了。由於那個階段的經濟政策始終遵循“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原則，所以貨幣和信用條件基本上“配合”了高增長，但不是“政策驅動”的，而是“政策跟進”的。
事實上，如果考察一個持續若干年的經濟增長過程，產出增長永遠由投資增長所決定的單向線性因果關係就不可能成立——如果沒有投資回報產生的利潤和税收增長，哪個國家可以在14年間支撐年年遞增的“大規模高強度的投資”？中國高增長階段的實際數據説明，投資增長與經濟增長是互動的——投資增長“驅動”經濟增長與經濟增長“驅動”投資增長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使這個互動過程能夠持續的條件一定是存在遞增報酬，即經濟增長導致更多的投資機會，同時也導致投資能力的增長。因此，把中國在21世紀最初十幾年的高增長説成投資驅動的粗放發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經濟變量在增長過程中是互動關係的主題還可以從與“全要素生產率”有關的方面得到證明。例如，中國社會上流傳着一個説法：如果中國不首先在科學和技術上取得進展，經濟增長就不可能持續。這個説法的謬誤之處還是在於其單向線性的邏輯，因為相反的因果關係同樣成立——沒有經濟增長也就沒有科學和技術的進步。見圖11和圖12。
圖11展示的是研發投入的增長，而圖12是研發結果的增長，當我們把這兩個指標看作對中國科學技術進步的衡量時，那麼它們的增長曲線則反映了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係，即當我們承認科技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經濟增長是科技進步的驅動力。這個關係並不難理解：如果沒有以工業體系為主的應用載體，中國既不會產生對科技進步的需求，也不會具有對科技進步的投資能力。因此，中國科技的高增長只能發生在與經濟高增長互動的過程之中。這種關係同樣表現在教育領域。
上述分析表明，“全要素生產率”或“技術進步”是一個遠比主流經濟學的理解更復雜的過程。關鍵在於，技術進步及其所涉及的研發、教育等方面的發展從來不能脱離經濟發展，也不能脱離工業體系而獨立發生，因為有用知識及其對生產率的影響必然來自科學發展與源於生產經驗的學習過程之間的互動。那麼，中國經濟學家在解釋經濟增長時通常使用的單一方向的線性因果關係解釋（如投資驅動增長）還成立嗎？那種把中國經濟問題定義為經濟增長從要素投入驅動轉到全要素生產率驅動的軌道上的説法還成立嗎？實際上，一些對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經驗研究證明，全要素生產率最高的階段恰恰是在高增長階段。
“X曲線”謎題提出的挑戰是，一旦把經濟增長置於具有時間序列的實際過程中，經濟增長的直接投入變量如投資、信貸、研發投入、勞動（數量和技能）等，就與產出變量如工業增加值、生產率、利潤等是同時發生變化的。同時，技術進步也不像內生增長理論所描述的那樣只是研發投入的函數，而是一個伴隨工業體系擴張和變化的學習過程，不僅與其他所有的經濟變量互動，而且受到組織、管理、政策和制度等因素的影響。經濟變量之間的互動關係説明經濟增長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現象和過程，不存在可以單獨挑出來解釋整體績效的個別變量。
在批評新古典增長模型時，阿布拉莫維茨早已指出理解這種互動關係的重要性。他直言，“沒有對這些互動關係的更深理解，我們甚至對增長最直接來源的知識都是不完整的”。在這篇他作為美國經濟史學會主席演講的文章中，阿布拉莫維茨最後説：
我們無法還原為穩定和容易理解的內生要素函數的那些東西，存在於歷史領域。對技術和增長其他方面的歷史性研究，充滿了可以恰當理解主要增長源泉之間聯合及互相依賴行為的例子。我期待這樣的歷史研究在未來可以做出重要的貢獻。
如果承認知識和能力是在資本積累背後導致生產率增長的主要源泉，那麼經濟發展就是一個不可逆的累積性過程。由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能夠開動並保持70多年沒有中斷的經濟發展過程（儘管經歷過曲折），一定是因為存在比增長因素更高層次的變量。
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條件：大國基礎結構
對於經濟增長曆史經驗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進入經濟增長過程需要更深層次的社會因素。尤其對於落後國家來説，使其能夠進入經濟增長過程的“深層次社會因素”遠比影響增長過程的直接變量（如要素投入）更重要，因為前者是後者的前提條件。西方學術界在二戰後討論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時，曾經產生過“落後國家可以利用先進國家的技術而獲得更高增長率”的説法。阿布拉莫維茨以歷史經驗為依據，否定了這個説法的普遍性並提出了限制條件：只有“在技術上落後但在社會上先進的”（technologically backward but socially advanced）國家才可能具有較強的快速增長潛力。
按照這個洞見所揭示的規律，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改革開放後實現較快速度的經濟增長，特別是出現高增長，一定是在此之前具備了“社會上先進的”（即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條件。那麼，當中國還處於經濟收入很低的計劃經濟階段時，她具備了什麼條件或因素可以算是屬於“社會先進”的？這個問題把本文引向中國經濟增長的政治—社會框架，本文把這個框架定義為開國一代領導人奠定的大國基礎結構。“大國”的含義不是僅指人口規模和領土面積的大小，更是指使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可以保持獨立自主的要求；“基礎結構”指的是一個把中國經濟社會組織起來的權力網絡，包括四個互相重疊而又互相分割的方面：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這樣看待社會的視角，我們以下扼要陳述這個基礎結構的特徵。
（一）政治權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現代主權國家，是通過一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而建立的。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國家的唯一執政黨，而且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背後，也始終具有一個“黨直接組織人民”的政治關係結構——這是中國具有很強社會動員能力的原因。在對外關係上，新中國表現出來強烈的主權意識，在捍衞國家領土完整方面極其強硬。在對內關係上，新中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徹底消滅了在中央國家與基層社會之間所有“中間權力”的政權，是第一個實現對所有“邊疆地區”直接統治的政權。儘管新中國成立後30年的頻繁政治運動對社會造成過一些傷害，但新中國的社會革命始終保持的鮮明特徵，就是把人與人之間、男女之間和不同民族之間變成平等的。因此，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是通過民族解放和為人民謀幸福而獲得了政治合法性。
自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啓了現代經濟增長之後，世界上任何一個領土性的政治實體能夠發展經濟的第一個條件是建立現代主權國家。主權國家和市場經濟起源於西歐，它們是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不平衡擴散的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在那個過程中，部落、酋長國、農業帝國等政治實體或者成為歐洲的殖民地，或者經歷自身的社會變革而成為現代主權國家。這些命運的不同恰恰説明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主要根源是在政治方面，而非經濟方面。因此，中國工業化的起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即使在現代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主權國家及其行為也是影響世界市場對於財富分配的重要因素。面對西方的敵視和工業化的需要，新中國在成立之初的冷戰背景下倒向蘇聯陣營，但此後的中蘇分裂、自力更生、中美打開關係等歷史事件都證明中國保持獨立自主的決心和能力。改革開放後，中國逐漸融入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但是，由於中國的政治權力結構始終拒絕這個秩序所要求的主從關係，所以中國沒有接受那些足以導致國內市場被外資主導的政策建議。
（二）經濟權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70多年的歷史中始終保持着國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在“前30年”，主導權可以被簡單地理解為一切“資本積累”都掌握在國家手裏。經過4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決定國家主導權的一些結構性因素仍然被保持下來，包括：（1）國家仍然主導經濟發展的方向，並以五年規劃作為實施機制；（2）土地和自然資源保持公有制；（3）通過對主要銀行的國有制和金融監管控制着貨幣金融體系（改革開放時期關於央行獨立的建議從未被領導層接受過）；（4）最大的工業企業是國有的；（5）政府通過對基礎設施和重大技術項目的投資，保持直接介入實體經濟的能力（這是一項幾乎區別於所有國家的特殊制度能力），地方政府通過分配土地、融資等要素而主導地方的經濟發展；（6）在影響國家安全的領域保持分配和定價權。
為什麼國家在市場經濟時期仍然保持對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問題不在於執政者是否願意放棄，而在於是否可能放棄。如果把國家對於經濟發展的主導權理解為一種權力，那麼這種權力的另一面則是一種義務。從義務的方面講，這種主導權來自國家對社會的三項“承諾”：增長、共富和穩定，即國家有責任保證經濟不斷發展，有責任保證社會的共同富裕，有責任保持社會的穩定。換句話説，國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權起源於國家對社會的政治承諾。因此，放棄主導權不是一個國家領導層選擇擴大市場機制範圍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保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權力的問題，因為放棄的結果會把由此產生的所有社會矛盾都指向國家。今天中國的經濟社會已經出現了資本的權力，但由於領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職能從未被寄託在任何經濟階層的身上，所以資本的作用只能發生在“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憲法語）的範圍內，但不能影響國家層次上的政治。
（三）軍事權力
新中國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體系中保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就不能不保持強大的軍事能力。新中國的成立本來就是通過革命戰爭，形成了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即使在奪取政權之前，就其精神狀態、紀律和組織而言，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已經是中國近代以來“在社會上”最先進、最現代化的軍隊。由於這種政治起源，黨領導軍隊成為中國政治體制一個持久的結構性特徵。但是，軍隊的國家職能是高度制度化的，中國從未發生過軍事政變或任何其他由軍方決定的國內衝突。根本原因在於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堅守“黨指揮槍而非槍指揮黨”即黨對軍隊的絕對統一領導為最高原則。此外，人民解放軍還形成了與中國社會的獨特關係，長期具有動員羣眾、擁政愛民的政治職能，具有諸如搶險救災的社會職能，因而幾乎區別於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的軍隊。
這支從革命戰爭走出來的軍隊，在新中國成立之時就敢於同當時最強大的美國軍隊直接作戰，中國從此被看作一個軍事強國。長期被迫以弱勝強的經歷以及新中國早期受到的外部威脅，使中國領導人具有實現軍事現代化的強大動力。國防現代化在最近20年更是取得飛速發展。今天，當中國的經濟發展已被西方認為是威脅時，軍事實力的發展其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係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
（四）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是具有人生意義感、集體道德感和儀式感的思想觀念，包含理性但又超越可以驗證的經驗。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往往對大眾的認同和集體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那麼，今天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麼？從大眾的角度看，主流意識形態是開明的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個概念反映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即對民族共同體和國家命運的認同觀念在社會功能上高於其他意識形態。因此，它是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
事實上，開明的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經驗下，由開國一代領導人在建設一個新國家的過程中所奠定的。從世界史的角度看，現代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必然伴隨着民族主義的興起。中國的民族主義形成於從甲午戰敗到五四運動的階段，它是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生存危機的衝擊下，從古代的小農皇民意識向現代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轉變。所有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都是以民族解放為目標走上革命道路的，而共產主義是被用來救中國的。雖然中國革命的意識形態不再是民族主義，但中國被欺凌、被侵略的歷史卻使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革命具有強烈的民族解放意義。這種特徵一直保持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只要涉及主權和領土問題，新中國不僅敢於與“資本主義死敵”的美國直接對抗，而且敢於與前“社會主義盟友”的蘇聯直接對抗。中國領導層之所以能夠在改革開放後表現出對意識形態爭論的“開明”態度，其原因在於中國社會具有歷史賦予的國家命運認同觀念，可以使各種爭論最後被統一到“發展就是硬道理”旗幟下。相比之下，當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使官方版的意識形態遭到各種意識形態（包括東正教）的挑戰時，蘇聯社會卻再無其他能夠維繫共同體認同的意識形態。而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成為被中國社會最廣泛和最大程度認同的民族使命感。
上述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的權力網絡是把中國經濟社會組織起來的基本制度結構，而且也是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運行框架。這個大國基礎結構對於今天我們看到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態發揮了以下的主要作用。
第一，使中國發動並保持了一個連續性的經濟發展過程。由於20世紀50年代的工業化從一開始就是按照在獨立自主條件下趕上世界先進的要求進行的，所以它塑造了中國經濟發展70多年未變的總體方向——以工業化和科學技術進步為主動力的經濟現代化。這個實質內容在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都是連續的，但改革開放造就了對工業化過程異常廣泛的社會參與，其動力不僅受益於已有工業體系在技術和能力上的“外溢”，也使20世紀50年代社會革命造就的社會平等成為一個有利條件——恰恰因為不存在有產階級和大資本，所以來源多種多樣的民營企業才能特別廣泛地以創業企業的形式出現，也使中國民營企業的產權結構普遍表現出集體性。因此，中國經濟發展迄今在總體上走的是依靠生產率提高的“工業主義”道路，雖然近年來大資本食利的“金融主義”在擴大影響。
第二，使政策的錯誤得到矯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70多年的歷史中，經濟政策出現錯誤的情況並不罕見，但總能得到矯正。實際上，改革開放就是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和計劃體制的“糾錯”。西方新一代中國問題學者最近提出一個事後的問題：為什麼中國能夠“逃脱”休克療法（這種激進的市場改革導致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去工業化和被外資主導）？他們發現，關鍵在於中國在接受了市場經濟並得以融入自由主義國際經濟體系的同時，卻沒有接受市場經濟必須以全面私有化為條件的核心主張。又例如，美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加大了要求中國開放資本賬户的壓力，從2013年起，國內主張開放的政策呼聲也以市場改革的名義開始高漲，致使宏觀經濟學家餘永定以“最後的屏障”這樣的表達形式予以反對。但是，這個話題在2015年之後卻突然消失了，於是中國至今沒有成為一個美元資本可以自由進出的“新興市場”。如果系統性地梳理這些當時差點沒幹但最後被事實證明幸好沒幹的事件，我們就會發現大國基礎結構對於政策演進所設定的“邊界”。
第三，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天花板”。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Derek Scissors在2009年建議美國政府迫使中國開放資本賬户時，也承認需要有效率上的證據讓中國信服，而最大的證據是“只有中國的復甦落後於或依賴於美國的復甦”。但2009年恰恰是中美兩國經濟一個相反的轉折點——美國的復甦落後於並依賴於中國的復甦。由於中國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從未依附於西方發達國家，所以中國社會能力的累積性成長從未被外力所左右或打斷。
餘論：中國經濟還有增長潛力嗎
高增長階段大約在2014年結束，此後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最低的階段。面對近年來的經濟下行，所有關心中國發展的人都有一個疑問：中國經濟是否能夠再次以較高的速度增長？本文回顧高增長曆史的意義恰恰在此：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看法實際上取決於對過去增長原因的理解。由於高增長現象一時超出了社會的理解能力，所以對其原因的解讀存在着混亂，這可以從一個矛盾的社會態度上看出：一方面把高增長的主要原因看作投資驅動和粗放發展，從而產生了“經濟失衡”“產能過剩”“槓桿率過高”等問題；另一方面又把中國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大和中國工業取得的國際地位當作引以為豪的成就。這個矛盾態度恰恰説明，科學地討論高增長的原因是形成正確政策的前提，而理論建設和認知水平的提高也是中國經濟發展能力成長的一個組成部分。
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一個長期現象，因為其主動力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國基礎結構之下，以工業體系為載體的有用知識體系和社會能力的累積性成長。這個累積性的演進過程從新中國成立至今一直沒有中斷過，而在21世紀初出現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在一系列有利的條件下，藴藏在中國工業體系和中國人民之中的能量得以迸發。這種能量的內在經濟機制可以由遞增報酬來解釋，而使其得以充分發揮的社會條件則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人民廣泛參與。因此，對於中國經濟還能不能繼續以較高速度增長的問題，本文的答案是肯定的和確定的。儘管世界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當一國的人均GDP趨近於領先國家的水平時，其增長速度必然下降，但如果中國在人均GDP還只是美國的大約六分之一時就斷言其經濟增長潛力已經銷蝕，則完全沒有科學的理由。今天，中國工業體系遠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強大，同時存在的與領先國家的收入水平差距和需要補上的“短板”，反而説明這個體系的需求彈性依然存在，何況工業體系的技術進步和結構變化本無止境。在中國經受住了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驗之後，今天還有多少人相信中國的經濟發展只能依靠外力？因此，中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仍然是在前方，而不是在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