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明星入編，我們要警惕“合規化的不公平”

【視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最近，圍繞某流量明星被國家話劇院錄取，獲得一級演員崗編制的新聞引發了輿論的廣泛熱議，中間穿插關於“小鎮做題家”和流量明星作比較的討論，推動着輿情急速升温。隨着7月15日公示結束，國家話劇院給出的情況説明並沒有起到平息輿情的作用，反而再度把輿論推向了第二波高潮。

當然，在這樣以億計的參與者大規模討論中，肯定會有一些雜音、一些情緒化的聲音、各種趁火打劫蹭熱度。如果我們儘量排除情緒，用理性客觀的態度去認真討論這件事，應該如何看待？

乍一看，這似乎不是什麼特別大的事情，和我們以往討論的那些國際大新聞相比，它極其微觀，甚至在一些人看來是細枝末節甚至習以為常的事。但是在我個人看來，這件事涉及一個很敏感的話題，就是“公平”。正如《讓子彈飛》中姜文飾演的角色在上任鵝城時説的要辦的三件事——公平、公平、還是公平。

這裏面涉及的公平可以分為幾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合規意義上的公平。做這件事有沒有依據？當事方能不能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依據？就錄取這件事而言，這次國家話劇院的聲明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從合規性來看，至少目前的調查結果看來，這套流程客觀上沒有違紀違規之處。

但是從輿情的反應上來説，我們發現，人們追求的公平不僅僅是這種程序意義上的公平。很多時候公平作為一種價值，我們追求的是某種結果——這種結果不僅是客觀狀態還有主觀認知。

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在我們幾千年悠久的歷史和文化中，對於考試作為階級上升的通道，在不同社會階層和人羣中推動公平所起的作用有一種特殊的認知，這種特殊的認知作為一種集體的記憶是嵌入在我們的基因當中的，平時也許你不會感覺到它的存在，但是一旦被激發，就會出現這次事件刺激之後湧現上來的那樣一種情緒。這種情緒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加持下具有更強的合理性。

除了歷史因素，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中國，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美好新中國，就像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發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間的矛盾”，這裏面的“美好生活的嚮往”所包含的一個要素就是公平。

不説它是全部，也不説它是唯一，但它非常重要、非常關鍵，離開了它，很多東西都無從談起。

正因如此，網上很多討論者認為這件事“關乎國本”，有人説這是危言聳聽——有那麼重要嗎？這可能只是一個個案。但事實上這恰恰是大眾的基本認知，是羣眾的心聲，這種心聲必須得到尊重和有效的反饋。

我對這一類事件的基本認知是：如果一種現象、一種做法，它的程序被社會上的大多數人認為是不公平的，它導出的結果是不好的，大家是拒絕接受的，但是這套做法卻符合規定的，那麼這種“合規的不公平”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這種不公平就是所謂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發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間的矛盾”裏的“矛盾”。我們需要去面對和改進，即使這種改變不是一蹴而就的，因為這種合規化的不公平涉及到微妙的、複雜的、系統性的利益調整。但是我們要正視它的存在，而不能無視、甚至蔑視它。

為什麼大家覺得一個流量明星通過這種考試方法獲得國家劇院的編制是不公平的？

首先，最核心的一點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大家本能地是拒絕赤裸裸的“贏者通吃”的。就像胡錫進在微博中發表的觀點中提到的，這件事，很難説任何一方有錯，但是雙方確實起了衝突。為什麼？因為當我們看到流量明星已經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獲得了天價的超出常人想象的財富之後，還要跑來進入到一些留給其他人的階層上升通道來擠佔資源。而這種行為在中國當下的具體時間環境下又進一步發酵，也有其特殊的背景。

如今我們談年輕人的內卷、談被數據證實了的青年人羣體中相當高的失業率、談日趨艱困的公務員考試——雖然這件事涉及的是演員崗位，但是對於並不擁有同等社會資源和經濟收益的普通民眾而言，他們眼中看到的就是自己面前的一個東西被拿走了，這個東西的減損對這羣人來説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對於事件的另一方來説，經常有人調侃：“有些人太過優秀，走自己的路，讓他人無路可走”這句話背後還有另一層含義，那就是：如果你真的決定要走向這樣一個方向，成為真正意義上能夠通吃的贏者，那麼你要極其地過硬，你在贏者通吃過程中的每一個關鍵節點所做的程序都能放在陽光下經得起各方的討論和檢驗。

顯然，在這次事件中他沒能獲得這樣的認可。

今天的中國老百姓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年之後，大家在享受着今天的生活的同時，對更美好生活的那種執着，甚至執拗的要求，就是一個客觀現實。這位明星在這件事中受到爭議引發了一些列的連鎖效應，比如大家對他成長過程中的某些“方便”和“特權”也產生了很大的爭議，這些環節也自動進入了聚光燈下、顯微鏡下供人推敲。人們會認為這些也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因為你之前已經在演藝圈中獲得的這樣的聲望，由這種聲望給你帶來的資源，你也不會得到這樣的優待。

第二點，當我們在討論不公平的時候，其實人們的訴求不是個體，而是那一套體制機制。也許，在原先設置的時候有它的合理性，但隨着時間的發展，它慢慢和現實之間產生了距離。比如説這次關於編制的問題，本身就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之後遺留下來的一個特殊的存在。裏面有很多具體的規定，比如引發各方關注的判斷在職的標準，明顯就是反直覺的，它不是我們生活意義上説的這個人有工作，可以掙錢這種意義上的在職，它有一套程序上認定的要件，導致在程序上可以成立，但大家對這個結果感到難以接受。

對於明星來説，過去也有很多明星，包括流量明星也跟國家劇院建立了工作關係，但沒有獲得編制，而只是以合同的形式取得工作，甚至只是被某部劇邀請加盟，然後憑藉自己的流量或者演技為這部劇做貢獻，這樣大家也都認可。這次的事件的爆發很多人説是出於妒忌，我認為這不是妒忌——大家感到奇怪的是，你明明在這個條線上發展的已經非常好，你已經取得了所有幾乎所有你在這個條線上已經取得的東西，你為什麼還要換一個條線來擠壓別人的空間？為什麼當你在擠壓別人東西的時候，你和這條軌道上的競爭者遵循的程序不太一樣？

這件事會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怎樣的榜樣，傳遞出怎樣的信息，會對年輕人產生怎樣的影響？這種影響對現在以及更加長遠的將來，中國的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是要傳遞這樣一種流量明星就可以贏者通吃的這樣一種信息嗎？

有人在微博上講這是“動搖國本”，雖然這種説法有點危言聳聽，但它具有象徵性。

因為大家看中的是國家話劇院前面的那個“國家”。頂着這兩個字的機構，一級演員崗是相當寶貴的資源，如何進行分配？我們有沒有意識到國家劇院招人也是代表着國家的行為，合規與否只是最初步的要求，在這中間有沒有考慮到民眾的觀感或者説有沒有做到更加均衡或者説更加妥當？

今天的中國，我們需要誰？我們依靠誰？我想大多數人感同身受。我的父母都是小學學歷，我媽媽是學校裏做後勤的，小時候我印象很清楚，她在食堂裏面賣飯，那時候打飯是大家帶一個金屬盒子，然後一塊塊把飯切到盒子裏，上下兩層更硬一些，中間會軟一些的。我父親是非常普通的電工，自行車零件二廠的工人，是最早一批被買斷工齡的工人，然後做電工直到退休。我自己從小的成長，從幼兒園到小學、初中、高中，一路學習考試進復旦，然後留校任教，這是我的人生髮展軌道，也是絕大多數普通的小孩在中國能夠依賴的一條軌道。

這條軌道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神聖性的。如果説一個國家的階層流動只有這一條軌道是不夠的、不健全的，但我們需要鋪設更多的軌道，把軌道做寬，讓大家有更好的選擇，而不是像曾經有人對我説的那句話：“中國像西方發達國家一樣，一個社會進入到發達階段之後，階層流動向上流動的通道，它自然就會收窄，這是一個規律。”我不喜歡這種上了車之後想着怎麼關門的，我更不願意認同這就是一種客觀的規律，所以我們不要去改變它。

中國從1840年以來的歷史，某種意義上就是為了改變這種規律而存在的。我們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因為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這條“規律”。我想至少在中國我們應該是有共識的。有人在微博上問我，“老外對這個事情有什麼討論”，我上網去搜了一下，就Bloomberg大概提了一下，其他很少有討論。這事情西方媒體是沒法説的，為什麼？因為他們如果要拿這件事情做文章，像以前那樣抹黑中國的話，這些外媒就需要認認真真向大家宣講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只有相信了這些基本的理念，人們才會對這件事情產生這麼強烈的情緒化的共鳴。

這件事引發的輿情很難説已經到了一個尾聲，後面還會有一個非常長的發展和變化。我沒有混過演藝圈，但是我考過試，我知道考試複習是多麼地煎熬和艱苦，在考場上搏殺出來是多麼地不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華，應該在不同的標準中加以衡量，然後去獲得與才華相匹配的資源，這個資源可以是市場上的資源，可以是國家撥付的資源。但這種資源撥付的過程，最後出現的分配的結果應該是公平、公平以及公平的，而這種公平一方面要符合最基礎的規章制度的要求，也要能夠為人們所認可和接受。

我們的社會始終在自我完善中前進，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任何一種制度，要在歷史的長河中存續就需要具備自我校正錯誤的能力，這種自我迭代的能力也是中國從1840年、1949年以來的獨特比較優勢。這其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是民眾對於公平的樸素追求和嚮往，這種追求的表達對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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