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孟源：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如何管理資本？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孟源】
資本在社會主義下的定位
自由市場和民選體制，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資本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其體制設計和演化的先決條件。因此，資本必須凌駕於政治權力之上。
然而資本來自不同行業和集團，那麼資本主義政府的主要任務自然成為充當他們談判、分贓、妥協的平台，因此才採納民選制度、因此才要求絕對自由市場、因此才強調三權分立、因此才美化權力制衡、因此才吹捧多元社會、因此才標榜自由媒體、因此才設計政黨輪替、並將遊説業制度化以便依賴半公開競標來壓低資本收買政客的價格費用。
相對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於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這和資本的利益有着根本性、絕對性的衝突，所以必然導致後者的抵制和反撲。
而唯一足夠壓倒資本、保護全民公益的力量，顯然只有國家機器；那麼很自然的，政治權力必須凌駕於資本之上，這正是中共素來堅持黨的領導的基本原因。
然而資本主義國家所採納的體制選擇和管理方法，並非全無是處，尤其市場經濟在短週期的消費性行業具有先天的高效優越性；社會主義國家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充實國力，也就必須運用部分市場經濟原理。
但我們不能忘卻初心，所以切忌人云亦云、盲目模仿，必須從第一原則（First Principle）出發，客觀、理性、獨立地評估每個政策細節和專業特性，選擇整體收益的最大化。與此同時，還必須仔細檢驗這些收益的分配問題，運用公權力來避免贏家通吃、或甚至以鄰為壑的現象，並且儘可能進一步主動平衡社會各階級的受益。
滴滴被罰80.26億元。圖源：視覺中國
對資本腐蝕政治權力的預防
因為政府是對抗自私豪強、保護社會公益的鬥爭中，唯一足夠強力的防線，負責執行的眾多官僚自然而然地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欺騙、滲透、收買和阻撓的重點對象。
這早在農業文明初起，就已是政治管理的最大難題；尤其中國是全球第一個建立中央集權官僚體系的國家，有着兩千多年的激烈鬥爭經驗，近年來又特別注重紀律和監察，將這些工作制度化、常態化了，因而無需筆者多所置喙。這裏只簡短討論利用科技來提高內部監管效率的新方向，亦即所謂的電子政務（e-government）。
雖然表面上，電子政務是將民間網絡技術應用到政府公務的自然優化過程，有着全方位、多角度的效率改進，但從國家治理的大局來看，其中最重要的顛覆性新功能，並不是簡化文書處理，也不是最近一些地方政府所嘗試的用來監管羣眾、維持秩序，而是反過來讓國家和民眾能全面監督中低層官僚。
在世界各國的諸般嘗試之中，只有俄國深刻了解這一點，將查税、審計這些特別容易得罪資本、引發賄賂貪腐的任務，改為通過網絡以自動、集中、遠程、匿名的方式來進行，並將過程錄下存證。米哈伊爾·米舒斯京（Mishustin）就憑着在國税局長任內的這個政績，而被一步提拔成為總理。
中國既有的反腐機制，最大的缺陷就在於彌補有餘、預防不足；而充分利用電子政務和網絡科技來大幅提高貪腐的門檻，是從“不敢腐”邁向“不能腐”的不二法門。
這裏的宏觀重點方針，在於利用電子政務，將容易引發貪腐的職權從基層政府手中收回，如同零售門市店被網購統一供貨取代一樣，依照集中管理的原則，在不大幅增加高層組織規模的前提下，儘可能壓縮基層的自由心證空間；這要求從頭檢討各級政府機關應有的規模和任務，而在設計和實驗的過程中，必須尤其強調紀委和監委的積極參與和優先決定權。
市場經濟和資本運作的應有侷限
前面提到資本在社會主義體制中的價值，來自市場經濟的效率，因而市場經濟的已知侷限，也就對應着資本運作可以被容許的極限邊界。以下我們對自由市場和資本運作的應有侷限，依性質做分析討論；請注意，若干行業可能重複出現，這是因為它們兼有多重不適合自由市場的特性，那麼也就格外不應該開放給以利潤為導向的私有資本。
一．涉及保障全民福利和國家利益的行業
近年一個很有名的學術研究成果，是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詳細論證的，市場經濟自然引發資本集中效應：亦即除非國家處於明顯而嚴厲的緊急時期，否則大資本的投資報酬率必然高於整體經濟成長率，因而導致資本財團在全球財富所佔的比重不斷升高；而回顧過去一百多年的現代歷史，只有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前期的嚴峻敵對態勢才足以迫使歐美先進工業國家出手，減低社會財富的集中程度。這是中國政府思考資本管理這個議題時，必須牢記的歷史事實。
美國經濟學界自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以來，一直鼓吹有效市場假説（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宣稱絕對自由的競爭是最公平、最高效的經濟體制。
這很明顯是受財閥資助、控制和指示而有意編造散佈的謊言：不但他們如何被收買的過程證據確鑿，而且很簡單就可以看出，市場經濟下的所謂自由競爭，既有的財富資源當然是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財團先天佔盡便宜，毫無公平性可言。一旦勝出，追求利潤固然可以靠高效運作，但形成壟斷以盡情剝削用户的獲利遠遠更高，所以絕對不能反射性地把市場經濟和私有資本當成萬靈藥。
這裏的頭號負面案例，正是被前述的腐敗經濟學界所徹底忽悠的美國：居然連軍隊、警察和監獄等等國家政治權力的直接體現都做了私有化嘗試，然後自然遭遇了可以簡單預見的諸般嚴重弊端。
但從與本文主題相關的經濟治理議題來看，更多的問題出在一般中國人認為應該是優先保障全民基本福利的行業，例如大型土木基建，向來是美國國會議員圖利本地土豪的主要利益輸送通道，其結果是天價的支出和荒謬的時長；例如紐約市哈德遜河（Hudson），河底的百年鐵路隧道——北河隧道（North River Tunnels）年久失修，在2011年又被颶風水災淹沒，雖然嚴重影響了東岸鐵路主幹線和紐約西面通勤的交通，聯邦和兩個州政府依舊扯皮到2020年才正式撥款啓動重修計劃，叫做“門廊計劃”（Gateway Program），總價123億美元，預計2030年完成第一階段。
如果以上的預估數字，因為計劃還在紙上籌劃階段，要到明年才動工，所以尚不含超支和延期而不夠驚人，我們可以看看德國的既有例子。
柏林新機場（Berlin Brandenburg Airport）從2006年開工，原定以28億歐元的價格，在2011年完工使用；實際完工時間是2020年，總價103億。
當地時間2020年11月1日，德國柏林舍恩費爾德，柏林勃蘭登堡新機場開放運營的第一天迎來了客流高峯。乘客們在機場內穿行以及排隊登記。圖源：視覺中國
或者斯圖加特（Stuttgart）市的鐵路地下化工程，叫做Stuttgart 21，2010年動工，當時預算45億歐元，預定2019年完成；最新的總預算成長到91.5億，最早要到2025年底才能完工，當然沒有人真正相信這些數字。
相比之下，中國既有的基建國企，是國家高速高效發展的基石、國際競爭的利器，甚至不應該對有敵對心態的外國（如印度）提供質優價廉的服務，然而有效市場假説的信徒依然鼓吹自毀長城，要把所有企業私有化。
再舉美國的客運鐵路為例：美國鐵路公司Amtrak正是出於美國國會對有效市場假説的迷信而被勉強私有化，可是客運交通這類基建的價值，原本就在於其對人民和社會所提供的便利，而不是利潤的產生和資本的累積，所以政府以公費補貼不但合理、而且必然。
美國國會在石油財團的遊説下，全力資助機場和公路的建設，對鐵路的維護和升級卻一毛不拔，不但不願投資高鐵，甚至想方設法要置Amtrak於死地，其結果是整體經濟效率的損失和碳排放的大幅增加，最終還是由國民和世界為資本間接買單。中國在成功建設高鐵體系之後，強行將唯一獲利的路段私有化，毫無邏輯條理，顯然是對自由市場主義教條的盲目尊崇，亟需懸崖勒馬。
其他的基建項目，例如電力傳輸、能源管道、集中供熱、有線電信網絡等等，不但也都以服務民眾為首要任務，而且還有天然的獨佔性（Natural Monopoly），更加不適合自由市場和私有資本。
此外還有廣義上的基建，包括醫療、基礎教育、環境保護等等，同樣是以服務國家和全民為終極目的，金錢上的效費比並非頭號考慮；而且這裏還有另一個額外的效應，亦即這些行業的實際收益和成本，基本不可能在市場上精確測量定價，所以強行私有化的結果，只會帶來嚴重的價值破壞（Value Destruction）。以下，我們針對這一點做進一步的詳細討論。
二．隱性的社會收益和成本
自由市場的最大困難之一，在於某些行業內含隱性的社會收益或成本，先天抗拒自由市場機制；這可能是因為這些收益或成本，主要影響市場參與者（Market Participant）以外的民眾，也可能是行業的核心商品，根本無法精確地用金錢定價。
此時市場的平衡價格，就不對應着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放任私有資本進入這些行業，他們可以利用價格的不確定性，做簡單套利（Arbitrage）而輕易獲取暴利，同時完全忽略市場之外的成本。其結果是，其他的利益相關者（Stake Holder）必須為資本所得的利潤付出數倍或數十倍的代價。因而這些私有企業的效率越高，對國家社會的損害就越大。
醫療界是一個重要的例子：人命是沒有明確價格的；它對作為第三者的商人基本沒有價值，對病人和家屬來説，卻近乎無價之寶；換句話説，需求曲線純粹反映個人財富，完全不對應社會整體利益。
西班牙民眾街頭遊行要求捍衞公共醫療體系。圖源：視覺中國
所以若是強加市場機制、把醫療私有化，放任資本運營管理的醫院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可以簡單地將醫藥價格不斷向上提高，直到多數人即使傾家蕩產也負擔不起為止。然後醫療資源自然進一步集中到只為少數富人服務的方向：例如整形外科成為重點投資的大熱門，真正能挽救許多生命的疫苗和抗生素卻因無利可圖而被荒廢。這並非空言恫嚇，而是美國醫療界在過去40年的精確寫照。
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基礎教育和高考選拔：事關每個孩子的前途、國家新世代的思想、和社會階級的流動性，若是交給市場任由商人自由買賣，前述的重要考慮自然會被完全忽略棄置，私營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必然又將所有資源向富豪階級集中，整體花費大幅增長，選拔出來的所謂精英卻越來越多是資質魯鈍的富家子弟。
除了鉅富獲利之外，絕大多數人民被迫付出慘重的代價，而且更糟糕的是，國家治理水平和學術風氣也因而嚴重腐朽，進一步摧毀系統自我反思、改革、糾錯的能力。在這方面，美國又一次成為值得我們警惕的負面先例。
然而正因為歐美的基礎教育和人才選拔被市場機制和私有資本徹底腐化了，執政者對有效市場假説的迷信反而更加強化，連環境保護這樣明顯難以定價的議題也強要削足適履，硬是人為地創造出金融衍生品市場；這裏我指的當然是碳排放交易。
事實上，碳排放向來由企業自己説了算，監管工作的難處在於測量、審計、核實，而不是收錢；碳排放市場不但不解決核心問題，而且提供公關煙幕，方便污染性企業造假作弊。
歷史上劣跡斑斑：例如甲烷排放一百多年，一直到去年歐盟發射了偵察衞星，才確認美俄能源公司一直系統性地低報數倍；又如“碳補償”被Disney和JP Morgan玩成騙局，也已被證實；“碳回收”則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是21世紀版的永動機，因而毫無經濟效益。歐美政客只在乎作秀欺瞞選民，這是他們體制的弱點；中國有着務實的政治風氣，毫無理由盲目引進西方的糟粕。
三．長週期的戰略性產業
自由市場的另一個原則性缺陷，在於資本追求經風險調整的收益率（Risk-Adjusted Return）必定引發的短視趨勢。一方面長期性投資代表着資金套牢，無法轉向投入新出現的高回報資產，帶來所謂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另一方面這些長期大型開發計劃自然會有極高的風險，使它們更加不對資本家的胃口。
然而幾乎所有國運所繫的重大產業發展項目，例如半導體、發動機和大飛機，都需要很長的無回報投資時段，往往數十倍於消費性產品的開發週期；放任資本對戰略級產業發展做技術評估和投資決策，顯然是自我毀滅國家經濟前途的捷徑， 1980年代英美的去工業化政策是前車之鑑。
長週期產業又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技術迭代升級，先天就需要極長的時間和天量的投入，例如大商用飛機的全新機型，從設計到交貨，要十年左右；先進發動機更為耗時，從預研到實用，需要大約20年。
如此長的研發週期，市場機制根本不可能包容，資本只有在企業已經預先完成寡頭獨佔（Oligopoly）的前提下才可能考慮投資，然而就連波音和空客兩大巨頭都依舊高度依賴各式各樣的政府補貼，那麼在中國體制內也就毫無必要強行私有化。
第二類的長週期產業，是迭代升級的實際週期並不長，但是中國落後太多代，所以起始追趕過程對應着較長的時間。因為短週期適合私有資本，這一類產業不須要國營；然而初始階段的技術落後，代表着絕對自由市場無法自然提供資本和技術累積，所以也不能完全放任。
正確的做法，是由中央統籌管理、逐步調整，通過暫時的保護性貿易壁壘和針對性的間接補貼（亦即補貼消費方，以創造需求，而不是直接付給企業），一方面屏蔽國外行業龍頭的降價打擊，另一方面維持國內企業彼此之間的競爭壓力，直到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可以聽任市場決定輸贏為止。
上面所描述的有效產業政策，中國政府並不陌生，光伏和動力電池都是極為成功的經典案例。然而在半導體產業上，卻很奇怪地選擇放任地方政府以招商形式來建廠，補貼直接付給廠商；這是早年消費性低檔工業的速成辦法，對技術性高、追趕期長的產業完全不適用，結果自然是引來騙補的短線操作，甚至有同一個騙徒在不同省份獲利兩次的現象，必須儘快改正。
四．對整體經濟有負面影響的獲利機制
除了前面所討論不應容許私有資本運作的三大類產業之外，即使是原則上適合藉由市場機制來提升效率的行業，絕對的自由也是過猶不及，不能完全放棄監管。這是因為自由市場先天內含損人利己的獲利手段，過度運轉對整體經濟反而有負面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寡頭獨佔和金融操作。
任何行業的資本累積到足夠程度，企業兼併就成為進一步提升營收和利潤的最佳手段，而不斷兼併的終極目的是寡頭獨佔。這一方面消弭競爭壓力，以便人為地維持不合理的高價；另一方面提高入場門檻，容許寡頭削減投資，而無懼新競爭者的出現。
前者等同變相對消費者抽税，從而遏制整體經濟規模和成長；後者在國家的宏觀尺度上，更代表着備用產能的不足，使供給鏈失去應對緊急事件的冗餘，在全民面對困難和災害的同時，不但只能由國家買單負責收拾善後，而且還讓資本有了進一步大幅提價獲取暴利的機會。當前美國的能源市場，在國際原油價格上漲50%的背景下，汽油零售價卻上漲了75%，柴油則上漲了100%，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金融業唯一的正當任務，是收集社會多餘的儲蓄，轉交給實體產業做明智的投資。在能夠達成這個任務的前提下，越簡單、原始、基本、透明，就越好。這是因為一切金融產品都是虛擬的，可以無限複雜化，從而憑空創造絕對的信息不對稱，而不必要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資金配置的效率就越低。
增長前景持續惡化 美國經濟面臨衰退風險。圖源：視覺中國
英美經濟金融化、虛擬化，是他們國家的大不幸，中國完全沒有理由去模仿。何況在金融監管上，中方還遠遠不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嚴格，導致各式各樣的虛偽炒作橫行，基本毫無代價和後果。
這在每年GDP成長5-6%的時期，危害還不明顯，未來降到3-4%的時候，如果依舊放任資本或學術界玩弄金融，使詐騙成為致富的最佳手段，投資實業相形見絀，人人不是想着空殼上市收割韭菜，就是要開銀行或影子銀行，那顯然不是國家之福。尤其中國科研學術界的誠信程度甚至還遠遠不如英美，尼日利亞Nigeria的現狀可供借鑑。
五．防範資本的洗腦攻勢
美國的資本家為了維持自身地位、保障劫貧濟富的政策不受阻撓，很早就明白必須掌握話語權，系統性地扭曲學術結論、製造錯誤認知。為了這個目的，百多年前以玩弄骯髒商業伎倆聞名於世的鉅富洛克菲勒Rockefeller特別資助設立了芝加哥大學，尤其注重經濟系；多年後Rockefeller很得意地稱之為他一輩子獲利率最高的投資。
然而1929年的股市崩潰以及其後的經濟大蕭條，徹底摧毀了資本家在美國民眾眼中的形象，他們在學術界的代言人也因而消停了一代人的時間，直到二戰後美國經濟強力復甦，剛好芝加哥大學獲得傳銷奇才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得以重啓洗腦工作。然而他的影響力曾經受到東西兩岸名校傳統經濟學家的抵制，被暫時侷限在美國中西部，因而獲得“淡水經濟學”的外號。
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美國股市崩盤 大蕭條時期開始。圖源：視覺中國
到了1959年，美國富豪們決定另開戰線，由Ford和Carnegie家族聯合出資，對當時沒人重視的商學院體系大幅投入資金和公關資源，使其成為比經濟系更重要的理論來源和教育中心。
因為商學院原本就是為在職進修而設立的職業教育機構，沒有任何歷史傳承下來的學術尊嚴傳統，所以可以更加一面倒地吹捧貪婪自私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完全符合里根Reagan的治理哲學，於是在1980年代，商學院和將其教材理念付諸實踐的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都成為最熱門、最尊貴的公眾膜拜對象。
本文的主旨在於討論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如何管理資本，因而不得不特別強調預防資本買通學術界以扭曲管理原則的重要性。中國早有獨立於美式的經濟學理論，是改開以來守護國家不落入錯誤政策陷阱的思想盾牌；然而近年來各大學積極引進美國商學院的體制和教材，照單全收，是一個很大的隱憂，應做系統性的檢討重整。除此之外，國內資本家也曾學習美方，投資高等學術機構，這是佔據思想高地的企圖，有嚴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