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中國如何回答籠罩在世界人民頭上的問題和疑雲?
高舉國際發展的道義旗幟
烏克蘭危機，極大地改變了地緣政治的國際格局，也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所面對的外部政治環境。在烏克蘭危機面前，美國的策略，就是高舉“民主VS威權”的政治正確旗號，裹挾西方國家，結成北約為核心的聯盟，向俄羅斯、進而向中國施壓。
中國當前的國際政治鬥爭，不僅需要形成新的國際統一戰線，而且需要新的佔據道義制高點的旗幟，這面旗幟，就是發展。以發展為目標，以發展為號召，對於廣大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今年6月24日，在金磚五國首腦會議期間，習近平主席主持了“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對話會吸引了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首腦，在世界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告訴世界，在烏克蘭危機成為美國和北約進行戰爭動員的由頭，並進而通過制裁導致全球糧食、石油緊張之際，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卻聚精會神謀發展，以發展為主題，以發展為追求，從而形成了與美國、北約集團完全不同的政治風景。
中方在對話會上強調：要真心實意謀發展。圖自新華社
發展需要創新理論支撐
發展的旗幟是具備道義力量的旗幟，發展的推動則需要理論的支撐和指引。自“二戰”結束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擺脱殖民主義、爭取民族國家獨立之後，始終面臨着艱鉅的發展任務。戰後70年的發展歷程及佔主流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理論，基本都失敗了，其中的經驗教訓必須加以認真地反省總結。
回顧歷史，戰後國際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上世紀50~70年代，在美蘇冷戰對峙格局下，發展中國家分別選擇了美國推動的現代化增長模式及蘇聯推動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兩種模式最後都不成功，美國模式在複製西方發展經驗的時候忽視了第三世界的國情與文化，強制的現代化輸入引發大量水土不服；而蘇式社會主義則超越發展階段，強行移植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至80年代，伴隨蘇聯的解體，這一模式也歸於失敗。
第二階段是從上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隨着冷戰結束，新自由主義思潮席捲全球，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各西方國家發展援助機構的引導下，發展中國家或主動或被迫地放棄國家與政府的主導作用，推動完全的私有化與市場化，期待以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塑造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格局。20多年的實踐結果證明，新自由主義的模式更加失敗，並由此引發了非洲等地區戰亂不斷、民不聊生的後果。
第三階段是21世紀之後，由於東亞經濟的成功，尤其是中國的崛起，導致國際發展領域遭受極大衝擊，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雖然尚未定型，但其國際影響力卻日漸上升。
對戰後70年影響最大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後果，由於其至今仍然在聯合國機構中佔據主導並對中國的理論界及發展界浸潤甚深，因此有必要認真反省檢討。
在經濟上，新自由主義主張解除任何對市場經濟的束縛和限制，政府只作為守夜人，放任市場力量通過競爭達成自動的均衡，公有制則必然是低效率的代名詞，只有徹底的私有化，才能效率最大化；
在政治上，新自由主義強烈主張移植三權分立的西式民主制度，認為沒有政治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經濟的發展，政治轉型是經濟轉型的前提；
在社會發展上，則大力推動公民社會，在部落和宗族為基本結構的社會里，不顧實際地倡導與國家和市場相對立的民間社會，其結果是社會陷入分裂；
在文化上，新自由主義推崇個人權利為本位的價值觀，推崇權利意識，包括政治權利、婦女權利等，認為只有推動各種權利意識的覺醒，才能達成經濟的發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紊亂，其各種學説不斷破產，其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也大幅衰減。而新自由主義的負面影響至今仍惡果累累，近至斯里蘭卡的破產、遠至非洲盧旺達的戰亂，深究原因，莫不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指導存在極大關聯。
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根本弊端，在於其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政治文化，通過競爭性選舉民主制度，以及放任的經濟與金融自由，拆散了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架構，使其喪失了發展所需要的國家能力，喪失了基本的社會穩定，並進而導致經濟失敗和政治混亂。當前，正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尋找新的道路的關鍵時刻，如何發展？怎樣發展？發展的指導思想是什麼？這些籠罩在世界人民頭上的問題和疑雲，亟需理論上的回答。
ABC News截圖：自由主義的出路在哪？美國很難説是民主的堡壘。
總結中國的發展道路，創新中國的發展理論
2010年之後，中國經濟位列世界第二，且增勢持續不減，中國崛起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經濟的重大事件。中國道路，為那些想要發展、又想堅持獨立自主發展的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因此，總結中國道路、創新中國發展理論，是烏克蘭危機大變局下，中國應對美國挑戰、建構新型國際秩序的極其重要的工作。
中國道路細説起來十分複雜，但從發展的基本要義上看則主要不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沒有政治的發展，則不可能有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首先，發展必須有強大的組織資源，有有效的組織形式和組織力量。西式的政黨輪替對廣大第三世界而言恰恰是瓦解這些國家社會組織力量的制度形式。在中國，社會的核心領導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黨領導國家及社會各方形成了強大的組織力量，這是中國模式之所以成功的關鍵。
其次，發展必須兼顧效率與公平，有效率的發展，可能導致貧富分化，而單純考慮公平，則可能導致大鍋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是既能保證社會經濟充滿活力、又能兼顧公平的體制機制，這一體制機制，不斷地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階級之間進行動態協調，在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之間達成平衡。
第三，始終堅持發展是第一要義，在發展與分配的關係上，堅持發展的第一性。只有發展，才可能不斷做大蛋糕，才可能為分配蛋糕提供基礎。
第四，發展、改革與穩定的辯證法。改革是觸動利益的政治行動，改的不好就可能動亂，而穩定的喪失則無法繼續改革與發展。與此同時，發展帶來新的增量空間，為改革提供新的資源，也為穩定提供新的基礎。因此，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是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關鍵政治領導藝術。
第五，在市場與政府作用間保持平衡，既發揮市場經濟的活力、推動經濟效率最大化，又發揮政府作用，在發展的戰略引領、規則秩序維護等方面形成強有力的政府安排。
圍繞新發展道路與新發展理論，中國模式正不斷提供創新性實踐和經驗，“一帶一路”的拓展也在不斷提供新的素材和新的案例。為此，中國的理論學術界，中國的大學及研究機構，需要跟上快速變化的形勢，在學科建設、知識體系上不斷更新，將中國的發展實踐上升到發展理論的層面，並使之能夠不斷地適應現實、解釋現實、指導現實。
圖自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