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柔柔：為什麼有羅馬帝國，卻無長安帝國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苗柔柔】

今年7-10月，國家博物館舉辦古羅馬文明展，500多件文物展示了古羅馬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歷史面貌。

展覽名稱雖然是“意大利之源”，但我想到一個有趣的問題，羅馬從王政時期開始，歷經羅馬共和國、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保持了1000多年的首都（或政治權力中心城市）地位。帝國時期不是出身一家的皇帝換了多少個，羅馬卻始終屹立不倒，以至於國以羅馬為名。

相比起來，中國的朝代不少，首都也不少，西安、洛陽的首都史都超過了1000年，北京有800多年，中間也都歷經多個朝代，為什麼卻沒有長安帝國或洛陽帝國的説法呢？

歷史沉澱出“羅馬帝國”

其實歷史上並沒有“羅馬帝國”這一官方國名，它正式的名稱是“元老院和羅馬人民”，説明了這個國家的兩個特點：

1.元老院是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能夠極大地影響國家的運作。

2.“羅馬”人民，羅馬才算數， 其它地方似乎都是可以忽略的附帶品。

很難想象中國的某個朝代叫“貴族世家和長安人民”，國號上的不同已經反映了社會性質的不同。

元老院其實就是氏族或聯盟內的貴族長老團，本質上是氏族或聯盟內沒有一個強勢人物能夠徹底壓服其他人，所以掌握權勢者聯合議事並作出決定。羅馬帝國從王政到共和國時期，君主採用元老院推舉制，選擇權不在上任君主手裏，而是在元老院手裏。君主和元老院互為依靠，又互相敵對；和平時期能夠達到相互平衡的狀態，但若有危機，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便宜了第三方。

與中國皇帝大多平穩繼承相比，羅馬帝國的皇帝更迭可謂波瀾詭譎，殺機四起，而且這種非正常狀況幾乎貫穿了整個帝國時期。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皇帝和共治君主大約90位，死於非命和懷疑被殺的倒黴蛋佔了三分之二，只有三分之一是能安穩終老的。

羅馬帝國的女性不能繼承皇位，而且西方實行一夫一妻制，儘管皇帝或國王可以有多個情婦和私生子，但在法律上都無君主繼承權。一夫一妻制是進步的婚姻制，弊端卻是合法婚生子的數量較少，一旦無子或婚生子早亡，就會給王位繼承帶來麻煩。和平的方式是大家都接受從近支中挑選一個繼承者，但若是有多個地位相近的候選人相爭，往往會引發政治動亂或戰爭。

屋大維無子，收養第三任妻子和前夫的兒子提比略繼承皇位；提比略的兒子和繼子均早亡，第三任皇帝是屋大維外孫女之子卡利古拉；卡利古拉無子，他叔叔克勞狄烏斯當了四代皇帝；克勞狄烏斯的一個兒子早亡，另一個兒子被繼子尼祿視為皇位競爭對手而毒死，最後尼祿當了第五任皇帝。五代皇帝之間，沒有一代繼任者是上一代的親兒子。

接下來尼祿被推翻後，爭位的四帝也都不是父子關係。再往後帝位傳承，兒子和繼子能和平繼位的實在是少數，多數是打打殺殺或靠禁衞軍扶持拼出一個勝利者。皇帝血脈的不穩定與貴族軍頭們的強勢，極大地摧毀了帝國的穩定性和皇權，皇權軟弱不能保證下一個皇帝是誰，更加激發了權力集團的投機性，一不順心就暴力換個皇帝。

羅馬禁衞軍刺殺皇帝卡利古拉。本該護衞皇帝的禁衞軍刺殺皇帝成了傳統，據統計，羅馬帝國59位皇帝，26人被軍隊刺殺或死於軍隊譁變，佔總數的44％；6名近衞軍長官登基稱帝。

既然帝位不能保證平穩過渡，那麼候選人爭取國都權力集團的支持就非常重要，外省勢力遠水不解近渴，而且基本只限於上層羣體的爭鬥，不牽涉社會下層，更不會推翻舊有社會機制；皇權立足於國都，國都實力集團把持政權，也就不會輕易遷都。總之，誰能佔據羅馬，誰就能當皇帝。

這就是説，羅馬帝國基本不可能像中國那樣以血脈傳承，以家世為標記劃分朝代也麻煩而困難，要知道有好幾個時期都是多個君主共治，皇帝走馬燈似的換，帝國卻始終是那一個，最鮮明的標記不是民族、地域、家族，反而是都城，流水的皇帝，鐵打的羅馬與羅馬帝國。

反觀中國

中國早期也實行民主推舉制或禪讓制，但很快就被夏商的家天下傳承製取代，因為夏商都出現了權力強盛的君王，能保證帝位由兒子繼承。而且中國自春秋以來，在文化上崇尚“仁孝大義”，到了漢朝基本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以忠君護國為榮，以弒君叛亂為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更罔論承認其奪取皇位的正統性；護衞國都的軍隊都從有財產、身家清白的良家子中選拔，衷心不二，極大地保證了皇權的穩定。

中國各個朝代定都，都有自己的利益考慮，並不拘於前朝的限制。

秦國爭霸天下的過程中，隨着地盤的擴大，多次東進遷都，最後選了交通方便、易守難攻的咸陽為都城。秦朝建立後，順勢繼立咸陽為國都。

秦國遷都示意圖，圖片來源：sohu

劉邦擊敗項羽，本想建都洛陽，但是婁敬、張良贊同關中，認為關中既有函谷關、隴蜀的良田可供糧食，南通巴蜀，北聯胡地，東方牽制諸侯，可以三面防守，並有渭水通運京師，最後劉邦決意漢朝定都長安。

三國兩晉南北朝，各有各的都城。

隋唐兩代，出於歷史傳承、政權劃分、地勢護衞和糧食供給等原因，選擇長安和洛陽為國都或陪都。

唐代之後，歷經安史之亂、藩鎮割據、五代十國等戰亂，原本作為都城的長安和洛陽逐漸荒廢，五代十國開始，北方政權先後在開封建立都城。

北宋定都開封，看中其地理位置與洛陽接近，處於疆域中心，便於國家管理；地勢平坦，陸運便捷；又居於黃河與淮河之間，未來的宋太宗趙光義任開封府尹時，精心打造了汴河、惠民河、金水河、廣濟河組建的“漕運四渠”，極大地解決了首都的物資供應問題；而且趙光義根植開封多年，人脈深厚，堅決抵制一切以外的候選，最終國都花落開封。

元朝起家於蒙古草原，忽必烈定都北京，因為北京北通蒙古，萬一失敗可以遁回老家；南向漢地，方便控制漢區，東聯東北，北京居中的地理位置最適合元朝的疆土管理；而且北京是當年忽必烈父親託雷的領地，以往已經長期在金朝的統治下，居民對漢政權的向心力不強，非常有利於元朝統治。

朱元璋選擇南京為國都，因為北方歷經多年戰亂，人口大量南遷，經濟重心南移，南京保持了比較繁華的局面，有足夠的税收糧秣供應首都；而且元朝殘餘尚未完全消滅，南京遠離蒙古，較為安全。朱元璋出身安徽鳳陽，不少部下是淮西鄉黨，不願意離家太遠，但鳳陽的條件又不足為都城，離家較近的舊朝古都南京就是最佳選擇。而朱棣遷都北京，他自己是燕王，封地在燕，而且朱棣自恃武力強盛，北遷北京非但不懼元蒙舊勢，反而有逼迫之態。

清朝定都北京的原因大致與元朝相同。

由此可見，中國的王朝更迭是整體性的，是新的地方勢力集團對舊王朝的清掃大洗盤，擁有強盛實力的新集團完全可以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選擇新國都。而羅馬帝國基本由國都圈實力派決定皇帝，候選人離開了羅馬就當不成皇帝，與此完全不同的是，中國的新任王朝“受命於天”，哪裏會受舊國都的限制。

簡而言之，在中國，是皇帝決定國都，國名自然也由皇帝決定；在羅馬帝國，是國都決定皇帝，皇帝或家族不重要，羅馬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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