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先鋒派質疑“消費拉動”的“GDP增長”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近來很多西方國家經歷着高温熱浪、通貨膨脹、經濟不穩定的困擾，這使得很多人焦慮不安。在這社會焦慮的大背景下，《紐約時報》最近訪問了一位著名的“先鋒經濟學家”（pioneering economist），提出瞭解決這些問題的“先鋒”想法。
這位經濟學家叫赫爾曼·戴利（Herman Daly），屬於一個“先鋒思維”的經濟學流派，很多年前他們就預見了目前出現的這些問題，並且提出瞭解決問題的方法。不過，由於他們是極少數派，而且他們提出的方法觸動了西方的體制性痛點，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沒有采納他們的方法，主流派還壓抑他們觀念的傳播。
他們在2009年就發表過一份報告（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預見了經濟將出現的各種不穩定的危險情況，並且提出了多種解決方法。其中的兩個方法被他們反覆強調。
第一個是投資的轉型，減少對消費品生產的投資，增加對公共服務產品的投資；減少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私人投資，增加追求公益的政府投資。
第二個是就業者工作時間的改變，就業者每天工作的時間和每年工作的總量都要減少，以便使更多的人有就業的機會，同時也使工作的人不要過勞（譬如那些996的工作）。
他們指出，減少工時的方法至少有兩大好處，一是使社會收入更為平均，減少以前失業沒工資的人和以前通過長工時賺高工資的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二是使以前工時長的人有更多的閒暇，這些人的工資可能會降低一些，但他們增加的閒暇時間，可以使他們享受工作之外的一些繁榮和幸福，而這些繁榮幸福是不能用錢買來的，譬如增加人際交往的親情、減輕工作壓力的心理平衡等等。
他們提出這些方法並非是先鋒性的隨意創想，而是有堅實的理論基層，以及細緻的量化分析。
在理論方面，他們挑戰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派關於“增長”的觀念。他們指出，主流觀念把“增長”狹隘地定義為“GDP增長”，並且把GDP增長定義為社會的繁榮發展。為了追求增長，主流派主張擴大需求、增加消費，還把GDP增長視為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藥方，譬如就業問題、健康問題、社會安定問題等等，都堅稱可以通過GDP增長來解決。
先鋒派反駁了這些觀念，他們首先列舉了一些事實，顯示了增長會帶來的“反繁榮”“反幸福”案例。譬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造成了經濟不穩定、失業增加、健康下降等社會問題，而2008年之前的二三十年，美國GDP增長是很不錯的；又譬如有些國家的GDP增長並不好，但健康指數的增長卻好過很多GDP增加快的國家（古巴是突出例子）；還譬如很多國家的GDP增長帶來了環境污染，造成“不幸福”“不繁榮”的生活環境。
GDP增長和繁榮之間的這種悖論關係，已顯示在大量的實例中，但是追求GDP增長卻一直主宰着各種決策，為什麼決策者對這個悖論如此視而不見、麻木不仁呢？他們的報告從經濟結構的角度分析了這個問題，指出這是因為兩個結構性因素，使人難以從GDP增長的悖論怪圈中解脱出來。這兩個結構性因素是：利潤機制和消費拉動。
利潤機制在市場經濟的結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市場經濟的生產機制是追逐利潤，而要實現利潤則必須有消費拉動；當消費飽合的時候，利潤也將停滯。為了使市場經濟持續轉動，需要消費永遠處於不飽合狀態。
消費品的符號化特性，恰好可為消費不飽合提供社會心理基礎，使生產者可以通過不斷的產品創新，來打破消費飽合狀態。生產者看到，創造一種能使消費者興奮的新產品，要比改進效率生產老產品更有利可圖。於是，最成功的生產者是那些能夠創新的企業家，而不是那些致力於降低成本、提高質量、減少能耗使老產品更物美價廉的人。
鼓吹消費拉動深刻影響着人的心理，使人以消費為中心，以消費品的檔次作為社會地位的象徵。根據人類學的研究，物質消費品往往帶有符號意義，高檔消費品往往會成為社會地位的符號。若以物質消費品標示社會地位，人們為了追求社會地位就要追求物質消費。
這樣的社會地位競爭使物質消費的增長處於惡性加速狀態，因為當某種標示高等社會地位的消費品也被下層階級擁有之後，高等社會地位就需要尋求更高檔的消費品來作符號。水漲船高，惡性循環，整個社會不斷加速地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來堆砌越來越高的社會地位消費品。
在利潤機制和消費拉動的經濟結構中，追逐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家和競爭社會地位的消費者聯手合作，推動GDP不斷增長，使企業家能有不斷增加的利潤，使消費者能有不斷更新的產品。這樣的經濟結構營造了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社會邏輯：創新是增長的原動力，增長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方法。一切問題似乎都需要通過GDP增長來解決。
根據這個邏輯，社會穩定和GDP增長也被“邏輯”地推演聯繫起來：GDP增長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有了更多的就業就會產生更大的消費需求拉動，因而能維持經濟穩定增長，從而也使社會維持穩定。但是，在如此維持的穩定之下，卻潛藏着另一種不穩定：環境和資源的不穩定。
如何解決環境資源的不穩定問題呢？主流邏輯也提出了符合自己邏輯的方法：增長能夠帶動科技發展，進而創造出污染小、耗能低的新技術，因此增長將能全面解決環境資源的問題。支撐這個方法的主要證據是，發達國家要比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更好。
這個邏輯似乎合理，但是先鋒派報告指出，這種環境的比較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在全球化的產業分佈結構中，對環境有惡劣影響的許多產業分佈在發展中國家，但這些產業的大量產品卻是由發達國家消費的。也就是説，發達國家的消費增長，拉動了發展中國家污染產業的發展，這些增長把污染轉移出國門，暫時改善了本國的環境問題，卻加劇了他國的環境污染，最終造成了全球環境的污染和不穩定。
科技是能夠降低污染能耗的，但是，如果總體增長的幅度超過了降低的幅度，最終結果仍然會使總體污染增加。譬如，新科技降低了紡織業、製衣業的污染能耗，假設每件衣服污染能耗因此減少了20%，但是由於消費拉動推動增長，人們被鼓勵多買衣服，其結果是如果每人多買一件衣服，就又會增加80%的污染能耗。
報告指出，要想真正解決繁榮發展的可持續問題，需要超越以GDP增長為中心的思維。報告最後總結了政府需要完成三大任務，來推動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其中包含着12個具體步驟舉措。
第一大任務是構建可持續的宏觀經濟。
其中極為迫切的第一步舉措是要發展宏觀經濟的新性能，創造一批新的宏觀工具，超越GDP等狹隘偏頗的宏觀概念，使經濟發展和可持續性關聯起來。
第二步舉措是要加大對可持續性的投資，資源要優先配置給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工作職業、基礎設施等。
寧波“漁光互補”光伏發電項目（羅彥虎 攝）圖片來源：中新網
第三步是增加金融財政的謹慎性，不應該通過債務槓桿來擴大消費追求GDP增長。
第四步舉措是改進宏觀經濟的計算方法，舊有的方法以消費為準來計算GDP，新的方法應該讓有關福祉的因素都反映在宏觀經濟的各項指數中，譬如，因不公平而喪失的福祉、高排碳而造成的社會代價等等。
第二大任務是保護全面持續繁榮的能力。
長久以來，謬誤的邏輯把人捆綁在消費主義的桎梏中，使人無法獲得全面持續的繁榮。因此，第五步舉措是要對工作和生活之間的關係進行重新平衡調整，減少工作時間，使人能有更為全面平衡的生活，同時還能使社會就業機會增加。
第六步是要從體制上解決收入不公平的問題，收入差距越大，越容易助長追逐消費品的地位競爭，使高收入者的高檔消費品成為社會地位的符號，為了追求社會地位的顯赫就要不斷追求更高檔的消費品；而在收入較為平等的情況下，由於社會地位的差距較小，不同社會地位的人使用的消費品的差距也較小，因此能夠弱化消費品的地位競爭。
第七步是要重新衡量繁榮，打破只用物質消費來衡量繁榮的觀念，繁榮應該包含健康、教育、誠信等因素。
第八步舉措是要增強人本社會資本，促進社區建設，加大提高人本素質的服務，譬如圖書館、公益電視等等。
第九步舉措是要徹底改變消費主義的文化，要在體制上解除刺激物質消費和地位競爭的機制，要加強管制商業媒體，要擴大公益媒體，要提高商品耐用性、可持續性的標準。
第三大任務是尊重生態平衡。
需要採取的第十步舉措是明確規定資源消耗和排放污染的上限。
第十一步是改革財政制度，要利用税費等財政手段來促進可持續性發展。
第十二步是推廣技術轉移和生態保護。
報告説，這些任務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越有遠見、越有治理能力的政府，越能快速地擺脱悖論的怪圈，為國家打造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美國的政府顯然不是“有遠見、有治理能力”的，美國推行的是主流色彩濃重的“GDP增長為中心”政策，這是美國目前面臨通貨膨脹、環境惡化、社會不穩定等問題的一大原因。
中國政府被很多人譽為“有遠見、有治理能力”。在中國政府推行的“促增長”政策中，雖然很多是有主流色彩的“消費拉動”的舉措，但是，先鋒派提倡的一些舉措，也有所實施。先鋒派的發展思路，值得進一步研究借鑑。（關於先鋒派的報告《無增長的繁榮》以及相關問題在尹伊文的《優主治國》第五章中有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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