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佩洛西竄訪台灣，如何重新思考中美關係和國家統一問題
【文/鄭永年】
就在上一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時再次強調堅決反對所謂“台獨”和外部勢力干涉的立場，也聲稱絕不為任何形式的台獨勢力留下任何空間。而後腳，佩洛西就欲竄訪台灣，此行目的恐怕也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顯然，佩洛西不是第一個訪台的美國政要，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25年前，時任眾議院議長的紐特·金裏奇（Newt Gingrich）訪台，造成台海危機。那次危機之後，中美雙方經過各種較量和鬥爭，台海關係總體平穩發展。但自從特朗普政府以來，中美關係越發不穩定，尤其表現在台灣問題上。
一方面，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越發沒有底線，儘管“戰略模糊”並沒有正式被拋棄，但美國以“切香腸”的方式促成台灣的和平獨立則是非常明瞭的；另一方面，中國所設置的“底線”對美國沒有產生具有實質性的阻嚇作用。無疑，在中美關係的新局面下，為實現國家統一的總體目標，我們迫切需要重新思考中美關係和國家統一問題。
美國政治智慧衰落的現狀
政治智慧的衰落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失去底線的最主要因素。尼克松時代所謂的“出類拔萃”之輩已經遠去，政治智慧的衰落深刻影響到政治人物、黨派和國家。
第一，政治人物的個體性越發張揚，為了個人政治利益，假公濟私的不在少數。就訪台的細節上，人們其實不必過度猜想這些政客主觀上基於何種原因訪台，而只需關注其行為的結果和影響。
第二，個人與所在黨之間的分歧。表面看，拜登對佩洛西的訪台行為上表現出無奈，但也不能排除兩人“唱雙簧”的可能。儘管在公共事務上佩洛西代表着民主黨的利益，但也不見得就一定與同為民主黨人的拜登同聲同氣。
再者，雖然今天美國兩黨的黨派利益只有衝突而沒有任何共識，但兩黨在對華問題上聲稱擁有高度共識。不過，這種共識只是意味着他們都想打台灣牌，而不是説他們在台灣問題上具有了等量的利益。至少從外界看來，即使同黨的總統拜登和佩洛西就沒有在訪台一事協調一致。
《紐約時報》7月28日的文章
第三，個人、黨派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分歧。人們看不到美國兩黨的黨派利益在台灣問題上有顧及到所謂的美國“國家利益”。很多美國學者和政策分析者認為，這次訪台並不明智。這個道理難道老道的政客不知道？這是因為在現存美國民粹民主的體制下，對個體政客來説，個人利益遠較國家利益重要，甚至在他們眼中，國家利益太過於抽象，而個人利益是實實在在的。
美國政治的衰落是從民主轉型到民粹的必然產物。民粹主義不僅表現在社會層面，更是擴散到美國統治階級的最高層。最明顯表現在美國（和西方世界）一直感到自傲的“三權分立”制度。這一制度設置的初心是為了讓各方利益達到政治平衡，避免極端權力的個人和團體帶來的暴政。人們也可以認為，在精英民主階段，這一制度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着民主轉變成為民粹，這一制度反而成為政治極化的制度根源，各權的把握者都在濫用權力，甚至造成暴政。國會兩黨已經演變成為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否決黨。
特朗普時代的民選專制已經讓美國領教了“民主”和“專制”僅一步之遙，而一直以公平和正義化身的最高法院也成為“專制”的來源。且看美國最高法院最近在做的事情，包括取消憲法對墮胎權的保護（拜登説，這使得美國政治倒退了150年）、允許個人在公共場合持槍，以及允許教會給公立基礎教育機構進行捐贈等議題。這些除了進一步凸顯了美國政治之極化和社會之撕裂之外，很難再找到公平和正義的地方。
沒有了“國家利益”概念，民主黨、共和黨在台灣問題上便開始進行惡性競爭，只是在比誰做得更壞，快速有效地惡化着台灣問題。很顯然，這樣做在促成個人和黨派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得美國的“國家利益”最小化了。所以，無論從政治人物的個人因素、黨派因素或者三權之間的關係來看，美國對台灣問題的處理只是其內部政治智慧衰落的外延。
當尼克松時代所謂“出類拔萃”之輩（具備政治智慧和世界格局的政治人物）消失時，這也是一種必然了。而對中國來説，在考慮美國的台灣政策時，首先必須考慮到美國政治智慧衰落的現狀，否則會被對方牽着走，在台灣問題上犯顛覆性錯誤。
對中美關係應有的基本判斷
當內政無望的時候，美國各方政治勢力都需要打“台灣牌”來積蓄自己的政治資本，但是對於拜登行政當局來説，並不想與中國發生直接的衝突。美國現在已經將部分注意力和資源投放在俄烏戰爭上，行政當局不希望西太平洋馬上發生正面軍事衝突而顧此失彼。
冷戰派和極端的反華力量當然希望中美髮生衝突，這樣可以使得亞洲版的“北約”正式化。但對於拜登政府來説，現在發生軍事衝突並不是一件好事，但又怕在中期選舉前被抓住“對華軟弱”的證據，所以一方面要打台灣牌，另一方面又稱要守住“護欄政策”。
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總體上是其內部政治的反映，因此稱不上是對台“政策”。佩洛西的竄訪稱不上是依據美國的對台政策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政治人物的個人作為。黨派層面上，民主、共和兩黨在對台政策上缺少一個所謂的“頂層設計”，而僅從個人政治利益的本能出發，促成美國的對台“政策”演變成為“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政治個體行為。
我們如何應變這種局面？我們首先需要對中美關係有一個基本判斷。中美兩個大國競爭，誰都無法打敗對方。美國只能自己打敗自己，不會被中國所打敗；中國也一樣，不會被美國打敗，而只能被自己打敗。
對美國來説，無論美國如何玩弄台灣問題，都挽救不了其內部政治衰落的趨勢；實際上，美國越是把內部矛盾外化，越會加劇內部矛盾。前蘇聯的教訓非常深刻，一味將自己的問題外化最終只會自取滅亡。蘇聯表面上是被美國打敗的，但實際上是被自己打敗的。美國是否也已經走上了一條自己打敗自己的道路，人們還需要保持觀察。但美國確實在很多方面出現了中國的“晚清現象”。
第一個就是失去了反思能力。美國內部矛盾之多，但從未反思自己，當作問題不存在，或者是正常的。這與中國晚清一樣，即使內部問題再多缺陷，仍然自傲地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
第二是把責任推給其他國家。推卸責任一直是窮國和弱國的常態行為，也反映了窮國、弱國的現實。但現在美國也把內部責任推給他國，這本身便是美國政治的悲劇。
第三是沒有任何有效的解決方案，整個社會，包括各個階層、各個部門處於一個“自動駕駛”（auto pilot）的狀態。美國高層統治階層實際上已經處於一個無政府狀態，各自根據自己的規則行事，沒有共同的規則。國會有自己的規則，完全根據自己的意願行事，沒有考慮白宮和國會，而白宮也沒有考慮國會的意願，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最高法院，甚至整個社會。美國社會處在霍布斯所説的“自然政治狀態”。一些西方觀察者甚至擔憂美國會發生內戰或動亂。
2021年1月6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舉行示威遊行。新華社記者 劉傑 攝
轉“危”為“機”
抓住統一台灣的機遇
從中美關係來講，中國無論做什麼都改變不了美國的內政，我們只能根據美國的內政來改變我們的台灣政策。或者説，美國的內政有着其自身發展的規律，是不以中國的意志為轉移的。
在台灣問題上，我們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統一，而不是與美國發生一場戰爭。一些人認為只有打敗了美國、把美國趕出西太平洋之後，我們才能解決台灣問題。但正如前面所説過的，中美兩國不可能被對方打敗，美國只能自我打敗。如果一個國家對外遇到強敵，反而會越發強大；沒有外敵時，國家反而會衰落。這種以美國的中心視角來看台灣問題的思維需要更換。美國打台灣牌，製造台海危機，而我們則要把這些“危”轉化成“機”，從而逐步實現國家的統一。這才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方向。
台灣問題對中國來説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對美國來説並不是，最多算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利益的重要一環。中國失去台灣與美國失去台灣的權重是極端不對稱的。美國失去台灣改變不了美國政治的任何東西，如同美軍撤出阿富汗一樣無關痛癢；而中國失去台灣則意味重大，因為台灣涉及到整個民族意志和政治大局。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問題是中國14億人民的民族意志問題。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哪怕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中國也不會被打敗。台灣問題對美國人來説只是代表政客的利益，甚至很難説是美國人民的利益。如果美國要以“切香腸”的方式促成台灣的獨立，那麼我們更要以“切香腸”的方法促進國家統一。
解放軍將於8月4日12時至7日12時進行重要軍事演訓行動。圖自新華社
台灣問題是中國近代積貧積弱的產物，也必須通過繼續的發展得到解決。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今天擁有很多有利條件。經濟上，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且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科技上，中國正在迅速追趕美國，軍事現代化（航母建造及訓練）、航天航空（建立空間站）等方面都取得了實質性的發展。
中國的世界市場拓展非常可觀，內部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即一個具有四億中產的市場。對外，中國的企業通過“一帶一路”等開放的平台仍然保持着“走出去”的勢頭，而且沒有止於亞洲區域，而是擴散到整個世界。這種拓展海外商貿利益的路徑其實和早期的英、美國家確立全球市場是相似的。
從政治上來講，台灣的民意調查顯示，確有不少人不認同其作為“中國人”的身份，但很難否認台灣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他們的問題是政治認同問題，或者説所謂的民主問題。但對台灣來説，其民主熱的高峯期已經過去，已不如李登輝時期那樣的狂熱。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民主化的早期都會讓民眾感到瘋狂，但慢慢地這種熱情會退去。美國作為“民主燈塔”的時代已經過去，西方民主“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暴露出短板，民粹行為盛行。轉而看中國，中國自己也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現代化方式和適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國情的民主方式。
就大趨勢而言，中西方的政體都在不斷變化，中國的混合政體既有集權也有分權，既有集中也有民主。這種混合政體呈現出古希臘哲人所期望的優勢，不極端，重均衡。
對台問題有所作為
“胡蘿蔔加大棒”促統一
對待台灣問題，中國面臨着三種選擇。一是等待，接受現狀，被動回應。這種做法只會讓美國突破“一箇中國”原則，最終被以“切香腸”的方式實現台灣的獨立。二是立刻的武力統一台灣。雖然我們有能力實現武統，但台灣不是阿富汗，也不是烏克蘭，台灣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內部問題，因此要剋制使用武力。
“等待”與“武統”的方式代價都非常巨大，最理性的方式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樣用“切香腸”的方式把“危”轉為“機”促成台灣和平統一。
有人説，國家還沒統一，內戰還沒有結束。我們一直追求以和平的方式來追求國家統一，但如果美國觸發或者台灣當局利用美國的力量觸發了內戰，那麼我們也只能接受進行武力的統一的選擇。如果是這樣，那麼犧牲的則是台灣。
但需要明確的是，我們的目標是祖國統一，而不是跟美國發生戰爭。美國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了台海現狀，那麼我們也要以自己的方式來改變台海現狀。
之前，我們已經宣佈不存在“台海中線”，理論上説，這是對的。既然台灣是我國領土，就不存在所謂的“中線”，我們的軍機便可以飛過台灣海峽。有人説，在毛澤東時代，我們曾經以“炮轟金門”的方式提醒台灣和世界，內戰還未結束，我們今天是否找得到新的方式來做這種提醒呢？這一思路並非毫無道理。
總之，我們要採取“有所作為”而不是“冒進主義”的思路。縱觀歷史，“胡蘿蔔加大棒”是實現國家統一最有效的方式。對台灣人民，我們要展示“胡蘿蔔夠甜”，對美國的挑釁和台獨力量則需要採取“大棒夠硬”。我們一方面必須以足夠的軍事實力來“中立化”美國對台灣的軍事幹預，另一方面必須有足夠的發展來消化國家統一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