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行：平台經濟發展，給以單位為基礎的公共服務體系帶來挑戰

【文/ 觀察者網 周毅】

人們日常生活和平台經濟密不可分，外賣配送員、網約車司機……由平台經濟衍生的各種零工就業形態，正日益得到尊重和認可。包括就業和創業在內，平台經濟正在重新塑造我們的生活。

近年來，“困在算法裏的外賣員”等話題引起熱議，平台經濟再度引發關注，人們也更關心零工就業羣體的處境。日前由北京大學平台經濟創新與治理課題組編著，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台經濟：創新、治理與繁榮》問世。不同領域的學者圍繞平台經濟的一系列重大議題展開了探討，並提供了針對性的解決方案與政策建議。

當前就業環境下，平台經濟扮演了什麼角色？零工勞動者面臨的主要困難是什麼？

圍繞這些問題，7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學平台經濟創新與治理課題組成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經濟學》（季刊）國際版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執行主編李力行同觀察者網分享了他的觀點。

觀察者網：李教授您好，首先想請您跟我們聊一下現在的就業環境。以及在當前背景下，平台經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李力行：**好的。我覺得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説：第一個方面是現在的宏觀經濟形勢不太樂觀，就業壓力非常大。今年畢業的大學生超過1000萬人，年輕人的失業率非常高，這是全社會都非常關注的一個現象。

第二個背景是數字技術進步，這使很多工作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現在很多工作從線下的變成了線上的；從為一個企業、一個公司服務，變成了為多家公司、多家企業同時服務；從固定工作變成了靈活就業。所以出現了零工化、靈活化的趨勢。

在這個過程中，平台經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平台”是介於企業和市場之間的一種組織。原來是“企業—市場”，現在是“企業—平台—市場”，平台部分地替代了企業和市場的角色。它和消費者、商家、勞動者，以及配套服務的提供商連接在了一起，它甚至把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連接在了一起。有的平台直接提供就業，比如網約車和外賣平台；有的平台可以間接拉動就業，像電商平台、直播平台、眾包平台。

總結來説，平台經濟是現在促就業、穩就業的一個重要抓手。

觀察者網：“零工”這種就業形態，對我們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會產生什麼影響？

**李力行：**我們可以看幾個統計數據。

國家統計局表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2億人；國家信息中心統計結果顯示，在中國共享經濟中服務提供者大約是8400萬人，平台員工大約是631萬人；中國人民大學發佈的《靈活用工發展報告》表示，有61%的中國企業使用靈活用工，靈活用工規模大概是1億人。

2020年我國共享經濟服務提供者約為8400萬人，平台企業員工數約631萬人

 圖源《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

統計數據稍微有些不一樣，這是因為現在暫時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度量手段。但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有1-2億人採取的是靈活用工的方式，這是一個極大的改變。

現在“靈活就業”概念比較廣，這裏麪包括了各種各樣的情形，甚至包括了一些傳統意義上認為的“失業人羣”。靈活就業人數這麼多，比例還可能繼續上升，這對勞動力市場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

觀察者網：它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會比對其他國家更強烈嗎？

**李力行：**我覺得一般而言是這樣的。一方面，中國數字技術進步非常快；另一方面，中國人口眾多，產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就業受平台經濟的影響就會比較大。

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存在很多所謂的“非正規就業”。以前有觀點認為，隨着經濟發展，非正規就業會變得正規化。但現在看來可能不一定。在一個國家經濟已經高度發展之後，很多就業仍會採取靈活的方式。傳統意義上比較“非正規的就業”，在未來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常態。

如果中國跟其他低收入國家相比，可能他們的勞動力市場，受“零工就業”的衝擊會更明顯。但如果是跟發達國家相比，在深度和廣度上，我們所受的影響顯然是更強烈的。

觀察者網：有觀點説，傳統就業崗位的喪失、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包括城鄉和區域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這些問題和平台經濟的崛起有關。您怎麼看？

**李力行：**這些是非常重要的現象，不是中國獨有，全球都在發生。我覺得它們跟平台經濟的崛起之間，更多的是一種相關關係，未必就是因果關係。這背後可能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還需要進一步討論。

平台經濟在其中的作用方式不是單一的。它也可以降低就業門檻，賦能弱勢羣體，增加那些低收入羣體的收入，並進一步推動消費者多元化。這些都是可能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的。

在我看來，傳統崗位消失，是技術進步導致“高效率就業替代低效率就業”的一個典型方式，就好像汽車替代馬車，因此汽車司機替代馬車伕一樣。因為受到了數字技術的加持，平台經濟催生的零工就業崗位，一般都會比其所替代的舊工作崗位更高效。

在經濟學意義上，“產業升級要求新崗位”和“平台培養消費者習慣並創造了新崗位”是沒有區別的。有時看上去像是“供給創造需求”，但本質上是創新滿足了潛在需求。

勞動收入份額下降，背後原因比較複雜，一個重要原因被認為是機器人的廣泛使用，它也是技術進步導致的；像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區域收入差距擴大，這些都是產業集聚、城市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

觀察者網：部分年輕人“寧願送外賣，也不願意去工廠打工”，這傳遞了哪些信息？

**李力行：**其一是年輕人偏好的變化。他們更喜歡自由靈活的工作方式，而不是在流水線上重複同樣的工作——哪怕更辛苦。其二，工廠工資增長緩慢，失去吸引力。這背後也反映了產業結構面臨升級，還有我國製造業成本上漲的壓力，以及向國外轉移的可能。

觀察者網：平台經濟蒸蒸日上，給中小微企業帶來了哪些變化？

**李力行：**平台經濟可能促使企業的組織結構發生重要變革。

例如，企業可能會採取外包的方式來僱傭員工、展開研發、管理供應鏈，那麼它也許就不會維持一個規模非常龐大的、固定的員工隊伍，而是採取零工招募的方式——這在餐飲外賣行業非常典型，現在餐飲企業基本不需要自己設置外賣員。

現在很多研發工作、供應鏈管理工作都上雲了。“軟件即服務”（Saas, Software-as-a-Service）等新潮的雲服務，可能會更多地覆蓋到中小企業，使得它們變得扁平化，“大企業”也可能會變成“小企業”。

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説的企業數字化轉型。挑戰和機遇是並存的。

平台經濟：創新、治理與繁榮

北京大學平台經濟創新與治理課題組著；黃益平主編

中信出版

在就業上，一個重要挑戰是僱傭關係在改變。

原來是固定就業、固定僱傭，企業為員工繳納社保，員工只為這一家企業服務，有一個彼此忠誠信任的狀態在裏面。現在有外包、零工等多樣僱傭方式，企業如何維持員工的忠誠、彼此之間的信任，如何為員工提供保障和福利，如何處理員工的培訓問題，可能是新的挑戰。

觀察者網：平台經濟帶來的一系列變革，對我們現在的創業會帶來什麼影響？它會不會重新定義中國的創業格局？

**李力行：**就業是受別人僱傭，創業是自我僱傭。原來它們好像是兩個極端，但現在很多平台就業處在兩者之間，不再是“要麼被別人僱傭，要麼自己僱傭自己”。

一方面，創業者不再是完全地受僱於別人，他可能服務於某個平台，但自主性比較強；另一方面，很多事情都是藉助平台來實現的，此時創業的性質就變了。

現在很多人創業，並不是白手起家組建公司、招募人才、購買設備，然後開始生產經營，更可能是創業者在平台上註冊接單、利用平台招募零工、將一些服務通過平台外包出去……很多是一種基於平台的創業，這使得傳統意義上對創業的定義可能需要發生改變。

將創業和就業結合在一起來看，勞動者的就業形式構成一個很豐富的圖譜。在平台經濟的作用下，這個圖譜會變得越來越豐富。人們可能選擇固定單位就業，可能選擇徹底地、獨立地創業，也可能依賴平台創業，還有可能依賴平台從事零工……總之，選擇會變得更多元化。

觀察者網：在這個基礎上，平台經濟能否發揮降低創業風險的功能？

**李力行：**這裏面涉及兩個重要的機制。

第一個方面，以前創業風險很高，選擇創業意味着放棄了各種機會，而且失敗後可能會破產。現在創業失敗之後，創業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一份零工，獲得基本的收入保障。比如疫情這兩年來，很多以前的創業者，如今在開網約車。平台經濟衍生的零工形式，為創業者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收入安全網。

從這個方面來説，平台經濟是可以打消創業者後顧之憂、促進創業的。當然剛才我們也聊到，很多人可能決定不再獨立創業了，而是依賴平台尋找一份不那麼獨立的工作。因此平台經濟對創業的影響，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各個行業、各個區域的不同而不同。

觀察者網：“零工”就業形式，也就是我們所説的“基於應用程序的按需工作”，比如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代駕司機。這部分勞動者身處平台和消費者中間，身處算法和人性中間，您覺得他們最大的困難在哪些地方？

**李力行：**勞動者和僱主之前是一種合約關係。雙方的權利、義務和激勵機制等等，一般都比較明確。但算法往往是隱性的，最後就出現了社會上常説的“被算法困住的騎手”等説法——零工就業者對算法不瞭解，但是為了多掙錢，他們就要按照算法的設計來工作。

算法是沒有“人性的”——它當初的設計可能是出於提高效率的願景，但是它不夠靈活。大平台的算法一般都是企業的核心資產，通常也不會做大的調整。困在算法中的零工就業者，他們不知道自己可能會過度勞動，也可能會被過度激勵——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它還涉及到算法倫理等問題。

從現實來看，像騎手、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零工，他們最大的難處還是在獲取福利和保障方面。現在報道比較多的、諸如騎手發生交通事故後索賠難等問題，這背後的本質原因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僱傭關係發生了變化”。

面向勞動者，我們國家原來使用的是“勞動二分法”，它對應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全職員工，還是獨立的服務提供者？“全職員工”是以單位為基礎的就業模式，它通過用工單位來繳納五險一金、提供包括職業培訓在內的公共服務。

隨着平台經濟發展，就業變得更靈活化、零工化，很多人沒有固定的就業單位，這也就意味着傳統意義上的五險一金和包括培訓在內的政府公共服務，勞動者無法公平地享受到它們。我把它概括為：原來以單位為基礎的公共服務體系，遇到了不以單位為基礎的新就業形態帶來的根本挑戰。

這種挑戰可以與幾億農民工進城對公共服務體系帶來的挑戰進行類比。農民工進城是流動人口。流動人口的户籍和常住地是分離的，在原來的公共服務體系下，你在户籍地享受公共服務，比如在老家可以報銷醫保、領養老金……但是你在常住地可能就享受不到。

可能這就可以類比現在的情況：在平台經濟背景下，靈活就業不斷發展，但是公共服務體系暫時還是以固定就業為基礎的。當勞動過程變得碎片化，人變成多角色的勞動者，僱傭關係也不再固定的時候，管理方式也應該進行相應的改變，要去適應這種靈活化、碎片化、零散化的趨勢。我認為，五險一金、工傷保險之類的公共服務體系，應該隨之發生一些變化。

觀察者網：能否談談您的政策建議？

**李力行：**現在談的比較多的是工傷保險。工傷保險原來是在五險一金裏面的，不能單獨繳辦，你必須要整體繳納之後才能享受。整體繳納五險一金的費用是非常高的，可能佔到了一個勞動者用工成本的30%—40%。

對外賣騎手等零工而言，他們最急需的是工傷保險。現在有政策試點，先把最急需的事情解決掉：允許在廣東等地單獨繳納工傷保險，那麼零工們就能夠以較便宜的方式獲得工傷方面的保障。這是很好的一個進步。

廣東省2021年發文明確：非勞動關係的特定從業人員，不要求同時參加五項社會保險，可由所在從業單位以“自願”為原則單項參加工傷保險，其參保人員按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待遇。

目前來看，現有政策已經提到、鼓勵試點的措施包括：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休息制度、落實勞動衞生安全責任制、強化職業傷害保障、修訂計件單價和抽成比例等。此外，南昌市還成立了全國首家零工經濟工會。平台行業協會和零工工會，也可以發揮促進行業自律、勞動者權益協商的積極作用。

我還建議，可以設立不同檔次的保險保障，由勞動者自願選擇參加。同時，可以進一步建立完善的個人保障賬户，零工工作按單支付，賬户資金用於繳納各種保險保障，為零工勞動者提供更好的保護。

從長遠來看，這最終可能還要涉及到養老保險的問題。養老保險涉及養老金，用工單位和僱員分別繳納養老金，合起來佔比要超過用工成本的20%。在靈活就業的趨勢下，就出現了“誰來繳納養老金”的問題，這可能需要開闢一些新途徑。

像我們現在所説的個人賬户，要把它做實，要讓人們的個人養老金賬户可攜帶、可移動。勞動者就業是流動的、靈活的，它不是隻針對具體的一家企業，甚至可能不在同一個城市。為此可能需要設計一些更加適應靈活化和流動化就業的養老保險繳費制度。比如能不能做一單生意、接一單活，相應的報酬裏面，就能夠體現出哪些部分是用來繳納養老金的？這可能是未來改革的一個方向。

（受訪人簡介：李力行，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北大中國公共財政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季刊）國際版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執行主編。研究興趣包括髮展經濟學、人力資本、公共財政學、政治經濟學、城市經濟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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