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京畿之門的千年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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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周遠方 編輯/連政】
八月保定,藍天白雲,秋高氣爽。
高大的“京畿之門”矗立保定東站,為這座古城迎來送往。

“京畿之門”雕塑(視覺中國圖)
傳説中上古時期,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在保定徐水釜山一帶完成了炎黃民族的第一次融合,釜山合符的故事流傳至今,保定可以説是“和文化”的發源地。
3000多年前,西周封宗室召公於燕,作華夏北境屏障;1275年,元朝改宋保州為保定路,寓“保衞大都,安定天下”之意。保定與北京相伴而生,地緣上稱“北控三關,南達九省,畿輔重地,都南屏翰”。

房山區琉璃河遺址1193號墓出土的克盉,上用文字記載西周早期封召公於燕的歷史(視覺中國圖)
如今,往事越千年,燕趙大地上的形勢正在改變。
變量一:從“國際大循環”到“雙循環”的格局之變
首先,是地緣格局上的改變。華夏民族曾長期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來自北方;明清兩代,先有倭寇襲擾,後有西方列強從南部東部海上而來,中國一度面臨四面受敵,危在旦夕。但今天,中國面臨的軍事壓力基本來源於東部而非北方,無論對整個河北還是對保定來説,軍事功能都相對有所減輕。
其次,是經濟大環境的改變。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2018年以來中美間經歷的多次貿易摩擦,説明中國以“外循環”為主的經濟重心亟需調整。在全球經濟大循環動力衰減、龐大內部市場驅動背景下,國內循環動力與重要性提升,大陸型經濟與海洋型經濟將重新平衡。因此,中國明確強調要逐步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雙循環”格局中,城鎮化是一個重要命題。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徐匡迪指出,中國正在從一個傳統農業大國轉變為城鎮化水平與世界基本持平的城市型國家,中國城鎮化是在人口眾多、農產品供應高度敏感以及資源環境嚴重製約下的城鎮化,必須城鄉統籌、四化協同發展。

雄安新區安新縣圈頭村航拍圖(視覺中國圖)
過去50年,全球城市發展的大趨勢是從發展多功能的單一特大城市轉向網絡式專業分工明確、交通快速便捷的城市羣,中國在新世紀初(2030年前)新型城鎮化的三個重點區域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和長江經濟帶城市羣。
京津冀城市羣作為中國北部增長極,同時肩負着中國科技創新中心、製造業研發基地和商貿物流基地等重要職能,在“雙循環”格局下發揮着資源集成、技術引進與轉移、創新提升等決定性作用。國際國內產業鏈分工調整也將為京津冀城市羣高質量協同發展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
跳出保定看保定,作為京津冀城市羣中擁有1000多萬人口和深厚歷史底藴的大城市,這座“京畿之門”的使命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2015年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簡稱 《綱要》),明確了三地發展定位和空間佈局思路,並將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為戰略核心,明確提出推動京津保地區率先聯動發展。5年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新區所轄雄縣、容城、安新三縣原來都是保定市轄縣。
有觀點認為,雄安新區擔負着與當年的深圳開發區、浦東新區相似的探索與試驗任務,必然使保定和雄安成為資本關注的新前線。
保定市委書記黨曉龍在談及保定與雄安關係時表示,設立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保定與雄安一衣帶水、共榮共生。雄安未來將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對保定經濟社會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更加強大。我們要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先把保定建設好、建漂亮,讓保定與雄安同步崛起、與北京共同發展,共同打造高質量高水平現代化協調發展示範區,全力構建京雄保一體化發展新格局,精心打造現代化品質生活之城。

保定雄縣雄安高鐵站(視覺中國圖)
變量二:城鄉融合的大趨勢與脱貧攻堅的偉大勝利
河北存在感總體不強,人口和資源被京津吸走,形成“環京津貧困帶”是近年來人們的直觀感受。
這是由於相對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羣來説,京津冀城市羣尚處於“極化階段”: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增長極由於具有先進產業而逐步通過對生產要素產生強大吸引力,從而使生產要素向增長極集中,增長極的發展速度進一步得到強化的現象。極化效應可能進一步造成鄰近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
目前,京津冀城市羣雖有北京、天津兩個強大的增長極核心,但經濟總量較小,市場化程度較低,一體化發展相對滯後,兩中心互不統屬,京津兩大都市對資源具有強大的虹吸效應,聚集優勢資源要素的同時也導致“大城市病”。城市和鄉村本應是有機聯繫、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農業農村發展滯後、城鄉發展不協調對城市羣的高質量發展構成嚴峻挑戰。
但這樣的現狀正受到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而發生變化。
一是“物極必反”的自然規律。
有國外研究提到,極化效應的對偶效應是擴散效應,在城市化進程中,腹地內核心城市發展的初期階段以極化效應占主導,隨着區域中心城市規模擴大和影響力增強,擴散效應會逐漸超過極化效應,大城市腹地內的中小城市發展速度增大,並逐漸發展成為分擔區域中心城市職能的子中心城市,區域中心城市與子中心城市的聯繫開始加強。
徐匡迪指出,單一特大型中心城市變為多節點網絡化城市羣,通過政策扶持引導高端產業外遷,並系統謀劃城市間公共交通體系,這是最近50年以來大國城市化的主要趨勢,美、英、日、法等國的單個巨型城市已逐漸被各具特色的專業化、網絡狀城市羣所取代,城市羣之間由高速鐵路等高效、便捷的綠色交通相連接,這是中國新型城鎮化可以借鑑的重要模式。

美國主要城市羣2050規劃示意圖(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相關研究)
另一重要變化是“脱貧攻堅”的全面勝利。
2012年歲末,黨的十八大召開後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到河北阜平考察扶貧開發工作並發表重要講話,向全黨全國發出脱貧攻堅動員令,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後9次考察河北,每次都對脱貧攻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8年奮戰,河北同全國一道全面打贏脱貧攻堅戰,全省232.3萬貧困人口全部脱貧,7746個貧困村全部出列,6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8081元增長到2021年的18179元。
河北貧困地區補齊短板、打牢基礎,更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雄安新區規劃建設、鄉村振興等重大國家戰略提供了有力支撐和可靠保障。
從經濟角度來説,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極化效應不斷加劇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失衡格局,京津富化擴散與河北貧化制約的規模與強度同時增長;反過來,消除貧困也將有利於區域經濟恢復均衡發展,促進區域內要素流動,加速擴散效應的形成。

經過7年探索和實踐,保定阜平縣萬畝荒山變成萬畝林果梯田,靠林果種植和生態旅遊帶動了周邊5個行政村經濟發展。河北日報通訊員李康攝
通過消費水平提升和基礎設施拉通,在農村可以享受到城市生活的宜業和便利;通過走進綠水青山疏解“內卷”,城市生活也可以慢下來,靜下來,這樣的城鄉關係理想,在一代又一代設計師和實幹家的心中和手中傳承。
從1950年代開始,毛澤東同志就曾多次指出,“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鎮”,以及“城市要有全面規劃”等。改革開放之初,中央於1978年3月召開第三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城市建設工作的意見》,重申“控制大城市規模,多搞小城鎮”的要求。中央文件中還引用恩格斯的話説:“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只是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表現,它是進一步發展的阻礙”;並就此提出“控制大城市規模,發展小城鎮,都應同工業的改組,工業佈局的改善結合起來”。建設小城鎮,要做到“工農結合、城鄉結合、有利生產、方便生活”。
“雖然這些年圍繞‘城鎮化’的探討不少,但在目前這個新階段,其主要特徵已經從單純的城鎮化轉到了城鄉融合發展上。”徐匡迪指出,“城鎮化經過40年的發展,已進入新的階段,從單純城鎮化走向城鄉融合發展,是必然要走的一條路。而一二三產融合發展,是城鄉融合發展的核心。依靠城市的技術資源和歷史傳承實現產業劇變,正是鄉村振興的一種模式。同時,並非所有農村都能用同一種模式‘振興’,因地制宜很重要。此外,在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中,一個重要的任務是,必須着力保護生態與歷史文化名鎮和古村落。”
吳良鏞在京津冀區域發展研究中指出:京津冀地區尋求區域發展是有基礎的,從港口、海岸線的長度、自然資源,特別是科技、人力資源等方面來看,京津冀的綜合優勢不比長江三角洲或者珠江三角洲差,特別是這裏有首都,有兩個直轄市,河北省也有較好的資源。一些問題,單獨看來是有缺陷的,比如環境問題、水資源問題、缺乏港口等,而這恰是京津冀可以聯手解決的。這是我們希望、信心和出路所在。

京津唐地區發展規劃設想(吳良鏞, 1979年)
變量三:中國產業結構的整體躍遷
“2021年是一級市場投資的轉折之年。轉折表現在:具有不確定性的模式創業機會變少了,賭賽道的機會變少了,模式創新資本化的窗口變小了。”峯瑞資本創始合夥人李豐曾經談到,“國內創投領域經歷了由模式創新轉向科技創新的重心轉變。加碼科技投資符合當下中國的國情和政策。挑戰隨之而來,科技創新的投資壁壘更高,回報更慢、週期更長,這要求投資機構對技術及行業趨勢有更前置和更專業的投資判斷。”
成為資本創始人及執行合夥人李世默近期同樣認為,目前中國的新經濟正處在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上,“今後20年的大勢是硬科技、TOB、科技賦能產業。核心技術在突破的過程中,有很多新的投資機會,最大的投資機會是科技賦能產能。”
資本敏鋭的嗅覺也為學者的研究所支持,賀燦飛等人的研究發現,京津冀城市羣如今作為一個整體,在“內循環”中已經處於戰略新興產業中高端價值鏈地位,應繼續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相關生產知識,如發展金融、商貿等高端服務業以及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現代交通和節能環保等高端製造業,繼續向價值鏈高端攀升。

京津冀北地區城市空間佈局(吳良鏞,2003年)
研究同時認為,京津冀城市羣內部的分工應當更加明確,具體來説,北京重點發展產業所需的創新研發知識,天津和河北則基於其產業基礎發展相關生產知識,同時注重北京研發知識向天津和河北轉移,推動京津冀內部形成關聯多樣化的水平知識鏈和梯度創新鏈,建成創新產業地域綜合體。
以此為支撐,京津冀在“國內大循環”中可以逐步形成具有輻射影響力的知識中心,成為梯度創新鏈的第一梯隊,在更大範圍內發展相關產業,帶動華北、東北區域價值鏈提升。
蝶變: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
所謂“新時代”,一切都在共振。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給河北省的定位是:全國現代商貿物流重要基地;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示範區;京津冀生態環境支撐區。
目光回到保定,我們發現,這座底藴深厚的城市早已按照《綱要》探索實踐、修煉內功,醖釀蝶變。
首先,根據《綱要》要求,河北要建成 “全國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這是實現河北跨越發展,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轉移、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要通過有序化解過剩產能、着力構建工業與服務共同主導、傳統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崛起雙輪驅動的發展新格局,為全國產業升級和化解過剩產能提供可複製的經驗。
保定果斷調整過剩產能,治理污染。鋼鐵工業曾是河北省支柱產業,其粗鋼產量佔全國產量的1/5,全世界產量的1/8。保定率先淘汰全部鋼鐵產能,成為全省第一個“無鋼市”。
保定還在省內率先完成了水泥行業低氮燃燒改造和煙氣脱硫、脱硝治理,達到了嚴於國家限值的地方標準;對全市1002家涉VOCs(揮發性有機污染物,被視為繼粉塵之後的第二大類大氣污染物)企業開展嚴格整治;累計淘汰黃標車、老舊車19.2萬輛。
“十三五”期間,保定碳排放強度累計下降27.8%,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和PM2.5濃度分別下降37.5%、44.4%,空氣質量改善幅度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排名第一。2021年,保定PM2.5濃度同比下降19.4%,優良天數達到249天,連續三年在“2+26”城市空氣質量評估考核中評為優秀。
其次,保定基於比較優勢和國家戰略,瞄準北京新能源和智能網聯汽車、集成電路等“十大產業領域”,積極融入北京主導的產業鏈和大市場。
汽車是保定的支柱產業。古城與汽車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後期的汽車修配廠。
在當前國內近乎白熱化的新能源車競爭格局中,保定發展汽車產業的特色是鮮明的:強化自主品牌、堅持錯位發展,聚焦落實“雙碳”目標,瞄準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共享化發展趨勢,全力支持長城汽車發展,推進氫能交通示範線路,叫響“中國·保定汽車城”。目前,保定擁有以長城汽車為代表的汽車整車、零部件和軌道交通製造企業一百多家,年產超百萬輛整車、產值1710億元。

獲中俄兩國元首簽名的長城哈弗F7汽車(觀察者網攝)
電力裝備是保定的另一優勢產業。保定大型變壓器廠是“西郊八大廠”之一,1958年10月動工興建,主要生產各種電力變壓器、互感器和特種變壓器,是全國三大大型變壓器產地之一。2006年,保定提出“中國電谷”發展戰略,目前在光電、風電、節電、儲電、輸變電與電力自動化設備六大產業領域保持集聚優勢,帶動形成中國電谷光電、風電兩大完整產業鏈條,產值800多億元。
“做成一件事,切口要小,找準了,一個小點可以做大,同時,要找到大支點,找到可以撬動的人,”黨曉龍書記的風格非常務實,“第三代半導體,保定還是有基礎的,但是我們分析市場,光電子已經形成了頭部企業,市場已經分割完了;射頻電子市場規模有限,初步形成了壟斷;功率電子這一塊,目前市場很大,可用於電動車、光伏逆變、工業電機、智能電網、高鐵、新型通用電源等,應用場景豐富,我們正在推動引進資本和企業落地。”
醫療也是保定希望承接的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目前每年有2.6億人次到北京就醫,我們希望能把其中6000萬人次疏解到保定來,”黨曉龍書記表示。
河北省地域廣闊、山川濕地、森林草原,歷來是京津水源和生態涵養之地。保定現有醫療衞生機構10089個,醫院363家,總量為河北省第一,其中9家三級甲等醫院。近年來,保定市在推動科技創新,發展生命健康產業方面不斷加速,與廣安門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合作共建的兩個國家區域醫療中心已經開工建設,與北大腫瘤醫院、北大口腔醫院、北京同仁醫院、北京天壇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合作共建的腫瘤、口腔、眼科、神經系統、心理健康等國際醫療中心已經簽訂協議。在上個月舉辦的第五屆創新驅動發展大會暨2022中國白石山生命科學大會上,總投資105.8億元的25個項目簽約,涵蓋精準醫學、幹細胞研發、醫療康養、中醫藥產業等多個領域。

雄安新區白洋淀旅遊碼頭全景圖(視覺中國圖)
當前,保定上承頂層設計,下合資本風口,正在形成以“醫、車、電、數、遊”以及被動式超低能耗建築、都市農業等七大主導產業為主體,新能源和智能網聯汽車及零部件、智能電網、軌道交通、氫能、第三代半導體等18條重點產業鏈為主線,縣域特色產業為支撐的“7+18+N”現代產業體系。
根據2022年保定市政府工作報告,京雄保一體化發展正在提速,保定全市共有京津保合作項目572個,總投資7138.9億元。去年以來,有200多家央企、京企、科研機構等來保對接合作。特別是在製造業疏解方面,正在圍繞裝備製造、航空航天、光電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六大領域開展軍地協同,重點打造了中國船舶動力園區等“十大園區”,以承接央企、京企製造板塊佈局為重點,加快產業鏈集羣發展。
同時,黨曉龍書記亦在採訪中坦言,對標京雄保一體化的要求,(保定的)挑戰和差距仍然十分明顯。經濟總量不足、產業結構不盡合理,高質量發展仍有差距;鞏固脱貧攻堅成果任務較重,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任務艱鉅。
然而,40多年前,深圳還是一個小漁村;30多年前,“寧要浦西一張牀,不要浦東一間房”,今天的中國經濟,有些環境變了,有些精神仍在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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