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文·金&約翰·凱：曾自信能徹底解決蕭條的經濟學，為什麼失敗了？-默文·金、約翰·凱

【文/默文·金、約翰·凱】

在一些名牌大學裏，很多研討會已降格為一幫學科新人間排外的口舌遊戲，比起誠心探索現實，他們更看重晦澀不明、自我指涉的場面話，這類研討會我參加得太多了。

—邁克爾·伊格納季耶夫

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曾引用自己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演講中的話，説道：“這場演講中我主要想闡明的是，宏觀經濟領域的研究……已獲成功：它的核心問題，即經濟蕭條預防，就各種實用目的而言，都已得到解決，事實上，該問題數十年前就已被解決。”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工業化世界經歷了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隨後的10年裏，世界經濟增長異常緩慢，且這種情況持續得比預想要久。和戰爭一樣，金融危機已多次發生。但戰爭和金融危機都是特殊現象，都不是某平穩過程導致的結果。經濟學理論的突破備受盧卡斯稱讚，然而它並不能預防世界經濟的嚴重衰退，這些先進的理論也沒能為決策者提供處理經濟衰退的必要對策。在盧卡斯描述的經濟模型中，他假定經濟結構平穩且沒有變化，而特殊事件源自市場經濟本質上的不穩定性，因此他的模型無法解決這些特殊事件。

約翰·凱 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首任院長，《極端不確定性》作者之一

宏觀經濟中的“風洞”模型

二戰之後，數學和統計學方法在經濟學中被廣泛使用，此時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建立“風洞”型經濟模型是可行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模型規模雖大，但本質上都是機械的—有的模型就是事實意義上的機器。國民收入模擬計算機由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的新西蘭工程師比爾·菲利普斯設計，該機器是一台基於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思想的液壓計算機。人們造了大概十多台這樣的機器，並將其用於世界各地的經濟部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也重建了一台，狀況極佳的這台機器現展於倫敦科學博物館的數學展覽館，另一台尚可運轉的機器存於劍橋大學工程學院）。

隨着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電子器件取代了液壓部件，凱恩斯理論模型進一步發展並在計算機上運行。凱恩斯時代的研究方法本質上是實用主義的，它假定經濟總量間的簡單關係會保持穩定。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似乎是一個世界經濟穩定增長的黃金年代，但世界經濟根基的穩定程度遠不及其表象。二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裏，通貨膨脹在緩慢推動。到20世紀70年代，通貨膨脹甚至衝擊了一個人們曾奉為圭臬的觀點：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可以消除經濟不穩定性。菲利普斯曲線（比爾·菲利普斯的另一項創造）將工資增幅和失業率相聯繫，並聲稱二者和消費函數一樣，存在穩定的實證關係。該曲線表明，長期看來，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存在交替關係，通貨膨脹率高時，失業率低，反之亦然。但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都逐步升高，這證明曲線中的觀測值並非平穩過程的結果。

筆者之一曾加入劍橋經濟增長項目，參與創建英國最早的一批計量經濟模型。這些模型有效地展示了一個經濟體中，不同組成部分是無法完全獨立發展的。這些模型可以找出會計約束，而會計約束可以幫助調整消費、投資、出口以及政府的開銷，使之與全國總收入和總產量對等。國民核算系統在20世紀30—50年代得到發展並在世界範圍內應用。時至今日，該系統仍為整理和理解經濟學數據提供不可或缺的框架。但是，劍橋經濟增長項目的模型無法解釋工資和物價的波動，也無法分析總產量水平的短期變化，這兩者取決於對未來通貨膨脹率和經濟發展的預期。

倘若凱恩斯尚在人世，他可能會告訴他劍橋大學的同事極端不確定性是理解經濟學的根本，計算機裏的經濟模型無法輕易預測未知的未來。1939年，凱恩斯就荷蘭人揚·丁伯根開創性的統計學研究發表了一篇評論。該研究是當時的新興學科計量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凱恩斯主要批評了丁伯根新方法中假定經濟關係穩定這一點：“（該研究）最重要的前提是，除我們特別關注的那幾個因素的變動以外，所有相關因素必須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統一且同質。”凱恩斯曾這樣談及丁伯根：“此人最大的缺點是，他不會多花些時間考慮某項工作是否值得繼續，他更感興趣的是繼續埋頭工作。”凱恩斯相當有先見之明，他已經預見到了後輩們在研究中無法拒絕的誘惑。

不加道歉的預測

經濟學預測者在預測經濟的實質下滑時，戰績很是惱人。2016年，《經濟學人》研究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春季《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的國家經濟預測。報告發布的當年至第二年，其間國家產出減少，則被定義為一場經濟下滑。在此期間全球總共有207場經濟下滑，而該報告未能準確預測其中任何一場。這個發現有力地質疑了我們預測總體經濟波動的能力。似乎當GDP沒有太大變動時，我們才能預測其走向，但我們無法預測經濟活動中的大起大落。

在任何一場重大經濟危機中，總會有人聲稱已預見到它的發生。有些人專精於對未來糟糕的情況做出預測，他們的預測就像停住的時鐘一樣，有時候能歪打正着。但是，鮮有經濟學家預料到了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至於央行和私人機構用以預測的模型，它們似乎更適合預測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穩定期的產值和通貨膨脹率（那個時候最好的預測就是從過去的經驗中尋找規律），而難以察覺工業化社會中銀行系統近乎崩潰的前兆。但顯而易見，預測後者遠比預測前者重要。

和對經濟預測的需求一樣，對其價值的懷疑似乎從未斷絕。即便如此，有人依舊沉醉於經濟預測，甚至仍舊不肯否定其能力的侷限性。2010年，歐洲央行發佈了一篇技術文獻，以評估其歐洲經濟分析模型，文獻稱其經濟模型在分析歐洲經濟方面“頗有成效”。這篇文獻並未參考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讓—克洛德·特里謝是歐洲央行下設機構的負責人，該機構負責建立該經濟模型，並聘請了撰寫該文獻的專家。他對這個模型持不同看法：“作為經濟危機期間的決策者，我發現現有的模型幫不上什麼忙。事實上，我的話可以説得重一些：面對經濟危機時，我們感覺自己被傳統的經濟工具拋棄了。”無獨有偶，世界各地的央行和財政部門都有過類似的經歷。

默文·金 英國央行前行長，《極端不確定性》作者之一

工程學與經濟學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是真實經濟週期理論的設計者，他曾稱“航空航天工程的方法論和宏觀經濟學量化預測所用的方法論驚人地相似”。為了支撐這一觀點，他引用了自己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前同事格雷厄姆·坎德勒的話。坎德勒是一名工程學教授兼NASA顧問，他對航空航天工程方法論的描述如下。

我試圖預測航天器進入某個星球大氣層時的情況……當我們處理這個問題時，我們會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我們將問題拆分成界定分明的不同部分，然後在控制好相關條件的前提下，用理論和實驗推算具體的參數……另一方面，模擬流場，去判斷哪幾項參數是真正值得我們去設計的……通常情況下，如果使用這種參數不確定性分析，便有可能單獨找出幾個需要特殊關注的關鍵參數……我們充分認識到，用來模擬真實世界的模型不可能100%準確。

為了處理一個現實世界中的複雜問題，這位工程師將其拆分成一系列小世界問題，這些小世界問題的走向可以被研究者理解，而他們可以由此確定理解航天器運作和行動的關鍵因素。這就是實用性知識發展的方式。

諸位讀者可以將坎德勒的話和普雷斯科特在自己文章中的相似描述進行對比，以此來判斷航空航天工程和經濟學是否“驚人地相似”。

本研究開始於1999年年底，它源自這樣一個問題：當下股市是否估值過高，是否即將崩盤？彼時人們不知道如何用真實經濟週期理論來準確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只能參照歷史市盈率等之前的經濟關係來回答該問題……然而税務和監管體系需要明確的經濟模型。比如我們把經濟模型中的公司分配税率進行調整，使之等於分配的平均邊緣税率。這是行業的標準，因為在這個模擬的世界裏，所有人的税率相同，但現實世界並非如此……我們面對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現實中的企業擁有大量未經統計的生產性資產，而這些資產是企業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包括企業通過投資研發而獲得的知識、組織資本和品牌資本。我們研究出了通過國民核算數據和經濟平衡狀況來估算這些未經統計的資產的方法，這樣一來，經統計和未經統計資產的税後收益就是相同的。

事實證明，我們的理論是可行的。該理論成功預測了1960—2000年英美股市相對於GDP價值的巨大變化，美國股市價值增加了2.5倍，英國股市價值則增加了3倍。

對比坎德勒的謙遜和普雷斯科特的傲慢，二者的言論高下立判。更重要的是，即便是粗淺地對二者的言論略做分析，也不難看出，除了二者都在研究一個未被完全理解的系統外，他們的方法論沒有任何相同之處。這位工程師為尋找有效方法而進行實證研究，而這位經濟學家則為了支撐一個預設的假定而操縱數據。雖然坎德勒意識到“用來模擬真實世界的模型不可能100%準確”，但他還是認為自己能找到最關鍵的不確定因素。在他的研究領域中，他的這種想法是正確的，然而對股市來説情況則不同，股市裏充斥着極端不確定性。因此，NASA可以成功執行極為複雜的任務，而普雷斯科特即便如此聲明，仍對任何時間段裏股市是否估值過高一無所知。

航空工程師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雖然不是無所不知，但他們所掌握的東西足以修建能安全航行的飛機（我們之前提到的空難是不幸的特例）和能完成任務的航天器。坎德勒在闡述自己的方法論時，先界定了自己專業知識的範圍：“我試圖預測航天器進入某個星球大氣層時的情況。”普雷斯科特也試圖做出預測：“本研究開始於1999年年底，它源自這樣一個問題：當下股市是否估值過高，是否即將崩盤？彼時人們不知道如何用真實經濟週期理論來準確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只能參照歷史市盈率等之前的經濟關係來回答該問題……”二者所言的對比顯示出二人任務的一處根本不同。如果真的存在一個“成功通過實證測試”的理論，且該理論可以判斷股市是否估價過高，是否即將崩盤（當然這樣的理論並不存在），那麼該理論本身就可以改變股市的價值。這就是我們之前所提的盧卡斯批判的精髓，也是有效市場假説的核心。（歷史上，1999年年底股市確實估價過高且臨近崩潰，幾個月後，它也確實崩盤了。但股市何時崩盤這個問題和它是否會崩盤這個問題完全不同，前者比後者困難許多。）

從規模較大的航天任務這個問題中找出了小世界問題後，坎德勒找出了決定自己預測的兩個關鍵要素—熱傳遞水平和航天器的空氣動力性能。此舉開啓了一個範圍更廣的策略，即將整個問題分解成界定明確的、可進行分析的不同部分。該策略和宏觀經濟學家所求正好相反。經濟學家想要的是一個能概括一切的均衡模型，模型還需有簡化過的種種前提，使之可以在計算機上運行。坎德勒稱計算氣動流的基礎公式相當完善，但若想建立一個完整的模型，則需上百個參數。然而，之前的研究表明，其中只有少數幾個參數對結果影響較大。因此，研究者需在某一案例中做出對這幾個參數的最佳估算：“舉個例子，我們可能會研究高温氧分子是如何攻擊航天器防熱罩的材料的。我們會為解決這一問題着手進行實驗，實驗環境會盡量模擬航天器真實的飛行情況。”

這位工程師總結道：“我們模型的參數存在不確定性，也就存在與這種不確定性相關的預期風險。當然，我們也試圖減少這種不確定性，但到最後，若想進行一項有挑戰性的任務，我們必須冒一定程度的風險。”值得注意的是，坎德勒的敍述中提到了不確定性（信息不完整的產物）和風險（無法達到供參照的預期結果，即無法成功完成任務），這兩者的區別我們在書中也提到了，且觀點和坎德勒一致。就坎德勒的工作來説，他沒必要回答“究竟發生了什麼”這種更宏大的問題：這是政客和NASA高管的工作，他們評估了未來的太空項目，提出了火星探索計劃，並就該決策的一個重要方面向坎德勒尋求建議。這樣做是為了給可執行政策確定戰略方向，對坎德勒的委託是其中的第一步。戰略目標十分具體—不是“征服宇宙”或“成為全球最負盛名的太空探索機構”，也不是諸如此類的當下許多公共機構喜歡使用的豪言壯語和陳詞濫調。

根據坎德勒頗為具體的簡報，他要做的下一步就是將一個較大的現實世界問題分解成多個可以被解決的小世界問題。若要解決這些小世界問題，可以利用通用模型（氣動流的計算方程），也可以用該特定情況的專有模型（航天器進入火星時產生的熱能轉化）。這個分解的過程也確定了研究的核心問題。

最後一步，研究者將研究成果和各種模型得出的結果進行整合，將其整理為一個統一連貫的敍事性報告，呈交給決策者。這些決策者對專業問題的掌握程度可能不及坎德勒，但根據報告中提供的信息，他們可以做出是否繼續該項目的決定。然而，當下籌備併發布經濟學建議用的可不是這套方法。但我們希望經濟學也這樣去做。我們希望有朝一日，普雷斯科特“航空航天工程的方法論和宏觀經濟學量化預測所用的方法論驚人地相似”的看法會變成現實，也希望假以時日，宏觀經濟模型能變得和NASA的那些模型一樣實用。

《極端不確定性》，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正因為一整代宏觀經濟學家都忽視了極端不確定性的重要性，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機時，現代宏觀經濟才基本不起作用。凱恩斯所批評的不問“工作是否值得繼續”，只顧“繼續埋頭工作”，不僅適用於以前的計量經濟模型，而且適用於當代宏觀經濟理論。在理解金融危機及其他危機方面，做出最多貢獻的不是經濟模型，而是對之前經濟狀況的歷史研究。舉個例子，2008年，各地央行發現它們很難説服商業銀行，讓其接受緊急貸款，因為接受這項援助是一件可恥的事情—若是接受援助，則説明該銀行可能經營困難。大部分央行忘記了1906年美國銀行危機後曾發生過一模一樣的情況：沒有銀行願意使用美國財政部提供的新服務，直到一戰爆發，事情才有了轉機，那時所有銀行都缺乏資金，因而接受銀行援助對任何一家銀行來説都不再是一件丟人的事。

正如特里謝先生所説，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及其餘波中，那些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代表的經濟模型被證明缺乏實用性和相關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曾這樣描述宏觀經濟學理論家：“他們的模型將聚合變量的波動歸咎於憑空想象出的某種外力，這種力量常駐不變，也不受任何人、任何行為的影響。在物理學領域，弦理論的問題也是如此，從它們的問題中，我們可以總結出科學研究失敗的模式：對於聲譽很高的學科帶頭人，如果人們對他們的尊重逐漸演變為對權威的盲從，那麼普通的客觀事實也會被捧上神壇，被當作科學真理的最終決定因素，此時該學科的科研就會走向失敗。”

40年來，人們曾對這個嶄新且嚴謹的經濟學方法滿懷希望，而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該方法預測和分析的失敗消弭了這份希望，筆者曾目睹這整個過程——最初二人也對該方法滿懷信心。極端不確定性無處不在的特質，正是該方法失敗的根源。

（觀察者網摘錄自《極端不確定性》，該書已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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