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意義深遠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文木】
2022年8月16日至17日,習主席在遼寧考察時強調,在新時代東北振興上展現更大擔當和作為,奮力開創遼寧振興發展新局面,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一直備受外界關注,甚至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的“晴雨表”。早在2015年,習主席在長春召開座談會時,就將東北振興放到了全國發展的高度。但老工業基地沉痾已久,如何推動當地發展,滿足產業升級需求,成為擺在黨中央面前的一道難題。
2015年7月17日,習主席在長春召開部分省區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聽取對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和“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後指出:“無論從東北地區來看,還是從全國發展來看,實現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都具有重要意義。”
2018年9月25日至28日,習主席考察東北三省。在考察期間,習主席回應了外界對中國改革的關切,指出任何懷疑、唱衰國有企業的思想和言論都是錯誤的,重申繼續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保護民營經濟發展。在瀋陽,習主席主持召開深入推進東北振興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以新氣象新擔當新作為推進東北振興,明確提出新時代東北振興,是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
今天,我們從歷史上的東北亞形勢與中國國家安全關係的角度,認識該區域政治經濟對國家整體格局起到的重要影響。
中國地形的基本特點及優點

中國的地形與北美接近,而與歐洲形成強烈的反差。歐洲以平原為主,海拔200米以上的高原、丘陵和山地約佔全洲面積的40%,其中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僅佔2%,海拔200米的平原約佔全洲面積的60%。歐洲平均海拔340米,而北美洲則平均海拔700米。歐洲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大洲,這種多平原地形的特徵必然催生出完全不同於中國的地緣政治及軍事作戰理論。平原與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功能。前者有利於形成大規模的成建制裝備及其部隊軍力合成,而後者則有利於分解成建制裝備和部隊合力,給游擊戰留下大顯身手的天地。
中國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佔全國總面積的2/3,這樣的地形圍繞華北平原由西向東形成半月形包圍,它們猶如聳立起的一簇簇鐵刃,將進入其中的、形成於平原地帶的集團軍戰鬥合力瞬間以碎片化的方式予以消解,而使能發揮當地人民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游擊戰優勢成倍增加。這不僅是將歐洲軍事理論生搬至中國境內作戰的西方入侵者無不以失敗告終的重要原因,也是模仿歐洲軍事理論的國民黨軍隊在與軍事理論完全本土化的共產黨軍隊作戰時屢戰屢敗的重要原因。
中國大面積山地的缺點是不具備形成歐洲式大兵團作戰的充分條件,這相應地弱化了中國抵禦外敵大規模入侵的軍事合成能力,其優點則是有利於長期保存抵抗力量,等待時機,一舉擊敗入侵者。具體説,擁有平原則擁有控制中國中心地帶從而控制中國的地理條件,但擁有山地,則擁有打敗、控制中原的對手的時間。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是中國地緣政治特有的“以時間換空間”的優勢條件的絕好證明。
東北亞地緣政治與中國的“關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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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之後,俄羅斯力量由西而東,北方草原馬上民族對中原王朝的壓力也從西北逐漸被俄羅斯擠壓到東北。中原王朝原來面臨的西北“塞外問題”逐漸轉為“關外問題”。中原王朝跨過山海關,大幅向東北平原北推,這一方面促進了當地的生產,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東北諸部的崛起。此後,中國東北地區的戰略位勢隆起,由此造成的“關外問題”對中原政權形成日益嚴重的壓力。五代十國起至宋朝,東北遼金已成勢力。與此相應,中原王朝的國都也從西部長安(今陝西西安),經河南洛陽東移至北京;中國地緣政治的中心也相應地從“中原”移至“華北”。隋煬帝、唐太宗均意識到卻無力解決這樣的壓力,而明朝和民國則在來自關外東北的重壓下垮台。
“唐宋門户之禍與國始終。”儘管歷史進入20世紀,但“關外問題”這時已轉變為東北亞問題,仍對中國政治穩定具有生死意義。1937年,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説:“琉台不守,三韓為墟。”這是説琉球、台灣和朝鮮半島唇齒相依的關係;但日本在1895年甲午海戰後侵佔中國台灣、1910年全面佔領朝鮮半島、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等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也是俄國,乃至東方的重要安全屏障。一旦此門洞開,可能造成中國東北動亂,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從地緣政治及近現代歷史經驗來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並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巨大沖擊。
不僅如此,東北亞問題還與中國大西南的戰略形勢有直接關聯。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較少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因為有喜馬拉雅山的屏護,而且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喜馬拉雅山地中所處的地勢居高臨下。從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國,顛覆國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這條線越推越大的。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東北、揮師過江後國民黨在大西南的縱深佈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而20世紀60年代中印關係的緊張和衝突以及中國提出的“三線建設”重大戰略決策,都是美國對中國東部逼近的海上封鎖、介入越南內戰以及中蘇“珍寶島”衝突後的聯動結果。
東北國企裝備製造業的優勢地位,對中國國家安全具有生死攸關的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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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問,東海直抵華北平原,1840年,英國就是從這裏入侵中國的,難道東北亞的地緣政治之於中國安全要比東海更重要嗎?
的確如此。雖然東海較東北亞對中國更具威脅,但從東海入侵中國的勢力如果沒有內陸沿線的配合,就不可能達到大規模和長期佔領的局面,若不能大規模佔領,就只能攻城而不能略地。由於海上和山險之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軍事合力及大規模、長期的裝備持續跟進條件,因此從東海入侵不能從根本上動搖中國國力,而從朝鮮半島登高西進,進入一瀉千里的東北大平原,就能形成上述條件。有了源源不斷的部隊及其裝備的持續跟進,就有了地區性長期佔領的物質條件。由於沒有陸基,19世紀40年代,英國只能對中國進行短期侵擾;而對東北三省的佔據,使日本在侵略中國的戰爭中獲得有利條件。經驗表明,裝備跟進的規模和持續時間的長短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因素,陸基而非海基的大小決定裝備製造及其跟進的持續時間的長短。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加強東北國企裝備製造業的優勢地位,對中國國家安全具有生死攸關的戰略意義。2015年7月17日,習主席在同吉林省國企職工座談時指出,“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對國有企業要有制度自信”。
在中國,既能夠進行大規模裝備製造,又能滿足集團軍作戰條件的地帶是甘肅和東三省,而對現代中國政治影響較大的是東三省。自古涼州多好馬。為了保障西域的穩定,馬車在當時就是重裝備,大規模養馬在古代就是成建制的重裝備製造,這是平亂部隊有效發揮作用的先決條件。有了這些條件,西域可保無虞。反之,叛軍控制了甘肅就進入了關中平原,但從關中平原東進中原仍有一系列山川險固需要克服。而東北平原則不同,南出東北平原,僅有山海關一線之隔,越過山海關,就是呈扁形推開的更為廣闊的華北平原,這使得形成於東北平原的大規模集團軍合成戰力優勢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東北不保華北危矣,故此,抗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爭奪最激烈的是東北,東北解放後,中國共產黨解放全國就只是時間問題。
“關外問題”事關中國整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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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關外問題”並非始於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朝之後,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暴發源頭多出自關外,在這一地區任何動盪都會很快傳遞到政治中樞,如果中樞對此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權退至中國長江一線,其結果要麼是國家分裂,要麼是政權更迭。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識到但無力消除醖釀於東北關外的亂源,至明朝時,東北亞已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持續發作的風口。毛澤東注意到了這點,並對東北平原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視。1945年10月19日,毛澤東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東北發展方針給東北局的指示,加寫一段話:“我黨方針是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瀋陽之線,次要力量於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衞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10月23日,毛澤東又電東北局,要求:“竭盡全力獨佔全東北。”
1949年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説,“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明白,腐敗在初取天下的農民政權那裏普遍存在,但並非都因此像李自成政權這樣甫立即亡;正是關外失控,而非僅僅是所謂新政權自身的“腐敗”,才是導致李自成敗退的主要原因。與李自成初取天下時面臨的形勢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美國宣佈出兵朝鮮。遙望東北亞正在升起的戰雲,毛澤東不可能沒想到李自成大順政權因痛失關外而亡國的教訓。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以南。中國東北從那時起穩定至今。
毛澤東與隋煬帝、唐太宗一樣都注意到東北亞政局對中原政治的影響,不同的是毛澤東沒有把中國的安全邊界鎖定在山海關而是鎖在朝鮮半島的“三八線”。這是“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稍遜風騷”的地方。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已佔據陝北高原的毛澤東注意到東北的重要性。5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時明確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革命時期是這樣,建設時期也是如此。
東北地區關乎中國全局穩定,這是裝備製造業成為東北傳統產業的基礎。鑑於中國地緣政治的特點,又鑑於目前美國對我國家安全的現實威脅空前嚴峻及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勢力的日益升級,習主席在遼寧考察時的重要講話,特別是提出的“在新時代東北振興上展現更大擔當和作為”“努力把關鍵核心技術和裝備製造業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裏”的要求,着實有着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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